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坏的时代？中华民族五千年前所未有之困局

玉壶井

拯救之七：设立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

其实，无论在民主社会还是在不民主或民主不充分的社会，都存在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现象。尤其在不民主或民主不充分的社会，由于政治利益的短期性特点，政客或政府在缺乏民主机制压力下更容易不保护或侵犯人民利益。由于在市场机制和政治机制中存在双“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或双失灵的现象，特别是在人类的低生育率危机面前，人类似乎需要一个仁慈、智慧的上帝来弥补这个“悲剧”或失灵。这个上帝缺位了，我们就必须自己创造一个。

要解决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要挽救中华民族，要弥补市场机制与政治机制的双失灵，必须有制度保证存在一个超越市场与政治的且专注于人民长期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机构存在，这个机构就是“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专职保证和促进人民长期利益、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以人口、思想、制度、文化等决定民族与国家命运的长期因素和核心因素为关注方向，以是否有利于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为根本标准，以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国家持久进步和民族兴旺发展为根本目的，以促进中华民族健康持久的兴旺发展为最高原则！由它作为政府的道德领袖和评判者，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中华儿女聘请，任何高级党政领导或退休者均不得兼职（但优秀者可以当“准委员”提出意见），独立行使权力，有超越人大、政府和执政党的最高监督与批评建议权，对人大、政府、政党和重要政治人物做年审报告（包括审核工作、批评和建议），其通报由各大媒体无条件完整转载。

直选加上设立中华民族振兴委员会，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比较完备且充满健康活力了，这样才能在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华民族可以实现伟大复兴。当然这不是全部，还有经济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保证，只有形成思想、制度、文化三位一体的完整保障体系，才可以切实保障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建议为中国发展做研究的民间智库和学者提供一些经济支持，积极促进民间智库发展和思想创新。

拯救之八：改善民生与分配

中国民生压力大，多数根源或起源于制度因素，国家占有过多社会资源导致“国富民穷”；民主发展不充分导致分配向少数人倾斜；缺乏直选导致民众不能主动通过民主政治途径来解决自己生活压力，只能等到压力十分巨大而变成社会问题后才引起媒体与中央关注。从直观上看，民生压力大，直接表现就是各方面的“高成本与低收入”。所以，除了以民主促民生的政治改革外，也可以用相应经济政策加以治理或减轻。

首先是提高普通民众收入，缩小分配差距。一般发达国家工资占GDP的60%左右，世界平均40%，连印度也达到50%左右，而中国2009年工资仅占GDP的8%，世界倒数第一。在低工资的同时，收入分配又严重不均，国有垄断企业以8%的职工占有全国55%的工资收入，0.4%的家庭占有全社会70%的财富，垄断与腐败成为贫富差距的最重要因素。低工资制度应该彻底修改，企业制度环境成本要降低，银行贷款要向民企和中小倾斜，不利于工资提高各类规则制度要改变。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人民受益均等而不是仅由少数人获利，建议国有企业接受全民监督并向全民分红。政府和官员应该得到更多的人民监督，不能让权力沦为少数人的牟利工具，建议通过加强人民言论与媒体舆论自由和直选制约权力。

其次要降低物价。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在春节去泰国时发现：中国一般消费品价格，与人均GDP超过中国37%的泰国相比，平均高出30%~40%。经济学家时寒冰说：“到美国后才发现，美国除人工服务之外，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绝对价格）是低于中国的，有些商品的价差之大，有点瞠目结舌。”在生活成本最高的亚洲城市中，前十名中国城市占了半壁江山。“工资向非洲看齐，生活成本向欧美看起”。为何？中国的制度成本太高，政府耗费社会资源巨大，腐败与权力寻租加重经济运行成本；政府和国有企业掌握过多资源，效率低下，使得大量国民财富在经济循环中被损耗；地价、房价太高，拉高整个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国有垄断削弱竞争，导致质次价高，经济运行和民生成本被垄断提高而“剩余价值”却被垄断取走；低工资、贫富差距等导致许多消费不能普遍化，因而这些消费品人均分摊的沉没成本过高，贫富差距所导致的财富向少数人过度集中又拉高普通居民的住房等消费品价格；计划生育、低工资、贫富差距等导致内需不足，过于依赖出口，在商品外运的同时，外汇增加导致本币被动发行过多，“物少钱多”使中国人手中的货币购买力不断缩水；出口退税等于补贴国外居民消费，而退税成本必然由国内居民承担，导致物价“外低内高”；增值税等于向居民普遍征收消费税，各种收费也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物流体制、基础设施、路桥收费、腐败等因素导致中国物流成本高；农业投入不足，生产分散，计划生育等导致年轻有活力的农民太少，因而农业生产效率提高慢，供应不足，尤其是蔬菜价格具有长期上涨的趋势（因为蔬菜生产是劳动密集型）；面子主义，使商家更好定高价，也更易过度包装。改变这些，中国需要系统的化改革。

第三，要降低房价。高房价一次性的剥夺民众几十年的储蓄，对民生伤害极大。中国高房价，根本在城市土地国有制度和被“土地财政”利用的耕地保护。据报道，北京农民集体土地提高的小产权房，其价格只有市场的1/3左右。笔者认识的一位高校老师反映，老师集资房价格夜只有周围市场价格的1/3。这说明高达2/3的房价是由土地制度造成的。城市土地国有化政策拉高了整个城市的地价与房价，让我们生活在这片昂贵的地产之上，必然带来高生活成本，城市土地国有化政策就相当于对公民生活征税。若农村住宅按住房与非住房占地面积比1：3计算，城市按楼层15-30层计算，则农村住宅占用耕地是城市的60-120倍，这就意味着每保护一亩城郊耕地就要浪费59亩到119亩非城郊耕地。这种伪耕地保护不仅不能保护耕地，还导致高房价损害民生，这种虚假保护当停止。我不反对保护耕地，但反对以保护耕地为借口保护“土地财政”而最终伤害人民。

第四，要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城市化发展不可避免，未来绝大多数年轻人将生活在城市中，所以必须降低城市居民生活成本从而让年轻人能养得起孩子，否则城市化就会导致不可避免的人口大萎缩。由于大城市中心区域生活成本高昂，必须避免年轻人向大城市中心区域扎堆。所以，要大力发展卫星城镇、城市群和中小城市，努力改善非大城市中心区域的生产生活设施（尤其城市群内），分散那些过密的中心区域人口，遏制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方式（如北京）。要建立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多建地铁、轻轨和城市群高铁，降低大城市中心区域吸引力。避免因人口过度集中而推高生活成本。建议扩大大城市的管辖范围或按城市群划分行政区域，满足一些人要生活在大城市的心理需求，比如一个城市群公用一个城市名。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并尽可能的降低居民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从而降低居民压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继而让居民有能力有精力生孩子养孩子，否则导致持续的人口自然萎缩/负增长就是自绝式的发展。

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政府应该增加投入，改变制度。如在医疗方面，要建立全面医疗保险体系，在提高对医院的财政支持的同时，可以招标采购药品和医疗服务再向民众平价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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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之九：改变民族宗教政策

上文已经分析，我们的民族宗教政策需要改变。除了上面所说的宗教政策改变外，民族政策也必须进行改变。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创民族，中华称谓最先从汉族开启，汉民族是中华民族文化构成和人口构成的核心与主体，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最有认同感最有向心力和最有凝聚力的还是汉族，所以中国的任何法律政策都不能伤害或削弱汉族的主体性地位，否则就会伤害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民族特征。同是中国人，不应有任何因民族而带来的国民待遇差别。无论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还是从公平的角度考虑，现在的民族政策都需要进行改革了。

拯救之十：保护生育能力

首先要反对性滥自由化。性自由泛滥会导致性病快速传播和生育能力的严重下降，是最自绝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华先贤认为“万恶淫为首”和各大宗教均反对淫乱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务必要提倡婚外性保守主义，这样才能更健康更和谐更可持续发展。所以要从小学高年级就开始进行生理、爱情观念与性保守思想教育，同时要严厉打击黄色泛滥和性交易，形成婚外性保守的文化。

其次要减少人工流产和剖腹产等直接伤害生育能力的行为。现在的无痛人流广告太多，实际上是在鼓励流产，应该禁止人工流产做广告。由于人工流产对生育能力伤害较大，要提早做好生理教育，加强对胎儿的生命权认可意识，形成反堕胎的文化。

第三，要改变危害生育的不良生活生产方式。要在全社会、从学校、从结婚开始宣传教育如何保护生育能力，提高保护生育意识。对企业生产，要严格保护职工健康，对损害生育的更要格外重视。要切实保护休息权力，防止过度劳累伤害身体也伤害生育能力。

第四，要保证食品健康。对各类添加剂要严格审查，对食品进行要更高检疫，防止或尽量减少各种有害物质沉积国人体内。特别是对转基因食品，由于其安全性还不确定，还很可能被外国阴谋，要格外重视。转基因技术在欧美，他们民众都很抵制，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首先做人类转基因的试验品？美国转基因大豆油在中国大量销售，中国民众对转基因的可能危害有多少认识？

拯救之十一：保护婚姻家庭

婚姻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要形成保护婚姻的体系。从娃娃开始，在学校和全社会宣传健康的爱情婚姻家庭观点，对新婚夫妇进行免费爱情婚姻家庭教育。由于婚外性自由化和婚外性特别容易伤害爱情婚姻家庭，所以要形成婚外性保守主义，建议对故意破坏未婚女性贞洁和不忠婚外性采取一定惩罚措施。遏制破坏婚姻家庭的行为，如制定措施惩罚不良第三者。对很可能损害现实婚姻的网络结婚或网络游戏，要禁止或严格限制。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家庭压迫，打击家庭暴力，控制婚外性，努力减少导致婚姻家庭破裂因素。政府可以提供免费爱情婚姻咨询，及时消除危害婚姻家庭和谐的不良倾向。对家庭可能分离，能挽救的则采取挽救措施。

对于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出现低生育率，笔者已经给出了系统而详细的答案。对于如何挽救人类文明、如何挽救中华民族，笔者也给出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答案——形成促进人口再生产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政治体系。但是，不要以为有笔者提出这些措施就可以了。思想要变成现实，还要有实施的可能性。但很不幸，在这些变革方面仍然面临很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因为所有促进人口再生产的人口政策变革、经济社会政策变革、养老体制变革、民族宗教政策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等，多数成本都发生在当期，但绝大部分收益却发生在未来。变革这些，拯救民族，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对改革的政治家来说又面临很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再者说来，权力阶层们由于“超生”代价沉重而绝大多数只生一个，实际占据全国人大代表绝大多数的城市人也绝大多数只生一个，我们国家以往的人口政策已经给了他们很大“少生孩子好处”的承诺，对改变养老政策、少生补助等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反对。所以，变革必然很难。笔者在本文中已经说明，养老模式变革基本上“换药不换汤”，你们许多还可以再生；笔者已经建议对独生子女生孩子多补助，等于把国家对你们和你们子女的政策伤害补偿在你们子女身上，你们也可以间接获益；改变人口政策，鼓励生育，最终对未来所有中国人、对我们祖国、对我们中华民族都有巨大好处，希望你们放长眼光，从人民幸福、国家未来和民族大义出发敬请支持或至少不反对各项促进人口再生产的政策变革。

中华民族现在似乎只能在死亡路上等待拯救她的真正伟大政治家出现。若这个伟大政治家不出现，中华民族也许真的没救了。如果这个伟大政治家出现晚了或登上权力舞台太晚，中华民族将损失惨重且十分难以自救。所有的中华儿女们，所有的炎黄子孙，所有的爱国者，当您读到此文后，让我们一起为民族呐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