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筠连人的学生生活 民国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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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青年时代的世界

按理说，一个人的学生时代是很阳光的，也是很幸福的。但幸福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享受，主要还是精神上的充实和行为的规范。流浪无产者（乞丐）只追求物质上的满足，他们认为礼仪和精神是没有意义的。中华传统美德的“十义”扩大的意义是“长幼有序”和“尊老爱幼”。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素养，就看他是否讲究交往，怎样处理好人际关系。
近年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出身贫瘠、家庭教育差的人有了一官半职（甚至有一个临时饭碗）以后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了，他到一个地方后明明自己的长辈和恩师就在那里，他却有意遗忘，不愿见他们的面，甚至有意躲避，想在人面前摆摆自己已经“出人头地”的臭“架子”，这种人表面正经，十有八九不贪即腐，或者只是一个“官油子”，顶多只是领导和组织人事部门喜欢的“浮上水”干部，而这些“官油子”就是学生时代父母和师长纵容造就的。

1990年，陶应刚调任中共沐爱区委书记，到任的第二天首先回母校沐爱中学拜望他当年的恩师李吉垓、聂庆怀等，使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更加高大。当他知道我是他妹夫刘光复的表叔时，一有空就到我的宿舍坐坐聊聊天。有一天我到筠连办事去了，回家时他坐在屋子里和家人聊天。看见我来了就问：今天的班车怎么才拢？我告诉他：是沐爱和巡司的边界处塌方，驾驶员下车刨了好久，费多大力才开过来。他听后起身说：“那我要去找人把它处理好，免得妨碍 交通”。有些干部就算夏季给他回报了发生事故，他也不会雷厉风行的去处理，当时陶应刚只是在我家听我说，他完全可以假装不晓得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世界上和中国历史上，好多达官贵人对自己的子女都十分苛刻的，他们认为“再富也要让孩子过穷人的生活”。洛克菲勒财团在世界好多个国家都有企业，但他的儿子上大学时，只给他们提供正常费用的一半，差的一半要儿子自己想办法。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到加拿大读书，学成归来后，立即将家庭提供的费用原数归还。出生于巡司德面坝的国军空军少将范伯超，曾经做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台湾空军高炮司令，他也只给国外读书的儿女们一半的费用……

当今之世，筠连县有的人家的儿女在沐爱甚读初中，每月消耗也要1000多元，有些人的口头禅“再穷不能穷孩子”，好些贫下中农家庭孙子成了爷爷，爷爷成了孙子，当今好多家长害怕自己的孩子成不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暴殄天物”的“纨绔子弟”；更有甚者，近来又喊出一个口号：“穷养儿，富养女”，好多暴发户的女儿只知享受，只知家人和长辈为她服务，不知道自己作为晚辈和女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些现象真的和我们做学生的年代相去甚远。不管当今的大专院校教育教学质量低下也好，学费高昂也好，都不具以令人痛心，最令世人痛心的是农民的儿女从各级各类学校毕业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会也不愿意种地；工人的儿女从各级各类学校毕业后“文不能等因奉此，武不能稍息立正”，不会也不愿意做工，而这些人都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那时我们大多数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我们却能文能武，会种地、会做工，不是那个样子。

一、我们的学生年代
我们读小学是在民国时期的1948年以前，大多数从一年级起就读“走读”，要家庭离学校五里路以外的才读“住堂”。当时无论什么家庭的子弟读书，都是走路，而且绝少父母接送。虽然那时没有公路和汽车不怕车祸，但那时怕“疯狗”，所以当时我们每人有一根黑竹棍，而且三五成群结队同行，以便互相照顾。下雨天打伞的人少，戴斗笠帽的人多；穿胶鞋、皮鞋的人更少，大多数人下雨天穿钉子布鞋。我们那时没有什么“营养餐”之类，走读生家里人吃什么就吃什么，家里人吃几顿就吃几顿，任何家庭如此；不会说读书的就闹“特殊”。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一些财主家一年到头全家老小吃干包谷面子饭，只有“老太爷”一人吃“包篼（米）饭”，这时“老太爷”最宠爱的孙子（或幺儿）可以分享“老太爷”的“包篼（米）饭”。像我们家这种“小康之家”大部分时间全家老小都吃“蚯蚓滚沙”两掺饭，三天两头有一点油荤，十天半月或者逢年过节才有肉吃。这就是当年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

另外，身上携带零用钱的人也极少，只有极个别富商子弟有但很少。我们绝大多数孩子平时身上都“腰无半文”。逢时过节长辈亲友当着父母送的钱我们才会接收，而且马上交父母保管，背着父母是不敢接受亲友馈赠的钱和物；平时也忌讳“吃过街调子”，否则不但回家受罚，也要遭别人耻笑。没有父母带领，不会到别人的酒席场中去吃饭；就算有父母带领，也只能挨着父母坐旁席，绝对不能抢坐上席，更不能和大人抢着拈好菜。无论何时都要表现得“文质彬彬”，有礼有节的样子。

尽管如此，根据我的观察，同学们一个个都是面带红润的，好像没有发现那个同学营养不良。因为社会大趋势是尊敬斯文，尊敬长辈，男女老幼都很讲礼貌，都以遵章守纪为荣，以偷鸡摸狗为耻。我们每天进校时虽然前前后后，中午和下午放学时都要排队，同学们在院坝排队要经过今税务所旁边的一段50米巷子，到街上才可以分开各走各的路。而巷子两边每隔5米有一个站岗的“监护队”（高年级打得开情面的全副武装童子军），他们一手持童军棍，一手拿楠竹丫枝，那个敢于违纪乱走乱动，要挨“监护队”的楠竹丫枝条子鞭打。
我读1—3年级时，正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三年，天空经常有大批飞机飞过。不过那不是敌人的轰炸机，大多是我们自己国家的运输机，或者过境飞赴前线的驱逐机或战斗机，但是每天下午都要进行“防空演习”和占地救护演习。

从三年级开始，每天都要穿全副武装的童子军服，每天下午都要进行童子军训练；当时的童子军训练可比当今的中学“军训”严格认真得多；要走“方队”和检阅队伍、以及“分列式”训练。那时的童子军服比现在的校服好看，我们也喜欢穿。但是穿上童子军服就要受纪律约束，不能自由活动：三人以上走上大街，必须排成一路纵队、合着脚步走“齐步”，假若对面来了师长，五步以外开始改走“正步”，三步以外敬童子军举手礼。每年“六一儿童节”、“双十节”都要进行检阅和“分列式”，好多时候还有外校的“童子军”联合举行仪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之所以纪律性严、行为规范，就是平时严格训练的结果。

二、我们的初中生活
我1948年冬天高小毕业，随即参加沐爱中学的招生考试，1949年春期起在今“沐爱中学”（当时的校名“沐爱县立初级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因为我家离街上只有500米，离学校也不过一公里，所以我任然读走读，而且不上早晚自习。每天到学校上完六节正课，假若没有什么重要活动，课外活动也可以不参加。但是，那一年的中学生生活也是很有意思的。

当然，学生走读还是住校，完全是自愿。比如当时家住街上的万作莲，虽然家在街上，他晚上也住校。住校生不收住宿费。

我们那时读初中是不收学费的，每期每人只交一斗（40斤）“尊师米”，而且困难学生（如今筠连公安局退休的周世荣，因为家庭困难，每学期都免交），报名入学时每人要交验两套童子军服。但学校不统一购买，而是由家长带领学生到裁缝铺量体裁衣（童子军服全国统一式样，女生为漂亮的童子军裙服，各裁缝铺都有统一图纸）；反正平时学生在家也要穿衣服，不会增加负担。另外，教科书作业本也是学生自备，学校不会统一经营。

当时的“沐爱县立初级中学”不但有初中三个年级，还有一个年纪的师范生（将要毕业的师六班），师范生由政府供给伙食费，初中生都是自费。当时的语文课叫《国文》，我们的《国文》老师是沐爱的书法家平尚文，国家的统编《国文》课本三分之二是古典文学，老师只教这一部分课文，白话文部分无论哪个老师都把它布置成阅读课文，老师按照自己的喜好另外选教选文，有文言文，也有白话文，所以语言文字知识一般都超过了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要求。进入初中后增加了《英文》课，当时的《英文》课本采用“开明书店”发型的林语堂主编的《开明英文读本》，重视阅读教学，在阅读中理解单词；当时通用发“韦氏音标”直拼。不像现在把单词和阅读分开，教学上走了弯路。


当时沐中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各科学习小组和各科竞赛外，专门给女同学举办了“家事竞赛”，主要是“缝纫”和“刺绣”，（因为那时的任何女生都会烹饪技术，所以没有举行烹饪竞赛，而“刺绣”绝非当今那简单的“十字绣”，而是真资格的复杂刺绣）。

因为女性素质的高低好坏，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所以民国时期十分重视女子教育。那时对女性的要求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要能主持家政，是一个家庭的内务主管，社会和国家是由千千万万家庭组成的，所以女性素质的好坏高低，直接影响社会和国家代表安定和强盛，因此女子教育的要求比男子教育的要求高。民国时期的“金陵女子大学”不但开设其他大学的课程，还要为女子开设家政、家事等学科，这样一来，她们毕业后，万一就业困难，还可以打工从事家政。

传统的优秀女子是什么样子？1955年国家第一届全国自然科学奖的三等奖获得者，女科学家李敏在《科学大众》发表文章说：“一个女人从事科学研究，还要照顾公婆、丈夫和孩子......”，李敏华实做好了她说这些之后，还进行科研，而且获得了国家三等奖。这就是传统真正的优秀女人。

当今那些只会干粗活，不会女工针黹、没有文化、没有孝道、不会照顾公婆、不会照顾丈夫孩子的“女权主义者”，有脸说自己是女人吗？

那些有一张名不副实的“文凭”，文字游戏都玩不全，“上不得厅堂、下不得厨房”，衣服都不会补，连做饭都要麻烦丈夫的“女权主义者”，有脸说自己是女人吗？

那些高喊“要和男子一样的年龄退休”，不考虑绝大多数女性生理和心理特点和时机的，没有一点女人特点和长处的“女权主义者”，有脸说自己是女人吗？


当年我们那些女同学，比如师六班的刘学梅，各科学业成绩优秀，她参加“家事竞赛”的作品有十几幅，用白市布的刺绣（枕套）和十几双鞋垫，竞赛结束后捐给学校做奖品，我得到第三名、论文经三第一名，就得到她的两幅枕套和两双鞋垫，今天的好多中学生尽管连饭都不会做，但学业成绩还是一塌糊涂；好多贫下中农家的家庭主妇什么都不懂，但做饭也要丈夫帮忙，却在人面前充“铁腕人物”。

1950年上半年，因为田动云暴乱，学校被田动云的“川南军政指挥部政工处”霸占，学校停办。最初张泽洋老师义务为我们办了一个“初中班”，不过因为时局不稳定，一个月后就剩我和张朝均二人，办不下去了，只好在家自学。1950年秋期，沐爱第二次解放，沐爱中学复校后，我和张朝均首先回到学校，因为时局尚未稳定，上学的人不多。凡是沐爱逢场我们都要上街宣传，但师生配合默契，不浪费时间，利用全齐的三分之二上课时间完成一个学期的教学计划。我却利用课余给平锡龄校长当助手，绘制宣传画。

1951年春期的端阳前后，我们全校师生在平锡龄校长率领下，实行旅行上课和宣传，每天走一个场镇 ，行程30华里左右。我们的旅行路线是从沐爱出发，经镇舟、落沐柔、棉布梗、高石坎、乐义、维新、腾达、大地、巡司、礼义，回到沐爱。每天在上6点以前上路，9点以前到达当天的目的地，假若当天逢场，立即早餐后上两节课，继而上街宣传，然后吃午饭。饭后休息一小时又立即上课，晚上自由讨论。假若当天不逢场，上午上课后，下午两节课后到乡村访贫问苦。旅途虽然辛苦，但大家都觉得新鲜又有趣；我们既万成了学业又走入了社会，亲近了群众锻炼了意志。

1951年寒假，面临农村“土改”和场镇开展“三反”、“五反”前夕，“高县团委”通知我和张朝均、张礼庆、郑代科四人到“宜宾地区团委”受训。1952年正月初，宜宾市的“三反”、“五反”如火如荼，立场坚定的张朝均、张礼庆刘在宜宾行上课路线基础上，增加武德乡。返校后才知道平锡龄校长和区委书记兼区长李廷都被“挂”了起来。虽然按照《土改工作条例》我家成分应该华为“小量土地出租”，张朝均价应该划“富农”。但川南区执行李大章扩大打击面的极左路线，我们两家都化成了“地主”被扫地出门，亲近人民政府的父亲也气病倒了，我从此逐步消极下来。

由于平校长靠边站后，教务处职员龙伯骅夺取了学校领导权。他正领导搞师生人人过关运动，批斗了平校长、总务主任熊适存老师、总务员吴永康老师和工人李兰珍。谢存智同学年龄较大，而且几个月前才从隆昌过继到镇州无儿无女的姑父黄二爷家。有人怀疑他是“特务”，也被“挂”了起来。直到宜宾专署文教科行文让教导主任吴有恒老师代理校长，才停止了批斗师生的人人过关运动。

这时我们已经进入初中三年级下期临近毕业，按照当今的政策，我们已经成为学校的重点保护对象，不会参加影响学习的一切活动。但那时不同，进入农历四月上旬，县政府来了一道命令：高县第一初级中学师生，每人自带15天口粮，到腾达乡五村参加抗旱。在腾达五村的15天，我们每天参加10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扯龙竿和踩龙骨车，生活十分艰苦，但大家毫无怨言。从1950年秋期到1952年7月的两学年大约80个星期里，我们的学习时间顶多只有56个星期，但在1952年参加宜宾专区重点高中、中专联合招生考试中，全专区2400多人参考，只录取400人，我们班上只有2人落榜。10天以后，他们二人到高县参加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考试，恰逢招收小学教师，其中一人考取，只有一人落榜。

三、在“川宜师”的学生生活
1952年“宜宾地区重点高中、中专联合招生考试”放暑假前在宜宾中心路“川宜师”（原“叙州府文庙”、现在的“宜宾市第八中学B区”）举行。因为临近期末，而且放暑假以后老师们马上要到泸州参加“思想改造运动”，而家长们都要忙于生计，所以我们全班同学自己组织前去宜宾参加考试。同学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我们年级小的只有十五岁，自带简单行李，集体行动，集体开伙，头天住宿罗场小学，男同学就在教室里的课桌上睡觉，几个女同学借宿在几个女老师寝室中 。第二天住宿来复小学，照样是男同学睡在教师的课桌上，男同学借住在女老师的寝室。第三天到达宜宾，住在川宜师学生宿舍。每天在从中心路、川宜师走到大观楼附近的线子市去吃饭，一天两顿，每人每顿顶额600元旧人民币（相当于新人民币0.06元），400元钱的饭，200元钱的小菜，店主很体贴穷学生，免费提供清汤。

考试是“三榜定案”，考完语文、数学、外语考生就休息半天，第三天早上发头榜（总的考生2400多名，一榜淘汰一半只有大约1200名考二榜）；第三、四天两天考物理、化学、生物，第五天早上发二榜（二榜再淘汰一半，只有大约600名参考三榜）；第五、六两天考历史、地理、政治，第七天早上发三榜，上三榜的400人就是上录取线的考生；录取时基本上照顾个人志愿，三榜已经公布了上线考生录取到哪个学校，不在另发录取通知书。

一般说来，上了二榜已有八成录取希望，落榜考生可以立即到高县和江安参加一般高中的自主招生考试，重点高中、中专开考后的第10天为一般高中自主招生考试日期。这种考试政策速度快捷，杜绝了时间拖长发生作弊行为的可能，而且可以保证优生不会意外落榜，录取的都是成绩好的考生。


当年的“川宜师”领导虽然极左，但智育抓得很好，强调“通才教育”提倡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发挥专长。“川宜师”由解放前的“四川省立宜宾师范学校”和“宜宾县立师范学校”合并而成，集聚了一大批优秀教师，所以教育教学水平很高，教学艺术突出。

另外就是各科课外科研活动活跃，毕业于1958年前的“川宜师”学生中，好多人成了高端人才。比如毕业于“川宜师”八班的刘志渊，在校读书时 ，无论文科、理科，无论那次考试，科科都是95分以上，在艺体方面，他是各种球类校队和宜宾市学联代表队主力队员。田径赛的宜宾市全能冠军。美术方面是学校1952年前的冠军，音乐是他的爱好和专长，无论声乐、乐理、视唱、练耳科科满分，在乐器方面二胡提琴洋洋精，钢琴是陈均可（宜宾地区音乐界泰斗）老师的得意门生。毕业时、京胡、板胡、YOL（小提琴）洋洋精，毕业时他被报送参加高考，报考“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他的高考文考成绩优良，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来人面

试时，面试老师问刘志渊：“你的音乐老师是谁”？刘志渊答：“是陈均可老师”。面试老师说：“陈均可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接着问刘志渊：“你喜欢什么乐器”刘志渊反问：“你要考什么乐器嘛”？面试老师笑笑：“你就弹钢琴吧”。刘志渊于是在钢琴上弹奏了贝多芬《第三交响乐》，弹奏完后，面试老师已经比较满意了，他还没有表态，刘志渊发言了：“其实钢琴并非我的爱好，我最喜欢小提琴”。面试老师笑笑、摆摆手“不考了”，他被证实录取了。可是他从“西南师范学院”毕业时，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贯彻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极左路线，刘志渊土改家庭成分地主，被分配到“高县师范学校”担任音乐教师。一直到“文革”结束后，1979年初才调回“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担任主任。

1980年代初，千方百计做通中共宜宾地委的思想工作，把“宜宾师专”从李庄迁往宜宾的“宜宾师专”校长董昌熙，“宜宾地区大中专招生办”主任陈宏光，“宜宾师专物理系”主任黄元一都毕业于“川宜师”1956级;著名的酒文化专家知识最全面的“宜宾市诗词研究会会长”蔡逸则毕业于“川宜师”1955春季班，读书时绰号“蔡博士”。

当时因为“川宜师”位于市中心，我们每天早上只有街灯、没有行人得早的时候，早锻炼就是跑宜宾的四大街，出校门后，从东街经“大十字”跑到大北街，再从大北街经小十字到中山街，从中山街跑小北街转东街回到学校。

因为当时投考师范的都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所以当时大部分男同学都穿水草鞋，每晚上下自习后，到热水房打一瓢热水，提到床前，洗了脚上床睡觉。我们的寝室在“大成殿”后面，“启圣殿”前的右厢房，是一间七八十人的大寝室，我们11班和10班的游遂良（前筠连中学副校长）、詹国兴（前沐爱小学校长）、潘耀军（高县师范讲师）、蔡叔华（即蔡逸，宜宾师专历代文选教授）等人都一样的生活在这间寝室里。

当年“川宜师”老师事业心强是出名的，职员的敬业精神也是当今无法找到的。当时宜宾市重点高中中专的学生伙食标准都是6元，几所学校中只有“川宜师”伙食最好。原因在于食堂管理员翟孟先老师的敬业，他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出门下乡去为食堂采购食材。用最低的价钱买回最多最好的食材。他这么敬业，食堂工友们也受到影响，和他一样的努力，所以伙食办得比其他学校好。我经历了人生这么多年，还没有看见有第二个比翟老师好的食堂管理员。我们每天早上都是油炸花生米拌豆浆绿豆稀饭，每桌有足足一大中碗油炸花生米，下完饭后，每人还可以分到一小包，足够一天的零食。中午和晚饭平时是四菜一汤，每碗都有肉，每周星期三“小牙祭”，每周星期六“大牙祭”（肉多菜多）；“端午”和“中秋”还要发民俗食品每人发一个白鸡蛋、两个粽子、两个肉包子、一个煮大蒜。中秋节每人发两个月饼、两块油炸糍粑、一个昭通雪梨，伙食团还要加餐，每个同学都有像家一样温暖的感受。

在“川宜师”读书时是“宜宾市中等学校自然科学试验馆”，馆长是化学老师刘效周的得意门生，所以也是“理化课外学习科研小组”副组长，我们小组的活动内容是：1、延伸课内知识的学习和研究：2、参观室内几个工厂，并进行分析研究；3、制作仪器模型。我们学习些科研论文，参观“天原化工厂”、“劳光玻璃厂”、“红星电池厂”、“火柴厂”、“肥皂厂”和“电机厂”等，自己制作三极转子直流电动机教学模型、干电池、肥皂、火柴......

解放初，各级各类学校入学年龄放得很宽，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是曹祥春、张增玲、赵韫瑜；年龄最大的是戴义（33岁）。他解放前夕当过“保国民学校”校长，他的父母去世后，弟弟孤苦无依，是他把他养大，然后参军当上了团级军官，他考入“川宜师”后，弟弟为了报答他的养育之恩，每月给他邮寄15元钱，叫哥哥买营养品所以经济十分宽裕。但戴大哥年纪大了，数理化学起来困难，作业更是无法做。但那些年“川宜师”学生作业必须完成，我和他最亲近，他就供我的零用钱，我包下他的数理化作业，每个星期六晚上他陪我去看一场电影或者川剧，然后到“陶源”或者“魁顺”（当时宜宾最高档的馆子）炒一份菜喝二两曲酒，（相当于五粮液），星期天吃了早饭，两人相约去大南门“望江茶馆”泡两碗青茶，我帮戴大哥做作业，戴大哥喝茶陪我，11点半准时回校吃午餐。

办师范学校，除了看起治学过程，还要看学生的实习。当年的“川宜师”文考成绩再好，实习成绩不合格也不能毕业。当年的“川宜师”，我们班以前每一个年纪只有一个班，所以每年的毕业班就在“鲁家园”的“川宜师附属小学”进行。因为当年的“川宜师”实习方法与现在不同；毕业那期上一个月课后，全班到“川宜师附属小学”见习一周，然后组织一所小学的全套班子，接管“川宜师附属小学”，全权处理学校事务，所以调皮学生最怕实习老师，因为实习老师给他们的处分既要记入档案，又无法改正，因此调皮学生在实习期间都最守规矩。到我们下面的12班（1956级）有五个班，就把宜宾市内的“东城小学”、“南城小学”、“西城小学”、“北城小学”也制定为“川宜师”的实习学校，一个班包实习一所小学，原班主任和实习学校校长、教导主任，原任课教师担任实习指导教师，实习结束，原封不动的想实习学校交回学校管理权。实习结束后由“川宜师”实习领队教师（班主任和教育学老师）和实习指导老师根据实习人的能力和成效以及表现打分，作为该生的实习成绩。我们班实习时，由叶世绵、刘玉才两个共产党员学生实习校长，赖永昌、汪远璋二人实习教导主任，袁世华、兰纪元实习总务主任，我实习自然科学（数学、自然、生理卫生、地理）教研组副组长、自然科任教师。我的实习分数是附属小学曾传河老师和班主任尹邦芬老师联合打的97分。

我平生做事认真，治学严谨、勤劳俭朴、生活有规律，数十年如一日，贯彻始终，这和我的十二年中小学学生生活分不开。正如一个经过严格教育的军人一辈子保持军人本色一样，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


作者：曹取吴（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