筠连历史：出身微寒 当过高县安静乡（沐爱）团总的袁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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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过高县安静乡团总的袁凯臣——出身寒微

作者：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曹取吴

民国时期沐爱的社会上层人物中，好多人都是出身寒微的人，通过艰苦奋斗而出人头地的。其中出身最特殊、最穷苦、但走上政坛后当过“高县安静乡团总”、集“政坛麟角”、“帮会首脑”、“企业家”于一身的袁凯臣算得上一个典型人物。

袁凯臣身世复杂，沐爱绝大多数人都传说他本姓“牟”，母亲改嫁袁家后，始姓“袁”。其实远远不止如此之简单，那是因为传统封建意识认为，暴露“袁大爷”微贱出身影响其形象，这是完全多余的不正确想法。比如我们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出身，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这样记载：“叔梁纥（孔子父亲）与颜氏女（孔子的母亲）野合而生孔子”。当然历代以来，好多人对这一记载中，“野合”一词都误读了。

袁凯臣生于清德宗光绪16年（公元1890年，岁建庚寅）农历九月十二日。他的外祖父家贫，所以在“徐家箐”一个姓徐的纨绔子弟托媒人到他家求亲时，便将女儿（袁凯臣的母亲）嫁给了他。但这个姓徐的纨绔子弟将袁凯臣母亲迎娶后，到处流浪，半年多没有带一分钱回家。乡亲邻里以为此人已经不在人世，眼看已有身孕的袁凯臣母亲生活无着，十分可怜，便出头把她托付给牟姓单身男子。就这样，袁凯臣母亲带着怀孕的身子，改嫁牟家。孩子生下来后，自然便跟随牟姓。但“屋漏偏遭连夜雨，乘船又遇顶头风”，忠厚老实的牟姓男子在袁凯臣幼小的年龄就英年早逝，孤儿寡母又陷入衣食无着的困境之中。在好心人牵线后，袁凯臣的母亲带着幼儿改嫁到了袁家，他长大后就是袁凯臣 。

因为袁家也不富裕，童年的袁凯臣很小就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到了青年时期，为了生计，也必须经常参加劳动，更没有机会上学和读书，所以袁凯臣后来虽然发迹成了“财主”，却是一个终身“文盲”。

袁凯臣虽然没有读过书，是一个终身“文盲”，但智商极高，头脑灵活，善于临机应变，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极强。记得在我五六岁时亲眼所见，沐爱场上有一个“二杆子”想让袁凯臣“出洋相”，便递了一张报纸给他：“袁大爷，这是今天的报纸”。袁凯臣接了过来：“是吗”？拿在眼前，假装观看的样子。这个“二杆子”幸灾乐祸的提醒：“袁大爷，你的报纸拿倒了呀”。袁凯臣眉花眼笑的回答：“老子拿给你看呀”，弄得“二杆子”吞也吞不得，吐也吐不得。

袁凯臣长大成人后，虽然是一个劳动人民，却很会处世——身子轻便，肯帮助人，尤其是肯扶助弱小，接近和尊重读书人与正人君子。他头脑又灵活，谋生本领特强。做到了“男子十八替父制”，弱冠之年，已经奔成了“超级小康之家”的家长。

袁凯臣是沐爱第一个兴办实业的人，他有了初步积累（所谓的“赚得了第一桶金”）后，就到官田湾开办炼铁厂。就从这一时期起，他的人藉交际圈开始扩大，首先与沐爱自力更生奔小康、并且走上社会上层的曹云卿（家父，沐爱首批“蓉字号”国民党党员，“高县第二高等小学”书记——校长办公室主任）张彭年（张德珺父亲，沐爱首批“蓉字号”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沐爱区分部”书记）、官田湾乡贤宋兰高（宋永发的父亲）“义结金兰”，成为结义兄弟，他们四人结义的排行：

袁凯臣：生于庚寅年农历九月十二日，大哥，

曹云卿：生于庚寅年农历九月十四日，二哥，

宋兰高：生于庚寅年农历冬月，三哥，

张彭年：生于丙申年农历10月16日，四弟。

接着，袁凯臣又在“袍哥”组织崭露头角，被推举为沐爱“袍哥”八大宫口中辈分最高的“武惠元”（仁字旗）社社长——龙头大爷。在“袍哥”的“汉留”三辈“仁”、“义”、“礼”，和“汇口”三辈“积”、“德”、“孝”中，“仁字旗”辈分最高，成员都是当地社会上层元老级人物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义字旗”大多为知识分子和儒商；“礼字”和“德字”合称“礼德字”，大多是“滩咡匠”（行伍、绿林），而“孝字”则为社会上的流氓、阿飞、下九流人物、辈分最低。所以有歌诀云：

“‘仁字旗’的袍哥，颤颤康康，‘礼德字’的袍哥，刀刀抢枪

‘孝字’的袍哥狗儿郞郎”。

因为袁凯臣出身贫寒，懂得艰难苦楚，知道贫穷人家青黄不接时的痛苦，所以每年春荒和夏荒，他都要买几十石米周济缺粮户和无粮户度荒。五黄六月，在沐爱场上“施稀饭”。袁凯臣虽然发迹了，但他和劳动人民之间的感情没有变化。

民国13年（公元1924年），袁凯臣的资金积累日渐丰厚，他便开始了开办金融企业“钱庄”（原始的私人商业银行）的打算。得到仅仅小他两天的盟弟曹云卿（家父）的业务指导和直接操作后，沐爱的第一家业务正规的原始私人商业银行——“永济钱庄”正式开张营业。

就在“永济钱庄”开业这一年，“高县安静乡”团总张重光卸任，袁凯臣被委任接替张重光担任“高县安静乡”团总。

在成长过程中，他隐约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他向母亲证实后，探知他的生身父亲还在人世——这个男人虽然在他还没有来到人世时就抛弃了他和母亲。但他毕竟是给予他生命的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他的血液。袁凯臣是一个仁义孝道之人。他在厚待两个养父及其亲属的同时，秘密找来亲生父亲，在夜深人静时将他迎入内室，给他磕头后，和他“约法三章”：

（1）秘密托人给他购置五石租的产业，要他从此隐居山林，不要到处流浪。

（2）对他们的父子关系守口如瓶，不能泄露。

（3）经济上实在有困难时，定于每年五月底和冬月底，深夜秘密从后门潜入家中，领取两次生活补助。

父亲告诉我，袁凯臣身世之谜知道底细的，除了他和宋兰高、张彭年、以及“武惠元”社的“当家三爷”、“霉二爷”、“红旗大五哥”、和几个“出山”（一排无执事的元老外，知道内情的人不多。每年农历五月底和冬月底的深夜，就有一个衣著猥亵、打着灯笼的老人，从袁凯臣公馆后门（解放后的供销社酱园厂处）进门，天亮前悄悄离去，他就是袁凯臣的生身父亲。

无论牟家、还是袁家的长辈，袁凯臣都十分孝道。当然、他们前来袁凯臣家，都是从前大门进出。

这一时期，他迎娶小老婆“袁新大娘”（曾银贵、袁惠东的母亲）进屋。

就在袁凯臣财源涌进、处事顺利、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原配妻子（袁维禧、袁维芸、袁高富、袁高定的母亲）因病医治无效死亡，袁凯臣痛失贤内助，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从此以后，他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

沐爱著名文化名人、中共地下党秘密支部“郝明光”书记、“活词典”周孝泽（周九波）曾经对我说：

“在沐爱这批头面人物中，袁凯臣虽然一字不识，是一个文盲，但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之所以无论官场、商场百事顺利，与他的为人处世分不开。比如、他听见有人对他有什么不满、或是背后议论他，他不像其他人一样反感，他会立即走上前去、主动和人家交流，而且态度诚恳。

‘老弟，哥子们有哪些做得不对的地方，你给哥子们说，哥子们立即改。哥子们那点做错了，就该那点，一直让老弟你满意’。

‘老弟，哥子们有什么伤害了你老弟的地方，说出来，哥子们立即给你老弟道歉......’。

任凭你对他有多大的气，你都会被他的诚恳感动，你自然就会消气......其实，在沐爱场、没有人恨袁凯臣，大家都恨的是袁新大娘（曾银贵），一切坨坨都是曾银贵摆的......”

到了民国后期，袁凯臣虽然仍然是“仁字旗袍哥”龙头大爷，并担任“沐爱商会会长”，由于年纪大了，也逐渐显得力不从心。而“内当家”“袁新大娘”曾银贵除了给他生下几个公子外，生下了十一个“千金”。人口的增多，儿女们又大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享乐、不很争气。消耗日渐扩大，而事业上又一天不如一天。曾银贵为人刻薄，不知艰难苦楚，不会体贴佃户和佣人，得罪了不少故旧和新人。袁凯臣再有三头六臂，也化解不了那么多矛盾。而新大娘的儿女们性格与母亲差不多。到解放前夕，大有江河日下之势。

1949年夏秋之际，国军某部接兵部队连长吕权，因他的部下虐待壮丁引起公愤，造成他在“禹王宫“看戏时，被沐爱几个游民痛打重伤。他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怪罪地方，意图以“沐爱上层通共”诬告地方。“义字旗”袍哥“爱荆公社”龙头大爷杨国泰为了避免矛盾扩大，命店员毛顺朝带领工人把吕权抬到自己药铺治伤，并约来“仁字旗”宫口“龙头大爷”袁凯臣共商大计。

袁凯臣开导吕权：“俗话说的好，强龙压不倒地头蛇，你吕权小小一个连长，强蛇都不算，你那一纸状子告得了哪个？你就把彭焕章彭专员和郭汝瑰军长找来，他们也要倾听地方上层的话。到时候你吕权弄得里外不是人不说，恐怕还会受到处分和更严重的责打。眼前局势，难道你吕权真的不晓得进退？”

这时吕全才感到后怕，他向二位“大爷”跪求良策。

袁凯臣说：“难道你不晓得南京都被共产党攻下了，各级官员都只求自保，你何苦硬起脖子充好汉？在这改朝换代前的兵荒马乱时期，你那身皮子就是惹祸包包。把你那连长辞了，来给我学地理（袁凯臣有“地理通师”头衔），当一个平头老百姓，保命要紧”。吕权伤好后，果然回到部队，辞掉连长，来沐爱向袁凯臣拜门、学习当“风水先生”。一场风波，在杨国泰和袁凯臣的化解下，平安无事。

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南之际，他出面动员万纪阶、何心一、何冠群、赵惠存等人：“看起来要改朝换代了，二天共产党来了，你我不能收租吃饭了，得靠劳动谋生，早点动手吧，以免二天一发才不适应”。于是从1949年农历10月开始，沐爱口岸上的头面人物隔三差五就邀邀约约到叶家坝揹煤炭。万纪阶原来是一个像“弥勒佛”一样的“大肚罗汉”，到土改后，大肚子不见了，全靠揹煤炭度日。有一次我和父亲与他结伴去镇舟花滩子揹煤炭，他这个原来靠收租吃饭的古稀老人，公然能够揹70斤煤炭行走自如。他说：“要不是当初袁凯臣叫我们早点动手学习劳动，今天我恐怕活不下去了”。由于劳动的锻炼，万纪阶一直活到“大跃进”后期才去世。

1949年农历10月，中共筠连地下党党员詹梦瑶到沐爱秘密活动，筹划组织迎解组织“沐爱县解放委员会”时，袁凯臣以“商会会长”身份出任委员。在与前来接收沐爱的“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子英（原系18军张国华部下，后来回到了18军）接触后，对王子英的人格魅力十分崇拜，他对父亲说：“难怪共产党得到了天下，这王子英实在比钟家荣（沐爱县县长）强很多”。

田动云发动武装暴乱后，袁凯臣隐居到乡下，没有卷入暴乱。

因为他是沐爱知名的“封建把头”，“清匪反霸”时自然成了镇压的对象。他深知自己的命运，做到了“袍哥人”的骨气——决不拉稀摆带。他被捕后，“袁新大娘”曾银贵给他送牢饭时痛哭流涕。他开导她：“我们这种人在这改朝换代的时候，命运已经决定了活该给旧政权当垫背，这不怪哪个，这是命该如此。我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倒是你们，当初我要你们善待邻里街坊，你们不信，要争你强我弱，恐怕要准备受点磨难了”。

邻近被处决前一天，“袁新大娘”曾银贵请来剃头匠李司号（沐爱警察中队司号员）给他剃头。李司号受过袁凯臣周济，他进牢门就给他磕头，而且流下了眼泪。袁凯臣笑着说：“头就不用剃了，因为解放军枪毙人都是打脑壳，剃成光头，一枪把脑壳打烂了，脑髓渣渣到处飞，你们不好收拾，一头的长头发，脑壳打烂了，渣渣飞到哪里，你们轻轻拈倒头发就拈起来了，好收拾一些”。

他就这样视死如归。将生死看得那么轻松。

他还告诫“袁新大娘”曾银贵：“不但你要牢记，更要告诫娃儿些，今后不要和新政府作对，遵纪守法，自食其力，好好做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