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曾巩为筠连撰《筠州学记》[作者筠中鹤]

三月风

唐宋八大家曾巩为筠连撰《筠州学记》
作者筠中鹤2012.6.9
学记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种重要而常见的创作文体。自从它兴盛于宋代以后，元、明、清三代均不乏作手染指，而且多有名篇佳什传世。遗憾的是，这种文体尚未得到研究者应有的关注，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以宋代的学记创作为对象，着重探讨其文体，特点、发展历程及其与宋代政治文化之关系等，以期抛砖引玉。曾巩宋代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巩自称“家世为儒”（《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20岁后，因文才出众，受到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嘉□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曾巩考中进士。曾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如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在这期间,曾巩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他不甚满意刘向，而比较推重扬雄，曾在所作《筠州学记》及《答王深甫论扬雄书》中阐明了他的看法。现将曾巩《筠州学记》恭录如下：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余，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刑名兵家之术，则狃于暴诈。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妄臆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学者靡然溺于所习。当是时 ，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予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及其已衰，而搢绅之徒，抗志于强暴之间，至于废锢杀戮，而其操愈历者，相望于先后。故虽有不轨之臣，犹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夺。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政理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敦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其于贫富贵贱之地，则养廉远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与所知有余，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闾，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夫《大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则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难至也。以今士，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则上之于斯时，则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时，顾所以 导之如何尔。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斋祭之室，诵讲之堂，休息之庐，至于庖湢库厩，各以序为。经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予谓知所务矣。使筠之士相与升降其中，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其贤者超然自信而独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则是宫之作，非独使夫来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曾巩(1019～1083) 其后,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颇有政绩。为了侍奉亲老，曾一再申请内调。后被神宗召见，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元丰四年(1081)，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擢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四月，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市）逝世。曾巩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他在《答李□书》中说：“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基于这种理论主张，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他的文章绝少抒情作品，多是议论文和记叙文。就是记叙文中也常有议论。他的散文以议论见长，立论精策，说理曲折尽意。其特点有几个方面:首先是议论文章写得纡徐委备,与欧阳修的风格近似。例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论历代治乱得失，语气和缓，感慨却很深切。其次是文虽质朴,但纵横开合,有摇曳之姿。如《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两文，都为怀才不遇者吐气，融注着作者的愤懑和不平，但他没让感情一泻无余地迸发，而是以一波三折的语调缓缓议论下去。前一篇，黎、安二生因乡人讥其“迂阔”，请求曾巩为之辩驳。文章实际上是要反击世俗对古文运动的诬蔑，但作者没有正面驳斥，却扣住“迂阔”二字，作了三层转折：自己亦“迂阔”；“迂阔”比二生为甚；“迂阔”之“善”与“不善”，吞吐抑扬中露出勃郁之气。《王平甫文集序》以“人才难得”为中心，纵论周秦以来起用人才之少，埋没人才之多，峰回路转之后，才为王安国一抒同情之慨。这样的文章虽不及韩愈那样纵横变化，却自有纡徐曲折之妙。而且语出自然，无造作之迹，其敛气蓄势之功颇深。第三，曾巩的文章又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俯仰如意。例如《越州赵公救灾记》写赵公“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将纷繁杂乱的事项，叙述得条分缕析，头绪分明。此外,曾巩还有一些记叙文字，虽似不文, 却极精练，无不达之意。曾巩的记叙文也偶有写景之作，极刻画之工。例如《道山亭记》写道山亭所在之地的山川之险，精雕细刻，很有特色。还有一些论及学术、文艺的文章，例如图书“叙录”以及《宜黄县县学记》、《墨池记》等，纵谈古今,不无卓见,但也时常流露出卫道的气息。《宋史•曾巩传》评论曾巩的文章说：“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一评语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一　学记文体溯虽然学记创作直到宋代才出现适合其发展繁荣的肥沃土壤，但这一文体的首创者却可以追溯到中唐的古文家梁肃。就笔者管见，他写于大历九年的《昆山县学记》是现存学记中的第一篇。全文只有寥寥四百多字，首先点源明学制对治道的重要性，“学之制与政损益，故学举则道举，政污则道污”；然后便叙述县学的兴建过程和兴学之后的治效，最后阐明写作学记的目的是“俾来者知我邑经艺文教之所以兴”，暗示了主持建学的县令王纲的政绩。
    这篇《昆山县学记》清楚地表明了学记这一中唐新兴文体的渊源，即文中所谓“昔崔瑗有《南阳文学志》，王粲有《荆州文学志》，皆表儒训以著不朽，遂继其流为县学记”。《南阳文学志》即《南阳文学官志》，东汉崔瑗撰。《后汉书》卷八十二《崔瑗传》载：“瑗高于文辞……其《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诸能为文者皆自以弗及。”其文已不存。《荆州文学志》即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荆州文学官志》。按，此文数名。《艺文类聚》卷三十八“学校”引此文作《荆州文学记》。《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收此文作《荆州文学官志》，属于史部。清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二辑此文为《荆州文学记官志》，自注曰“《艺文类聚》三百八，《御览》六百八”，盖未曾细考其名，而将二者同出之异名合于一处。其实，此文之名自当以《荆州文学官志》为是，因为崔瑗已有胜作在前，《崔瑗传》明谓，“《南阳文学官志》称于后世”，所以王粲方有此同制异题之作。《荆州文学官志》撰于建安八年，是为了表彰刘表在削平荆州后开设学官而大兴儒学所作，今存。至于“文学”，此处指东汉郡国学中的教官一职，当时颇有名人为之③。“官志”，也即相当于正史中的“职官志”。所以，这两篇《文学志》都是崔瑗和王粲为了南阳和荆州的官学而撰的“志”，属于“史传”一类。学记体的起源，可以上溯于此。
    或以为学记渊源于庙碑，由庙碑、庙记——庙学记——学记：“不妨说唐代的‘孔庙碑’就是北宋‘学记’一类散文的渊源。其实，因为学校与孔庙几乎不可分割，故在有关孔庙的‘碑’或‘记’中，也大多会提及学校，只不过其重点在‘庙’，‘学’只是附带成分。‘庆历’兴学以后，‘学’的分量渐至与‘庙’相等，遂有所谓‘庙学记’。此后随着‘学’的不断发展，终于摆脱了‘庙’而有专门的‘学记’。”④现在看来，这种说法还可进一步斟酌。首先，梁肃在文中已经明确表明学记的创作是继崔瑗《南阳文学志》和王粲《荆州文学志》之流。其次，虽然有唐一代，地方官学的确大多“即庙为学”，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校舍，甚至直到北宋兴学，仍然有相当多的地方官学是依孔庙而建。但是，孔庙与地方官学仍然是属于两种不同的机构。前者是祭祀的场所，是道统的象征。孔庙祭祀在唐代是属于国家正式承认的“中祀”，各州县均建有孔子庙。地方官上任伊始便应当去孔庙祭祀，统治者以祭孔来表明政统对道统的尊重和占有⑤。地方官学则属于推行意识形态、培养人才（主要是科举人才）的国家教育机构，二者的职能有别，不宜相混⑥。体现在与这二种机构功能相对应的庙记与学记上，前者重在阐明祭祀的必要性和意义，祭祀中的各种礼仪、步骤、渊源等等（众多的孔子庙记则阐发孔子的功绩和地位，推崇孔子对治教的巨大贡献——论学则从属于这一点），以及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对祭礼的重视；而后者却重在阐述学习对于修齐治平的必要性和兴学的重要性。庙记的对象也不仅仅局限于孔子，凡受到立庙祭祀之人均可有记，如韩琦《安阳集》卷二十一所载《新修晋太尉嵇公庙记》一文便是为西晋名臣嵇绍所作。因此，不可将二者相混。再次，在评论家的眼里，学记和庙记也是两种虽然相似但彼此体制却迥然有异的文体，比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三十八评论欧阳修撰《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便强调说：“是庙记，不是学记。”这显然是针对欧阳修另撰有《吉州学记》而言。另外，笔者所见北宋最早的一篇庙学记李堪《古田县庙学记》⑦作于真宗景德二年(1005)，而在此之前，除了梁肃的《昆山县学记》外，段全在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已经撰写了《仙游县建学记》，所谓由“庙记”到“庙学记”，再到“学记”的演变过程，与此扞格。
    自从梁肃首创学记体后，一直到唐末五代，学记的创作似乎是寥若晨星，罕见作品传世。这主要是因为作为学记创作的“制度前提”——唐代的地方官学萎靡不振。虽然李唐统治者屡屡下诏令地方郡县兴学，但诚如研究者所指出，这些诏令往往徒具空文，未能真正贯彻执行。有唐一代的地方官学从来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兴盛局面，至多仅能兴盛于一时一地，依靠个别的有识之士予以修建，而缺乏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大部分地方官学的功能也主要是行礼之处，而非学习之所⑧。在这种情况下，学记的创作自然难以繁荣。相反，庙记、庙碑之类的作品倒屡见不鲜，如王勃撰《益州夫子庙碑》、韩愈撰《处州孔子庙碑》等等。
    二　宋代学记创作的制度保障、发展历程及艺术特点
    到了宋代，学记体的创作终于蔚为大观，在各类文体中脱颖而出。之所以如此，一个关键的因素便是宋代政府大规模的地方兴学运动为学记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契机。明代王慎中对此分析道：“自有序记文字以来，诸名家之文为记学而作者，唐人皆有愧词，虽韩昌黎《夫子庙》一篇亦为劣。盖唐制立学不广，不但诸家无名文，而诸家之文为学而作者亦少。惟宋庆历诏天下立学制，始盛于郡县，而古文之兴亦自庆历以后，故宋人之记学者，其文甚多。”⑨他在分析学记的创作历史时，能够不局囿于单纯文体的角度，而着眼于文体背后制度的因素，的确鞭辟入里。据贾志扬统计，宋代以前的地方州县官学总共只有97所，而宋代却修建了653所，其中州学189所，县学464所⑩。学记本来便是一种实用性文体。从宋人的学记作品来看，其写作的缘起一般是某位地方官在主持负责修建了地方学校之后，便聘请一些著名的文人来为新建或重建、新修的学校撰写一篇记文，许多记文还刻石立碑(11)。所以，这些分布广泛的州县学校，无疑是学记体在宋代才繁荣昌盛的基础所在。
    笔者据现存宋人别集、《全宋文》等粗略钩辑到学记作品四百多篇，并将其创作时间、作者、地域等具体情况编成《宋代学记创作一览表》。从中可见学记在宋代的兴盛是与宋代政治中的地方官学运动息息相关的。两宋三百多年间，一共有四次由中央政府直接颁发诏令大张旗鼓地命地方官员兴建官学的兴学运动。第一次是景祐、庆历兴学，以庆历革新为中心，时间持续到宋英宗治平年间。第二次是熙宁、元丰兴学，发起者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主要是在各地官学里设置了教官，以及增加学田；而其后蔡京等则祖述王安石等人的兴学理想，发起第三次崇宁兴学的高潮，将神宗朝确立的“三舍法”由京畿推广到各地方学校，并以之取士(12)。第四次是绍兴十四年的兴学，南宋高宗君臣在绍兴和议签定后，试图以兴建学校来表示偃武修文之意，创造所谓“中兴”盛世的局面，并钳制朝野上下反对和议的异论。宋代学记的创作从平均数量上看，基本上与这四次官方兴学运动桴鼓相应。比如自宋仁宗景祐、庆历兴学至直至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三十二年间，学记数量为33篇；自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至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四十九年间，学记数量为45篇，而自北宋开国(960)至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七十五年间，学记数量仅为6篇。可见，这三次兴学运动是宋代学记创作的重要催化剂(13)。这一点也都反映在学记作品里。宋代的学记在追溯本朝地方官学的发展时，通常将庆历兴学、熙丰兴学和崇宁兴学当作是官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尤其是庆历兴学，几乎每篇学记总是不忘提上一笔，以示先河后海之意。再如，南渡以后，虽然屡历兵革，各地官学破败荒废严重，但当绍兴十四年高宗下诏命郡县兴学后，各地郡守却望风景从。陈渊《默堂集》卷二十《邵武军光泽县学记》载：“越明年，诏即行在所建太学，设师儒之官，增弟子员，凡所以教养考选之具，视祖宗时为备。天下学士闻风而至阙下，愿就诲育者至不可胜数，上亲临其宫加劝奖焉，仍以宸翰所书经子之文，均赐外郡学。由是州县之吏，职在承流者，莫不以学校为急务，竭力赴功唯恐后。”以至于高宗绍兴年间大批地方官学的修建蔚然成风，而学记的创作也随之水涨船高，出现了南渡以后的首个创作高峰期。自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至绍兴二十九年(1159)二十一年间，学记数量为37篇，而仅绍兴十四年便出现了8篇学记。当然，并不是说每一所州县学校的修建或改建都有学记随之诞生。如建康府的溧水县学，其前身是唐武德元年所建的至圣文宣王庙，在县东三十步。北宋熙宁二年，知县关杞迁于通济桥东南，依庙建学，但当时并未请人撰写学记。直至南宋绍兴八年，另一位知县李朝正重修扩建之后，郑刚中才为之撰记。此后又屡次重修改建，却再无学记问世。只是到了嘉熙四年知县王俦建小学后，才延请了王遂为之作学记(14)。
    其次，从表中可见，学记这一中唐始创的文体已经被宋代文人普遍接受，成为宋代文苑中一种新兴的重要文学体裁。宋代的一些重要作家，如欧阳修（1篇）、曾巩（4篇）、王安石（4篇）、苏轼（1篇）、苏辙（1篇）、张耒（2篇）、李廌（2篇）、晁补之（5篇）、朱熹（8篇）、叶适（8篇）等人均曾写下了堪称优秀的学记作品。其他一些作家如周必大（8篇），以及不以文学见称于世的理学家，如胡寅（5篇）、张栻（10篇）、陆九渊（2篇）、真德秀（7篇）、魏了翁（3篇）等人也写有一定数量的学记。学记的创作从北宋初开始，一直延续到南宋灭亡，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现存最晚的一篇宋代学记是辛煜的《容州学记》，创作于恭帝德祐元年(1275)，此时的南宋已经奄奄一息了。而学记体的类型在宋代时也已经发展完备，此后元、明、清三代学记的各种类型，都未能摆脱宋代学记的藩篱。根据地方官学的行政区划，学记在宋代形成了军学记，如苏轼《南安军学记》、黄裳《重修兴国军学记》、李光《昌化军学记》等；府学记，如叶梦得《建康府学记》、朱熹《静江府学记》、洪迈《梧州府学记》等；州学记，如尹洙《岳州学记》、王安石《虔州学记》、曾巩《筠州学记》等；县学记，如曾巩《宜黄县学记》、王安石《繁昌县学记》、苏辙《上高县学记》等。根据地方官学修建的不同性质和过程，学记又衍生出新建学记，如余靖《饶州新建州学记》、韩琦《定州新建州学记》等；重修学记，如王庭珪《安福县重修学记》、胡寅《永州重修学记》等；重建学记，如王十朋《广州重建学记》、《金坛县重建学记》等；迁移学记，如陈造《兴化县移建学记》、刘爚《重迁建阳县学记》等等。再加上庙学记、小学记、义学记等等，宋代的学记类型可谓五花八门、多姿多彩。至于因政府拨给州县学校学田而衍生出来的学田记、因记述学校藏书而衍生出来的藏书记、因安排学生住宿而衍生出来的学舍记等等，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学记体，但也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同一个文学创作领域。
    更重要的是，在“记”类文体中一向被后人视为畏途、“最不易为”的学记体(15)，是在宋代才形成了它固定的创作格式，学记体的创作典范也是在宋代才形成的。所谓“曾王学记”，即北宋曾巩与王安石的学记创作，被后世视为学记创作的圭臬。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七《慈溪县学记》下评道：“予览学记，曾王二公为最。非深于学，不能记其学如此。”一般而言，宋代学记的整体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叙述学校的兴建过程。其中包括：建学之缘起，一般是从地方官员上任伊始拜谒孔庙因起兴学教化之念，属于循吏所为，或者是奉行朝廷的诏令(16)；叙述学校兴建的地址，有的是以孔庙为基础加以扩建，依庙立学(17)，有的则是拆毁道观佛寺而起基(18)，更多的则另起新基(19)；兴建日期；兴建的负责人，通常是地方长官或副职如通判等；兴建经费及学田的来源，通常是由官方出资与地方赞助两者结合；学校的结构布置，包括讲学之所、藏书之所、祭祀之所等等。二是考述学校制度在历代的兴衰及其与治乱之关系，通常是将学校制度追溯到《礼记•学记》与《周礼》中所载周代的学校制度，即所谓“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而将这一制度的兴废视为后世治乱的根源。三是阐述兴学之意。有的学记在随后还想象描述兴学之后的效果，并顺便点出对修建者的赞颂之意，如欧阳修《吉州学记》、张嵲《襄阳府重修州学记》等。在这三部分中，一者需要高超的叙事技巧，才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修建始末叙述得明白而扼要，否则很容易堕入记体文的陈窠中去，即“徒具工筑兴作之程期，殿观楼台之位置，雷同铺叙，使览者厌倦，甚无谓也”(20)；其二则需要对历代学校制度有着清楚的了解，带有考订的成分在内，需要学者具备渊博的学识；三者阐明兴学本意，则需要按照儒家的经典立论，对学习的必要性、目的、方法、步骤等均需要胸有成竹。一篇成功的学记往往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均需要很深的造诣。这与一般的亭台楼阁之记在简明扼要地叙述兴建经过之后，再切时切地地抒发一些人生感慨或哲理性的议论迥然不同。所以，学记属于典型的“学者之文”。比如曾巩的《宜黄县学记》，“先叙古人之建学，次序后代之废学，后叙宜黄之立学，末叙勉励士子进学”(21)。虽然在义理的阐述上未曾如理学家们推阐天命人心之奥，行文间也不如苏轼等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但全文结构谨严，叙述建学过程简洁明畅，议论兴学之意平正透彻，对学制的演变了如指掌，所以向来被视为学记中的典范之作。
    三　宋代学记的文化阐释
    一种崭新文体的兴起，往往是由时代文化多个层面交相促成的，不能单纯归之于文体形式本身的演进。就学记而言，宋代学记体的创作与宋代文化诸层面均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宋代的科举制度是学记创作发生、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宋一代实行科举取士，科举对宋代政治、文化及文学创作等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学记创作中。一方面，从作品发生的角度来看，学记体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正是科举的催生所致，即因应付科举考试的需要而兴建官学，学记作品也随之诞生。考生要想通过科举考试，除了自身必要的天分以外，还需要一定数量的金钱、书籍、读书场所和训练有素的教师加以指导。地方官学的兴建，最初的直接动机之一便是地方官员想为本地的士人们提供一个读书学习的场所以应付科举考试。而学校兴建完毕后，负责修建的官员士绅往往请一些著名的文人来撰写学记，以表彰政绩。比如，仁宗庆历七年，杜应之出守浔州，“下车三日，进谒先圣祠宫。……乃喟然叹曰：‘明经进士之科，其待贤也久矣，州人未尝预太常之第者，盖教之不至也。’”“乃大相厥土，而营学宫”，完工以后便请余靖作记(22)。又如，福建路的南剑州在北宋的科举考试中属于比较成功的一个州，但它下面的顺兴县应试的土人却截止宋神宗元丰八年“不见录于礼部七十年于此矣，今岁更无预贡者”。新上任的县令宋某以为“是岂教育之道在上之人有所未至欤”，于是便决意扩建县学，“遂由县学而观之……由是慨然思欲宏其度量，严其具修，壮其廉隅，固其环卫，利其前揖后据之势，然后招来多士而教之”。黄裳随之应邀写下了《顺兴学记》(23)。根据笔者对宋代学记创作的地域统计，再结合贾志扬的统计来看(24)，宋代官学的地域分布、科举考试录取的地域性与学记写作的地域性基本上是相符合的，即科举取士人数多的路份，往往是此地的官学教育也比较兴盛，而学记作品数量也比较多。比如两宋的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是科举考试相当成功的区域，其进士总数分别为4858人、3646人、2645人、3861人，所占两宋进士总数比率约为12.26‰、9.20‰、6.67‰、9.75‰。而这四路中产生的学记数量则分别为50篇、 48篇、49篇、48篇，约占学记总数的11.90‰、11.43‰、11.67‰、11.43‰。四路进士总数为16010人，约占两宋进士总数的37.90‰；而四路学记数为195篇，约占现存两宋学记总数的46.40‰。在宋代各路中，进士数量和学记数量均名列前茅。又如，两广路在北宋录取进士总数为195人，而南宋录取总数则上升到434人；而两广路的学记创作在北宋为7篇，南宋则上升为36篇，学记创作数量的增长与科举录取人数的增加基本上是同步的。以上数字，足以说明科举考试对地方官学和学记创作的推动作用(25)。
    从内容上来看，科举制度也对宋人的学记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制度本身催生了学记，但学记创作并没有因此而对这一制度歌功颂德，却反而变成了批判、反思制度的一面镜子。随着科举考试中各种弊端的显现，涌现在宋人学记里面的是越来越多的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与否定。学记成了宋人反思、批判科举，表达自己崇高的“政学一体”政治文化理想的一种常用文体。如胡寅《斐然集》卷二十《桂阳监学记》先列举三代学校养士之法，“自幼童而教养加焉，皆辅成德行之具，熏陶渐渍，历数十年，德立行修，可以仕矣，然后在上者举而用之，士未尝有求也”，然后将科举取士视为“世远道丧”的表现，抨击其弊端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择，直接导致道德沦丧，风俗凋敝，“世远道丧，科举之法设，父诏其子，兄诏其弟，鼓箧抠衣，登门投牒而觅举，于是洙泗之风扫地尽矣”。王安石的名作《虔州学记》、《慈溪县学记》则在批评科举取士之弊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学校乃为政之本，“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认为国家官僚的培养选取，社会精英的塑造、道德风俗的陶铸都应一以学校为本，“故为之官师，为之学，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辩说，诵歌弦舞，使之深知其意……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谓庸之者也。若大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此舜所谓承之者也”。在他宏伟的改革蓝图中，官学制度实在是相当重要的一环，而他的四篇学记也成为学记史上的名篇，受到后人激赏。
    其次，党争与学记。北宋三次大规模的官学运动均与党争表里相应。庆历兴学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许多地方官学旋兴旋废，便与庆历革新在旧党的强烈反对中草草收场有关。而熙丰兴学也是新旧党争的一个焦点，崇宁兴学则是熙丰兴学的延续。所以，宋代的学记创作几乎始终与党争发生着斩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具体表现在，由于学记这一文体的独特性——一身而兼政治、学术和文学三大要素，党争成为学记创作的催化剂之一，而某些学记作品又随之成为推动党争异议的有力工具。比如，王安石的名作《虔州学记》比较系统地阐述的官学教育的理想（政学合一，通过官办教育的方式，用一种统一的道德价值观来教育士人，一道德同风俗，建立一种单一而纯正的一元化社会模式），在熙丰变法期间开始实施，并且被蔡京发扬光大。由于其中蕴含着以统一教育的方式来钳制异论的因素，所以引起了深受党派倾轧之苦的苏轼的反驳。朱刚指出，苏轼唯一的一篇学记作品《南安军学记》便是与《虔州学记》针锋相对之作，在这篇学记中，“同样是以士为主体，同样是把学校看作思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桥梁，苏轼却引出了跟王安石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坚持学校的独立性，学校不但有发表异议的权利，而且还有这种责任，‘不论政，犹无学也’，如果不能提供异议，就不需要什么学校。这是士大夫文化的另一种模式，相对于王氏的一元化模式而言，可以称为多元化的模式”。而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所阐发的帝师意识及以道统来约束君权的思想，也受到了旧党健将陈瑾等人的激烈攻击(26)。又如，熙丰党争是与新旧两党学术上的分歧互为表里的。王安石在进行科举改革时，考虑到《春秋》之义难明，不适合当作官方统一的教材造士，便在考试中取消《春秋》一科，结果引起旧党中人持续而强烈的抗议，将其视为经学罪人。这一点在学记中也有所体现。如《斐然集》卷二十一《祁阳县学记》在简单地交待了一下县学的兴建之后，便接着讨论孔子的“德盛业大者”之一在于笔削《春秋》，继而笔调突然一转，谓：“今也宗孔氏而废《春秋》，是犹子而叛父，臣而背君，尚称阙里之门人耶？宗孔氏而不知《春秋》，于是以庄老为真，以瞿昙为妙，以称贷取息为迓衡之王政，以李斯小篆为道德之微旨。剧秦美新者谓之合变，历相五代者谓之知道。发于其心，害于其事，与王衍清谈之祸异轨而同辙，亦云酷矣。本夫强项穿穴，失所依归，无指南瞻斗者乡导乎其前，故颠倒谬乱，至此极也。是岂足以为人师邪？彼既撰而五师，吾又师之而不悟，其非所宜师，则亦将颠倒谬乱有甚于彼者矣。”其中所谓的“以庄老为真，以瞿昙为妙”是攻击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调和儒释道，“称贷取息”是攻击王安石的青苗法：“李斯小篆”是攻击王安石的《字说》，“剧秦美新”和“历相五代”则是攻击王安石颂扬扬雄与冯道(27)，可谓锋芒毕露，学记创作成了道学家清理新学的大帚。
    至于南宋刘光祖的《涪州学记》，则是激于庆元党禁而作，居然因缘际会，成为宋代政治文化史上的名篇。《宋史》卷三百九十七《刘光祖传》载：“赵汝愚既罢相，侂胄擅朝，遂目士大夫为伪学逆党，禁锢之。光祖撰《涪州学记》谓：‘学之大者，明圣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为伪小者，治文章以达其志，而时方以文为病。好恶出于一时，是非定于万世。’谏官张釜指为谤讪，比之杨恽，夺职谪居房州。……论曰：刘光祖盛名与《涪州学记》并传穹壤，世之人何惮而不为君子也。”其他如苏辙《上高县学记》中议论任法之弊，“至于后世不然，废礼而任法，以鞭扑刀锯力胜其下，有一不顺，常以身较之，民于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亲受其病”；张耒《冀州州学记》中的“先王之俗既亡，更数千岁，风俗礼乐既已大异矣，而朝廷郡县之政，视学校无毫发相及，而乃日夜责之以不如古。夫我则无用而强授之，此何为者也？且不怪夫冠者之不为章甫，骑者之不为驷马，而独怪学校之不如三王，不亦异哉？”等等，均是有的放矢的议论，对新党发起的熙丰兴学表达了明显的不满，认为责之过速。与新党对官办学校的重视不同，元祐期间旧党往往对学校教育不甚关注。贾志扬指出，元祐旧党执政时期，中央政府几乎没有采取关心地方教育的行动(28)。而蔡京等人利用学校教育来打击异己，钳制异论，也鲜明地体现在学记创作中。如黄裳《演山集》卷十八《青州学记》谓：“当见成德之士如先王时竞立名节，能为朝廷修法度，移风俗，立公论，显相天子之德泽，上下一心，本末相贯，不容邪说异端存乎其间。此其所以维持天下至于牢不可破者邪？然则学校之效，岂特要于文辞诵数之间哉？宜书其说以示多士，使知朝廷崇尚学校乐育人才之所归，而志于学。”所谓“不容邪说异端存乎其间……所以维持天下至于牢不可破”，正点明了新旧两党在官学制度上和学记创作中所存在的尖锐分歧。
    再次，道学与学记。自道学于北宋中期兴起后，逐渐开始对宋代文学发生影响。从数量上看，南宋的学记创作远远超过了北宋，但其创作质量却又另当别论，这一点与道学家们对学记体的情有独钟是不无关系的。南渡以后，道学开始走出崇宁党禁的阴影，风行于世。中间虽因秦桧的压制而在绍兴年间暂受压制，但自乾道以后，道学之风气又重新弥漫士林，大有摧枯拉朽之势。道学家们积极地利用书院讲学、修建社仓等方式，向外界宣扬自己独特的道统观、治学方法，凸显着自己独特的存在。各个地方的官学与书院一样，成为道学家宣讲道学的必争之所，如道学大师朱熹在短暂的任职期间，就曾试图将他自己对儒家经典的注解以及他的教育议程插入府县学校(29)。学记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道学家借机宣扬心性之学的理想文体。道学家们如胡宏、胡寅、朱熹、张九成、张拭、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均撰有学记，而且朱熹、张拭的学记数量在宋代诸家中名列前茅。这是因为理学家们，尤其是程朱一脉，其以伦理训练为主的道德学说与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学记这种文体在南宋以后几乎出现被他们垄断的趋势。据笔者统计，自孝宗乾道元年至庆元党禁(1165-1195)三十年间，是南渡以后道学发展的最关键时期，而学记创作在此期也相当旺盛，共有40篇，甚至可以比肩北宋三次兴学对学记的影响。
    自此之后，道学术语在南宋的学记创作中触目皆是，不胜枚举，迂腐之气逼人。从内容上看，道学家们的学记创作大都以阐述道统观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修养方法为主，认为求仁成义成就一个理想的人格，才是学习的正确方向；其他的辞章之学，训诂之学，名数之学，科举之学等等，在他们看来都不足以称之为学。最典型的如胡寅《斐然集》卷三十二《岳州学记》劈头便是：“学之失有五，而其难有二。盖自书契已来至于今，上下数千年，纸墨之传以万号卷，不知其几也。则有溺于名数者焉，则有囿于训诂者焉，则有役于记诵者焉，则有耽于文词者焉，则有惑于异端者焉。夫是之谓五失。豪杰之士慨然自拔于流俗，曰：道德性命圣人之奥也，岂是五者之谓哉？”倘若说北宋的学记创作其议论部分重点在于阐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那么南宋以后道学家的学记重点则转向议论兴学与成圣之间的关系。学记中必要的叙述部分，却相当的粗糙，在制度的考订上面也往往比较空疏，后两者甚至经常一笔带过，完全以议论之笔来写作记体文章。如张九成《横浦集》卷十九《重建赣州学记》先由赣州多盗多讼的独特风气引出“学之不讲，是吾忧也”，然后便长篇大论“学者以格物为先，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穷一事之理以通万事之理”，至于“版筑之工土木之役岁月之终始，皆非学之先务，兹得以略云”。大致说来，虽然学记由于其本身的独特性，议论成分较之其他的记体更多，但北宋一些优秀的学记作品，如欧阳修、李觏、曾巩、王安石的，基本上还是能够做到议论与叙述、考订的统一。南宋以后，学记中叙述的部分从整体上呈现出了减少的趋势，议论的成分往往风起云涌，层出不穷。及至理学家沾染此体后，学记一体的议论成分愈加浓厚，甚至连基本的叙述都省略掉了，其实已经沦落为理学家们的传声筒。南宋学记数量虽多，但却甚少上乘之作，道学的渗透当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