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川南游击队指挥员余泽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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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泽鸿，字世恩，名晓野、因心。1903年2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长宁县梅硐乡。

    余泽鸿的父亲余淑皋，有田地30余亩，家境宽裕，为人勤朴。其叔余春凯，是长宁县教育界名流，思想进步，倾向革命。余泽鸿少年时代受其影响颇深。     余泽鸿少时聪明、勇敢，勤奋好学，秉性正直、刚强，在私塾馆读书时，反对封建礼教制度。一次，见到老师余永隆打、骂学生，他立即据理抗议。

     1917年，余春凯把余泽鸿带去长宁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他学习成绩优异，又热情关怀贫苦同学，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课余时除学习书、画外，尤爱阅读《史记》、《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水浒传》、《岳飞传》等历史人物传记和历史小说。历史上许多民族英雄、仁人志士的品质、形象，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日益形成了疾恶如仇，不畏强暴的思想品格。一次，余泽鸿见县官方知事乘坐大轿出城“巡视”，他便约了几个同学在郊野隐匿起来，待方知事的大轿行近时，用事先备好的卵石袭击官轿，然后又巧妙地回到校里。事后有人问他为何要去袭击县官？余泽鸿说：“我要象武松那样为民除害。” 在恽代英的指引下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余泽鸿考入泸州川南师范学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的指引下，余泽鸿于1922年春，在泸州中山亭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余泽鸿在泸州川南师范学校学习时，正值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恽代英来校担任教务主任、校长，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在恽代英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21年冬，余泽鸿等20多位学生，在恽代英率领下，到泸县、隆昌、宜宾、富顺、南溪、江安、纳溪等县进行社会调查，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

     1922年春，恽代英组织余泽鸿等先进青年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此基础上，由余泽鸿、张霁帆、曾润百、陈泽煌、陈江、李元杰等6人在泸州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五.九”国耻纪念日,恽代英在泸州商会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会后，在恽代英率领下，余泽鸿和同学们一道上街示威游行，高唱恽代英编写的《国耻歌》：“游行报告我同胞，国家耻辱可知道？……”。打倒帝国主义的怒吼声，震撼了古老的泸州城。同年7月，恽代英在去上海之前，召开了团的会议，决定由余泽鸿、张霁帆暂时负责团的工作。团组织分工，余泽鸿除负责泸州团的工作外，还负责另外6县的组织发动工作。是年假期，余泽鸿回到家乡长宁后，便在亲属中开展了进步思想宣传活动。

     恽代英在川南师范学校及泸州地区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驻防川南地区的军阀赖心辉把恽代英视为眼中钉，把川南师范学校咒骂为“罪恶之薮”，扬言要把学校进步师生“连根拔除”。1922年7月，赖心辉乘恽代英离开泸州之际，诬蔑恽代英“卷款潜逃”，并借故撤换了恽代英的校长职务，另行指派罗廷光为代理校长，并令永宁道属各县削减教育经费。余泽鸿、张霁帆等团员，目睹黑暗，忍无可忍，召开学生大会，抗议泸州反动当局撤换恽代英校长职务。

     9月1日，余泽鸿等学生赴道署示威，并就削减办学经费，任意撤换校长等事向反动当局提出交涉，当面质问反动当局：“恽校长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撤换恽校长的职务？”同时，又警告罗廷光，令其毋容来校就职。接着又发出快邮，向各界人士揭露了反动当局的卑劣技俩，表明了学生的正义要求，呼吁社会同情和支持。反对当局悍然拒绝了学生的要求。罗廷光不顾学生们的警告，强行来校后，就被愤怒的学生将其逐出校外。赖心辉为了镇压学生，开除了陈江、李师道等同学。     9月下旬，恽代英回到泸州后，被反动当局拘捕入狱，更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在团组织领导下，掀起了全校罢课斗争，要求反动当局释放恽代英校长，收回开除学生的决定。余泽鸿还带上铺盖赴县府拘留所，与其爱戴的恽代英老师同食共寝，并表示：“如不释放恽代英老师，誓死也不离去……”，以抗议反动当局的罪行。由于余泽鸿等学生坚持斗争和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最后通过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的担保，泸州反动当局释放了恽代英，收回了开除学生的决定，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余泽鸿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深得同学们钦佩，热情称赞他：“团中旗手余泽鸿，十三班里称豪雄”。

     1922年秋，恽代英决定离开泸州。余泽鸿专程回家，把泸州反动当局如何迫害革命师生以及他们同泸州反动当局斗争的情况告诉家里，说恽代英决定要他一道离开泸州赴上海读书，提出需要一笔钱，得到其父余淑皋、叔余春凯的支持，为他筹集了一百多元大洋，作为他们去上海的经费。

     1923年1月，余泽鸿、张霁帆、穆世济等学生，同恽代英到达重庆后，决定先赴成都再考虑到上海。2月下旬，又同恽代英离开重庆，徒步向成都进发，3月上旬到达成都，住在西南公学。恽代英一行刚到成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支部书记王右木即来会晤，请恽代英去给他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讲阶级斗争。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亦聘请恽代英去讲学。余泽鸿则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王右木把余泽鸿、张霁帆等团员和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团员（当时仅一人），组成一个团小组，投入了成都的革命斗争。余泽鸿除了认真学习社会科学和外语外，常同恽代英一道参加王右木同志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活动。当时青年学生中，有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余泽鸿曾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明远楼发表演说，有力地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积极宣扬马克思主义。同年夏，余泽鸿随恽代英一道离开成都赴上海。

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

     恽代英达上海，在上海大学担任教职。余泽鸿亦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同时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大学特支书记，并在这里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积极投入了上海革命斗争。1924年秋，余泽鸿代表上海大学四川学生会，出席松泸四川学生代表会，被选为领导人之一。当时四川青年在上海大、中学校学习的较多，有些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缴不起学费，被校方勒令退学。为了接济这些同学，淞沪四川学生会，决定由余泽鸿等为代表向川汉缺路公司交涉，迫使公司同意给穷苦学生发放少量贷金，解决了这些同学的实际困难。同年底，余泽鸿、郭伯和、李硕勋等组织“平民世界学社”，出版《平民世界》（半月刊），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并在福照路同仁里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余泽鸿兼授该夜校的政治、文化课程，向青年工人、贫民宣讲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为革命培养、准备了一批力量。

     1925年5月15日，上海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的事件，激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愤怒。16日，上海工会组织召开各厂工会、团体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余泽鸿代表上海大学学生会出席了会议，参与制定了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行动大纲，发表了《告上海各界同胞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的罪行。

     5月28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余泽鸿和上大的同学们一起，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于30日在南京路租界捕房门前，进行反帝宣传，声讨帝国主义罪行，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立即释放被捕者！”“收回租界！”。英帝国主义巡捕竟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示威群众数十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为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6月1日，在党的领导下，余泽鸿发动上海几十所大中学校的数百名学生代表召开大会，号召全市学生罢课。6月4日，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余泽鸿被任命为上海学生联合会党团书记。他提出了全体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同工人、市民并肩作战的号召。大会还通过了向帝国主义进一步开展斗争的行动纲领。会后，在上海学联领导下，有4万多名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罢课斗争。

     6月7日，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商界联合会召开联合代表大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上海群众反帝运动的最高指挥机构。余泽鸿代表上海学生联合会参加了会议，被选为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委员。

     “五卅”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可是，在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中的国家主义派，竭立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四处贩卖陈启天的“中国目前之大患，不在列强之压迫、军阀之专横、议员之无耻，而在于多数国民无国家自觉之心”，“缺乏国家观念”等反动谬论，主张对国民实行所谓的“国民主义教育”，强制学生“用心读书，不许干政”，提倡“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为了捍卫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余泽鸿针锋相对地同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坚决斗争。1925年9月，他在《上海学生》（周刊）上先后发表了《学生运动与双十节》、《学生军组织之必要》等文章，把“国家主义派”的无耻谰言批驳得体无完肤。同时还提出：“准备实力的武装革命，组织人民自卫军”、“彻底的革命，必须民众武装起来，与我们的敌人短兵相接”和“在政治上求真正的民主政体之实现，联合农工、士兵、商人、新闻记者、律师组成一战线，一面向帝国主义进攻，力谋摆脱列强横加吾人的束缚，一面进行打倒国内封建军阀，澄清内政”的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思想。他充满着胜利的信心，满怀革命豪情地庄严宣告：“我们撑着我们灿烂的旗帜，赴汤蹈火地踏过前辈的尸首前进，前进！创造未来的光明，恭贺未来的国庆！”对当时发动群众，团结进步势力，推动学生运动作出了应有贡献。

     1926年3月2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着重研究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迹。这实际上也是对当时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一场斗争。会议决定由罗亦农、余泽鸿等六同志组成“纪念孙中山先生行动委员会”，组织领导上海人民大力开展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3月12日，余泽鸿针对戴季陶发表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反动文章，专门编辑出版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特刊》，发表了《纪念我们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的文章，有力地批驳了戴季陶的反动观点和谬论。

     余泽鸿在同国家主义派和“西山会议派”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还发表了《读书与救国》一文，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教育。他号召青年朋友应该“右手拿着笔，左手拿着刀；右眼瞧着书，左眼探视敌人”去开创未来的新世界。     6月18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全体会议，余泽鸿出席了这次会议，被任命为区委候补委员和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下半年，他遵照党的决定，出任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青年部秘书。12月下旬，余泽鸿参加了钮永建召开的一次例会。侯绍裘在会上指责吴稚晖在许多地方发表排斥共产党的言论和主张，吴不顾侯绍裘的警告，继续发表反共论调，破坏国共合作。余泽鸿为捍卫党的利益，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批驳了吴稚晖的反共言论。

     1926年9月5日，英帝国主义军舰炮击四川万县城，打死打伤无辜居民数千，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五”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余泽鸿立即组织上海数万学生示威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屠杀万县人民的罪行，并先后以上海学生联合会名义发出了《致全国电》、《宣言》、《二次宣言》和《致万县雪耻会电》，有力地声援了万县人民的反帝斗争。

     9月27日，余泽鸿等召集四川旅沪各团体联席会议，组织“四川旅沪各团体万案后援会”，发动和领导了旅沪各团体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四川旅沪各团体万案后援会”于28日发表了《宣言》，表示“倘一息尚存，罢课、罢工、罢市，举行总罢业，督促政府，据理力争，切勿再踏往日外交因循退让之覆辙……其速奋起，努力杀贼”。提出：“（一）打倒帝国主义；（二）打倒英国炮舰政策；（三）不与英人服务；（四）实行经济绝交；（五）废除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六）中国民族解放万岁”的斗争目标。     余泽鸿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反帝斗争，引起了反动派极端恐惧和仇恨。英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孙传芳镇压革命运动，封闭了“四川旅沪各团体万案后援会”，逮捕了余泽鸿等20多位同志。余泽鸿在狱中，仍继续坚持斗争，他在敌人的军事法庭上“侃切陈词，毫无惧容”，愤怒揭露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严重罪行，斥责封建军阀充当帝国主义奴才的卖国勾当。由于万县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同时北伐军中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英勇战斗，占领了南昌、九江，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并沿江东下胜利进军，震惊了南京、上海。孙传芳慑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对北伐军的恐惧，被迫将余泽鸿等释放出狱。

     余泽鸿出狱后，仍继续担任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并主持上海学生联合会工作。1927年初，英帝国主义妄图进一步镇压中国革命，陆续调来军舰，聚集在上海和长江下游一带。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准备反革命政变。上海一些学校的国家主义派配合国民党右派也大肆活动。2月7日，余泽鸿主持召开了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大肆活动的情况，并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了反动势力在上海学生中进行活动的严重性及危害性。会议根据余泽鸿的报告，制定了斗争方法和策略，领导上海学生运动沿着党指引的方向继续发展。

     2月10日，中共上海区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部署开展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决定由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工会、上海商界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组成“上海各界反对英兵来华各团体联席会”，并以“联席会”名义召开全市市民大会，发通告、散传单、写标语，组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和游行示威。会议还决定由余泽鸿负责组织领导这一运动。余泽鸿根据区委这一决定，积极工作，很快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派兵来华的群众运动。不久，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上海顿时笼罩着血雨腥风，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余泽鸿根据党的指示，于5月离开上海赴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大革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暂时失败了。

     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中央机关陆续由武汉迁往上海。余泽鸿又于1928年调回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并负责主编《组织通讯》。1929年，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处理中央机关日常工作。由于余泽鸿长期在上海工作，影响很大，这时反动派发出通辑令，特务已在追捕他。党中央决定将余泽鸿和同他一起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爱人吴静涛调离上海，去中央苏区工作。

     余泽鸿在上海工作期间，常给家里寄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向导》、《血潮》等革命书刊，鼓励他的家庭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一边。后来他因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而离开上海，以及亲生的秒秒、蜀江两个孩子寄养在亲友家的情况，写信告诉了家里。 参加中央苏区的建立     1930年夏，余泽鸿、吴静涛夫妇离开上海到达天津，余泽鸿担任党的北方局宣传部长。后又由天津去中央苏区，担任中共永丰县委书记，配合一方面军参与了第一次反“围剿”战斗。1931年，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成立，泽鸿任特委宣传部长。1932年春，泽鸿调任宁都中心县委书记。不久，又调任南（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

     1932年10月，中央红军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打下了江西的黎川和福建的建宁、泰宁三县，将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成立了建宁中心县委（辖建宁、黎川、泰宁），余泽鸿任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吴静涛任宣传部长。余泽鸿在建黎泰地区工作期间，积极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使革命根据地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同年12月，召开了建宁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紧接着又召开了区、乡、村工农兵代表大会，先后建立了10个区、72个乡、204个基点村的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党员280多人。建宁地区不到半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分得了土地。随着群众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并在建黎泰地区建立了一支一千多人的独立师，有力配合主力红军打击敌人，为保卫和发展中央苏区，作出了贡献。1933年1月，受到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嘉奖。3月6月，《红色中华》以《建黎泰武装配合红军伟大胜利》为题，发表了专题报道，号召全苏区的地方武装向建黎泰地方武装学习。同年4月，余泽鸿被任命为闽赣省革命委员会委员。

     4月下旬，建宁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吴静涛、妇女部长刘志敏两位女同志，去瑞金参加中央局召开的扩红会议，返县途中，路经客坊镇，正遇溃藏于山上的一股残匪，下山行劫。吴静涛、刘志敏俩不顾自身安危，展开战斗，打死打伤匪徒多人。被匪徒围困的群众呼喊着“红军同志”，向四面八方奔跑。当匪徒们发现是两位女红军后，便集中火力向着她俩占据的山头冲来，在激烈战斗中，吴静涛不幸壮烈牺牲，刘志敏身负重伤。

     吴静涛遇害的噩耗传到建宁时，余泽鸿正在中心县委召开的干部会上作报告，他虽感到异常悲痛，仍竭力压抑着沉痛的心情，继续传达中央文件和布置工作。当吴静涛烈士的遗体运回建宁时，他含着泪，亲自替吴静涛洗净身上的血迹，穿上红军军装入棺。4月29日，建宁地区的百姓为吴静涛烈士树立了墓碑，以志缅怀。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攻击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并撤销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把凡是不同意他们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坚决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的同志，诬蔑为“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路线怠工”和“两面派”，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1933年初，王明把持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随即发动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福建省委代书记）斗争，实质上是进一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余泽鸿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拥护和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拒绝在建宁地区贯彻关于反“罗明路线”的指示。5月17至19日，闽赣省委负责人亲自到建宁，主持召开中心县委扩大会议，指责“建宁中心县委成立后，在余泽鸿的领导下，执行了机会主义的罗明路线”，给余泽鸿强加上“对建黎泰群众不信任”、“对革命发展的估计不足”、“对建黎泰苏区的巩固发展没有信心”、“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惊惶失措”等罪名，进行批判斗争。

     会上，因余泽鸿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又被扣上“站在派别观念上，企图以派别斗争来抵制和阻止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来向党进攻”等帽子。之后，余泽鸿被撤销了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及军分区政委的职务。余泽鸿撤职后，被调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担任教员。在执教期间，并未因自己受到屈辱而动摇自己的主张，仍坚持站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一边，为红军培训骨干而积极工作。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余泽鸿被编入干部团，担任政治科长和上干队政委，随中央红军踏上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

领导川南游击纵队

     1935年2月10日，中央红军到达扎西，中央军委在这里召开了《扎西会议》，决定抽调一批红军指战员，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以利分散国民党的兵力，支援主力红军北上。余泽鸿被任命为中共川南特委（直属中央领导）委员兼宣传部长，及川南游击纵队（后改称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

      10余年来，余泽鸿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经受了千难万险，但对革命总是鞠躬尽瘁，坚贞不渝。现在党决定以少数兵力（仅300余人）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牵制数10倍于己的敌人，任务是艰巨的，困难和危险是极大的，而余泽鸿置个人生死于外，欣然接受了党中央分配的任务，和特委书记、游击纵队政委徐策等领导一起，率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肩负使命，转战于滇黔边区。

     红军川南游击队以其饶勇善战，军纪严明，关心百姓疾苦，尊重民族习俗，深得川滇黔边区广大贫苦人民的爱戴。国民党反动派把游击队视若洪水猛兽，三省大小军阀，地方土劣顽绅，竭尽其反共反人民之能事，纠集了百倍于游击队之兵力，处处修碉堡，把关守隘，妄图堵截围歼红军游击队。但是革命的洪流是阻挡不了的，红军游击队所到之处，就有很多穷苦人前来参军、协助护养伤病员、供给情报、支援弹药……，广大人民同游击队生死与共，呼吸相依。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队虽然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但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已深入人心，为川滇黔边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1935年春，余泽鸿与李桂红同志（时任游击队司令部指导员，没收委员会主任），在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经徐策政委主持，两人结为夫妇，并肩战斗。

     3月14日深夜，余泽鸿和红军游击队全体指战员转战到长宁县梅硐老家，这是余泽鸿阔别10余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当余泽鸿的父亲、母亲、弟妹及亲友得知余泽鸿伴着他的战友回家乡时，全家人顿时沸腾了，老老小小忙着接待远方的亲人；战士们也有如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般，七手八脚帮着挑水做饭。是夜，余淑皋老人举家所有，杀猪宰羊，盛情款待了游击队的全体同志。

     余泽鸿的老家当时处于敌占区，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那是多么难得的一次骨肉相聚的机会啊！阔别10年相聚一夜，父、叔、弟、妹们千言万语也倾诉不尽10多年来对余泽鸿的思念之情；老母亲执着余泽鸿的手，望着刚刚回来但又即将离去的儿子，心情格外沉重。但为了接待远来的亲人，老人家忙得无法分身，待都吃罢饭了，这才有时间坐下来看看多年没有相见的儿子，她看啊看啊，总想把儿子的全身都看进心里去，——这就是母亲的幸福，母亲的享受啊！

     她多么希望儿子能留在自己身边，那怕是再多一天，乃至一个时辰也好呀，可那竟然是母亲对儿子也不能要求的！是什么人夺去了作为母亲的这种应有的权利呢？老人家心里明白，那就是10多年来儿子所竭力反对的大官绅。母亲深知儿子所作作为是正义的，为了儿子的安全，又怎能让他冒险多留呢。她一边望着儿子，一边想着心事，慈祥的脸上渐渐呈现出片片愁云，泪水啊，象雨点般往下直淌……

     母亲的眼泪象闪电似的透入了余泽鸿的心房，那是伟大的母爱啊，使余泽鸿仿佛又回到了幸福的童年。他强忍着眼泪，劝慰父母说：儿子是为劳苦大众的美好幸福的明天去奋斗的。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当以革命事业为重，虽天伦之乐又何敢久留。于是，余泽鸿一面安慰着老人，一面鼓励大家坚定革命必胜为的信念，以早日建立苏维埃政权共勉。接着他根据社会情况及家庭主要成员的职业，分别提出不同要求和安排。余春凯、余章武在教育界串连进步师生，组织革命团体，开展反帝爱国斗争，援助红军游击队活动；余极之掌握控制梅硐乡地方武装，必要时公开加入游击队；余素伯负责为红军游击队搜集敌情和输送武器、物资；余承远、余世宜负责做好当地群众发动工作，并请求父亲余淑皋照顾好家庭老幼，最后，余泽鸿根据特委决定，把戴德昌（即邓凯）等同志留下，组成中共梅硐区委（直属特委领导），建立和领导地方武装并做好发动群众工作。

     次日拂晓，余泽鸿率领部队离开了梅硐老家。

     5月1日，红军游击队在叙永县坛厂落堡，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大会。徐策在会上作了报告，总结了对敌斗争成绩，布置了战斗任务。余泽鸿在会上宣读了由他起草交特委批准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斗争纲领》。由于《纲领》具体体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着边区各族贫苦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因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使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很多贫苦青壮年积极前来参加红军游击队，各地农会、妇女会、红军之友社等组织相继成立。

     川南特委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余泽鸿作为川南人，熟悉民情，因而在统战和改造绿林武装方面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余泽鸿通过社会关系，争取教育了绿林头目徐联芳等人接受党的领导，遵守红军游击队纪律，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徐联芳领导的绿林武装，在梅硐区委的领导下，率队打击了反动武装，捣毁了国民党乡保政权。

     余泽鸿还积极向一些主张抗日爱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写信，揭露蒋介石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爱国抗日同胞的罪行；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指明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前途和出路；希望他们消除内战一致抗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政人员。长宁县保安大队长袁虹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提供了一些重要情报和暗地输送了一批武器、弹药。

     余泽鸿于8月12日，以川南特委名义给袁虹桥写了一封秘信，派余素伯送交袁虹桥手里。袁虹桥接此信后，很受感动，迫切希望会见川南特委领导人余泽鸿。不久，余泽鸿和刘干臣，在梅硐区委书记戴德昌及余素伯的陪同下，在梅硐秘密接见了袁虹桥，袁表示愿意全力支持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余泽鸿还布置了如何打击江安县坚持反共的李品山保安大队的计划。

     6月23日，余泽鸿派侦察员到梅硐同戴德昌、余素伯、余极之联系，指示梅硐区委做好配合红军游击队主力攻打红硐场（梅硐乡）的准备。6月25日，红军游击队主力，在戴德昌、余素伯、余极之等人的配合下，分两路兵力进攻，一支攻打梅硐乡公所，占领了碉堡，控制制高点；一支直插川全丰，击溃了国民党李云武保安队。共缴获了敌人步枪120多支，手榴弹100多枝，子弹4000多发。接着又乘胜向西挺进，攻打观音堂（富兴乡）乡公所，又缴获敌人步枪30多支，子弹1000余发。红军游击队打下红硐场、观音堂两个场后，把官僚地主的粮食、盐巴、布匹等物资分给劳苦群众，并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同时根据劳苦大众的要求，在观音堂处决了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余三肥猪，劳动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个个赞扬红军为民除了一大害。

     6月27日，余泽鸿听取了梅硐区委戴德昌有关发动群众和组织武装的汇报，同意建立梅硐游击支队，由戴德昌兼任政委，余仲康任支队长，余素伯任参谋。并将缴获的武器弹药，留部分给梅硐游击队。梅硐游击队正式成立后，活跃在长宁、兴文、珙县交界的梅硐、黄金、富兴和周家沟一带，有力地支持配合红军游击队主力的斗争。在斗争中，戴德昌发展了余素伯、王二娘、王树山、胡治国等10名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

     7月下旬，徐策在云南长官司战斗中负重伤，不幸壮烈牺牲后，余泽鸿接任特委书记和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政委，他和刘干臣等领导，率领游击队指战员，在哀悼徐策、张宏光等战友的同时，认真总结了长官司战斗的经验教训，鼓舞全体指战员为党的事业、继承先烈们的遗志奋勇杀敌。

     8月28日，余泽鸿率领红军游击队主力，攻克了筠连县城，缴获了敌人大批武器和物资，吓得伪县长罗崇礼化妆逃跑。红军游击队进城后，打开监狱，释放了被禁的群众，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将缴获的物资分给劳动人民，进一步扩大了红军影响。川南守敌大为震惊，叙府保安司令冷熏南立即派部队配合其他川军追击。余泽鸿率队转战长宁，于9月8日，攻下长宁县重镇安宁桥，消灭了一个地方民团，直接威胁江安县城。随即又攻打了江安县的红桥镇。转入叙永途中，中大州驿击溃一个民团，打下了护国镇、打鼓场、水尾、天池等场镇。

     9月，红军游击纵队发展到将近2000人，在川滇黔边区不断袭击敌人，声势大振。10月，蒋介石在四川召集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开会，决定集中主力作“彻底消灭”红军的部署，调集大批兵力，对红军游击纵队实行三省“会剿”。四川军阀刘湘曾派主力部队前往叙永、兴文、长宁、珙县等县配合当地保安部队进剿，并加强川南各县“联防”组织，实行保甲连座。云南军阀龙云和贵州军阀王家烈，又聚集大批敌军在川滇黔边境阻截，并强迫群众修筑碉堡。

      11月，红军游击纵队处于国民党10多万兵力的“围剿”中。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很大，游击纵队伤亡严重，兵力得不到补充，武器弹药得不到供给，余泽鸿和刘干臣率领部队，突破敌人严密封锁，转入长宁梅硐，准备休整和补充。12月上旬，余泽鸿在梅硐贾家湾李家贤家，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游击队集中一起活动易暴露目标，决定将现有队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

     一支由余泽鸿、刘干臣率领在珙（县）、长（宁）、兴（文）、江（安）等县活动；另一支由龙厚生、黄祜昌率领转移在川滇山区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悬赏捉拿余泽鸿和李桂红、阚世英两位女红军，并大肆残酷迫害革命人民，到处抓捕枪杀游击队员和家属。余泽鸿的家庭，先后被敌人查抄6次，遭受敌人严刑拷打迫害致死者3人。他父亲余淑皋，叔父余春凯，弟弟余极之、余章武、余承运、余世宜等先后被拘捕，其中余淑皋、余春凯、余极之、余章武四人，被叙府保安司令冷熏南派兵押解宜宾，关进监狱，亲自审问。

      余泽鸿面对敌人大规模的“围剿”和对游击队员家属的残酷迫害，满怀强烈的憎恨，坚定地领导游击队，誓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他向战友们说：“蒋介石集中大批兵力围剿红军游击队，残酷镇压游击队员和家属，更加激起人民的愤恨。我们干革命，就不怕牺牲一切，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们，是抓不完杀不尽的。要坚信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一定能打败国民党军队，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穷苦人民，革命一定会胜利。”

     龙厚生、黄祜昌带领的游击队从梅硐出发，进入兴文县境后，遭到敌人的袭击，部队被打垮，黄祜昌被捕。因叛徒告密，敌人掌握了游击队的行动计划，一面继续迫害余泽鸿的家属，搜查两位女红军，一面集中兵力围追余泽鸿率领的部队。15日，游击队在江安县碗厂坡，被敌川军及江安县李品山保安大队包围。余泽鸿在这次反“围剿”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余泽鸿牺牲后，国民党反动派将他的遗体抬到江安县城“示众”，扬言红军游击纵队已全部“歼灭”，妄图吓唬革命人民，扑灭革命火焰。但是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红军游击队在川南特委领导下，在边区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下，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

     余泽鸿牺牲前，李桂红即将分娩，特委决定派阚世英同志伴随李桂红到余泽鸿家，在亲属及王二娘的竭力掩护下，安全地生下孩子。三天后，李桂红将孩子委托给胡治国（当地人），便同阚世英回到部队。李桂红回队后，余泽鸿已牺牲，她满怀悲愤，更顽强、更坚定地和战友们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奋斗。

    全国解放后，中共长宁县委、长宁县人民政府，为了纪念余泽鸿光辉的一生，将他的忠骨迁葬于长宁县烈士陵园，树立了墓碑，修建了烈士纪念馆，展出了他的革命事迹。同时，将余泽鸿老家所在的村命名为泽鸿村。当年余泽鸿率领红军游击队战斗过的长宁县重镇安宁桥（即现长宁县城）的一所小学命名为“泽鸿小学”，以志缅怀。


来源：宜宾双拥信息网

春竹

将余泽鸿老家所在的村命名为泽鸿村。当年余泽鸿率领红军游击队战斗过的长宁县重镇安宁桥（即现长宁县城）的一所小学命名为“泽鸿小学”，以志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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