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爱地区中学教育的历史沿革及变迁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曹取吴
一,清末民初叙南及沐爱的初等教育
清宣宗道光20年(公元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列强用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大清国”国门,从此以后、“天朝上国”的国威扫地。智者们发现,原来“天朝”以外还有比我们强大的国家;他们逐步发现,“大清国”之所以挨打受气,主要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已经不是八九百年前的“大宋帝国”那样领先世界水平,现在不但落后于西方大国,连西方小国和东方的日本也不如了。他们经过考察发现,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教育制度落后了(其实、从当年到目前,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制度和体制落后),于是清末产生了“洋务派”,他们鼓动清朝政府选派民间聪颖子弟赴外国留学。清德宗光绪24年(公元1898年),清朝政府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废除了科举制度。
古往今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有一个共同的弊病——头脑发热、一哄而起,不瞻前、不顾后,光破不立;或者破得慌张——根本想不到要立就捅烂再说,破得轻率、立得不足。科举制度废除了,全国那么多读书人怎么办?这些人前途无望,就只有造事——1898年废科举不但没有使清朝强盛起来,却加速了清朝政府的灭亡。
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不重视民智的开发,也不懂开发民智的重要。从清德宗光绪24年(公元1898年)到民国元年(1912年)的整整14年,最初完全没有正规的学校,后来在一些“庙堂之上”的智者促进下,各省省城有一两所仿照西方学制办起来的的高等学校——如在京城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在四川成都的“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四川大学”的前身)。完全没有正规的初等教育,只有极少数城市和县城有一两所“书院”。什么叫“书院”?
传统的“书院”主要有三大功能:(1)藏书(相当于“图书馆”“档案馆”功能);(2)供奉先贤(相当于“纪念堂”、“学术宫”功能);(3)讲学(相当于学校教育和学术研究功能)。
“书院”教育方针:以“爱人”为本、“除淫祀以正人心,摒异端以从理学”。
“书院”教学宗旨: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来规范学子的精神世界。
“书院”的学习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书院”的德育原则:“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
“书院”对学生的行为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没有学校,士子们前途渺茫。但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官学没有了,那些秀才、举人大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他们除了有学问,其他的一无所有;于是有的给大户人家当“西宾”(家庭教师),有的自己设馆授徒。比如:
宜宾县:“蟠龙书院”、“楚才书院”、“东山书院”;宜宾城里(翠屏区):“翠屏书院”(宜一中的前身);南溪:“奎峰书院”(南一中的前身)、“云台书院”、“凤翔书院”。“琴山书院”、“龙腾书院”;江安:“龙门书院”;高县:“外江书院”(高县中学的前身、“西江书院”);屏山:“楼山书院”、“秉彝书院”、“龙湖书院”;(老)兴文:“和山书院”;筠连“騰川书院”
在高县“上乡”,乐义人、“拔贡”黎希相(黎照)应邀于清德宗光绪34年(公元1908年)到镇州开办“文山书院”(它就是现在的“镇州初中”和“镇州小学”的前身),沐爱人“廪生”周湛如联合“庠生”平道生在沐爱,利用周氏家庙“亷溪寺”开办“爱莲书院”(它就是当今“沐爱小学”的前身)。
这里要指出的是:此时的“书院”,其功能与传统的“书院”——特别是和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应天府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比起来,已经大不如前,这些舒远仲,除“翠屏书院”外,已经只具备传统“书院”三个功能中第三功能的一半——只具备学校教育的功能了。
清朝宣统3年(公元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任命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在蔡元培的领导下,“中华民国教育部”于当年1月19日制定并颁布《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条例》后,中国才有了自己国家和民族教育制度;应该说:没有蔡元培,没有后来的民国教育,更没有中国的现代教育。此后“中华民国教育部”主持编写了一套《共和国教科书》和《民众也小课本》,这套课本好多耄耋老人也没有见过,不过其人文学科部分前几年有学者在传媒介绍过,科学、严谨、生动活泼有趣;由于受当时科学技术水平局限,理工科部分跟不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
“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军政府成立,原“成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被委任为“中华民国四川省教育厅”首任厅长。这时,在该校读书的“高县上二乡”学子何大忠(即何舜九,沐爱人)、胡卓如(即胡元恺,鲤鱼槽人)、毛彰武(即毛文采,镇舟沙坝子人;他既是前清秀才,又是民国首批大学生)也从该校毕业。因为他们都是该校品学兼优的学生,都被重用。
何大忠:四川省视学:主管泸州、内江地区、永川八县新型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的遴选推荐、帮助这些地方规划建立新型学校。
胡卓如:高县县视学,并帮助家乡组训民众抵抗北洋军阀派来的云南诏安匪首马某某、响应蔡松坡将军的讨袁护国军后改任泸县视学。
毛彰武:在建立叙南山区高完中“川南高县中学”后,毛彰武被聘任为首批高中骨干教师,继而出任高县视学、高县参议会参议员。
当年“高县上二乡”的执政者和社会上层人士、都十分尊师重道和重视兴办教育(当时考察官员政绩、只要看你是否兴办和重视教育),他们在以上三人的支持下,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在原“爱莲书院”基础上进行扩建,动员“上二乡”乡绅捐赠田地1000多石(合计产量荒谷50万斤左右)建成“高县上二乡”第一所新学——“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即今“沐爱小学”的前身)。
当年的“高等小学”打的是“小学”招牌,实际上开设相当于初中的课程,有《国文》、《算术》、《代数小识》、《几何小识》、《英文》、《修身》、《生物小识》、《物理小识》、《化学小识》、《美术》、《体育》、《音乐》等课程。
民国24年(公元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实施新的行政体制,教育经费由地方政府统筹,“二高小”的1000多石学产上交地方财政,由“税捐稽征处田赋粮食课”代管,科目名称“公学产”。从民国元年至民国37年(公元1912年至1948年)一直由父亲曹云卿老先生管理,民国38年(公元1949年)父亲调任说捐处会计并兼管全县公教人员工资后,才交由原沐爱初中事务主任詹唯一(今“筠连县第二中学”教师詹永生的祖父)管理。
二,小学教育的发展为开办沐爱中学创造了条件
“沐爱小学”的前身“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是民国前期高县的第二所新型小学。“高县上二乡”的民众对这所学校寄托了殷切的希望,士绅们踊跃的捐出田地财产,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行。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在何大忠、胡卓如等智者的推荐下,当局选聘既学过新学、又有深厚国学修养的乐义人聂廷云出任首任校长,并由理财会计天才和书法家、出身高县“外江书院”的曹云卿(聂廷云的侄婿)担任他的“书记”(相当于现代的校长办公室主任)。教师队伍既有出身“科举”的老一辈学究(如周湛如),又有“洋学堂”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如国民党高县县党部组建人、中共四川省委常委、行动委员会秘书、民国20年(公元1931年)牺牲于武汉的邹家信(邹必诚)。另外,既然是“洋学堂”,《英文》教育抓得很好,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成大器甚多,所以一开始就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名声远扬。本省的高县、筠连、珙县、云南省的镇雄、彝良、威信等地都有学子来这里上学。聂廷云担任校长的8年(1912——1919),是“二高小”巩固、发展的8年以后的每任校长最多连续任职两年,没有谁超过他的任职时间。
随着时代的开化,好多世家大户认识到女子走出家庭、走进社会的潮流已经到来,因此沐爱当局又于民国15年(公元1926年)利用“关帝庙”创办起“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女子小学”,由出身书香世家的毛世煜(前清秀才和民国首批大学生毛彰武的女儿,何大忠的大儿媳、沐爱县党部书记长何心一的夫人)担任校长。民国19年(公元1930年)遵照“中华民国教育部”通令男女合校的规定后,并入“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
随着时代的进步,“高县上二乡”的智者们感到一所新学已经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在前“叙南剿匪大队长”、“南溪县县长”罗玉葱、罗衡章(“文山书院”第五任山长)的推动下,镇州当局在原“文山书院”基础上,于民国17年(公元1928年),在“烟墩包”的周氏宗祠侧(今镇州小学)新修校舍,创办了“高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今“镇州初级中学”和“镇州小学”的前身)。聘请和聂廷云一样的万作枢(万紫辰,定边乡团总万永丰长子)担任首任校长,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的张记难(张泽洋,后来的“沐爱县教育与建设科”科长,解放初“沐爱中学”首任教导主任)担任教务主任,借调曹云卿担任书记(校长办公室主任)、次年正式开课运行。
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在余铁夫、余则尧、钟廷宾等人的促进下,平寨创办“高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今“腾达小学”的前身),次年正式开课运行。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在郭子新(原名郭仕沅,郭昭和的父亲,郭仕弘的大哥)的亲子操作下,落沐柔当局创办了“高县县立第六高等小学”(今民主小学的前身),次年正式开课运行。
截至民国26年(公元1937年),高县共有“高等小学”六所,其中“上二乡”就占了四所,“下二乡”仅仅两所,由此可以看出“上二乡”是多么重视教育和兴办学校。
随着时代的进步,“上二乡”民众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受到中等、甚至高等教育,大户人家都把子女远送高县、宜宾、甚至成、渝、和京城求学,很多中等以下家庭的子女要读初中,最近的也要到100里以外的高县(沐爱到高县170华里)才有可能。而此时光“上二乡”十几个场镇每年就有“高等学校”毕业生200多人,再加上临近的高县(县城、落润、罗场、陈村、嘉乐、羊田)、筠连(县城、巡司)、珙县(傅家坝、上罗、下罗、罗渡、洛表),以及云南的镇雄、彝良、威信,来沐爱求学的超过100余人,完全具备开设初中的条件。在大部分小康及中等家庭家长的要求下,在何大忠(四川省视学退休、“高县县立简易师范学校筹委会”主任)、彭忠绪(博爱镇镇长、高县师范退休教师彭良杰的父亲)、张记难(张泽洋、当时是高县第三区主管国民教育的区员)、罗玉葱等人的推动和主持下于民国30年(公园1941年)正式筹办“高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它就是“沐爱中学”——今“筠连县第二中学”的前身。
三,从“高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到“沐爱县立初级中学”民国30年(公元1941年)开年后,社会和家长向政府(高县第博爱镇)负责人(镇长彭忠绪)、商会(会长及“仁字炮哥龙头大爷”袁凯臣)倾诉孩子们需要接受中等教育的诉求。彭忠绪、袁凯臣出面与知识界的精英、以及张记难(张泽洋、高县第三区主管教育的区员)、何舜九(何大忠、辞职退休在家的“四川省视学”)、何心一(何舜九的大儿子,国民党珙县党部书记长)等人商议,张记难和何舜九一致认为:“沐爱有条件、而且应该开办中等学校,但是,从长远出发,应该先办成师范学校,学校办起来以后,审时度势转轨变成普通初中”。接着由彭忠绪和袁凯臣牵头,召集沐爱社会各界上层人士开会,商议成立“沐爱前期师范学校筹备委员会”、公推在四川省教育界威望很高的何大忠伟主任委员。然后由镇公所出面要求“高县第三区区署”呈文“高县县政府”转呈“四川省第六行政督查区专员公署”冷寅东(冷熏南)专员,冷专员是一个十分勤政,并尊师重道、重视发展教育的官员,他积极支持、在取得“四川省教育厅”批准后,冷专员授意“专署教育科”,立即派员到沐爱与当局及何大忠取得联系,积极提供帮助。
张记难、何大忠和“专署教育科”代表会面后,详细向“专署教育科”陈述沐爱关于筹办前期师范的设想和方案。“专署教育科”积极为沐爱寻找和推荐师资和推荐人才。为了办好这所学校,为了办好这所学校,沐爱、高县和专署逐步达成共识:
(1)学校定名为“高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属于“前期师范”,修业年限四年(开班后,根据教育部规定,改为三年)。
(2)考虑到何大忠老先生在省内教育界的威望,首任校长必须由他出任;但考虑到他年老多病,不能到校视事,特推荐和任命原“宜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校长郑希玄先生为“代理校长”代行校长事务。
(3)考虑到高县有一部分学子(光县城就有二十几人)到校肄业,为了吸引高、珙、筠各县学子,特调在高县教育界威望高的“高县民教馆”馆长,乡村师范校长周开镛出任教务主任。
(4)推荐毕业于四川大学的陈齐白、毕业于川北师院的曹俊康,毕业于同济大学理学院的戴振国、毕业于上海大学的胡启仓,以及从川军41军病休回家的中校参谋郭柏筠到学校任教。何大忠校长可以尽量将沐爱知名学究网罗进入教师队伍,以期树立学校声誉;为了使学校生动活泼,也要选出部分德才兼备的青年学者进入学校教师队伍。
(5)沐爱地方政府决定划拨“沐爱民教馆”及其附属设施(即包括“民教馆”主楼、公共体育场和荷花池)、“观音寺”庙群、“关帝庙”合计大约五万平方米为校园。
(6)学生实施全员修业期军事训练,由专员公署特派现役军官担任军事教官,实施军事化管理;学生常年穿着麻布军装(女生穿着军裙装)、戴大沿帽,跨武装带、男生打绑腿。
从上述安排看出,无论沐爱地方政府、高县县政府还是专员公署都是很重视这所学校的;学校领导班子阵容都很强大;政府选人用人也是严肃认真的。
民国31年(公元1942年)农历正月20日,学校正式开课运行。
由于是初设学校,而且学校领导人是省内闻名遐迩的何大忠和周开镛,教师阵容实力雄厚,生源十分充足,决定从参加招生开始的考生中录取“普通师范”一个班50人(修业期4年);“短期师范”(修业期1年)一个班50人;“短期小学师资训练班”(修业期半年)1个班50人。当年“短师班”和“师训班”毕业后,一部分人转入“普通师范”班;原“普通师范班”由 少数人考入“同济大学”,少数人远去成、渝、和北平、南京求学,流转的“短师班”和“师训班”人员,恰恰补足学额。
民国32年(公园1943年),何大忠因年老多病,正式提出辞职,代理校长郑希玄接任校长。
民国34年(公元1945年),沐爱与高县分治,成立“沐爱设治局”,郑希玄和周开镛离开沐爱,由郭柏筠出任校长,查友摸出任教务主任,学校决定开始转轨,每年决定招收一个“普通师范班”的同时,招收一个初中班;“沐爱设治局”呈请专员公署批准、并呈报“四川省教育厅”,备案,学校更名为“沐爱设治局立初级中学”。
民国37年(公元1948年),国民政府以“总统令”批准“沐爱设治局”和“贵州省雷山设治局”同时撤局升县。沐爱“双十节”在新县衙举行“庆县大典”,“沐爱设治局立初级中学”也同时呈报专员公署批准、省教育厅备案,更名为“沐爱县立初级中学”。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沐爱县税捐稽征处”需要“沐爱县立初级中学”的“关帝庙校区”作办公地点(之前小时租用花线街徐文光街房),经沐爱县参议会参议长罗玉葱、国民党沐爱县党部书记长何心一、县长钟家荣联名指示:由“沐爱县税捐稽征处”划拨“沐鱼山”公学产土地给学校、并将“关帝庙”房屋折价,由“沐爱县税捐稽征处”按房价原价的150/100付给学校另建新校舍。所以从这时起,“沐爱县立初级中学”校园变更为:(1),原“沐爱民教馆”及其附属设施(公共体育场、荷花池);(2),观音寺庙裙群;(3),沐鱼山。双方经手人:税捐处方面:处长陈光赞,会计曹云卿、田赋粮食课科长薛择英、公学产经管人詹维一。县立中学方面:校长邓伯良,事务主任李国开。监督方:教育与建设科科长张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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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曹取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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