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广河上的水码头平寨 平寨场的织绸业

五笔

南广河上的水码头平寨平寨场的织绸业

□ 凌受勋 文/图

民国《筠连县志·风俗》道：“邑当川滇驿道，商务尚繁，城中商民约百分之二十五，工人百分之十五，织者百分之三十，学生百分之二十，耕农与无业者各百分之五。四乡耕者百之七十，工人百之五，织者百之三，学生百之七，商人百之十，无业者百之五，每岁春夏，茶丝并出，或当农忙，与秋蚕入市之时，即无业者亦勉事工作，而城中男妇，俱无暇晷矣。”这则记载证明当时在南丝路上的筠连，养蚕织绸产业普遍存在。

■平寨场上纺织忙

乡下人送蚕茧到平寨场上，筠连茂恒丝厂的人到场上用现金收购。但也有不卖给茂恒的，把蚕茧直接卖给场上的丝绸作坊，比卖给茂恒收益大得多。

丝织成的绸子很贵，当时人很看重绸衣、缎褂，只有到逢年过节，进社交场合才穿一下丝绸，甚至还要传给后代。场上的丝绸坊有本地人开的，也有隆昌人开的。隆昌人来得特别多，一个人来了，姑爷、老表、舅子沾亲带故的也就来了。场上丝绸坊缫丝、织绸子，此外还织麻布、织螺纹帐子。把织出来的白布和螺纹帐子泡在皂角水中“渥”半个月，去掉油脂，漂白，然后染色。隆昌有织绸子、编土布、织麻布的匠人，他们手艺好，在平寨场上定居下来就以纺织为生。民国时，平寨场上到处都听到“啪啦”“啪啦”的穿梭编织声。当时出了名的织匠有许祖方、许祖亮、许腾湘、许佗子、廖云武等。廖云武的螺纹帐子织得特别好，“三梭丢一空空”，螺纹帐子一紧一松的。

■李家老人忆织绸坊

李于坤，78岁，现在沫滩新街桥头住，他退休前是沫滩乡的干部，现乡农民文化协会理事长，一位当地的书法家。他家民国时就是经营织绸坊的。

据李于坤讲述：“我老家就在平寨正街，爷爷李秉和，奶奶胡宪珍就在平寨开机房。子承父业，我父亲李舟清也在平寨开机房织布，我的伯伯叫李舟棋，在平寨下游方腾达龙井村住，后来也搬到平寨，和我父亲一起合伙开织坊。

作坊就设在我们家，前面是柜台，后面是织布房，机子分为高机和矮机两种，高机织棉布，梭子连在一根绳子上，以手扯梭。矮机织绸子、也可以织麻布，直接用手来换梭子。我家的机坊里安了高机4乘，矮机3乘。

我父亲和我伯伯都是老机匠，都可以上机子。但兄弟俩分了工，我伯伯安大锅专门缫丝，抽出来的丝挽成丝束，每束丝圈周长3尺，挽成麻花把子。茧子是向蚕农收的，开初是逢场天在场上收，后来蚕农就直接挑到作坊里来卖给我家。腾达农村每家栽两三棵桑树的占多数，栽上10棵的就少。我看那些桑树，老树子居多，农民搭梯子採桑叶，菜子杆杆捆成把把供蚕子上茧。农民出售蚕茧，3、5斤的多，上了50斤的就少。

我父亲招了5个徒弟，专门织布，他带的那5个徒弟都是平寨本地人。这5个徒弟学成后，只有幺徒弟李华魁在龙井自立门户，开了织坊，其余四个徒弟都留在作坊里帮师傅。在此以前，因我在外地上班，每次回平寨，我都要接他到平寨来耍几天。织布的还有我的四哥李于乾，我伯伯的二女儿李于芝（我喊二姐）。我母亲叫刘世芸，老家是平寨街上的，读过私塾，有点文化，此外，还请了两个长年。我家通常都是两桌人吃饭，我奶奶和母亲负责做饭、喂猪，做家务。”

■叙府丝绸曾销江南

李于坤老人还说：“平寨场上织坊很多，因当时年龄小，那些织坊的情况我记不起了，唯有和我家有关系的几家，还有印象。平寨包布市罗永清也是开作坊织布的。作坊里只有高、矮机各1乘。罗永清、他儿子、儿媳3人都上机子，没有请人。罗永清的儿媳妇是个织布能手，现在筠连城里头住，80多岁了，还到处去朝山拜佛。

猪市坝黄树林，隆昌人，在家安了3乘机子，1乘高机两乘矮机。他和他的两个老婆（旧社会称为'两大小'）都是机匠，隆昌人有织布的传统，他们织出来的东西好销售，也卖得出好价钱。

猪市坝唐光银的妻子是黄树林的妻子的姨妹，也是隆昌人，安了高、矮机各1乘。唐光银和他妻子使用矮机织绸子，织的绸子质量特别好，产品好销。

沐滩傅家坝邓相武家有个织坊，家头安一架矮机子，当时我们就喊他“邓叔叔”，如还在人世，当有百多岁了。这几家织坊规模太小，都没有收茧子来缫丝，织丝绸用的的丝都是到我家的织坊来买的。

我们的丝、绸不卖给上门来收购的隆昌客，那样卖不出好价钱，我们顺南广河把丝、绸运到宜宾，在宜宾走马街、栈房街卖掉。也把丝、绸交给我的大舅刘世银，大舅是湖北孝感人，每年都要到扬州去做丝绸生意，叙府的丝、绸在扬州买得出好价钱。自己把丝、绸运到云南去利润更大，从平寨出发到落木柔、棉布埂，再运至云南威信、镇雄、昭通。货脱手后，买回头货魔芋片和洋芋雇人运回来。洋芋是生的，重，堆头大，没赚头，运了一次，下次就不干了。魔芋是干货，运回来后，由我大哥李于友（我大哥已逝世七八年，若在现也89岁了）带去赶场，他赶回龙、维新、底峒、老堡寨，赚头大喔！和贩运丝、绸的利润差不多。

只是出落木柔到云南贩丝绸风险太大，弄不好会丢命。1932年夏天我父亲和我伯伯租了一匹马驮着丝、绸，从平寨，经镇舟、出落木柔，往云南去。走到棉布埂，仗着年轻，又是两个人，没有随着马帮一起走，就遇到了棒客。来了四、五个人，没有带枪，喊，‘不准动，把东西放下！’我伯伯性子‘昂’，挨了两扁担，不敢再开腔。土匪把他们的眼睛用黑帕子蒙上，把货和盘缠钱全抢去了，庆幸的是马没有被带走。以后走这条路，就万分小心了。

我爷爷虽说是老机匠，但到我父亲和我伯伯合伙开机房的时候他就不上机子了，他经营木筏生意，买木头扎筏子从南广河放到南广去卖掉，每次扎十张、八张筏子放下南广，这生意赚钱比开织坊快。我家的生意做得红火，我们家信誉也好，乡下人有急事要用钱的，就把土地当给我家，共收了腾达5村当地共千把亩，我们把这些土地转租给别人种。当时平寨人过年杀条猪都不容易，我爷爷过年要杀3条猪来自家吃！

照常理，我家肯定当地主。没有，土改的时候，我家划成城市贫民。原因是民国后期，我家迅速衰败了。我家中的成年男人，连帮我们的工人大都染上了烟片烟，家中的烟枪都是7、8杆，再加上我父亲患痢疾病逝世，到解放的那几年，织坊也开不下去了，请的人也散了，家中真是穷得叮当响。我快10岁了还不能上小学。记得一次过年的时候，我家穷得揭不开锅，大舅刘世银提了块肉来我家拜年，真是雪中送炭啊！”

来源：宜宾晚报    凌受勋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