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一起读书的同学们

七星山

回忆当年一起读书的同学们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曹取吴

        回忆是美好的，回忆里有幸福、有激情、也有苦涩和兴奋......一个人的生命中，不能没有回忆。我不愿回忆当“右派”的岁月，但我随时回忆我的童年和学生生活，尤其是随时不知不觉中回忆起当年的同学们。

        当我看到身一些数、理、化一窍不通的人考“文科”时，我就回忆起读书时的“全挂子”、现在又堪称我们宜宾市“头牌教授”的蔡逸；当我看到那些不爱读书或者学业成绩一塌糊涂的人考“艺体”时，我又回忆起读书时的“通才”、后来的“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刘志渊；当我看到一些读书不行，却是用钱和“啃老”高手的中学生时，我就会想起当年自立自强的哥弟伙......

一，当年的“蔡博士”和游遂良

        “蔡博士”名“蔡淑华”、“蔡逸”是后来的名字。他是我进入“川南区宜宾师范学校” 后，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师兄。当时我们班是“川宜师”的11班（1955秋季班），蔡淑华读10班（1955春季班），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年级。

        当年的“川宜师”是由解放前的“四川省立宜宾师范学校”和“四川省宜宾县立师范学校”合并而成、解放后才从李庄迁入宜宾市城里的。“叙州府文庙”位于宜宾市（老城区）中心，它的东面是“中心路”（俗名“茅斯街”，大门也在“中心路”）、南面是“东街”，西面是“大明伦堂街”，北面是“中山街”（俗名“学院街”）。“川宜师”迁到“上江北”新校区（后来的“宜宾师专B区”）后，现在是“宜宾市第八中学B区”。

        当年的“川宜师”校园、比起现在的任何一所学校来，都要算差的。学校就是原来的“叙州府文庙”。在“川宜师”进驻以前（解放前夕），“四川省立宜宾中学”（宜一中的前身）也曾以这里为校园。大部分教室就是“大成殿”前大院两边的厢房、“女生院”是“启圣殿”南院新修的砖混结构房屋，我们男生寝室就是“大成殿”和“启圣殿”之间的一栋约300平米的平房，全体男生就住在这一间屋子里。我的床位和蔡淑华、游遂良（“筠连中学”副校长）、潘耀军（高县师范教师）的床位很近，平时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们年纪大，我是年纪最小的几个同学之一；我不但年纪小，个子也小，又是刚从山区来的，平时傻乎乎的，几个工友很喜欢和我开玩笑，叫我“瓜娃子”。潘耀军本身是沐爱人，他因为家贫，从“博爱中心小学”（沐爱小学前身）毕业后到宜宾谋生，得到“皮仁仁堂”老板女儿皮德蓉（后来作了他的妻子）资助，两人双双考入“川宜师”十班，我们本来很熟。蔡淑华和游遂良和我认识后，又同住一间寝室，他们都把我看做小弟弟。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得布鞋都没有，整天穿草鞋，下了晚自习去热水房打一瓢热水洗了脚就上床睡觉。

        同学们之所以给蔡淑华取“蔡博士”这样的绰号，是因为他读书多，博闻强记、博学多才。他不但无论数理化、还是文史地、以及专业课程，每次考试各科都要考95分以上（大多数是满分），汉字书法出众，国画画得好，歌唱得好（只是平时很少唱）、庄重而不好动，但体育成绩也不错，堪称“全挂子”。老实说，就是当年教他的老师，都很尊敬他。比如我的恩师刘效周，一直把蔡淑华当作兄弟看待。当年的“川宜师”校长熊明瑄，在我进入该校时，调离“川宜师”，到“宜一中”当年级主任。改革开放后熊明瑄、陈一足、江毓治（都是当年我们读书时的“川宜师”老师）已经退休，而且都是詩文写得好的人，大家都要推举蔡淑华作文艺团体负责人，要他主编团体的刊物。

        游遂良当年也酷爱读书，而且酷爱文学，他发觉蔡淑华是他最尊敬的人。他们倆一开始就谈得来，逐渐成为超乎常人的挚友，甚至形影不离。解放初期的各级各类学校是不限制年龄的，“川宜师”也不例外。另外，由于“改朝换代”及各种复杂原因，社会上流落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高中生、大学生。名声大一点的，已被各招聘团招走了，没有什么名声的要想就业，只有考就业机会多的师范学校，所以在“川宜师”、1958级以前毕业的大龄毕业生中，他们的学历虽然是“中师”，但实际文化水平可能比好多大学生还要高；比如我们班上的覃兴国，他的父亲是川军24军刘文辉麾下的“混成旅”旅长覃筱楼，因为1927年“清共”时、在“大观楼”主持杀害中共宜宾地下党负责人李筱文，解放后被处决。覃兴国虽然在“重庆南开中学”读完两年高中，无法就业和到重庆复学，就考入“川宜师”成为我的同班同学。

        由于师生实际文化水平高，思想活跃，大家看见蔡淑华和游遂良关系十分亲密，便给游遂良取了一个绰号——“贴心豆瓣”。而潘耀军因为尊敬蔡、游二人而随时听其趋使，人们便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小老幺”。他们班上还有一个龙伯华，性格有点像宋江、也和他们三人亲密无间，人们就叫他“龙舵把子”。由于他们四人经常形影不离、又有那么一套带有“江湖味”的绰号，一时间在校园引起轩然大波。

        刚刚经历过泸州“思想改造”的“川宜师”，老校长熊明瑄降职调离，新从专署调来的校长邵允文、曾经是中共宜宾地下党负责人李筱文的助手。李筱文牺牲后邵允文逃往云南、老命保着了，却把组织关系跑掉了。解放后是以“民盟”成员身份参政的。为了靠拢组织，自然很左。第一副校长叶祖志来自“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川南分团宜宾大队”，这些从上海滩来的青年学生思想本来激进，所以当年的“川宜师”极左思潮十分严重。两个校长听说十班有一个小集团，这个小集团有“舵把子”、有“博士”、“有贴心豆瓣”和“小老幺”，他们怀疑是一个反动组织，邵校长和叶校长亲自出马、煞有介事的调查，谈话，结果发现是同学们在开玩笑，只好不了之。

        本来当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上级没有分配升学指标，就必须到小学服务三年，才能申请报考大学。当时已经将春秋两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他们毕业后自然全部到山区边远小学任教。游遂良辗转调入“筠连中学”教语文；潘耀军辗转调到“高县师范”。只有蔡淑华，和我一样，1958年被错划成“右派”。在他政治上和经济上最困难的几年，游遂良已经亨为“筠连中学”的名师，每年游遂良都要把蔡淑华借来他家过年关。

        1979年给“右派”平反后，蔡淑华被高县教育局安排到“高县教师进修校”任教，但没有在哪里上课，基本上被“宜宾师专”、“宜宾电大”聘请前去授课。1988年“宜宾师专”校长董昌熙（从川宜师1956级五班毕业后考入“西南师范学院”）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蔡淑华调入“宜宾师专”、本来设想安排到中文系任教，结果被政史系抢去教《历代文选》。当给他定“讲师”职称时，那些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也不服，说他“没有大学教龄”。校长董昌熙反驳道：“蔡淑华虽然刚调来我校不久，但早在1980年就在我校任教了，他的大学教龄比你们长”。1993年全国“酒文化研讨会”在南戴河召开时，全国只有27个代表，四川省因为有六大名酒，每一名酒一名代表，另有一名文化节知名人士，他就是蔡淑华。，新任校长张均高主动给他解决差旅费的同时，把全校仅有的、上级的意图是给他的“副教授”指标给了蔡淑华。那些年轻人十分妒忌但无能为力（张君高1994年考调“四川省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继而调“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再而晋升“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二，“通才”和“全能冠军”刘志渊

        在“川宜师”读书时，和我们一间寝室的同学中，还有一个九班的师兄刘志渊，他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人。

        刘志渊和蔡淑华一样，无论文史地、还是数理化，以及专业课程，每次考试科科都要考95分以上。他在艺体方面特别突出。

        《美术》科，在我们11班“二曹一覃”独霸全校前三名以前，就是他和蔡淑华的天下。

        《体育》科：他不但是学校篮球、排球、乒乓球冠军和学校代表队主力队员，还是“宜宾市学联”三球代表队主力队员；更是学校和“宜宾市学联”田径代表队主力队员，全能冠军，。尤长于体操。

        《音乐》科：他无论声乐、乐理、视唱、练耳、作曲样样优秀。宜宾市男高音第一名，小提琴独奏第一名。是宜宾地区音乐界泰斗陈均可老师的得意门生。从外表看，陈均可老师不像一个艺术家，他穿着朴素，一套深蓝中山装，讲起话来老成而又风趣，从他的言行举止看倒像一个乡下老头。但他的确是大家尊敬的音乐界老前辈，截至我们进入“川宜师”时止，全宜宾地区只有两部钢琴，一部在“川宜师”、一部在陈均可老师家。我们读“川宜师”一年级时，他已经达到古稀之年（那时还没有正规的离退休制度），教我们一个学年的《音乐》课，第二年他就没有教《音乐》，改行教《代数》了，而且《代数》课也教的好。

我经常想：现在我们教师队伍中，那些年轻而又目空一切的《音乐》、《体育》和《美术》课的教师，老了以后，能够像陈均可老师一样改行教《代数》吗？刘志渊从“川宜师”毕业后，学校报送他投考“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

        那时投考艺体院校不降分，上线后还要考专业课知识和技能，那时的“艺体生”不但要算升学率，实际上比考“文科”和“理科”还难。刘志渊“文考”成绩上重点线后，“西南师范学院”的招生老师来学校进行专业考试。在考“器乐”时，他和招生老师有一段对话：

        招生老师：你的音乐课老师是谁？

        刘志渊答：是陈均可老师。

        招生老师：陈均可老师也是我的高中音乐课老师。

        刘志渊问：请问老师，你准备怎样考？

        招生老师：你喜欢那些乐器？

        刘志渊问：你要考没什么乐器？

        招生老师：（笑笑）你就弹钢琴吧。

        刘志渊坐上座位，打开钢琴，弹奏《贝多芬第三交响乐》。

        招生老师脸上露出满意第三笑容。

        刘志渊：其实，钢琴并不是我的专长和爱好，我喜欢的是小提琴。

        招生老师：不考了，不考了，可以了......

        刘志渊从“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毕业后，正是极左思潮十分高潮的时候，因为家庭出身“地主”。他虽然成绩优秀，没有留校，而是分配会宜宾地区，到“高县师范学校”担任音乐教师。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才调回“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担任系主任。

        三，我的初中穷哥弟伙

        1949年中秋一过，就得到了可靠消息：国民政府已经摇摇欲坠。大家都在猜想：共军是否会从邓艾“偷渡阴平”的道路入川？一时间社会上谣言四起。农历十月、突然传来两千多共军经落表向宜宾开拔的消息。继而县长钟家荣逃跑。又过了几天，“氺府庙”警察所的牌子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川滇边区雪山支队部”，门岗换成了何广从镇州带来的部下。街上贴出“沐爱县解放委员会”的布告，“沐爱县政府”不见了，发号施令的都是“解放委员会”。腊月24日、高县人民政府王子英副县长、解放军10军28师84团2营何营长，率一个加强连接收沐爱。年关一过，开了几天会，接收了全部抢支和档案后，突然逮捕了罗玉葱等几个头面人物撤走。人民群众还没有看清形势、疑慮重重之际，一群便衣武装人员抢杀了亲近“共军”和“人民政府”的李明轩、刘振邦、来了田动云的“川南军政指挥部”。从农历二月间到五月间，今天来了这个司令，明天又来了那个司令，社会上几乎天天“扯风”，突然农历6月初十晚上半夜从“马家坳”传来秘集的枪炮声，“田军”、“仝团”走得干干净净。此日清晨，沐爱周围想起了秘集的枪炮声，又来了解放军......如此走马灯一样的变幻“大王旗”加之各色谣言，老百姓完全被弄懵了，至少年把的时光里，他们都不敢相信哪个。

        就在沐爱中学复校，动员大家入学之际，除了我们这些“书香世家”和“耕读传家”的子弟，根本没有人前来报名。我们的开学典礼也是开的“圆桌会议”，师生员工加上高县文教局局长王耀南，总人数超过了学生人数。直到“国庆”以后，军民结队迎送过境的解放军130团和144团时，全校三个班也不到100人。

        1952年《川南日报》说平锡龄校长“只培养地主子女”完全冤枉，因为包括我们在内的师生员工出面动员那些贫民子女入学时，口水都说起血泡子了，别人就是不来学校报名，原因很简单，他们看不清楚形势；加以听信谣言——“先把年轻人哄进学校，然后一起送往朝鲜战场”，顽固保守的中国农民怕的就是让他断子绝孙，所以无论你谁的天花乱坠，他们就是不来气，只有我们这些了解“天下事”的知识分子子女才敢踊跃入学。

我们这些同学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出身“绅粮”家庭。其实我们沐爱的“绅粮”（包括万家、何家）都没有什么家底；高家坳黄家更是省吃俭用的“土老肥”，更没有家底。他们这些人经过征收1949年的公粮和“减租退押”以后，八成家庭已经变成了贫民。他们的子女失去了养尊处优的环境，和我们这些既不是绅粮子女、又不是贫下中农子女的人一样，必须自力更生。我们这些人算是“青梅竹马”长大，都经过家庭和学校严格而又艰苦的训练和锻炼，都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吃苦、竞争性强。我们都没有家庭经济做后盾（顶多提供一天两三顿饭、一年一套土布衣服和少许文具钱）。一到暑假，大家都要去设法“找钱”——做小工、或者挑煤炭卖，赶“溜溜场”赵下学期的学费。

        1951年秋期开学时，廖太根穿了一件崭新兰布中山装，大家和他开玩笑：“穿上新新，人也变得漂亮了”，他说：“我穿的是汗水，在学校做了一个暑假的小工，就是这点立业”。廖太根父亲早丧，大哥廖太林才读小学三年级就被一个说评书的江湖骗子拐走，1948年冬天才回到家乡。老母养育他和二哥廖太宗、妹妹廖太金、还要供他们读书。没有经济来源就只有卖地方，解放前夕，把仅有的几石租也卖完了。解放初虽然他家没有划地主（土改后划“破产地主”），而且廖太宗参加了志愿军入朝，廖太金出嫁。但大哥廖太林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廖太根读书必须自立。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萎靡不振，还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当时学生会主席是张朝均，我和廖太根是正、副“学习部长”）。

        当时读书社会活动多，逢场天都要上街演出和宣传，根据上级要求，沐爱中学师生要排演大型歌舞剧《白毛女》，我负责后台工作和场面设计，谢存智同学扮演黄世仁、颜先白老师扮演穆仁智，赖永昌扮演大春，廖太根扮演杨伯劳，肖大云和杨昌桥扮演（前后）喜儿。在沐爱公演后获得好评，后来到四五两区各乡镇演出。当时我们每学期大约只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读书，但我们却比好多天天猫在教室的人学得多、学得好。

        2011年国庆节，沐爱中学举行“建校七十周年校庆”，廖太根、肖大云、杨昌桥都回来了，合影时他们三人专门合了一个影，他们合影时，张朝均猛省：“啊，原来是你们《白毛女》剧组留念”，

        解放前，我读初中一年级（中七班），廖太宗和廖太根读三年级（中四班）。解放后廖太根本来可以读一班（毕业班），但他却到了我们二班（二年级）。廖太宗报名参加志愿军进入朝鲜，在高炮部队档无线电报务员，上甘岭战役荣立三等功，回国到天津某无线电器材厂，曾参与研制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四班另一个同学刘学恒，乐义乡沙地头人，家庭成分地主。与廖太宗一起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高炮部队担任测高手。上甘岭战役中，为了准确击落敌机，刘学恒不顾个人安危，手持测高仪走出掩体测量，由于他准确及时测报数据、一架架敌机被击落。但炮手们发现，刘学恒的声音逐渐变的微弱，最后悄无声息了。待战友们走出掩体，才发现刘学恒不知何时中弹，肠子都流出来、周身已经结冰成为一个“冰人”。就是这次战役，他也荣立三等功。部队把他的立功喜报和遗物带回国，交由有关部门带给家属。但后来部队检查发现，只有廖太宗的代给了家属，而刘学恒的家属却没有收到，原因是他家成分是地主。

        从1950年秋期开校到1952年春期放假，这40个星期中 ，最多只有24个星期的学习时间甚至毕业前夕，还要自带口粮到平寨五村参加半个月抗旱。但我们学完了整个两学年的功课，而且比一般人学得多、学得好——当年中考就是很好的证明。1952年的中考不是全省统一考试，而是宜宾地区自主制定的政策——地区重点高中（“宜宾市第一中学”）和中专（“川南宜宾师范学校”、“川南宜宾农校”、“川南宜宾护士学校”）第一批联合招生。十天以后普通高完中（“川南高县中学”、“川南江安中学”）自主招生，参加第一批考试的落榜生，可以报名参加第二批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考试。

        根据我们班的实力，代理校长、教导主任吴有恒老师建议我们全部参加首批重点高中中专联合招生考试。当时全体中学老师到泸州参加思想改造学习，家长们都要忙于生产和生活。我们这些人中，年龄足额大的谢存智才18岁，年龄小的我才15岁半，绝大多数人16岁。学校没有统一组织、没有老师带队，没有家长护送，我们自己组织集体行动，集体食宿——由何义星同学统一管钱，每天两顿饭、每人每顿600元旧人民币（相当于新人民币6分钱），400元钱的饭钱，200元钱菜钱。晚上住学校（男同学睡在教室的课桌上，女同学和该校女老师住房间），到考场（中心路“府文庙”——“川宜师”）报名后，后勤组安排我们住在哪里（也是男同学睡课桌、女同学住寝室）触犯地点在大观楼一个小饭店，祸事标准照旧，小饭馆老板对我们很好，免费提供高汤。虽然没有老师带队、没有家长护送，我们集体从沐爱出发、步行三天在宜宾七天、一共10天，没有没发生什么安全事故。

        这次升学考试实行传统的“三榜定案”，第一天上、下午和第二天上午这三堂考《语文、《数学》、《外语》下午阅卷第三天7点以前公布头榜，参考的2400名考生中，最多只有1200名上榜，落榜的大约1200名就不参加二榜考试了。上榜的大约1200名考生安新编座号参加第三天上、下午，和第四天上午的《物理、《化学》、《生物》的二榜考试，第四天下午阅卷，第五天七点以前公布二榜，参考的1200名考生中，大约只有600名上二榜，落榜的大约600名酒不参加三榜考试了。上二榜的大约600名考生安新编座号参加第五天上、下午和第六天上午的？《历史》、《地理》、《政治》三榜考试，第七天早上公布三榜，就 只有计划招生数的400名考生上榜，录取基本上按照考生志愿，，所以上榜的人到开校时到报考学校报名入学就是了。而所有落榜考生，可以立即分别到江安和高县报名参加两个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

        考试结果，我们班只有周家蓉、张群新两个同学落榜。在我们当中，只有我和杨春鳌（解放前他在宜宾“民德中学”——今“宜六中”读书）张朝均（1951年寒假，他和我参加“宜宾地团委团干班”学习）到过宜宾，大家商议，由我和王成聪护送她们两个女同学到高县报名，其他同学留在宜宾看榜和组织回沐爱。

两个女同学到高县后，遇到县文教科面向社会考试招收小学教师，张群新被录取，到最后只有周家蓉一人落榜（而当年筠连中学之考取詹本常、韦培德、邓宏初、宋均连、金群华；而且金群华是因为他的哥哥金群高1952年春期从宜宾白花中学调筠连中学，他从白花中学虽哥哥转到君联中学的）。

        招生考试结束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代高县和沐爱调去中考上线学生到“重庆地质学校”和“重庆药剂学校”等学校学习，我被调“重庆地质学校”，因为我已经出门遍游叙南各乡场“赶溜溜场”找学费去了，赶不上时间，学校只好决定由郭仕然顶替我（我回家后，既挨父亲一顿臭骂，又挨班主任旷仕贤老师一顿臭骂）入学。另外，还调杨春芸、肖大云、廖太根、潘耀刚、杨春鳌等人去读“重庆药剂学校”鞥学校学习，而谢存智等人转到“泸州医士学校”，留在宜宾的旧只剩下我、赖永昌、余光弟、何义星、何泽敏、高国藩到“川宜师”11班读书，张朝均、王成聪到“宜一中”读书。

高中和中专的三年我们保持传统，假期来去集体行动。出了我们，我们的队伍中增加了一些到“川宜师”复学的和都“短师”的老大哥——胡翰良、叶永华等人，第二学年更增加了周明荣、彭良傑......

        我们这些人中好多已经成为故人，但回忆起我们当年半工半读，勤奋学习，一边读书，一边参加社会活动，每学期三分之二的时间读书，三分之一的时间劳动、支农和参加社会多动，我们学好了，成功了，我得出的结论是：

        “油是榨出来书，人是逼出来的，温室里的花朵，是没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