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筠连商人的‘朋友圈’

我和你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曹取吴
我家属于高县曹氏第六世曹其一发派的13世曹利元（我的曾祖父）发派。曾祖母李氏太君一共派生两个儿子——我的祖父会贤公和叔祖父会亨公，祖父会贤公人如其名；虽然“贤”，但性格软弱。他不争强好胜，伯仲之间重亲情而且忍让，不善经营（在曾祖父眼里，他属于庸才）。而叔祖父会亨公则天生一副善于算计人的性格，而且算计起人来六亲不认（在曾祖父眼里，他是一个天生的“刁民”）。面对两个儿子的极端性格，曾祖父十分失望。李氏祖婆去世后，曾祖父再娶胡姓孀居的叶氏祖婆，她就是胡如喜的祖婆，叶明龙的姑婆，但没有生育。

在曾祖父心灰意冷之际，也就是清德宗光绪16年（岁建庚寅，公元1890年）我的父亲出世。他睿智的天分和敏捷的思维，给曾祖父带来了希望；他为父亲取名“从龙”字“云卿”（源于“风丛虎、云从龙”）。从此，他就像清圣祖康熙皇帝培养孙子清高宗乾隆皇帝一样，他到哪里，就把父亲带到哪里；亲自教他《经》、《史》、《子》、《集》，教授魏碑《张猛龙碑》及《张黑女墓志铭》、和赵孟頫的技法，以及财会技艺、簿记和“刑名之学”、《运筹学》。一般祖父教育孙子都偏于溺爱，但从父亲晚年对我的徐庶知道，曾祖父教育父亲比“严父”还严。从父亲丰富的学识、高超的书法和财会技艺，对法治和政治的了解和掌握，可以看出曾祖父的学术修养。从父亲高尚的人品和修养、刚直不阿的性格，廉洁奉公的精神，可以看出曾祖父高尚的人格和品质。

当代有一些人不遗余力的鼓吹“要让青少年轻松愉快的读书”，反对“加重学生负担”；更有甚者，鼓吹降低教材深度，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试问：读书时的一点学业压力都经受不起，这样的青少年进入社会，能够肩负沉重的生活和生产压力吗？一点压力都经受不了，还能够创造发明和继往开来吗？父亲的成才和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

油是榨出来的，人是逼出来的。

在曾祖父把我父亲带到十五岁后，亲自把他送到高县“文江书院”（高县中学的前身）学习新学；面对祖父和叔祖父现状、为了保证父亲不至于中途辍学，曾祖父专门把二十岁以前的学习费用存在高县亲友家。清德宗光绪31年（公元1905年）曾祖父逝世后，叔祖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惹不起躲得起”，祖父只好舍弃祖业，带着五个姑母离开习武坝青杠弯祖屋，到（沐英）河东“朱家坪”当起了佃农。由于劳动力短缺和不善经营，不到两年，贫困到家庭无法运转的地步。我恢复公职调沐中任教后的一年，三姑母（原沐爱区副区长刘良坤的外婆）回忆起当年她们五姐妹和祖父母在朱家坪的情形时说：“那时我们五姐妹和你爷爷肚子饿得十分难受时，就坐在门口望哥哥，因为哥哥回来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本来曾祖父计划的让父亲读到20岁的，但清德宗光绪34年（公元1908年）18岁的父亲只好放弃学业，回家挑起家庭重担。他以曾祖父给他留下的两年读书费用为本钱，出门经商、打拼 。仅仅两年就让家庭经济好转。为了经营方便，清朝宣统2年（公元1910年），父亲把沐爱习武坝“鸭公田”李绍从的五石田地和一想长五间草屋一起租过来，将祖父母和五个姑母全部搬迁过来。到辛亥革命胜利的清朝宣统3年（公元1911年），我家已经脱贫，一跃而为小康之家，而且父亲已经在沐爱社会上层崭露头角。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正式挂牌开学，父亲受聘出任校长聂廷云的“书记”（相当于现代的校长办公室主任），负责理财和处理内外及往来文牍。聂廷云的校长一干就是八年，父亲也和他干满八年。在八年“二高小”书记人上，父亲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人品和处世态度深得上峰信任、深得民心。他的社会威望和知名度也提高了；他这时不但成为四川省首批“蓉字号国民党”党员，还和校长聂廷云的侄女，我的嫡母聂运珍（后来的乐义乡乡长聂迪之的胞妹，聂际阳、聂际华的二姑母）結成伉俪。

民国9年（公元1920年）起，父亲开始进入政界，从此时起一直到民国38年（公元1949年）他一直在“高县上乡”和后来的沐爱县掌管钱粮（1948年冬天本来差点随处长何新调任綦江县税捐嵇征处田赋粮食课科长，被家族同人和地方政府挽留），直至1950年被高县人民政府留用。

父亲虽然对新政权有好感，对解放初的高县县长贾昌、副县长王子英等领导干部，甚至后来的高县四区（沐爱区）一字不识的文盲区长李廷都很尊敬，认为他们是好官。虽然新政权和新官员都尊敬他和信任他，但他坚持一点——不当二臣。他还是想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子英和县长贾昌提出“因年老多病，不宜留在公教人员队伍，请求复员”的签呈。

因为1950年父亲刚刚进入古稀之年，而且满口牙齿完全脱落，所以贾昌县长（1990年代在重庆市人大主任任上去世）只好说：“本来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财会专家，但你又真的老了，我暂时同意你回家休息，但希望你不要忘记对四区税务所多多帮助”二批准他复员。

从民国9年到民国38年（公元1920年到1949年）的29年里，父亲一直利用公余经商（而平时则和他的商业伙伴合伙经营、有他们具体操作，他给予策划和货源组织等工作）。这些年，他们主营“南方丝绸之路”的蚕丝，和南广河漕运宜宾的粮食。

当年父亲经商的合伙伙伴有：

周建成（解放后的中共沐爱乡党委书记周开金的祖父，民国时期博爱镇第十一保长）。李宗於（原中国民社党沐爱县党部书记长、筠连县政协特邀代表、筠连县电力公司职工李孝治，和沐爱卫生院职工李孝服的父亲）。张国厚（维新乡人）。

南广河漕运宜宾粮食、有时和黄云翱（沐爱小学教师黄琪的祖父）合作。

南广河漕运主要船筏负责人是“樊哈声”（这是绰号，就是樊文全的父亲，忘记了真实姓名）
现代好多人合伙经商，最多做一次伙伴，就因为互不信任、或者猜疑、或者不忠实于伙伴而拆伙（甚至对簿公堂），但父亲的经商伙伴从开始一直保持到1949年解放，历时29年，没有散过伙，始终互相信任，并从此结为终身兄弟和亲密朋友。原因在于：

（1）互相信任，想法一致，共谋发展；（2）互相补台、决不拆台；（3）维护共同利益，不存私心。（4）不做违纪违法的事情，决不涉足黑社会，能够取得政府和社团信任、支持和帮助。

当代经商者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信奉“斗争哲学”，他们只知道“商场如战场”，所以互相倾詐、互相暗算。为了“战”赢对方，就千方百计要整垮对方；要整垮对方，就要扩张自己的势利，就要拉拢一批人，这就是涉足黑社会（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绝大多数人涉黑的原因）。他们不懂得经商还不许合作双赢、互惠互利。

父亲他们老一代商人信奉的是“儒家”思想，属于“儒商”，讲究一个“和”字，万事“和为贵”，利益均沾，不会独食；不图压倒对方，而是共谋发展。

当然、若遇匪类，就要思想灵活，并能利用各种合法力量予以客服，绝不手软。几个合伙人之所以能够团结在父亲周围，对父亲言听计从，还是父亲处理高危变故能力使他们折服。

譬如民国30年（公元1941年）150驮蚕丝在云南彝良县猫猫山被“明团暗匪”的栗大統、栗大粟匪帮抢劫一空，经过父亲运作（合法利用云南土司、川滇袍个势力、政府——通过国民政府重庆行营的三方强大压力）、迫使栗匪自己求饶而原物归还。这件事情的处理经过是：
当150匹马驮运的12500斤蚕丝（价值10000元银元）在彝良县猫猫山地界被明团暗匪的栗氏兄弟以“没收”名义抢劫后，押送货物的周建成和张国厚连夜赶回沐爱，向父亲和李宗於陈述事情经过。父亲听完后二话没说，立即持他的“袍哥”身份证件——只有“出山袍哥”人员才有资格使用的“公片宝扎”和“三大宪片”、率领其余三个合伙人连夜赶往猫猫山，“亲候”土司“罗官家”。

沐爱是“袍哥”势力强大的“大码头”，在“袍哥”组织的“汉留”（“仁”、“义”、“礼”）和“汇口”（“积”、“德”、“孝”）六个堂口中，“仁”是最高辈分；二在每个堂口中，“一排”叫做“出山袍哥”，资格与“龙头大爷”一样，只是没有执事而已。父亲是沐爱“仁”字“袍哥一排”，属于沐爱“袍哥”辈分最高的“出山袍哥”，所以有资格使用“公片宝扎”和“三大宪片”。

“公片宝扎”：“袍哥”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

“三大宪片”：沐爱“袍哥”“仁”字宫口“武惠元社”“龙头大爷”、“当家三爷”、“红旗大五哥”（红旗管事）三人的名片。

云南省彝良县猫猫山罗家既是过去的土司偷头人，又是“袍哥大爷”，而且他的大儿媳妇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按照江湖规则，凡是绿林要在某地区“做生意”（拦路抢劫），必须先给高地区土司头人和“袍哥”“打上服”，否则江湖上要责难。土匪“堑线子”所得赃物必须原物保存一个月后，才能分赃，目的是防止遇到“硬货”，好息事宁人原物归还。

父亲率领三个合伙人赶到猫猫山“亲候”罗管家的老太爷，他们验看父亲的“公片宝扎”和“三大宪片”后，按照“袍哥”礼节收到贵宾待遇。父亲想罗老太爷引见三个合伙人或后，想他陈述了事情的经过。罗老太爷婷说栗氏兄弟公然没有给他“打上服”就在“猫猫山”地界“做生意”抢劫四川商民，败坏他的声誉十分气愤，当即表态，会帮助追回被抢劫物资。罗老太爷的表态，代表了土司偷人和“袍哥”两方面的力量。

为了双保险，回到沐爱后，父亲又以“四川商民周建成、、李宗於、曹云卿、张国厚”四人联名向蒋介石的“重庆行营”对云南省彝良县栗大統、栗大粟假公济私，抢劫大量财务物、请求政府查出剿办的呈文（解放初我曾在父亲的书橱中翻到这份呈文），从邮政寄往重庆（当时的邮政虽然已人工投递，但第一天上午从宜宾寄出的普通邮件，沐爱的用户第三天下午即可收到），一个月光景，就收到重庆行营的回复：“来件已责成云南省昭通地区专员公署督官办”。大约又过了十多天，猫猫山罗官家专门派人知会沐爱“袍哥武惠元社”传父亲：栗氏兄弟经受不起土司、“袍哥”和政府三重压力，要求罗官家出面斡旋，原物归还四川商民150 驮蚕丝。

这是千多年来，四川商民在云南被抢劫二原物归还的第一案例。

其实民国时期的政府和司法部门，并非传媒和文艺作品描写的一团漆黑，并非“八字衙门大打开，有理无钱摸进来”，只要你懂得法治、懂得程序，穷人打败富人，下级打赢上级是常有的事。比如民国35年（公元1946年）高石坎走马岭农民曹银三（镇州小学退休教师曹国俊的叔祖父）因与乡长李怀周发生口角，被李怀周的乡丁的枪走火打死一案，他的儿媳妇——一个有姓无名的普通文盲农妇“曹万氏”告到“四川高等法院（宜宾）第九分院”，不但乡长李怀周被拉下马，还被判处无期徒刑就是例子。

在猫猫山被抢劫的商品蚕丝原物归还后，几个合伙人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今年清明前后，周建成的幺儿周天祥（也是“大跃进”时我教“公社农中”时的学生）还很有感概的说：“当年父亲和曹大叔合伙做蚕丝生意招抢，要不是曹大叔，大家的本钱都会打倒得精光”。当然，他也是听到他的父亲周建臣告诉他的。

父亲当年的几个合伙人的情况是：

（一）、周建臣：
民国前期，也就是我家住在习武坝鸭公田的时候，周建成是我家近邻。他家住在我家背后50米（就是后来樊林彬住的那所房子），坐在他家厂坝边上，可以看到我家厂坝里的情况。周建成就是1990年代的中共筠连县沐爱镇委书记周开金的祖父（沐爱中学教师周昆玉和筠连城管周松的曾祖父）一个老师农民和工商业者——他除了与父亲合伙经营“南方丝绸之路”蚕丝和南广河漕运宜宾粮食外，自家还经营油坊。民国中期担任过博爱镇第十一保（地辖“习武坝”，今沐爱镇沿河村级南部和骑龙村北部）保长。在保长任上，曾牵头成立当时业务运行很好的“习武坝农村信用合作社”，对杜绝农村高利贷，对方便农民生产和生活、起到了重大作用。周建恒这个保长，和我们第五保的保长余大成是一样的善良平民保长，不欺压平民百姓，只为民众和服务。

周建成之所以善良，主要是他曾读过私塾，自小接受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影响，讲究“忠恕”之道。他平生对父亲言听计从，民国24年（1935年）红军“川南游击队”经过沐爱时，沐爱地区民众风声鹤唳，周建成的家人一再催促周建成偷跑，他十分坚定的告诉家人：“你们看见鸭公田那家人跑了，我们就跑，他们不跑、我们也不跑”，据说那两天他就抬一张板凳坐在他家厂坝边，注视我家的行动，我们家没跑，他家也没有跑。

他经营工商业和我们五保的张建书一样，讲究诚恳待人，杜绝假冒伪劣；他和张建书的油坊出油讲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他在习武坝当保长十多年，没有那个民众说他的“不然”，“文革”中却被“官办红卫兵”和“造反派”戴尖尖帽游街示众。

周建成有周海银（周开金的父亲，周松的祖父、沐爱油厂榨油工人）、周天明（周开福的父亲、周昆玉的祖父）、周天榜、周天源（就是在解放乡磨刀溪一人投资为民众修建一座跨度6米石拱桥的周天源）、周天祥。这些人中，和我关系密切的要数周天祥和周开福。最不记情的是周开金（他和周天祥是我“大跃进”时期教农中的学生），最不尊师重道，在地方上勾结黑势力欺压良民和霸占公园和校产。所以有一次我和周海银谈起：“你父亲高尚的人品，到他老人家孙子这一代已经开始背道而驰，曾孙这一代更差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周海银只有有叹气。

（2）李宗於：他是原中国民社党沐爱县党部书记长、筠连县政协特邀代表、筠连电力公司退休职工李孝治、和筠连县沐爱区卫生院职工李孝服的父亲。原高县博爱镇副镇长。

李宗於是沐爱河东李姓（东狱庙李姓）中，思想最开明、家庭生活最时髦（另外还有陈家山李云芳）的人。进入他的梭子田庄园，也最有文化品位。在他担任博爱镇副镇长时，镇长是行伍出身的彭忠绪（毕业于中央军校四川分校，曾出任江津县国民兵团团副，驻叙永的泸州剿匪司令部剿匪大队长），另一位副镇长时徐大忠，两位副镇长中，李宗於罪上的了台面。李宗於罪尊师重道，他的大儿子（实际上是有他的血缘的养子）李孝治就读于周九波（中共地下秘密支部“郝明光”书记）的蒙馆时，每天都要让李孝治给老师带酒肉、平时处事低调，并不张扬；一般平民百姓根本不知道他就是本镇的“父母官”。解放初、虽然没有民愤，但还是没有自由活动的机会，更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轻松的工作。他的侄儿李孝经（原筠连武装部崔国保和郭跃军、张礼全、郭仝勇的岳父）土改成分“资本家”。解放初实行扶持工商业的政策，政府贷款让李孝经恢复“杨家山铁厂”。李孝经为了照顾叔父李宗於，让他去铁厂担任会计。但报上级时不能批准，只好呈报成我父亲的名字，让李宗於实际操作，每月由我父亲去帮他总结账目和做报表。到后来因为历史问题，李宗於直接从杨家山铁厂逮捕送劳改，死在劳改场。

（三）张国厚：他因为不是沐爱场及周围农村人，在他和父亲的合伙中，只是实际参加操作，没有到过我家，所以我并不认识。我只是从父亲向重庆行营上告云南省彝良县栗氏兄弟抢劫他们合伙经营的蚕丝的控告书中，发现他是父亲经商的合伙人。

另外，在经营南广河漕运宜宾粮食生意中，有事还会与黄荣翱合作，黄荣翱（沐爱小学教师黄琪的祖父）出身寒微。我父亲在“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担任书记时，他在学校担任校工，负责打钟、摇铃和油印工作。并同时收集教职工衣物带回家中让家属清洗、赚点辛苦钱。由于勤俭持家竹简有了积蓄，改行经商，期初主营沐英和漕运宜宾粮食、曾经和付清合作。但他们都处世低调，不像现在这些暴发户，利用“社会主义的篱笆拦得稀，大多采取不正当手段发电横财”（银负债逃亡的张长贵语）的暴发户那样不检点，而且对人忠诚，他们合伙一次后是是终身朋友。

作者：沐爱退休教师曹取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