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民的形象——我记忆中的老农

七星山

传统农民的形象——我记忆中的老农

作者：曹取吴（筠连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本文有删节

我的一生是在父慈、子孝、夫和、妻从，友信以及“尊师重道”、有礼有节、遵纪守法等传统道德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按“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地主和佃户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我在那时根本没有感觉到。相反，我亲身体会到那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那样的和谐共处。

一、童年的回忆

我出生在沐爱的“习武坝”（今沐爱镇沿河村东南部和骑龙村西北部）的“鸭公田”，那时我家还没有一分一厘土地，是用5石租子租李绍从的田土作为坐堂屋基。父亲从民国元年（1912——1919年）起，担任高县第二高等小学校长办公室主任，开始掌管沐爱地区钱粮，直至解放时被人民政府留用。他一边工作、一边利用空余时间经商，积累了很大部分资金。就在我出生后的第三年——民国28年（公元1939年），购买沐爱彭姓出让的田地（今沐爱镇窑坝村1组），田租15石（即沐爱第二块大田及周围几块水田，年产黄谷约35石，折10500斤，交租15石约4500斤佃户得6000斤），山地一石（除留年产包谷400斤的大地自耕外、就不交山租了。余下山地约年产包谷800斤，佃户龚清和“飘租”（转租）给潘南轩收包谷租一石折400斤，交400斤租子给龚清和后，潘南轩还可以赚400斤）。接着在窑坝修建新居。在我4岁时，民国29年（公元1940年）从“鸭公田”搬入窑坝头新居。

我童年生活的沐爱“窑坝头”，这里属于沐爱镇第五保第一甲（今沐爱镇窑坝村1组），保长是余大成，甲长是潘南轩。在解放后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都说保甲长是反动政府压迫剥削农民的爪牙和帮凶。其实只有个别的保甲长才豪强霸道，大部分保甲长都很温和；他们的工作也是为民众服务的性质。当时我们第五保根本找不到人当保长，是几个威信较高的长者和智者，开油坊的张建书、张建普、唐仁义等人想方设法动员，利用民意或者民众在大会上一直强求余大成出来来当保长为大家服务。

余大成出身殷实人家，在解放后抓“阶级斗争”的年月，他家是受排斥的“上中农”（富裕中农），他本人读过两三年私塾，性情温和，为人正派。他当上保长后，上峰有什么摊派，都是他和几个长者和智者协商，按家产及家庭经济状况公平分摊（有两百多租的绅粮黄绍州出得最多，其次是鞍子山黄二娘和几户工商户分摊，靠卖苦力的“老周”等人免交）。有“壮丁”任务时，先由长者和智者出面和上峰协调，然后就是他们出点“血”了事。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第五保没有人被抓过“壮丁”；摊派的钱物也是富裕的多出贫穷的少出。

二、传统的老农

我家于民国29年（公元1940年）10月从习武坝“鸭公田”搬迁到窑坝头“水竹林”（一般人称“大地头”），从那时起，我就天天陪父亲出入沐爱的各机关法团，经常和邻近的孩子们玩耍，也经常陪父亲去和邻近老农谈心；逢时过节去和邻里团聚、赴宴......不久，我已经和他们混的很熟了。

（一）终生难忘的老农——父亲亲如兄弟的朋友

当年的窑坝（五保一甲）及周围的老农中，值得记录的有龚清和、潘南轩、潘海云、平德维、潘海成、黄少云。他们都是传统的农民；他们勤劳朴实，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根深蒂固潜移默化的只有两句话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二）以上这些老农尽管大多没有文化，但勤劳善良，和我的父亲亲如兄弟。

从民国29年（公元1940年）我家从习武坝搬来窑坝头起，直至土改前夕，从沐爱场口上（猪市坝）到鹞鹰岩下面的柞口洞大约一公里石板大路，有一块石板垮了，排水沟阻塞了，暴风雨后塌方了，杂草妨碍行人了，只要有一人发出邀请，他们 就利用下午一起前去进行修补，保证畅通。他们这个“义务养路队”没有领导，没有报酬，源于最初大家一句承诺。

龚清和，他家住地不属于我们第五保，属于第11保1甲，和我们5保1甲便捷相邻，离我家不过500米，是和我的父亲感情最亲密的一位，是我父亲最信任的老农；他与他的老伴和我的父亲都生于清德宗光绪庚寅年（公元1890年）。他们是“老庚”。读过两三年私塾；他的家教就是安分守己做人，再穷也要顾脸面；对人有恩须当报，无仇莫结怨，忠厚传家发达远；他家土改成分“佃中农”，但是属于“耕读传家”的平民世家，和有文化氛围的农民家庭殷实人家，他家储备粮达到10年以上，生活和生产物资储存丰厚。

龚清和家之所以和我家成为主、佃关系，成为我家的佃户，原因在于，龚清和尊敬父亲的人品和为人，龚清和看出经营我家这个地方有利可图。我家这个地方在彭家放话出卖时，田粮局就马上告诉彭家，田粮局全权为他办理一切官方买卖注册关系，但只能卖给曹云卿，作为田粮局对曹云卿勤勤恳恳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的奖励。这个地方虽然只有15石田租1石山租，但地方好，15石田租由一块46挑（常年稳产黄谷184石5520斤）大田（沐爱第二大田，第一大田为黄秧榜60挑大田）和猫儿坵、水井田、尖角田和几块海子田30挑（常年稳产黄谷12石3600斤），交租15石后可赚15.4石4520斤；遇到丰年、还可以多收七八石2100到2400斤。一石山租由一块4800平米大地和6000平米坡地、一个4000平米大山坪组成，大地我家自留耕种后就不交山租，其余山地每年可以漂租（转租；龚清和转租给潘南轩）1石，净赚包谷400斤。而且田土集中，便于耕种。     

整个地方的田产谷草1500个左右，足够翻盖他家长五间大草房，还要余下几百个出售。

（三）父亲的选择

一是父亲看得起龚清和的勤劳善良和对人忠诚老实；二是父亲看得起龚清和做庄稼的认真和爱惜土地。龚清和当时已经快进入花甲之年，虽然只做一些辅助性劳作，不能从事犁田、耙田、栽秧、打谷等重体力劳动，但每天都要到田地里监督和指挥。他家大、小农具齐全，是一个殷实人家，储备粮达到十年以上，只有一个儿子（龚春文，徐跃乾的岳父）大女儿龚春翠嫁刘汉清（刘业彬的父亲），小女儿龚春凤嫁杨绍襄（原中共沐义乡总支书记）。

1、龚清和：龚清和的老伴娘家姓胡，和落沐柔孙国清的母亲、沐爱兴隆二组黄勤书、黄明书的母亲、巡司盐井上钟**的母亲为亲姐妹。她是一个长寿老人，一直到百岁之年才离开人世，是那种接受过良好家庭礼仪教育的女性、勤劳善良，上得厅堂下的厨房，善持家，和龚清和算得上“夫和妻从”、“夫唱妇随”。

龚清和做庄稼很认真，田头每年都要三犁三耙，关好冬水过年。他家离我家有一里路远，几乎每天都要和父亲见面拉几句家常。逢时过节我们两家都要互相拜访，只要龚清和来到我家，父亲必然亲自接待，陪他拉家常；他们两人在一起不是主佃、完全是亲兄弟。我喊他“龚么叔”，他的儿子龚春文喊我父亲“曹大叔”（看的出父亲和龚清和不分伯仲），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子女们都很懂礼仪和分得清该尊敬谁和不该尊敬谁；就是在抓阶级斗争的疯狂年代，虽然我的处境十分困难，龚清和已经去世，但龚春文和他的两个妹妹（龚春翠、龚春凤）对我的态度没有改变，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绝对没有半句推辞。

龚春文的结发妻子姓陈，给他生下两个女儿、大女儿龚泽玉嫁徐跃乾、生下徐秋华、徐芹、徐劲松、徐钊。二女儿嫁毛玉佳。三个儿子（龚泽全——龚燕春的父亲；龚泽云——龚平和龚文艺的父亲；龚泽均）都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龚春文的结发妻子娘家姓陈，虽然没有文化，属于王熙凤那种女性，持家能力特强，可惜寿缘不好，英年早逝。

2、潘南轩：我们五保一甲甲长、不识字。虽然土改成分贫农，没有丁点儿贫下中农（流氓无产者）习气，他勤劳善良、忠诚老实，忠于职守、他把当甲长当做为民众服务的途径。每次上峰有什么摊派（比如“三升捐”），他总是头天下午通报大家，第二天背着背篼上门收取。比如收“三升捐”，全甲12户人，总共3斗6升包谷，总重144斤，他要跑两趟才收得完。对于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并不轻松，这还不说，那时的甲长没有报酬，完全是尽义务。（解放后、“合作化”以后的村、组长多少有一点报酬）。上峰有什么派送——如当时国民政府也有怎样科学种田、怎样科学养蚕的指导文件资料；邓锡侯当省主席时发过阴阳合历的历书，他总是一家一户送上门去。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看见过他与哪个村民吵架，见人一脸笑，他比父亲大1岁，我喊他潘二伯伯。

潘南轩庄稼做的好，平时以编筲箕为副业。在沐爱，他家的筲箕编得最好，所以人们都叫他“潘筲箕”。他家不属于“殷实人家”，但也不缺穿吃，储备粮不多，只有两年左右。

在抓“阶级斗争”的年代，总是把保甲长看作“反动政府的爪牙和帮凶”，像余大成这样的保长，潘南轩这样的甲长，把他们看作“反动政府的爪牙和帮凶”，实在有违人的良心。

3、潘海云：潘海云家不属于我们五保，但和我们是近邻——从沐爱场到沐义乡的赶场大路南面50米是他家，北面100是我家，所以我们两家的孩子们天天都要会面玩耍，大人们三天两头都要会话，他和潘南轩虽然不是亲房。也属于关系亲密的本家。他租佃沐爱街上廖云瑚（廖泰林、廖泰宗、廖泰根的父亲）仅有的5石租的田地。善于经营，全家农闲也编筲箕，和“潘筲箕”比起来，虽然差些，但比其他人编得好。他的两个儿子潘泽友、潘泽丙是我儿时的玩伴，我喊他“潘幺叔”，他也是几个老友自愿组合的“义务养路队”成员。

潘海云表面看不像富裕农民，土改成分也仅仅是“自耕中农”。因为他生活起居十分简朴，实际上家底和龚清和差不多，属于不显眼殷实人家，家有储备粮10年以上。

潘海云的主家因为廖云瑚去世后，一直由他的遗孀当家。民国37年（公元1948年）冬下，读三年级时就被一个说评书的江湖骗子拐走的大儿子廖泰林，流落十多年后回到家里、需要婚配。她虽然是一个妇道人家，也懂得“穷不丢猪、富不丢书”，所以省吃俭用也要供在家两个儿子（廖泰宗、廖泰根）上初中，女儿廖泰金读高小。因为经济上实在不宽裕，只有卖地方。到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农历8月，只好将余下的五石租的地方卖掉。

但这时邻近解放，有钱人都知道GCD当权后要“共产”，都不愿意出面买地方。潘海云知道主家要卖掉自己租种这五石租，便主动表态愿意出资50石黄谷（当时市价10石黄谷买一石租，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币”贬值后，“金圆券”也贬值了，市场上都以棉纱、银元、铜板代替货币。一石黄谷约折“袁大头”银元4元，50 石黄谷折“袁大头”银元200元）买下这股地方。“立约”那天，潘海云家请了十桌客，请我的父亲给他们“立约”，我平时就和他们家孩子是玩伴，自然也去了。临到买卖双方当事人、中间人、在见证明人和代笔人签字画押时，卖方提出三个儿子（廖泰林、廖泰宗、廖泰根）要每人一石谷子的“画字钱”才肯签字画押（三人三石黄谷折袁大头12元），潘海云也同意了。

这就是民国末期一个“佃耕中农”的家底（在买地方前他没有产业，土改时就因这5石租的土地，所以属于自耕中农），1980年代一个农村万元户的家底恐怕也不过如此，甚至还赶不上。

4、平德维：平德维家住今窑坝村一组水井湾，离我家大约100米。是原中共沐爱区委书记潘光尧的岳父；他和平万顺（杜云发的外公）、平“幺麻子”（平赓香的父亲、1990年代沐爱乡副乡长平锡元的祖父）是亲亲的三兄弟。平德维排行老二，因为他的生身母亲是我的五老祖公的三女儿，所以我喊他的父亲平九江“三公公”，他的母亲我喊“三姑婆”，平德维是我的表叔，我喊“平二叔”。

平德维的土改成分虽然是“贫农”，却出身于一个显赫世家；用“文革”时期的话来说，平德维和他的儿子是号称“九江大王”的帮会人物平九江的“肖子贤孙”（文革中，鹅坪人平赓锡出任中心公社革委会主任时，造反派拉起“不准九江大王的孝子贤孙进革委”，那是乱点鸳鸯谱，因为平赓锡与平九江风马牛不相及）。

5、潘海成：就是1958年“大跃进”之初担任筠连县最大的人民公社“红旗公社”（辖海瀛、莲花、廉溪、古楼四个乡）党委书记、潘贵湘担任筠连县县长时的“筠连县农委”主任的潘书德的父亲。他家在我家对门，他家土改成分也是“贫农”，但实际上属于勤劳、善良的殷实人家，他家储备粮也在五年以上，潘海成言不出众、貌不惊人，涵养极好，家庭教育也很成功。他只有一儿（潘书德）一女（潘德群，“大跃进”之年嫁给沐爱“詹家村”人、现役军官张某某），潘海成唯一的儿子潘书德虽然解放后当了官，但路头路尾碰见当年的窑坝老乡，不管你是什么成分、什么身份，是否“阶级敌人”，他总要先开口喊你。

他家解放前是杨国泰（杨春熙的父亲、张德珺的岳父）的佃户，他定居廉溪后，每年都要接当年的“地主老板”杨国泰去他家住几天；就是他担任（红旗公社解体后的）廉溪公社党委书记和筠连县一区区委书记时，正是“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他也没有“避嫌”、仍然每年接杨国泰去他家住几天。这又进一步证明，民国时期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并非都是某些人说的你死我活的、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他们的关系纯是人与人间的一种互惠关系。我知道当年绝大部分主佃关系都是十分融洽的和谐关系。

6、黄绍云：黄绍云本姓殷，和原筠连县农业银行职工殷德彬有血缘关系（他应该是殷德彬的伯父），龚清和的连襟，龚春文的三姨爹，我家的房客（佃户）。他原来是沐爱坝潘子明（曾担任安静乡二团团正，相当于现代的沐义乡乡长；原宜宾市公安局工作员潘光熙的父亲）的佃户，民国30年（公元1941年）10月，不知什么原因要脱离潘子明，而且家庭经济到了极度贫困的边沿。经龚清和、龚春文父子的介绍，父亲答应不收房租，叫他搬来我家转角（面积约96平米）居住。父亲看见他家搬来时，仅仅一口袋顶多100斤包谷，三背篼红苕，和全套米房设备。全家6口人，口粮顶多吃10天。

第二天早上，父亲就把黄绍云请到我家客厅向他交代：

一、我家借给他3石黄谷（900斤）做工本开米房，明年秋收后才如数归还，不收利息。

二、介绍他租种黄仲恒双马洞门口（现在黄勤书家门口）的5石山租，1 石田租；虽然高家坳黄家是著名的“老抠”，对佃户也不那么贤惠，但是周边五里路范围内实在没有需要招佃的土地，有田种总比没田种好。父亲还向他保证，有我父亲出面，黄家决不会难为他，只是待遇没有其他人好罢了。黄绍云愉快的答应了。

由于黄绍云是中国农村历史上少有的老实农民。他无论对任何人都玩不成心眼，说一不二，社会上信任度很高，一家老小十分勤劳。他们老两口虽然年近花甲，仍然要做米房重活；每天半夜以前都要磕碓加工熟米。他的大儿子黄贵书是搬运行业著名的“黄百六”（挑宜宾长路担子老称160斤，等于市制200斤；“大跃进”时是沐爱搬运工会短运队队员，在一个阴雨天捞150斤粮包上车，一次捞两包，不小心跌倒在地，颈椎跌断当场死亡）。每天老两口和两个小儿子负责加工大米，黄贵书负责运回买来的黄谷，逢场天黄绍云亲自挑米上市出售，女儿负责煮饭。因为为人忠厚，他卖的大米质量好，买主争着要，到了当年腊月20日，家中已经赚回黄谷四五石了，他要归还我家借给的3石黄谷，父亲坚决要他第二年才还，让亲朋们看见他家过一个富裕年关。第二年起，他一边种地，一边开米房，年关时已经十分富裕了。在那个社会，勤劳致富并非神话。

这里我记起来镇舟石头沟我二姐夫罗哲士告诉我一个故事：“文革”末期，有几个筠连知青被下放到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已经不主张给知青专门修知青房了。生产队长罗某某家的板栗坪住房很宽敞，大队支书张泽芳就叫把这几个“筠连知青”安排住到他的房子里。安顿下来的第二天，“筠连知青”的组长找到生产队长的父亲罗老太爷：“罗爷爷，我们的政治老师告诉我们，地主剥削贫下中农手段十分残酷，你就给我们讲讲地主怎样剥削贫下中农吧”。这个生产队长的父亲罗老太爷说：“哎呀、幺哥你们年纪小，你们那个政治老师不是农村人，他在乱说。我打个比方给你听吧：我家是贫农，只要政策宽松，我们家男女老幼勤巴苦做，要不了几年，我家就会变成地主。但那些地主只要他们好吃懒做、日嫖野赌，要不了几年，他们就会变成贫农。”这个老贫下中农这样对几个“筠连知青”进行“再教育”，实在有违极左路线推行者的初衷。

以上是我家近邻的老农，在我们五保范围内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老农，他就是家住“鱼店子”开油坊的解放初第一任农民协会主任唐仁义。

解放初第一任农民协会主任唐仁义

唐仁义人如其名，他为人处世讲究“仁”“义”。他高度近视（对面三四米以外不能识别人像），在农民中，他是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兼营工商业、但没有脱离农业劳动的，标准传统的老文化农民；当然、也可以说他是“儒商”兼农民，甚至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隐士。

唐仁义平时在人前道出他的心声——什么人该尊敬。他说：“沐爱场那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总是时过境迁，红来放屁吹得火燃，黑来背时倒灶；只有曹云卿和张彭年，无论何时，人人称呼‘老师’。孔夫子也是‘老师’，虽然不像帝王将相那样风云一时，却是万世师表、不会时过境迁”。在他心里，官再大，时过境迁则烟消云散，只有道德高尚、学富五车的人才能流芳千古，值得尊敬。

只有真正的“智者”才有这种见解。

唐仁义正规学历不高，仅仅是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毕业，其实，家父曹云卿老先生曾担任学校书记、校长办公室主任。但唐仁义读私塾的《国学》底子深厚，精通《经》、《史》。比如他对历代君王的评价旧很有见解。他认为成吉思汗虽然横扫欧亚大陆，仅仅是武功出众，文治不行，没有收服民心，所以元朝短命。唐太宗最善于化敌为友，尊重臣僚，进入他的“功臣阁”的人原来都是他的敌人，结果都成了他的心腹。唐太宗“功臣阁”楹联“双鞭打出唐世界；两锏扫除旧乾坤”，肯定了秦琼和尉迟恭的丰功伟绩。唐仁义认为宋太祖赵匡胤也很会治国，他“杯酒释兵权”既消除了功臣掌权后功高盖主，也让功臣们对他解除大家兵权心服口服。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这两个出身流氓无赖的帝王不讲仁义道德，诛杀功臣。

三、解放初期为了安定民心，没有重用流氓无产者

在解放初的第一届“农民协会”成立时，任用唐仁义这种正人君子，有点像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使民众得以休养生息。唐仁义对人态度谦和、处事公平珍惜人才，很快团结在新政权周围，充分调动了各种人的积极性，1950年年关前后的高县四区中心乡第五村生产发展，人藉关系和谐，秩序良好，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

极左思潮的土改前夕，唐仁义辞去农民协会主任职务。

“公社化”后，著名的窑坝管理区“右倾支书”潘御仁看重唐仁义的廉洁奉公，动用他为窑坝管理区茶厂管理员，后来又把他调任三队食堂管理员。随着“右倾支书”潘御仁被周明书取代，唐仁义从此退出江湖，是逝世于新世纪初。

四、传统老农品质和性格的形成

这些老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1949年10月，大多邻近“花甲之年”，他们的童年是“有皇帝管的”年代，基本上生于公元1900年以前。这一时期虽然处于“改朝换代”和消灭帝制的年代，但在我们川南、就是“首府泸州”（永宁道治在地）和叙府，所谓的新思潮也仅仅是“死水微澜”，我们这里传统道德氛围还十分浓厚。

不要说民间私塾，就是洋学堂——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的道德教育仍然推崇《三字经》提倡的“十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从、朋誼、友信、君敬、臣忠），主张“长幼有序”。衡量一个人的道德面貌仍然是“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处世仍然主张五常（仁、义、礼、智、信）。

从当时的社会结构来讲，家庭是社会组合的主要单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智者成才和走向社会的毕竟途径，在国人修养方面主张“克己复礼”（客服自身人性缺陷、恢复礼治——人的行为规范）和“克己修身”。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除了政府管“礼”（行为规范——法律、纪律），群团组织（袍哥）也管，家族也管（特别是“袍哥”和家族，规矩和纪律比政府还严，人们的不轨言行受到严格的约束，假若政府不作为，社会治安就基本上混乱）。所以这些老农也和其他社会人群一样，在有行为规范指导、有政府、社会、家族三重监督机制严密监督实行，所以那些年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

大家比拼的是谁最规范，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行为和道德自然规范。

五、和谐社会的奠基石

和谐社会是什么样？社会上人人各得其所，长幼有序，老有所养、老有所终，幼有所爱，人民受严格的道德和纪律、法律约束，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我做起，尊重自己，尊重他人，首先明白自己的社会义务，然后才是懂得自己的权利。人民拥护政府和官员，政府和官员爱护人民，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这样才是和谐社会。

由于两千多年传统道德的熏陶，传统道德的潜移默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沐爱社会安定，那些老一代士、农、工、商和他们的思想行为左右着社会的安定团结，所以 1950年初，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撤离沐爱后，田动云暴乱政权进驻沐爱前，出现整整五天没有正常恢复，没有军队保卫的政权真空，沐爱街上和附近五公里范围内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这就是传统道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