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苏辙谪筠连[作者筠中鹤]

三月风

唐宋八大家之苏辙谪筠连
作者筠中鹤2012.6.10
翻开筠州的文献，我知道筠连县原名筠州。在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置，治盐水（四川筠连县）。领盐水、筠山、罗余、临居、澄澜、临昆、唐川、寻源8县。属戎州都督府。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合筠州、连州置筠连州。唐宋八大家之苏辙两次贬谪筠州，历时九年。宋朝时期，诗词争辉，如日月经行华夏。然而文人墨客因政治气候飘零落拓唯一醉解百忧，“三苏” 之一的苏辙因“乌台诗案” 所累，却是“一醉仍坎坷”，命运总是同他作对。他还感叹酒务繁忙使他无法游山玩水： “我坐米盐间，日被尘垢侵。不知山中趣，强作山中吟。”[25]其实，苏辙除了担任筠州盐酒税监以外，不曾抱怨过职务繁重，况且当时的抱怨夹杂着太多言外之意。张耒（文潜）曾说： “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不曾忙。……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职务的繁重不曾困扰苏辙，人事倾轧才是他厌倦仕宦生涯的主因。
苏辙因仕途失意，一直思归故乡。他贬滴筠州期间，思乡之情更加强烈。或因食茅粟而想到“故国霜蓬如碗大”；或因筠州气候与故乡近似，“晓来霏雾连江气，冬后温风带岭岚”，而发出“去国屡成还蜀梦，忘忧惟有对公酣。终身徇禄知何益，投檄归耕贫未堪”的感慨；或因他人致仕而动思归之念“不才似我真当去，零落衡茅隔雍岐”；“河阳罢后成南圃，彭泽归来卧北窗。……因君遣我添归兴，旧有茅茨濯锦江”；或因春光明媚而生思乡之情：“江南留滞归何日，万里逢春思故乡”，“老罢逢春无乐事，梦回孤枕有乡情。”唯他身为“罪人”，行动没有自由， “南迁无计脱簪组”。他只希望早点结束贬谪生活，得归故里：“徂年慕桑梓，归念寄鸿鹄。但愿洗馀愆，躬耕江一曲”，但“何时解网听归去，黄花白酒疏篱间。”苏辙在筠州可谓有种“目断家山空记路”的思乡情结。
苏辙在筠州期间结识了“志学而工诗” 的吴厚，他隐居不仕，家有山林之乐，苏辙对他十分羡慕： “久欲归田计未成，羡君负郭足为生。躬耕不用千锺禄，高卧谁知万里征。”（《次韵吴厚秀才见赠三首》）吴厚家建有浩然堂，并向苏辙请教何谓浩然?苏辙回答他说：“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这才是苏辙对待祸患的真实态度，就是要“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就能做到“不为易勇，不为险怯”，不为贫贱、患难、生死、得失所动。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张梦得贬官黄州，建亭以览江山之胜，苏轼命名为快哉亭。苏辙说，快哉亭之所以为快，既不在于长江、西山之景“得玩之几席之上”，也不在于这里有赤壁之战的流风遗迹“足以称快世俗”，更不在于楚襄王所谓的“快哉，此风”之快，而在于张梦得不患得患失，故能无所不快。他在《黄州快哉亭记》中写道：“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馀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不以物伤性”，“不以谪为患”，这是对张梦得的赞美，但也是苏辙的寄禅之道。苏辙深信“安心已近道，闭口岂非福”（《次韵孔平仲著作见寄四首》），其实他在筠州实际上同时存在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既有忧谗畏言的一面，又有“不屈”、“不惧”的一面，而后者才是他的思想的本质。
苏辙的散文成就以贬官筠州期间为最突出。苏辙今存各种杂记共三十五篇，而作于此时的竟达十二篇，占一生所作杂记的三分之一多。他的散文名作如《东轩记》、《筠州圣寿院法堂记》、《答黄庭坚书》、《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都作于筠州，其中，庐山长老智迁及其徒惠迁新修了僧堂，求文以记其事，苏辙为了表彰师徒二人“因山林筑室庐，蓄蔬米，以待四方之游者”的善举，写了《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筠州圣寿院法堂记》是元丰四年（1081）六月的作品，乃应圣寿院聪禅师之请而作，由于苏辙与聪禅师私交甚笃，故此文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文章。其文共四段，前三段叙述自己贬谪筠州乃因祸得福，而苏辙在每段的结尾，他都刻意以各种因祸得福的理由作收束，彰显他谪居筠州的安适心情。相较于半年前《东轩记》里“虽知桎梏之害而势不得去”的无奈，此时“不知网罟之在前与桎梏之在身”（《筠州圣寿院法堂记》）的安适，并非外在环境有所改变而使然，无奈与安适之间的区别，源自于精神境界提升的结果。筠州期间，这提升是持续不断的：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此文作于元丰五年（1082）夏天，苏辙为苏轼所建之九曲亭所作。苏辙在困窘的处境里，体悟出哀乐由心而不由外物的道理，这份体悟见诸于文字，便是“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旷达的人生态度是苏辙挣脱现实羁绊的良方。与“适意为悦”相似的表述，还出现于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的《黄州快哉亭记》：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前四篇记中，《东轩记》、《筠州圣寿院法堂记》里，苏辙书写自我的篇幅很大，文中处处可见“我”的身影，纵然两篇文章的情感基调有困窘和安适之别，但与现实环境的纠结皆十分深刻。《武昌九曲亭记》中苏辙提出“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的说法，既是宽慰自己，也是劝慰兄长苏轼，显露出兄弟二人间殷殷关切之情；其文末“无愧于中，无责于外”，是苏辙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而发出的心声。而在《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中，书写视角已经超越了“我”的高度， “不以物伤性”更象征摆脱现实的拘执，看似静淡的生命态度，蕴含着追求美好精神生活的热情，也映照出苏辙热爱生命的深刻情感。
苏辙筠州时期的诗歌多达二百七十七首，其实他停驻在筠州元丰年间的时间是五年又两月，而《东轩记》、《筠州圣寿院法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四篇文章分别写于不同的年份（依次是元丰三、四、五、六年），依序阅读，清晰可见苏辙以旷达思想驱逐穷愁心情的发展脉胳，这条脉胳在诗歌中也隐约存在。若将四篇记叙文视为每年阶段性的总结，苏辙呈现在记叙文中的思想情感自然相对稳定于诗歌。
探索苏辙贬谪筠州后思想的转化与情感的升华，依序阅读《东轩记》、《筠州圣寿院法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四篇记叙文是以简御繁的方法。在筠州的这些名篇，有的或诉难状之景，有的或抒抑郁之怀，都能给人以很高的艺术享受。
苏辙自元丰谪居筠州时开始接触佛学，佛学的修养，使他泰然接受生命过程中的考验。苏辙善于在逆境中藉由释、道修持自我解脱，元丰谪居筠州五年的经历，炼就了他坦然看待党争造成的贬谪生活的心态，因此，苏辙习禅学道始于元丰谪居筠州时期，自是与儒学相互为用，从三者汲取所需，成就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他诗文里的超然之思，便是揉合了生命经历与儒、释、道后的特殊体悟。绍圣元年（1094）“岁历三黜”后，仍能写出《雨中游小云居》一类的作品：
卖酒筠州市，早岁逢五秋。
常怀简书畏，未暇云居游。
十载还上都，再谪仍此州。
废斥免羁束，登临散幽忧。
乡党二三子，结束同一舟。
雨馀江涨高，林薄烦撑钩。
积阴荐雷作，两山乱云浮。
雨点落飞镞，江光溅轻沤。
笑语曾未毕，风云遽谁收。
舟人指松桧，古刹依林丘。
老僧昔还住，晚饭迎淹留。
食菜吾自饱，馈肉烦贤侯。
严城迫吹角，归棹随轻鸥。
联翩阅村坞，灯火明谯楼。
肩舆践积凳，涂潦分潜沟。
居处方自适，未知厌拘囚。
此文创作于绍圣元年（1094）冬季的筠州，全诗弥漫着一股从容不迫的闲适之感，“废斥免羁束”是实情，因为少府监是个闲差，“居处方自适”也是实情，纵然二十五年的党争锻炼令苏辙得出“慎勿求封侯”（《次韵子瞻谪居三适•夜卧濯足》）的结论，但真正面对窘境时，他的智慧仍能使他游刃有余于现实生活中。
苏辙于筠州之贬后，仍和家兄苏轼一样，更多地接受了禅宗思想。发而为诗，像《僧伽塔》、《次韵子瞻与安节夜坐三首》等都是借禅写心。至于是否真的皈依了佛门，则不一定。苏轼《次王巩南迁初归二首》其一云： “那能废诗酒，亦未妨禅寂。”《韵语阳秋》卷四谓：子由春尽诗：“楞严十卷几回读，法酒三升是客同。”道贵冲寂，宴主欢畅，二者恐不能相兼也。白乐天延乐命酉爵之时，不忘于佛事，达者至今讥之。子由却能相兼，但在他那里都是为了解脱。
苏辙初贬筠州时思乡诗颇多，后来自己也逐渐清醒，渐知回乡已不可能。始终未能泯灭的人世情怀，虽是他精神的根本支柱，但在现实困境中又不得不向庄老禅宗靠近。加之生计所迫，因此他只得以亦官亦隐的处世态度聊遣岁月。此时写游山水、访僧刹者增多，与朋友唱和者增多，像《游庐山山阳七咏》于写景中表现的就是。尤其禅理诗数量剧增更是这时期创作的新特色。熙宁以来斗争激化，禅宗势力藉此不断壮大，“近来朝野客，无坐不谈禅”（司马光《戏呈尧夫》）成了当时的一道风景线。
苏辙在筠州时期，一是“辙在郡有异政。既罢去，父老送者皆呜咽流涕，数十里不绝。二是他广交僧道，前期安贫乐道、寄寓佛禅，后期“杜门幽居”，安居乐道。“常诵曹溪第一机”，“却到江西心有悟，回看过去事皆非。”这是他热衷佛禅又一番深的体悟。苏辙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他在筠州杜门自省、寄寓佛禅吟诗中安度余生，这是他在后期遁迹隐逸之状态也。

边缘

此筠州非我们筠连。

康乐翁

温涛 发表于 2013-7-19 22:13 禁止外链
此筠州非我们筠连。

江西高安古称筠州 、瑞州，文中“此时写游山水、访僧刹者增多，与朋友唱和者增多，像《游庐山山阳七咏》于写景中表现的”等亦可证明。熊先生非不知也，实因太爱家乡之故，不忍挑明。

三月风

获教良多,谢老师指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