1950年田动云暴乱前后的叙南和沐爱

七星山

1950年田动云暴乱前后的叙南和沐爱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曹取吴

1949年（民国38年）11月上旬，（农历9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6军解放贵阳，18军也同时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总部和刘（伯承）邓（小平）首长也进驻重庆。为了切断胡宗南、宋希濂的南逃道路，18军52师155团于12月上旬（农历10月中旬）占领宜宾西关，156团经叙永、古宋、进占李庄；53师由毕节经镇雄芒布、洛表、筠连进占来复渡；驻防宜宾的国军72军连同宜宾军政机关，在兵团司令兼军长郭汝瑰（中国地下党员）领导下发动起义。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兼叙南保安司令彭焕章也下令叙南各县“自行解放”。使当时带领“交警第12总队”2000多人枪进占庆符的田动云的“交警总队”人心涣散，田动云已无法控制自己的部队，只好听之任之。在该部朱志喜带走1200多人枪和全部重武器到宜宾参加72军起义后，又开小差跑了600多人，余下不足200人，武器则只剩下一些卡宾枪和手枪。这不足200人的队伍虽然是田动云的“铁杆”，但大多是些政工、参谋、后勤等非战斗文职人员，战斗人员不足100人。

在田动云从叙永返回筠连经过宜宾时曾会晤郭汝瑰，郭汝瑰曾经开导他：“和解放军打游击百分之百失败，到那时不但自己糟到毁灭，甚至要祸及亲友......”，而此时的田动云实际上已经动摇，所以他路径筠连，“筠连县解放委员会”只允许他和上层军官进城，随从和武装人员只能从城外过境，并邀请他参加元旦座谈，希望他为家乡做一些好事。他在会上表态“绝不会危害地方......”。但回到大乐洼后，他的弟弟田亚东和当乡长的族人田墨村说，假若就这样投降了共产党，难道1935年HONGJUN捕杀田耀堂的仇就不报了吗？田墨村和田亚东都表示要和GCD干到底。他的两位副手严仲琦和陈旭东也认为不执行毛人凤不知的“潜伏、游击”任务，对不起蒋介石和戴雨农的知遇之恩。在这样的情景下，田动云明明知道郭汝瑰的劝导是肺腑之言，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条不归路，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已从两个族人和两个副手的意见了。

形势的发展已经使叙南各县军政人员人心惶惶，沐爱县政府县长钟家荣急匆匆的以“到成都开会”为借口，逃之夭夭。高县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洪湖起义，珙县积极成立了迎接组织。筠连县已经脱党的中共地下党员詹梦瑶到沐爱和镇Z舟活动，联络当年同样已经脱党的中共地下党员何奎星、李朝殿，和他们商量动员罗玉葱，何心一、郭野农，组织迎解武装和迎解组织，迎接解放。

几年前外出求学、并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并成为张澜、潘大逵助手的罗启维，就曾写信给他的父亲罗用权，要他把家中田地无偿奉送给佃户。虽然罗用权没有采纳，却影响了罗氏家族及沐爱县的一批人。比如罗守愚就变卖了几乎所有田地肆意挥霍，本来清廉的罗玉葱更加乐善好施......沐爱的社会上层人士大多有很好的文化素质，懂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所以从1949年入秋开始，他们就相约学习体力劳动，几次相约去叶家坝和大海子挑煤炭——也就是说，沐爱社会上层人士已经做好了迎接新政权，做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准备——他们并不想抵制新政权，而是做好了接受新政权的准备。所以詹梦瑶一来沐爱活动，立即被罗玉葱、何心一、郭野农等人同意，使詹梦瑶成立迎解组织和迎解武装的计划很快实现：

1949年冬的一天早晨，沐爱的人们突然发现何奎星的大儿何广，带领全副武装的镇舟乡民众自卫队接管了沐爱警察所、而且挂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川滇边区雪山支队部”的牌子。紧接着，“沐爱县民众自卫总队”的牌子也摘下了，就在当天，沐爱街上贴出了两张布告，

第一张布告是“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宣布成立的布告，“沐爱县解放委员会”主要成员是：

主任委员：何著勋

副主任委员：罗玉葱  何心一

委员：由县参议员，商会会长（彭忠绪）、农会会长（黄仲衡）、医药卫生界代表（张彭年）、教育界代表（潘雨村）、社会贤达（何仰之）组成。

因为县长钟家荣已经逃窜，县政府已经瘫痪，“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就肩负起过度政府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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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沐爱县衙。

因为“解放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一些地方上的元老，所以年轻人李孝治、廖泰林等人又成立了“沐爱县新民主主义学会”，但他们没有权利。在解放前夕，平锡龄、张泽洋、李明轩、刘振邦、平赓钺又秘密组成“五人秘密通讯小组”，积极为迎接新政权而收集情报，做好迎接新政权的准备。

沐爱街上贴出的第二张布告是：宣布成立迎解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川滇边区雪山支队部”的布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川滇边区雪山支队部”成员为：

支队长：李朝殿

指导员：何奎星

高级参议：郭野农

“中国人民解放军川滇边区雪山支队部”设在“沐爱县警察中队”。支队下属两个常备中队，“常备第一中队”由“沐爱县警察中队”改编而成。“常备第二中队”由博爱镇各保保警改编而成。另由“镇舟乡民众自卫队”改编成为“模范中队”，其成员为：

“常备第一中队”：由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沐爱县警察中队”改编而成，武器装备为清一色“中正式”步枪，分队长和班长配备冲锋枪和短枪，有一挺捷克式轻机关枪；中队长毕业于中央军校四川分校，并有国军少校军衔，分队长都经过正规军事训练，战斗力较强，是支队的主力。

中队长：廖泰安（毕业于中央军校四川分校，少校军衔）

第一分队长：  陈怀周（精简回乡的国军某部运输连上尉连长）

第二分队长：  廖泰林（国军黄杰部少尉排长）

第三分队长：  杨伯鳌（四川省政府保训合一训练班结业）

“常备第二中队”由博爱镇各保保警组成，未经正规军事训练（只经过国民兵训练），武器则五花八门，军事素质差，战斗力弱。

中队长：黄及夫（曾在国军黄杰部担任副官）

第一分队长：李显中（曾担任第九保保队长）

第二分队长：樊文安（曾担任博爱警察所警员）

第三分队长：邬海林（曾担任博爱警察所警员）

“模范中队”由镇州乡民众自卫队改编而成。中队长：何广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0军28师84团2营接收沐爱前，“雪山支队”承担起维护社会治安和民众安全的责任，保证了社会治安的稳定。

1949年入冬以后，军政界和知识界人士已经知道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更知道解放军已经入川。所以社会上多了许多散兵游勇、以及五花八门的流动人口。为了收容、遣返这些人，并应付地方上无法控制的突发事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维持会”，由吴家坝人、机智多谋而又善于应变的杨正荣担任会长。1949年农历10月上旬，杨正荣巧妙安排和利用智谋，逼走由国军72军少将副参谋长许亚殷率领的、准备进驻沐爱场的100多名散兵游勇，使沐爱场免遭散兵游勇的骚扰，维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另外在这紧要关头，“袍哥”组织——特别是“礼德字袍哥”对收容、安置和遣返散兵游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行伍人员和“滩咡匠”都是海的“礼德字袍哥”，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走投无路时，都要找当地“礼德字袍哥”“发言语、求张罗”。我的堂叔曹树军是沐爱“礼德字袍哥”的“红旗大五哥”（红旗管事），1949年入冬到1950年春天，他家都是门庭若市，经常有“哥弟伙”到他名下“发言语、求张罗”，散兵游勇们回家没有盘费就找到“礼德字袍哥”，用枪支弹药换取盘费。在1949年腊月初，一个散兵游勇携带一支“德克门冲锋枪”（俗称“格蚤笼”）和一箱76步枪子弹找到他“发言语”，要求将枪弹留下，换取便衣和盘费回家，他将情况报告“龙头大哥”（龙头大爷）廖泰泽后，因为“求张罗”的人太多，廖泰泽掌握的公款和他自己的流动资金都以用完，廖泰泽呻吟一声，曹树军知道他已经无法可想。但出于“袍哥人”的“义气”，他立即表态：“大哥，我去想办法”。回头将自己的积蓄公17石黄谷（5100斤）变卖，周济了这位“袍哥兄弟”，枪弹就流在了他的手上。田冬云发动暴乱并于1950年3月12日（农历正月24日）进驻沐爱后，这支“格蚤笼”和一箱步枪子弹被（强行命令）“捐”给了田动云麾下“独立第六大队”。沐爱第二次解放后的“清匪反霸”运动中，就因为此事，曹树军银“以枪资匪”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送“雷马屏劳改农场”劳改，刑满释放后长期管制。“大跃进”的“三年困难时期”下放中心公社窑坝四队监督劳动改造，因飢饿而严重水肿；在生命垂危之际幸好遇见筠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秦世纲。

当时秦副县长训斥区委书记马连春和公社书记潘光尧：

“你们两个看他那个样子，倒死不活的，你们把他弄到农村去，他既做不成庄稼、又增加农业社的负担，甚至送了他一条小命。别人说起GCD饿死人也不好听。让他回到街上来，每月国家只是供应他17斤口粮指标（当时居民供应标准美人每月粗细粮合计17斤），既救了他一条命，也减轻了农业社的负担，有何不好”？然后他亲自给沐爱粮站站长韩元超写了条子，给他办了购粮手续，才让他活到1982年。

诸如杨正荣、廖太泽等一批在“改朝换代”的紧要关头，维护了地方社会治安，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甚至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就因为他们出身地主，或是有伪职（但他们并没有血债，并非十恶不赦），由于解放初的川南行政公署执行出身合江大地主家庭、为了装出“积极”的样子（实际上是想为他的反革命老子多找几个垫背的）李大章等人的极左政策，这些人都被以“反革命”罪处决。

“沐爱县解放委员会”成立后，上层头面人物们十分平静。因为根据历史的经验，新政权都会顺应民心、不会违背民意，因此他们都真心诚意的维护社会治安，迎解新政权的接收。但1950年初（农历冬月上旬）他们了解到宜宾专区各县的县长均已公开，唯独不知沐爱县的县长是谁，进而了解到新政权不承认沐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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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沐爱上层人士来说，他们什么都可以牺牲，唯独这“沐爱县”是大家为民众费尽心血争取来的，否认沐爱县的存在，就意味着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了解到与沐爱一起设治的沐川县、和与沐爱一起撤设治局升县的贵州省雷山县新政权都承认，为什么单单不承认沐爱县呢？因为要撤销一个县解放前要经过中央政府行政院批准，解放后应该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批准。目前接收的人没有来究竟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他们为了提醒新政权——沐爱县事名正言顺：有中央批准设置的。于是商议决定向社会公布：为了维护地方的稳定，“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决定，由何著勋代理县长，从即日起县政府恢复办公。

1950年1月10日（农历己丑年腊月24日）上午10 时是许，前哨报告：解放军大队伍已经从洗马溪赶场大路向沐爱来了。工作人员立即通知全体解放委员会委员、雪山支队干部集合、到兴隆街口周建成（周开金的祖父）门口等候和迎接。这些人员集中赶到周建成门口时，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和干部已经集中坐在周建成坎下（现在的“容大鑫城”农贸市场处），戒备森言的栏截行人进行宣传。从旁边小路插巷子头上街的人立即向大家传达：“八路军来到周建成门口了，正栏着老百姓训话......”，胆小的赶场农民纷纷匆忙回家，胆大的留了下来看热闹。当时我和父亲刚到高银州店子门口，应高银州的招呼，我们就在他的店门口坐下等候看热闹。宜宾军分区编发的《戎城春晓》上面胡湘澄（地干班成员）写的《回忆录》称：“沐爱人民和学校师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迎接......”完全是胡诌，当时除了“迎解组织”和“迎解武装”的干部前去迎接，没有其他任何人；当时人们根本不知什么叫“扭秧歌”，而且学校已经“散班”，（不是放假，是“散班”，没有人组织，而且当时本人就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我都没有去，哪里还有其他人去）。这些谢恩张的文痞，只图出风头和讨好领导，不顾历史的真实。

后来知道，前来接收沐爱的解放军是一个加强营，他们排着单行、无声无息的在联络人员（廖太林等）带领下，经过兴隆街、花线街、中街、草鞋市到县衙门集中。他们清一色“三八大盖”，持冲锋枪的大概是班、排长，有大约八九挺捷克式轻机关枪，五六挺马克辛水冷式重机关枪，五六门82毫米口径迫击炮。除开十几个着灰制服挎毛瑟手枪的地方干部外，全体人员清一色士兵黄军装，但有几个挎小手枪的，大概就是这批人里的首长了。前去迎接的“解放委员会”和“雪山支队”人员没有和解放军一起走（可能双方没有联络好感情），是从巷子头小路回家的。

经过父亲的允许，我追着队伍前去县衙看热闹。只见廖泰林向住防县政府和“三皇庙”的“雪山支队”传达命令：“根据何著勋代理县长指示：把你们的防地移交给解放军”。于是雪山支队搬出了县政府和”三皇庙，驻到了“禹王宫”和“城隍庙”。因为临近年关，地方上层人士都在家准备过年，解放军也天天在县政府大院排练秧歌舞和文娱节目，一些大概是政工人员则游走于民众中，串联和宣传。其余人员做过年的准备工作，，并在大街小巷张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责令国民党军政人员坚守岗位、保护档案，等候人民政府接收的命令》。

过了正月初三，正月初四（1950年2月20日），“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和“雪山支队”全体干部，沐爱县各机关法团全体在沐爱县政府大会议室开会，并允许群众在窗外旁听（我也是旁听者之一）。这时我们才真正知道，前来接收沐爱的首长是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子英（18军张国华的部下；县长贾昌是10军杜一德的部下），和10军28师84团2营何营长。

会上，王子英副县长向与会人员朗读“高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沐爱县的命令（没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命令——由此可知，1950年的川南行政区法纪观念有多么混乱——乐山专区的沐川县、贵州省的雷山县与沐爱县廷一批设县，至今仍然存在——1951年沐爱收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寄来的，只有县政府才配发的“国徽”（这说明其时在政务院的县级行政机构名册中还存在“沐爱县”。后来沐爱区公所将“国徽”退回川南行署）。 因为王子英是外省人，他怕人们听不懂，将文件交给何著勋念。接着何营长宣布解散“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和“雪山支队”，要求两个组织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人员到高县集训、听候处理，并要求“雪山支队”立即交出武器，......最后庙科长宣布档案交接事宜。

通过接触，人们发现有知识分子风度的王子英是一个正派的人，但由于组织纪律的约束，他无力反抗行署及西南区的领导（后来知道，他回到了18军），人们向他反映什么意见他只能表示：“我仅仅是副职”。在会上同时宣布，沐爱县的公务人员中，只有家父曹云卿和平赓泽被人民政府留用，家父1950年农历9月14日就满足60岁了，另外，他受“忠臣不事二主”封建思想影响严重，散会后他立即写了请求辞职复原的签呈，亲手交给王子英副县长。王子英也以自己是副职，无权作出决断为理由，要父亲亲自给贾昌县长请假。并说：“3月5日留用人员要到县政府集训，然后正式分配工作，要父亲过了元宵节和平赓泽一起到高县人民政府报道，并允诺、他会立即给贾昌县长汇报情况的。于是1950年3月4日（农历正月16日）父亲和平赓泽结伴同行经平寨、孝儿、趱滩赴高县。后来平赓泽在庆符县税务局岗位上病逝。

本来沐爱上层人士已经做好了接受新政权的准备、并于1949年冬开始学习体力劳动，准备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大多是有知识、有见解的人，懂得顺应潮流，不愿意用鸡蛋去碰石头、所以真心诚意的拥护新政权。但是，违反行政常规、未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由高县县政府行文撤销沐爱县，这给人们的印象是——是没有法制观念乱干的。这已经违反了GCD的“统一战线原则。已经在社会上层人士心目中有了隔瞙。在解放军进驻沐爱后，对主动靠拢人民政府的上层人士采取“推开主义”，更是他们失望。在正月初四开会以后责令“解放委员会”和“雪山支队”立即解散待命，收缴“雪山支队”武器弹药。这就给人一种“飞鸟尽良弓藏”、“卸磨杀馿”的预示。比如对待沐爱县参议长罗玉葱，在迎接解放军来到沐爱后就回到家中，立即派出十几个人给全体四五百解放军和工作人员送去过年的食品（腊肉，大米、酒米、汤圆磕粉，红糖）这绝对不能理解为“行贿”，体现了一个乡绅对新政权的拥护。但被无情的退回。（假若体现”纪律“也可以将东西收下，然后核价给钱——这符合统战政策，何况在困难的内战时期，也这样做过）。这不但冷了罗玉葱的心，也使其他乡绅觉根本不愿意接纳他们。

  

尽管如此，罗玉葱、何心一、袁凯臣等高层次人士仍然没有因此而放弃靠近GCD的初衷，但一批人震动而且信念动摇了；在他们看来，反正你GCD都以消灭我们为目的，无非是鱼死网破，比如县党部副书记长郭效周，立即派员与田动云联系投靠，并保证纠集一个师的兵力，他恐怕是地方上投靠田动云的第一个，所以田动云委他为第二纵队（师级）司令。（第一纵队为田氏亲信及地方亲友团队，由田动云的副手陈旭东兼任司令）。原沐爱设治局警卫郭元宗，想田东云保证纠集一个营的兵力，田动云委他为独立第六大队大队长。也就是说，就算田动云在田亚东、田墨村、严仲琦、陈旭东的影响下，已经决定发动武装叛乱，在郭效周、郭元宗投靠他以前（1950年3月份以前）他只有自己的交警总队100人左右的武装人员和年初从珙县下罗经沐爱、被沐爱逼走的72军许亚殷带去的100多武装人员编成的“老一队”、“老二队”、“ 老三队”三个中队400人左右，及田亚东、田墨村、宋仕仁、宋仕义等人纠集的“新一队”、“新二队”、“新三队”三个中队四五百人，是处理沐爱问题失策给他送去了一个纵队和一个大队，以及提供沐爱这样一个基地。

政策的力量是无穷的，要不然为什么说“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呢？比如沐爱县督学潘光贤（潘雨村，沐爱农商银行胡天淑的外公）知道沐爱县被撤销，准备私自前去大乐投靠田动云，刚到望天坡（沐爱中坪与武德共和的边界上）就被解放军的暗哨逮捕、捆绑送到沐爱县衙，正遇王子英副县长，他立即上前告诉两个押送的解放军并呼唤：“啊，原来是雨村兄，误会、误会”并亲自给他解开绑绳，示意两个解放军走后，亲热的牵着潘光贤到他的办公室聊天，然后送他出门让他回家，从此潘光贤打消了投靠田动云的念头。不几天潘光贤的母亲去世，王子英又问在解放委员会打杂的潘国父（原高县师范语文教师潘耀军的父亲）：“你们这里有人死了人，怎样去表示悼念”？潘国父知道是说的潘光贤家，就说：“老百姓一般就是送几捆草纸”。王子英说：“那就请你买一捆草纸，代表县人民政府前去悼念一下吧”。就因为王子英对潘光贤的赤胆忠心，使潘光贤感动，他一直老老实实守候在家，没有卷入暴乱。

《戎城春晓》上面登载的。1950年初宜宾地区的匪情资料称：

“宜宾地区当时计有土匪268股，总人数达四五万人，千人以上11股中，最大的三股是：

（1）川、康、滇反共游击军第一游击队：建制两个军，12个师，2300多人都是国民党正规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总司令是原72军233师698团2营营长称超。

（2）川南军政指挥部：后改“川滇黔军政指挥部”，建制11个纵队一个教导师，16个独立独立大队“，大队，总司令田动云，它的助理师国民党第8军510团警卫营营长仝登文部500。

（3）新72军：军长是原72军34师副参谋长宋敏文，副军长是原72军警卫团独立营营长欧阳大光，建制8个大队约5000人，（其中欧阳大光控制700人“。

以上这个匪情资料只算了“加法”、没有算“减法”；只算了“乘法 ”、没有算“除法”。实有数字被至少扩大了一倍左右。当然、写文章的人用心良苦，为了突出解放初剿匪工作的艰苦和成绩斐然，最好的方法就是扩大数字——扩大成绩； 这样一来，若干年后，这一辈剿匪人不是要贤达高达许多吗？

资料所述268股土匪，我们不清楚，我们就所谓的千人以上11股中最大的三股进行剖析，大家就明白了。

（一）1950年的所谓“土匪”实际上是“政治匪”。“土匪”——“政治匪”中的确有些土匪，但这些“政治匪”主要由：（1）国军叛军（如72军中的叛军，仝登文部）；（2）国军杂牌军和特务组织武装（如“交警12总队”）；（3）未经正规军事训练的原地方团队（如郭效周的第二纵队），（4）社会上的散兵游勇；（5）股匪与惯匪（如江瀛洲等） 组成。

（二）以上三股，实际上顶多算两股，人数也没有那么多。 以上三股中，其实主要是一股——“川南军政指挥部”。到1950年7月23日沐爱第二次解放时，它确有如上所述“11个纵队、一个教导师、16个独立大队” 的建制。但这个数字没有一个时间概念，写文章的人是有意把它去掉了，达到了鱼目混珠的作用，不过，这个数字是1950年7月初（农历5月中旬）的数字。5月份及以前（农历4月中旬)时只有九个纵队（仝登文就是第9纵队司令），清明前后只有三个纵队欧阳大光就是第三纵队司令），个纵队的序号显示了该部队投靠田动云的先后，这是本人亲自见证的。

（三）为什么说所谓“三股”顶多算两股，其实准确的说，最大的只有“川南军政指挥部”一股。你只消看看就知道，上述其余两股的人都是田动云这股的成员就知道了。为什么那么多“大人物”都投靠田动云？因为田动云直接受“保密局”毛人凤的指挥；讲资格又是“保密局”的前身“军统局”的元老，戴笠“十三太保之一”（据说田动云1950年在成都处决后，台湾曾为他开了追悼会），这样你就懂得我说写这个匪情资料的人只算了“加法 ”没有算“减法”的意思了。另外，匪情资料中的建制不能和正规军队建制划等号，比如：田动云的“纵队”相当于“师”，正规编制是四五千人。但他的第二纵队郭效周部只有老幼合计1500人左右。第三纵队欧阳大光部《戎城春晓》说是700人，他本来就是72军的一个营长，不可能统帅其他人的部下，就算他的一个营满员（所谓的“新72军”是72军起义部队的叛逃者，叛逃后不可能满员），也顶多就是他原来的部属500人左右（从他来沐爱的队伍中，轻重武器配备看是两个连，我亲自数过人头，加上他留守珙县原驻地一个连，合乎我的估计——500人。第九纵队仝登文原来是国军嫡系李弥兵团的一个营长，就算他是甲种部队，一个营500——600人，经过淮海战役被打败，再到南逃滇西，投诚后又反叛，从滇西打到滇东北、再到沐爱，只有减员、不可能增员。他到沐爱举行“进大营门”典礼，我也数过人头，380多人合乎情理。其实，田动云麾下还有一些“光杆司令”，比如“沐爱城防司令部”副司令蒋镇南军阶比司令仝登文高（少将；仝登文仅仅是少校）但他只有几个护兵，蒋福田也一样。所以我说写“匪情资料”的人之算了“乘法”没有算“除法”。

（四）土匪的部队百分之百是虚张声势，田动云麾下第六纵队江瀛洲是关河流域的惯匪，他的纵队也顶多1000人。过去叙南一代传言大雪山“大老耖”有五六百人，1989年我和沐义小学退休教师李廷鉴亲自到大雪山和他的大本营调查，基本队伍只有三十几个人，加上外围武装顶多百余人，因此1950年川南匪情人数顶多是“匪情资料”的一半（已经不得了了）。

若论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这些狮子中，顶多五分之一的人算“部队”。

（五）驻守宜宾专区的是第二野战军第十军28师一个正规师约5000人。驻守高县、珙县、筠连的是84团一个正规团约1500人，不但武器精良而且充足。另外，宜宾专区外围威慑的云南15军43师128团（王苟团），曾经到过沐爱的还有44师130团，16军48师144团。和土匪比起来，解放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

应该说，川南军区和川南行署在剿匪问题上是犯了战略战术错误，假若在3月份以前解决掉田动云是办得到的，因为当时他只有郭效周纵队1500人（战斗力只能算一个营——李自修大队和章家声中队），新、老三个中队及郭元宗的独立第六大队，战斗力只有一个营。在所有“政治匪”中，只有田动云有号召力，因为他直接受保密局毛人分指挥。把他解决了，“砍了树子就没有老鸹叫了”。那么，川南的剿匪形势要好得多。

另外，7月24日参加解放沐爱的部队除了解放军84团6个连，高县、珙县、筠连三个县大队、西南军区战斗歌舞团外，军事资料还遗漏了携带两门无后力座山炮参战的成都军区炮二连。

我曾经在《筠连报》介绍过《平寨围歼战》和《沐爱围歼战》李宗华老师看到后对我说：“是那些连队参加战斗你都弄清楚了，不简单”。他哪里知道，我的初中同学潘光熙为我提供给了来自军史资料的平寨、沐爱两次战斗的作战地图影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