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保卫战之：高县、庆符县剿匪纪实

三中才子

高县、庆符县剿匪纪实

来源：2003年《宜宾剿匪》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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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军西南，解放高县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她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蒋介石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为实现长期控制西南，建都重庆，待机卷土重来的迷梦，以主力胡宗南集团三个兵团依秦岭山脉与剑门天险构成防线，企图阻止我人民解放军由陕鄂入川。


   据此情况，毛主席英明地指出：在我处于绝对优势，敌处于绝对劣势的形势下，残余之敌除非万不得已，是力避与我决战的。我军对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打之方针。强调指出：“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并指示二野待广州解放迫使蒋介石“政府”迁至重庆后，于十一月间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割断其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我野战军决心以五兵团及三兵团一部担任战略迂回，直出贵州、川南，尔后北进，于成都聚歼胡宗南集团。


   十一月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挺进大西南，揭开了解放大西南战役的序幕。三日，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奉命从湖南邵阳地区沿湘黔公路以风卷残云之势向贵阳急进，二十四日进至贵阳。当面之敌已为我十六军消灭或击溃。为彻底干净地歼灭胡宗南部，我十八军主力尾十六军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兼程向毕节急进，争取先敌进占川南叙永、筠连、盐津等地。十二月四日，我十八军进至毕节后，接野司刘邓首长电示：“我已占领重庆，今后作战重点在西南，于占领泸州、宜宾后，应力求迅速占领乐山、夹江、峨眉三县，完全截断敌向南退却的道路。因此，十八军应取捷径直出宜宾”。依此，十八军即令五十二师为先遣队，由八寨坪地区经镇雄、古芒铺、两沙河、洛表、珙县、花滩桥以六天行程于十二月十日逼近宜宾。当晚，一五五团进占西关，并以其一营控制翠屏山高地；一五六团经叙永、古宋进占江边李庄一线；同时五十三师由毕节地区经镇雄、古芒铺、洛表、筠连、高县以七天行程于十二月十一日进至宜宾以南双河场、赵场地区集结；五十四师主力由毕节经镇雄、古芒铺、洛表、筠连以七天行程于十二月十五日进到宜宾以南的来复渡地区集结，并以一个团由毕节进至牛街，向昭通、威宁方向侦察警戒，十八军军直与五十三师同行。


   在此情况下，十二月十一日，宜宾守敌七十二军军部及二三三师全部、两个警卫营、教二师师部、教导旅全部及伪专、县政府等计二万余人由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领起义，宜宾和平解放。

    早在一九四九年初，地下党就开始策动生在农村，社会经历坎坷，对社会的黑暗现实极为不满的高县县长张洪湖（共产党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血表兄弟）武装起义。张洪湖明确表示拥护共产党，接受共产党领导。十月中旬，中共地下党川南工委认为高县武装起义的时机已成熟，派工委副书记钱寿昌和兰珩诩、张家壁三人从宜宾到达高县，钱寿昌以共产党员公开身份推动张洪湖率部起义。拟定十二月十五日起义后突击庆符县，争取筠连县，进而攻占宜宾以迎接解放的军事行动计划。

    起义即将临近，谁知风云突变。十二月八日，国民党交警总队总队长田动云率四个大队约两千余人从泸县窜来庆符县。十日，国民党七十二军参谋长许亚殷率一营人也突然向高县开来。田动云、许亚殷匪部进逼高县，给高县武装起义带来严重威胁。这时，传闻解放军已抵珙县。钱寿昌立即派张晓林赶去珙县联系，请求支援。同时，通知各地民众自卫队赶到靠近高县城的加乐乡、落润乡集中待命。十日下午，田动云率部进人高县城，立即占领县城四面山头和各主要交通要塞，控制了整个县城。并以保护张洪湖为名，派岗哨站在张洪湖办公室门口，进行监视。形势骤然紧张，局面极为不利。提前起义已刻不容缓。钱寿昌遂命令东山头的警察中队连夜经中黄桷开往加乐乡待命。深夜，张洪湖以查哨为名，摆脱田动云哨兵的监视，拐出东门，率一部分警察中队直奔落润乡。凌晨，钱寿昌也逃出县城，率最后一部分警察中队赶到落润。 落润乡地处川滇交通大道，是田动云从高县到筠连必经之地。此处山势平缓，无险可守。权衡地理条件，敌我双方力量，均不宜在落润乡久留，遂带落润部队移驻加乐乡。

    十二月十二日，加乐乡在高县武装起义的史册中留下光辉的一页。从各地赶来的千余武装人员，精神饱满地集中在加乐操场。张洪湖铿锵有力地宣布：“高县正式和平解放了！      
      
二、接管政权，巩固建政


   高县武装起义成功了。十二月十七日，起义部队配合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五十四师一六0团，消灭了田动云、许亚殷部留驻县城的两个连队，进入高县城。一九五0年一月四日和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干部和跟随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西南服务团干部分别进入庆符县城和高县城，中共高县、庆符县委成立，高县县委副书记孙义、县长贾昌，庆符县委书记王茂聚、县长姜延斌分别到职。一月五日和八日，庆符县、高县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人民政府成立后，开始了接收旧政权等一系列工作。为了充实地方政府的工作力量，高县、庆符县分别于一月中旬举办了地方干部培训班，经过考试录取接受培训的地方干部，于下旬结束后正式分配工作。伪政权旧职人员经过学习审查后，对无重大罪恶的全部录取安置工作，用其所长。


   寒冬已过，万物复苏，旧社会魔怪蹁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高县、庆符县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政府工作人员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群众打成一片，访贫问苦，为群众治病送药，帮助群众挑水、劈柴、耕地，坚持“三不走”，即：水不满缸不走，借东西未还不走，驻地未打扫干净不走。还将缴获国民党士兵抢走的东西归还原主，乡亲们有口皆碑。


   解放后的高县、庆符县的区、乡、保政权及青、工、妇、农代会、儿童团、治安小组、联防队、民兵等组织象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人民群众齐声赞颂解放军好，共产党英明，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


   一月二十八日，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第十军二十八师接防宜宾，所属八十四团接防庆符、高县、珙县、筠连四县。团部、团直属队和机炮连、武工队驻高县城，一营、辎重连驻庆符，二营驻珙县，三营驻筠连。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新成立的中共宜宾地委、县委加强了地方公安、武装队伍建设。在人民政府成立之时，高县、庆符县分别组成公安接管组，接管国民党高县、庆符县县党部、警察局、警察中队29个（高县15个，庆符9个）单位。高县公安接管组并负责整编起义的“叙南人民公安部队”，成立高县县大队。四月，经宜宾军分区转西南军分区批准，正式成立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二十八师八十四团指战员及高县武装起义的部分人员组成的高县、庆符县基干大队，两县各区先后组建了区中队。 在组建公安、武装队伍的同时，高县、庆符县又根据《共同纲领》关于实行民兵制度的规定，加强治安联防队伍的建设，各乡、保均建立了联防自卫队，后以联防队、自卫队为基础建立了民兵中队、分队、小队。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和地方武装建设的加强，人民解放军八十四团部分指战员以及军大、西南服务团、地方干部训练班和各级公安、武装队伍，成为高县、庆符县第一届人民政府的骨干力量。这些经过党的教育和培养，风华正茂的同志，为高县、庆符县的解放和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积极参加征粮、剿匪工作，并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不少的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为了保证新生人民政权财政支出的最低需要，川南区党委要求各地征收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川南区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征收暂行条例》规定，这次征粮原则按照过去按“赋”纳粮的基础，分大、中、小粮户等级，规定累进税率，赋多多出，赋少少出，计算到户。由于旧社会有的恶霸地主有田无“赋”，因此首先查有田无赋的黑地。然后适当增加地主、富农的负担，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即地主负担不超过总收获量（全年所收租额与高利贷息之和）的50%，富农不超过25%，中农不超过15%，贫农不超过5%，这叫“旧派新摊”，“上加下减中间不动”。宜宾地委按人平72公斤分配到县。为此，庆、高两县成立了县、乡各级征粮组织机构和征收工作队，加强对征粮工作的指导和征收工作，高县抽派机关和军队干部、教师、地干班学员共250人，组成征粮工作队，庆符县也抽调200多人组成征粮工作队，奔赴各乡开展工作，征集1949年公粮。


三、土匪骚乱，气焰器张


    征粮工作刚开始，不甘灭亡的反动地主、流氓、土匪同国民党残部纠集一起，向新生人民政权反扑了。


    解放前夕，由于高县、庆符县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处交通要塞，国民党在逃离大陆时，曾命军统特务毛人凤训练大批特务和游击干部，有计划地在川南地区布置所谓“大陆游击武装”，蒋军残部散踞各地。同时，起义不久的国民党七十二军部分营团又乘机叛变，重新作歹为匪。加之四川是旧军阀盘踞多年的地方，青年党、会道门、封建势力盘根错节，非常严重。不少大地主拥有武装，反动顽固，严重威胁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解放之初，由于我军入川时，英勇作战，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闻风丧胆。各地解放后，我军各团分别进驻指定县区，除留有机动主力以外，以班排为单位，分散配置到各重要城镇乡场。此时，残匪们余悸未消，一时不敢明目张胆露头。起初，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敌情不太明显，匪特处于分散隐蔽状态，表面上看比较稳定。


    一月二十八日，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第十军八十四团驻防高县后，部队全面展开投入征粮建政各项工作。匪特们趁部队换防之机，逐渐活跃起来，由分散到集中，建立反动组织体系，成立“中华人民反共救国军”、“反共人民义勇军”、“川南军政指挥部”、“川南军政别动队”等。土匪在高县、庆符县肆无忌惮地公开与人民为敌，交通被匪阻断，解放军一个排、连建制的部队都通行不了。据当时八十四团派到珙县任副书记的聂泽久同志回忆说：“……三月从宜宾回（高县），除武工队两百人外，还有（解放军）1个营的兵力护送我们……。”当年参加征粮工作的同志回忆说：“土匪……满山遍野都是。”三月中旬，宜宾军分区不完全统计，高县有大股匪2290多人，庆符县有大股匪4470多人，这些土匪主要是：国民党交警十二总队长田动云流窜到高县、沐爱（现属筠连县）一带，利用背靠云南大山林的有利地形，“先求生根，再求发展”，组织土匪开展“游击战”。附近各地散兵游勇和土匪纷纷投靠田动云，组成了“川南军政区”，田动云任司令，下设一个纵队，一个教导师，势力扩大至周围20余县，号称10万余众。原国民党七十二军二三三师六九八团二营营长陈超残部和田动云互相勾结，流窜到高县、庆符县崇山峻岭中活动；原国民党七十二军欧阳大光叛变后率所部被解放军追逼到珙县，流窜至庆符县红岩山一带，被田动云封为第三纵队司令；原国民党七十二军六九九团营长陈云鹏流窜到高县天星、磨久沙一带活动，也和田动云有联系。另外，田动云所部“第五纵队司令”郑经纬、国民党残部许亚殷等匪在庆符县一带活动，“第二纵队司令”郭效周等匪在高县镇洲（现属药连）一带活动；被人民政府留用后，策动参加土匪暴乱的旧人员以及惯匪、散匪。人民政权刚建立，由于当时的需要，对旧政权的旧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但是，这些人中有部分人思想反动透顶，表面投诚，暗地组织或勾结土匪进行武装暴乱，如玉皇乡伪乡长周大孝、沙河乡伪乡长王法舜、天星乡伪乡长王德亨、祭天乡伪乡长王玉亨等率匪四处活动；惯匪蒋树清等在玉皇一带活动；其他如方祥森部在庆符、宜宾县交界处活动；匪首利用哥老会首领蛊惑会众，组织土匪暴乱。月口场高品山、高剑权、刘文华等匪首就是当地哥老会首领，沙河王法舜也是当地哥老会首领。同时，地主、恶霸组织了反动地方武装——大刀队，参加土匪暴乱。这股势力当时遍布高具、庆符县，人数较多；反动组织会道门也推波助澜，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反扑；受土匪谣言所迷惑的群众，裹胁为匪。解放初期，部分群众对共产党政策不够了解，对征粮工作有抵触情绪，加上土匪四处造谣，说什么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缴粮不如买枪”、“饿死不如拼死”等等，极少数被逼为匪或为土匪通风报信。


    匪特开始了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利用本地人多、地形熟悉等有利条件，东溜西窜，出没无常，合伙袭击我分散部队，分散与我主力纠缠，与我部队交锋，顶不住便一哄而散，藏起枪枝、刀矛混同百姓，使我一时匪民难分。土匪的暗探也四处活动，向土匪传递消息。往往解放军得知土匪活动的消息，准备出发时，土匪暗探便高声叫喊“老牛吃草了”之类的话，一山传一山，部份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凑热闹般跟着喊。这样，当解放军到达时，土匪早跑光了。抓住暗探一审问，才知这是土匪的约定暗号，“老牛吃草了”等语意即“解放军来了”。部队一撤离，他们很快又聚集起来，与我抢征粮食，破坏交通，袭击岗哨，残杀工作人员，四处袭击解放军和征粮工作队，攻打县、区、乡各级政府。一时匪势峰起，十分猖獗，由过去抢劫活动，变成了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性反革命暴乱，严重地阻碍了人民政权的巩固。严峻的形势摆在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面前。


    剿匪初期，人民解放军由过去对付阵线鲜明的敌人转为对付时聚时散、匪民难分的土匪，开始不大适应。土匪中有一部分是国民党溃军，一部分是旧乡丁，都经过一定的训练，有一定军事知识和实战能力，加以本地匪众的凑合，熟悉地形。再加上我部队对敌情不熟，布置过于分散，开口过大。认识上存在轻敌现象，认为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消灭了，几个苟延残喘的土匪成不了什么气候，缺乏长期艰苦剿匪的思想准备。战术上也不灵活，出现失利。庆符县匪众数百人，围攻县城打到县府门前；玉皇乡、羊田乡等乡保武装勾结土匪，残杀我人员；八十四团两个连护送高县、庆符县、筠连县、珙县县委书记到宜宾开会，行至来复渡，遭千余名土匪伏击，我数名战士伤亡。


四、布署剿匪


    宜宾地委遵照川南军区在春季召开的泸县治安行政会上提出的“今年秋冬明春在农村的中心工作任务是清匪反霸……完成征粮工作”的要求， 针对匪情的发展特点，根据西南军区和川南军区剿匪指示，宜宾地委、军分区召开了剿匪会议，分析了匪情和局势，强调指出，剿匪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号召党政军紧急动员起来，以剿匪工作为重点，推动征粮工作的展开。并进行认真研究，制定了如下措施：贯彻剿匪一元化领导，以各种形式普遍建立剿匪委员会；司令员政委带头，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指导剿匪征粮；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方针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政策；转变战术，贯彻打歼灭战的思想；暂时撤出次要区，先搞基本区，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巩固内线，争取主动。


    这次会议后，为加强剿匪统一指挥，地委、军分区决定成立剿匪指挥部，投入正规部队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南线的八十四团撤出了沐爱的兵力，加强珙县，以高县为重点，求得宜、庆、高、珙联成一片，负责庆符县、高县、珙县、筠连的剿匪工作。四县成立了剿匪委员会，高县以杨仙波团长为指挥长，柳金铭为政委，贾昌、张东昌为副指挥长；庆符县以陈家骥为指挥长，王汝权为副指挥长，王茂聚为政委。同时，高县、庆符县从接收国民党地方部队中抽调班、排组建基干大队，并在所辖行政区组建基干中队，协助部队剿匪。灵活采取“匪变我变”、“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的战术。对大股土匪，以优势兵力包围，然后向心合击。对小股土匪，采用钳击、兜击、突袭，点面结合，奔袭外线与肃清内线相结合。


    大规模剿匪开始后，部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熟悉匪情地形，摸索掌握剿匪经验，陆续发出训令。并根据战场树木荆棘多，要充分发挥轻武器、手榴弹、迫击炮的威力。在这个时期，部队的生活仍是十分艰苦紧张的。当时，部队后勤供给较差，受敌封锁，经常断盐、断菜、断粮。尽管各级都重视因地制宜想办法提高生活水平，仍然不能保证供给。战士们饥一顿，饱一顿，但不叫苦不埋怨，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行动教育感化群众。当地农村老百姓的居住比较分散，山脚下、半山腰、山顶上，几户几家地零星颁着。战士们找不上房子住，只好露天宿营。复杂多变的匪情经常需要一昼夜出击数次，甚至奔袭几十里。而且多是攀登崎岖山路，羊肠小道。发的鞋子不够穿，战士们自己编草鞋。草鞋不结实，一天穿几双。领的被装有限，雨具只有一顶大斗笠，阴雨连绵天，常穿着湿衣服打仗。战场多是崇山峻岭，杂草荆棘丛生，竹子树木茂密。敌暗我明，常挨冷枪。但战士们毫不畏惧，风趣地说：“今天吃过早饭，还不知能不能再吃午饭。不过，死了也死得其所”。解放人民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崇高思想鼓舞着广大干部战士，顽强地克服着重重困难，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与敌周旋，英勇打击顽匪。


    部队开始进剿， 土匪的活动也更加隐蔽，更加狡猾。白天隐蔽山中，晚上下山破坏，经常转移地点，有时一夜转移三、四次。不少匪首骑马或者乘坐滑杆，活动十分诡密。同时，故意散布谣言，“某日准备攻打某县城”，哄骗儿童刺探我情报，利用美女勾引我干部战士。但是他们感到大势已去，又不敢与我大部队交锋。匪徒们在内部规定暗语，称我正规大部队为“开水”，发现后便呼喊“'开水’来了，快跑！”一哄而散，惊慌逃匿。称我女战士和小分队工作人员为“凉水”，发现后便呼喊，“'凉水’来了，打！”


    各地土匪活动十分频繁，剿匪局面尚未打开。3月下旬，羊田乡郑显明、黄世富和陈村乡龙叙之、杨云松、王利用等匪部勾结羊田乡留用乡长叶兴鹏，袭击了高县羊田乡征粮工作队。庆符县大窝乡何德其匪部及大刀会共600余人，向在大窝乡担任剿匪任务的解放军进攻；庆符县怀远乡留用乡长何西彬纠合匪众100余人经常抢劫距高县城仅一条河的怀远镇。


    为使剿匪工作取得更大的进展，八十四团高县、庆符县剿匪指挥部调整了战略部署，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注意集中使用力量。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集中主力打击大股土匪，挫其锐气扩大影响。同时，公安部门也积极行动，建立情报组织，安插耳目，加强侦察工作，清除土匪的坐探，打击匪特在各地的联络点。这样，解放军出击再也听不到“老牛吃草了”之类的叫喊声了，解放军四面出击，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随着军事形势的有利发展，发动群众工作也逐步取得效果。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为群众打水扫地，做好事，挤出生活物资发放给贫困户。积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全国已大部解放，劳动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了，解放军是穷人的队伍，剿匪是为民除害”，使群众对部队信任了，对土匪更恨了。


五， 鲜血谱写的乡名  

    一九五0年二月，隆冬即将过去，初春的阳光洒向川南山乡。


    在这气候转换的时刻，土匪武装率先组织暴乱，在高县六区玉皇乡发生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


   二月初旬，为巩固人民政权，抓紧做好征粮和建立农民协会的工作，区委决定派八十四团指导员李胜多同志带领解放军干部3人、干训班学员6人和旧乡丁3人，组成区征粮工作队，到玉皇乡开辟工作。


   二月七日一早，区工作队整装出发，当天下午到达玉皇乡乡公所，时乡公所只有乡丁数人。


   “乡长周大孝到那里去了？”乡丁们都说不知道。


   近晚，该乡原警备队长卢国辉才前来与工作队见面。李胜多同志当即向卢说明来意，并要他通知群众明日到乡里开大会，卢国辉表示照办。


   八日上午，到乡里开会的群众纷纷进入会场，到会约200余人。开会前，工作队就向卢国辉提出，要他派乡丁协助警戒会场，卢却支支吾吾地说：“不需要这样，没关系的。”由于卢持敷衍搪塞的消极态度，李胜多同志便从工作队派出警戒，以防不测。


   大会开始后，由地干班学员喻心永代表工作队讲话，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征粮工作的具体政策要求，以及成立农民协会的方法、步骤等。


   正当其时，卢国辉却悄然离开会场，当即被在会场外担任警戒的工作队员发现，问卢到那里去？卢煞有介事地回答：“我再去催一下老百姓来开会”。说完又匆匆离去，此后，却一直未见卢返回会场。


    随着卢离开会场，到会的人群中，有人交头接耳，言行诡秘。会场秩序紊乱，到会群众神色惊恐，于是三三两两退出会场，及而三五成群离开会场。紧接着，玉皇场外枪声四起。闻枪声，会场顿时大乱。趁乱，伪装混杂在人群中的匪徒和当地的旧乡丁（包括给工作队带路的三名乡丁），迅速掏出手枪向工作队员扑去，首先向我担任警戒的解放军射击。在匪民难分，匪情不明的情况下，工作队 猝不及防，只好向院外冲去。在院内担任警戒任务的两名解放军战士，尚未反应过来，便被土匪击中牺牲；院外一名战士也被匪打死。另一名战土欲突围报信，刚跑到场口时，被匪追逼到场口旱泥田里，陷在里面，亦被包围玉皇的土匪抓住，押至离场2里处枪杀。凶残的土匪为向人民政府示威，把三名烈士的遗体抛弃在距乡公所150 米的厕所内。喻心永亦被匪徒用枪杆猛击头部负重伤，当即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其余工作队员全部被俘，被五花大绑带到离场十里处的一个地方关押审讯。


   这里驻有武装土匪百余人，匪首专门派了一个班的持枪匪徒，看押我被俘的工作队员。原来这是一股有着较好装备的国民党叛军程云鹏匪部。


   事后查明：二月七日，当旧乡警备队长卢国辉获悉我工作队要在乡里召开群众大会的情况后，即于当晚向土匪通风报信。玉皇乡伪乡长周大孝和王新华等匪徒们经过一番精心策划，派遣部分匪徒，暗藏手枪，混入会场，乘机作乱，即爆发了上述土匪反革命暴乱。


   事件发生后，副区长徐根贵闻讯即于九日晨会同 八十四团 五连一个排，急速前往玉皇乡进剿这股制造反革命血腥事件的土匪。一场激战打响了。经过约半小时战斗，土匪纷纷溃逃。我乘机救出了被关押的工作队员。从击毙匪分队长身上搜出了两枚“淮海战役纪念章”。紧接着八十四团五连又再度进剿，土匪早已闻风而逃。


   击溃土匪后，玉皇乡又再次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土匪的血腥暴行，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和剿灭土匪的决心，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会后，即发动群众帮助寻找牺牲的烈士遗体。结果在距乡公所150米处的厕所内，找到了被土匪枪杀后抛入粪池的李胜多、武清忠、刘天顺3位烈士的遗体，有的衣裤已被剥掉裸露着躯体，其中一具烈士遗体的生殖器也被割掉，其状惨不忍睹。不久，军大学员雍永淮的遗体，也被找到抬回。经清洗整理，将四位烈士的遗体装入棺木，安葬于玉皇乡场郊，并举行了追悼仪式。

   玉皇乡土匪暴乱，是高县、庆符县匪徒向人民政府疯狂反扑的开始。为了记住这四名被土匪杀害的解放军战士，缅怀先烈，教育后代，让人们永远记住人民政权来之不易，十一月，高县人民政府报请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将玉皇乡更名为四烈乡。


六、庆符县城被围


   紧接着，庆符县城告急。


   一九五0年二月八日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二日，庆符逢场。距过年没有几天了，当时农村中流传着“二十三，祭罢灶，再过六、七天，新年就要到，姑娘耍花，娃儿耍炮，老婆要衣裳，老汉得背账”的歌谣。要过年了，许多农民的日子比“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好不了多少。赶场的城郊四乡农民穿着褴褛的长衫，头上包着数尺长的白布帕，脚上蹬着破草鞋，多数人打着光脚板，他们中，有的背着竹编夹背，有的挑着担子，他们想卖些米、柴、菜、鸡、鸭、鹅，买回急需的盐巴、灯油、针、线、和各种花布等欢欢喜喜过一个解放后第一个太平的翻身年。因此，赶场的人特别多，大家都兴高采烈，趁着赶场的时机采买年货，即使不买东西，凑凑热闹感受一下胜利后的欢乐，也是解放后翻身农民的心愿。               
   不过，细心看，今天的气氛似乎有些异样。赶场人群中，精壮汉子特别多，他们挑的烧柴比平时长，而且松木须碰柴不少，令人生疑。这些，当时并没有引起欢乐的人们多大的重视。原来，那柴里、松木须栩里捆藏着大刀、长枪、长矛等武器。那些精壮汉子，就是即将暴乱，攻打庆符城的先头匪徒。
         
    原来，2月7日，土匪密探得知解放军有一排兵力护送驮马到宜宾去接运银元、布匹、盐巴等用品以保证政府正常开支和人民的生活必需。土匪还探得，有一连多解放军背着背包武器、炊事用具等当天离开县城，不知去向，城内没有正规部队，只剩不过百人的部队、服务团和军大人员，且都分住在各自接管的单位内。那时，县委、政府同住一处，人数最多也只有十余人，虽都携带着手枪，看来，子弹也不多且都是年轻人，可能没有作战经验，很容易对付，攻取庆符城是个好时机。


   匪探们自认为摸清了情况，就兴冲冲地各自向他们的头领报告这个大好消息。其实不然，我军解放庆符仅一个多月，肩负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变动频繁，往往是早出晚归或换防活动。如我军八四团一营辎重连驻在西城门外的天宁寺内，白天外出活动，不在县城，晚上又回到住地。八四团一营营部在县府后门对面的一个地主大院内，与县府仅距30米之遥。解放军正在开评功会，总结从华东、华中进军西南中歼灭蒋匪军、除暴安民和行军中团结互助，发扬不怕苦、不怕死、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结合表彰好人好事。部队很少有人上街行走，人生地不熟是次要原因，纪律严明是主要原因。因此，土匪密探判定庆符县城是一座“空城”是一个错误，庆符城是一座钢铁堡垒。


    本地人可能看出了破绽，也可能互相吹了风，通了气。晌午刚过，场上人已基本散尽，街面上清风雅静，城内出现了乌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使人感到压抑。这时，县政府“中堂”前面“衙门”内住着刚收编的伪警察中队30余人已溜之大吉，不知去向，枪枝弹药都挂在墙上，这些人已与土匪勾结，同流合污了。


    恰在此时，县交通员下乡送信归来，得知拥有千余人的“棒客”头子（所谓中国人民救国军川南游击纵队司令）蒋树清从60里外的龙洞湾出发，带领六、七百名匪徒经牛心山、黄沙槽翻观音坡过十四块碑，直奔县城而来。刚从宜宾派来庆符任副县长的二十八师教导大队长刘中山同志听了交通员的汇报后说：“好！谢谢你，小同志，你辛苦了，快去歇息吧”！


    紧接着，我西南服务团学员、派驻税务局的军代表沈正鲁同志也在风风火火地到处找县委书记汇报，他从税务局旧职员罗泽宇处得知土匪要攻打县城，要沈当心，沈追问这消息从何而来，是否可靠？罗未作肯定答复，只说仅供参考。


   获得真正确切的消息还是公安局，局长、老红军、西南服务团干部王国珍已从我打入敌内部的地下党人员那里探明匪徒将分三路包围县城，一路是匪蒋树清部；二路是伪军团长、土匪头子罗伯英和伪沙河乡乡长王法舜率众数百人从香炉山经游鱼与蒋树清汇合；三路是伪高县白庙乡乡长惠在元和伪庆符县怀远乡乡长何锡彬带领二百余人直奔庆符城。这伙匪徒计划重点攻打三个单位：一是县政府，二是一区区公所，三是公安局，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拿下这三个拥有枪支多的单位，庆符城举手可得矣。


   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刚获得情报，土匪大队人马已经迫近县城。六时许，数十名匪众已拥进西城门并与先行混入城内的大刀队匪徒汇合，他们的胸口贴着黄色佛纸，用红颜色在上面画着弄不清的图案，大概是要神灵保护他们平安吧！只见他们气势汹汹地冲入县府大门，举着刀，拿着枪，口里不住地喊着：冲啊冲啊，并不住地念着：啡，啡，刀杀不进，枪打不进等胡言乱语。接着城外也冲进一批拿着枪的人，向县府大门冲去，城内居民大叫“棒客（当地人对土匪的称呼）来了！”顿时，枪声、喊声在城内外响成一片，土匪攻城了．


   当时，庆符县其他领导巳分赴各乡征粮，只有刘中山副县长留守在县政府大院内。听得枪声，刘中山立即和两名警卫员在县政府大院石墙处阻击土匪的进攻。刘中山提着一挺机枪与警卫员、还有余德全等几个人隐蔽在一株三人才能抱住的黄确树后，架好机枪朝着天空，咕、咕、咕地放了一梭子弹，并点射打死打伤匪徒各一人，匪徒看情况不妙，慌忙调转头去，亡命地逃出县府大门，想等待匪徒的主力来配合，再进攻县府。而我军营部谷副营长派了两个班全副武装前来增援。在此之前驻军已将县委县府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接到营部，得知土匪攻城后从乡下赶回的县委书记王梦聚与营部队长一块商讨作战方案和指挥战斗。


   庆符县城墙牢固，有东、西门、上南门、下南门四个城楼，唯独没有北门。这是因为县城依山傍水而建，北部有一小山，无法也没必要修筑城楼。解放前，城内伪参议长严为民、伪兵役科长李少游借建设之名，拆毁了两个南门之间约五十米的城墙，这一段城基，正好将县府大门口的街道拓宽，城墙外有一条可通木船的符黑水（现名南广河），城墙与符黑水之间有一条长而狭小的街，叫上河街和下河街，此街道比县府大街矮两米多，这正好给土匪攻城时提供了一个好通道，也给土匪攻打县府开了方便之门。


七、庆符城内瓮中捉鳖


   县府内机枪打响的同时，四个城楼上的我军岗哨立即关闭了城门并迎击包围县城的土匪，两个南门之间的开阔地以及匪徒能上能下的通道也被封锁。


   县政府大门内，刘中山率领战士们顽强的抵抗土匪的进攻。门外，土匪的机枪在扫射，无数拿着刀的土匪在吼叫“枪打不进，刀杀不进”，情况非常危急。正在这时土匪的机枪突然不响了，刘中山明白是机枪卡壳了。即令两名警卫员掩护，他跃出石墙垛子，对准敌人一阵猛打，土匪一阵慌乱，刘中山跳入匪群，夺过机枪，跑回原地，及时排除机枪故障。土匪回过神来，再次组织进攻，刘中山端起机枪对准土匪一阵扫射，当即打死、打伤两名土匪，其余匪众吓得慌忙四散。


   住关帝庙的解放军十军二十八师八十四团两个班，分三路向县政府靠拢。土匪在我强大的火力下，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怆惶抱头鼠窜，好象没头的苍蝇乱碰乱钻。


   土匪既无招架之工，又无还手之力，有的钻入民房，有的跪着缴枪投降，知情的匪徒，钻入县府隔壁伪司法处用石条砌成基脚，上面用园木作柱，装上木板的粮仓脚下，土匪拥作一团，身子发抖得犹如筛糠一般，不敢吭声，连大气都不敢出。


   城内枪声不断，城外更是战斗犹酣，西门外天宁寺内驻扎的我军全付武装向北面的土匪主力痛击，蒋树清匪首被关在城外不能进城，只有命众匪徒爬在官山坟堆上，密密麻麻地爬了一大片，口头声嘶力竭地喊着冲啊！杀呀！冲啊，杀呀，头却不敢抬一抬。我军如猛虎下山一般，步枪、机枪齐放并逐渐摸近敌人，土匪看着有被消灭的危险，立即用黑话传令：“老*哎，大水来了，快点堵（走）哟”，于是犹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狼狈逃窜。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围攻庆符县城的土匪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其余匪众仓惶逃窜到深山中去了。


   我军在土匪伏击处看到有几个被捆绑着的当地人，丢放在半人深的土坑内，经盘问系我刚参加工作人员韩林春等在黄沙乡工作时被过路土匪捉住带到县里，准备打下县城后，再行发落，解放军解救了他们，免遭死于非命，实乃意外。


   县城内，刚从江苏南京进军来的部分西南服务团同志梅展、沈正鲁、胡安英、于清渤、欧阳珍、高承宁和军大同志丁晓钟、曲云麟等都在各自的接管单位担任军代表或比较负责的工作，或指挥守卫或保管金库。公安局是唯一住在城外的南华官内，全局仅有进军来的西南服务团干部、公安局局长王国珍，总务股长胡安英，保卫干事欧阳珍三人，其余二十余人均系刚从敌伪手里接收过来的伪警察士兵。这么一些人只有一挺机枪、一支卡宾枪和两支手枪，几颗手榴弹可以用，伪兵手中的枪在关键的时刻是不会为保卫新生红色政权服务的。更何况，外地来的四人要兼顾前门和后门，且前门系无以蔽体的木楼，没有来得及更没有条件变土堆沙作掩蔽体的准备就仓促上“阵”，迎击敌人，如果匪众先攻打南华官内的我外地人员，其后果不堪设想。


   庆符城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和服务团干部一起开始搜索残匪。西南的冬天，夜幕来得早，伸手不见五指，城内尚无电灯，煤油灯只有机关单位用，居民多是用桐子油灯，电筒也极少。我军战士摸黑搜索，刘中山副县长带着战士摸到伪司法处仓库附近，一位战士被土匪打来的子弹击中臂膀，这个战士挂了彩，仍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我方向躲藏在仓下的匪徒喊话，反复交待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坦白交待罪恶，宽大处理给出路的政策后，多数土匪慑于我军威力，受了宽大政策的感召，把长枪、大刀、长矛等武器扔出，人也爬出来举手投降。少数顽固分子不愿缴枪，也不愿出来。在我方枪支监护下，战士匍匐爬入，拖拽出匪顽，经检查清点，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手枪三十余支，大刀、长矛若干，军用警犬一条，电话机一部，伪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木质印章一枚，活捉土匪五十余人。战斗结果，击毙匪12人，伤5人。一居民中流弹身亡。我方除一人挂彩外，无一死亡。  
           
   我方部队与地方干部密切配合对全城搜索完毕后，县委与营部领导商定，连夜组织人员对俘虏进行审讯。当即由刘营长等部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朱德升（服务团）曲云麟（军大）等组成审讯小组并由一排士兵警卫。俘虏中已查清系中队长以上的匪首，一律交送公安局看守所收监审讯查办；中队长以下的，—一审查讯问，了解对我有用的情况，然后集中在一起，由谷副营长向他们交待我党我军政策，着重指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是解放劳苦大众的，你们是被压迫、被剥削者，不要再上当受骗去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卖命。全中国即将全部解放，反动残余势力就象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了。还进一步申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和悔过自新给出路，释放回家的政策，号召他们回去要向群众宣传，彻底揭露敌人妄图推翻中国人民铁打的江山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不要再跟着他们与人民为敌，为匪作歹了。


   释放被俘匪徒的工作做得比较细，为了让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有饭吃，有钱用，能够安全到家与家人团聚，除每人发给一枚钢洋外，还根据他们家乡的路程远近称给大米三斤五斤十斤不等。在发给钱米的现场，感动得手不停地抖，泪不住地流。有一个跪在地上磕头说：“我没长眼，受骗跟着龟儿子棒客些抢横财，差点送了老命，往后，老子们再也不干了，还是锄头落地种庄稼，吃自己劳动得来的粮食靠实。”


   这些工作没有白费，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与效果，在以后数月的征粮剿匪工作中，从再度被俘获的匪徒中得知，我军宣传政策给出路发路费的作法的确起到了涣散匪心，瓦解匪之嚣张气焰的作用，不少匪徒离开了匪组织躲入山林里或亲戚家，不再与匪为伍。但是，也确实有个别死心踏地的亡命徒，继续作恶多端，到处抢劫，杀人放火，*淫妇女，自绝于人民，他们中，甚至有人煽动说：“安逸，老子们打他解放军，他逮到不杀，还给路费，老子们再干，再被他们逮到，看能多给几个钢洋不？”这些顽固不化的分子，最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八、血染沙河驿


   二月十日深夜，庆符县沙河驿上空又响起了阵阵枪声。震动全川南的沙河驿土匪反革命暴乱事件发生了！


   沙河驿是宜宾地区南六县的富饶粮仓之一，是当时通滇、黔边区的要道，地处险要。二月初，沙河乡伪乡长、舵把子王法舜，月江封建头子高品三，青年党头目罗洁白等勾结国民党十二军叛军程云鹏部和惯匪蒋树清部在高县杨村秘密集会，密谋策划进攻我沙河区公所，组织反革命叛乱。妄图藉此推翻我区政权，破坏征粮，切断交通，进而控制南六县，威逼宜宾。他们纠集附近匪帮先于十日白天攻打了月江口，随即转向沙河驿。


   十日下午，沙河区工作人员获悉，距沙河二十里路的地方，发现有许多持枪拿刀的土匪，准备会集各路匪徒，晚上来攻打沙河。区委书记赵锡正即向县里电话联系，请求派部队支援，但电话线已遭土匪割断。情况严重！区委立即召集会议，决定：区工作人员当晚撤出沙河驿，到乡下运动作战，迂回撤回县城。为了防止土匪突然袭击，赵锡正对武装防守也作了部署：调区中队两个班守赛金桥场口；一个班守望马山场口；另一个班由八十四团的一班长李发祥率领驻守区公所对面楼上，封锁到区公所正门的大街。当时的区中队，绝大多数人员是从旧乡保武装中改编过来的，成份极为复杂，接受思想教育的时间不长，除李发祥率领的一个班外，其余三个班都很不可靠，调这三个班守卫场口，是防其万一叛变，不致影响大局。


   沙河区政府设在一座庙子内。庙子前面临街，后面是一个宽空的坝子。前堂进深有十多米，两边夹了几间房间，中间有照壁，照壁前的土台原来是安放菩萨的。转过照壁，便是中堂，两边也夹有房间。走下中堂九级石梯，是一处天井，长约十米，通出后门。天井两边靠墙一楼一底的楼房，已破旧不堪，门窗全无。楼上原是看戏的厢房，只有少数板壁；搂下则只有孤零零的几根柱子。从中堂两边，走三、四步楼梯，便可上两边的小楼。前后门都是双扇门，是两寸多厚的木访合成的。前门包裹着铁皮，足有三寸厚，两边八字门墙留有几处枪眼（后门墙上也有）。守卫区公所的共九位同志，除赵锡正外，有李蠡、李秉枢、毕江秋、刘洪清和炊事班长李文秀等六位进军到四川的同志，还有通讯员、炊事员等三位本地同志。


   晚上8点多钟，按原计划是乘黑夜撤出区公所，临出发时，考虑到区公所尚存放有收缴的旧乡保武装的几百支枪，这些枪支若落入土匪手中，将增强土匪的力量，带来后患。因此，区委当即决定先把这些枪支搬到神龛上面的阁楼上藏起来。搬完枪支，已是午夜，大家十分疲倦。赵锡正同志让大家先睡一会儿再走。午夜刚过，就传来土匪的枪声和吼叫声。随即，不出所料，守卫两处场口的三个班全部叛变。八百余名土匪轻易地进入场内，并从前后两方包围了区公所。赵锡正率领区公所的同志们投入了激烈的战斗。


   起初，攻打区公所正门的土匪一下子冲进一百多人到大门外大街上被李发祥班及区公所的火力击退，但一大批持大刀的匪徒又涌了上来，反复多次冲击。区公所后门外是一片空地，聚集着更多的土匪，不住地狂呼乱吼，一时也未得逞。当时区里的武器仅有一支冲锋枪、几支步枪和短枪，子弹也不多，但凭借区公所的厚墙掩护，从墙洞枪眼向外射击，也使土匪不敢近前。战斗持续一个多小时后，守卫区公所对面谢家楼上的李发祥班枪声突然停止了。原来十日下午，就有一些人混进谢家客房住着，一到战斗紧急时，他们爬上楼梯，从后面开枪打死李发祥和其他几个同志，打伤两个同志。土匪吼叫着冲上街来，呼着“拥护蒋委员长”、“抗粮抗税”、“反共救国”等反动口号。守卫区公所的赵锡正等人，从枪眼里开枪射击，打倒几个匪徒，后面的一时也不敢靠拢来。


   相持中，土匪依然轮番进攻，而当我方火力减弱时，土匪即搬来柴草，浇上煤油，放火烧区公所的后门。火势越烧越旺，后门终于被烧毁。十几个土匪乘机冲进区公所。排长刘洪清扔出一颗手榴弹阻击，不幸被土匪的子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李文秀和另一位炊事员也先后牺牲了。赵锡正同志一方面率剩下的五位同志猛烈扫射，以堵击涌进后门的土匪，直至子弹打完，被迫下令越墙撤出区公所，分散到附近居民家掩护待援。


   当五位同志跳下区公所高墙时，天才微明。毕江秋、李秉枢在前，躲进区公所相隔三户的一家居民的阁楼内；赵锡正、李蠡和通信员小张殿后，因路途不辨，误入地主欧壁光家，不幸被土匪搜出。赵锡正、李蠡和通信员小张在土匪审问中坚贞不屈，义正词严痛斥土匪的罪恶行径，还一再向土匪宣传党的政策。凶残的土匪继续施展淫威，疯狂地把赵锡正、李蠡、小张拖到区公所后门外的小丘上，剥去衣服，乱刀砍死！赵锡正等就义时，不断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时已是二月十一清晨。


   土匪杀害赵锡正、李蠡等三位烈士后，发觉毕江秋、李秉枢两人尚未抓到，又在全场挨户搜查。幸有十八军一百五十九团参谋长曹宗埅率领两个连的部队，从古宋赴乐山归队，当晚行至长宁花滩乡宿营，接到群众报告说有几百名土匪叛乱攻打沙河区政府，立即率队跑步十五华里，赶到沙河驿，一阵冲锋枪和掷弹筒，把土匪打得四散逃窜，毕、李两同志才脱险得救。


   黎明后，战斗中的两位幸存者毕江秋、李秉枢，含泪收拾了烈士们的遗体，掩埋于场外墓地。他们向曾经一起工作、战斗的同志默默告别，朗声宣誓：决心踏着烈士们的血迹，继续战斗在沙河，努力完成烈士们未竟的革命事业！


九、土匪再扰沙河


   赵锡正牺牲后，地委新从84团调来郭丹荣任沙河区委书记。五区征粮工作队也重新组织，郭元明任队长，“沙河驿事件”中的两名幸存者毕江秋和李秉枢也参加了工作队。


   二月二十一日，工作队吃过半夜餐，乘着朦胧月色，静悄悄地又向沙河进发。84团的一个排走在前面。六十里路夜行军，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从前面一个传一个地轻声传来命令：“紧跟！”或者“原地休息！”


   到沙河，部队驻在区公所和附近的小学里。吃过晚饭，郭元明和李秉枢把王法舜叫来，这才看清他的模样。他剃着光头，穿短衣服，显得身材矮胖，满脸横向，一双贼眼若笑非笑的样子，使人厌恶。区委向他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叫他通知各保保长两天后开会。谈完话之后，他走了。可他这一走，却不再来。他逃到大匪首郑经伟那儿去，继续与人民为敌。1951年，在云南普洱渡被当地剿匪部队击毙。


   擦黑时分，忽有紧急情报：数百名土匪向沙河蜂踊而来。区委和部队同志商量决定，马上撤离。工作队背着背包下乡，走田间小路，几次变换行军路线。天渐渐地黑起来，道路已模糊不清，队员们只是望着前面晃动的背包，紧跟前进。  不久，两面山头上出现了火把，一支、两支，渐渐地多起来，多到数不清，而且逐渐地向队伍前方靠拢。工作队加快了步伐，迅速爬上山坡，从一个涵口翻出去。过后，郭区书说；“好得我们腿长，再迟几分钟，土匪就封住路口了。”工作队把火把远远地甩在后面，顺着山势横穿过去。走了十来里路，来到葛藤坡上，这才坐下休息。约有一个半小时，不见有什么动静。天已微明，命令出发。大家起来，便背起背包下山。下山后，涉浑水河，经游鱼滩、石龙埂，回到了庆符。


   三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晴和，八四团一个营的部队和武装工作队、县大队，以及二区（即来复区）、五区的全部工作人员，又从庆符出发开往沙河。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延伸数里。到了沙河，吃过晚饭，工作队的几个年轻人以为这次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倒头便睡，睡得很香，一觉睡到天亮。


   忽然一阵枪声，把工作队员从甜梦中惊醒。队员们赶紧起来，收拾背  包。跑到门外，也不见有什么异样情景，又没有命令，只好等着。不一会，郭区书才来告诉队员：八四团两个连和县大队一早出发  到珙县地界剿匪；另两个连到汉王山，在路上与土匪打了遭遇战， 走在前面的副连长刘兆有和副排长李午时牺牲了。部队占领高地，发起冲锋，击溃了土匪，缴获转盘机枪一挺，步枪若干支。并且抓到了杀害赵锡正同志的刽子手戴汉坤。


   区委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审判。大会开到下午，县长郭林川在会上讲了话，临时法庭宣判戴汉坤死刑，立即执行。几名武工队员把他推到赵锡正同志坟前枪决。


   下午，沙河街上人声嘈杂，远处又响起有阵阵枪声。土匪又打来了！工作队员的行李背包是早晨就打好了的，武器是随身带的，于是很快就出门跑到一个小山包上去，做好了战斗准备。对面几个小山头上，隐隐约约也有一些人，那是土匪。由于距离较远，中间还隔着几个低矮的丘陵，看到的人很小。旦是听得到他们的吼叫声和不时放炮的声音。


   那边的人越来越多，土匪们吼叫着，要活捉郭县长！形成一个半圆形的进攻势态。工作队员卧倒在掩体里向敌人射击。毕江秋从一个战士手里接过一支长枪，愤怒地射出两发子弹。对面的机枪响了，有些土匪冲下山头，欲占领近处的小丘陵。县长和武工队长用望远镜观察了一番，说有七十二军的叛变部队，有轻机枪和小钢炮，于是决定后撤回县城。


   工作队在前面走，土匪就在后面追，追过一个小山包又一个小山包。武工队断后，一色的轻武器压得土匪不得不放慢脚步。工作队登上一座大山，占据了制高点，土匪一时不敢拢来。


   这时，天已黑下来，工作队循着山路往前走，穿过密林、草丛，到金沙湾，已是深夜两点多钟，经灯杆坝、高县，折回庆符县城。


十、平息沙河匪患


   沙河区辖沙河、复兴、麻柳三个乡，其中沙河乡最大，有二十七个保。除复兴、麻柳有部分山区外，其余均属平坝、丘陵地区，是全县有名的粮仓，因而也是征粮工作的重点。


   三月下旬，县委书记王梦聚、县长郭林川带县大队和二、五区的工作人员和八四团两个连的部队，四下沙河。这次吸取了前几次的教训，到沙河后，即修筑碉堡工事，随时准备迎敌。


   部队仍然外出剿匪，留下一个排守卫沙河。后来调一个班到复兴场，那里也修了碉堡工事。


   县领导和工作队住在区里。工作队除了开会，就到附近农村征粮外，也在街上做一些发动群众的工作，了解情况。星期天，部队同志下乡，帮农民车水。工作队有时也帮助街上困难户挑水，还送粮送炭给他们。工作队和群众的关系慢慢地亲密起来，有的帮助工作队做宣传工作，有的向工作队报告匪情。根据群众密报，工作队抓到两个混入街上的土匪*细。附近农村一个老农民晚上来报告说；“王法舜偷偷地跑回家了。”第二天一早，郭区书带着工作队前去搜捕，结果因行动慢了一步，他跑掉了。


   四月初，匪首王法舜又纠集千余人围攻沙河。上午九点多钟，战斗打响，一群大刀匪猛攻望马山我军驻地。他们吃了“砂符”，口里喊着：“枪打不进，刀杀不进，一刀一个白印印”，一股劲地往前冲，直到打死几个躺在地上，后面的人才有所醒悟，畏怯地往后退。那些阴险狡猾的持枪匪徒，却躲在后面伺机开枪，打死打伤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匪头目，逼着被裹胁来的一些群众走在前面，不许后退，作为他们的“挡弹墙”。84团武工队长张凤臣正端着机枪对着土匪射击，突然从后面冲上几个大刀匪，在他背后举刀就砍，他躲闪不及，右手臂被砍伤，鲜血淋离。正当危急时，跑过来几名战士，用刺刀挡住土匪，另两名战士把张队长扶下山来，土匪在后紧追不舍，被接应的战士阻击。到区公所门前，工作队员们赶紧打开大门，把张队长扶进来，包扎伤口；那两名战士又回身去参加战斗了。


   在赛金桥的小城堡里，轻、重机枪每隔一段时间扫射一次，还发射了几发炮弹。因此，大股土匪不敢拢来，只是在远处山包呐喊，不散不退。


   下午，副营长郭秀武从碉堡里带一个加强班出来，直冲敌人阵地。郭秀武作战十分勇敢，不断打破敌人的火力封锁，冲一处，敌人退一处，但过后又重新上来。相持了几个小时，到擦黑时，去长宁的部队和长宁县大队赶来，土匪才仓惶逃去。


   四月十四日，五区工作队配合一个班的武装下乡征粮。在川主庙附近遇溃匪一股，遂即展开激战。匪人数三倍于我，且有较强火力，但我军战士非常勇敢，奋不顾身地冲到土匪面前，和土匪肉搏。九班长徐新芳手被砍伤，见到排长和一个匪徒扭打翻滚在地，便爬过去用身子压住匪徒一只脚，用嘴咬他的大腿，使副排长挣脱匪手，将匪击毙。工作队员们占据有利地形，配合部队围歼这股土匪。土匪溃逃，工作队追了几个山包，又打死打伤一些土匪。这一仗，工作队大获全胜，计毙伤匪二十余名，俘匪十五各，缴获步枪九支、大刀一把。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到六月中旬，征粮工作进展不大，每日收粮仅三、四千斤。六月二十日，八四团首长来沙河，抽调一些部队骨干和地方领导一起，组成五区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征粮剿匪，使两项工作取得密切联系。第二天，召集全区各乡保长开会，号召旧乡保人员立功赎罪，协助政府征粮剿匪。会上交代政策，说明立功后，过去罪重的可减轻处分，罪轻的可免予追究；如若顽固不化，继续通匪作恶，必定重处！当场枪毙了通匪、为匪筹粮的沙河乡第二十六保保长郑于扬。这个会议震动很大。会后，成立了六个工作组。


   六月份沙河街上基本平静，有时也扯一些“妖风”，说：“土匪又打来了！”街上的人到处奔跑，弄得一场虚惊。工作队的同志在街上办起了黑板报，宣传党的政策，公布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颁发的《十条人民剿匪公约》，以及十五军四十四师来宜助剿和各处剿匪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稳定了群众的情绪，消除“怕匪”心理。六月中旬，工作队登出一则消息“四十四师一三一团在一三0团、一二九团和高县、庆符两个县大队的配合下，歼灭了郑经伟、程云鹏、蒋树清匪部，俘匪九百余人”，群众看了，无不拍手称快。有的人说：“这一下好了，剿了土匪的老窝，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十一、用计解围加乐  


   短短的几天，高县、庆符县匪患四起，到三月土匪暴乱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盘踞在高县第三区嘉乐的匪首黄楚文、龙潭匪首曹海均、中心乡匪首魏世科也频频活动，纠合匪300余人攻打嘉乐区公所。


   三月四日，加乐区公所收到街村群众报告的消息，土匪要来围攻区政府。加乐区委号召：“全体指战员和工作队员，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纪律性，作好消灭土匪，搞好征粮工作，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当晚，区委刘玉身同志当机立断，率领全体区中队和工作队的同志们，集中在嘉乐区政府对门山防守，至深夜仍未见动静，便转移到张家村学校往下。


   三月五日，刘玉身同志带领十多名解放军战士和工作队员到蕉村与县大队和县委书记孙义率领的县委工作队一起工作，派周承述同志和周开科等五人回区清理文件、物资后在蕉村汇合。到中午，川主庙群众来报告，清龙咀附近已发现土匪，不能过去，周承述同志立即写信派人向县人民政府和刘区委报告匪情，当时嘉乐到县、各乡无电话，大家商量后一致意见，作好死守准备，将操场内兰球板抬来将区政府围墙堵好后，又分兵把守碉堡大门和窗口。周承述和杨崇元同志在窗口观察场口动态，曾伯钦和周开科把守碉门，留用的原伪乡长古竹林和文书王泽刚分住碉堡后面，然后各自擦好自己的枪，清好子弹、手榴弹等放在顺手处，作好防守准备。晚上十二时左右，听见土匪在街上的打门声、抢劫声、群众哭叫声，满街被土匪打的煤油筒照得很亮，紧接着传来土匪攻我区政府的吼叫声：“舅子冲啊，冲啊，冲，活捉21个狗日的……。砰、砰、砰……”向区政府碉堡打枪，碉上的瓦块一片一片地掉下来，工作队员们沉着气，按分工守卫着，周承述同志在窗口不时传来：“注意，三个、五个、十二个的声音……”。杨崇元从窗口向街上的土匪开枪，周开科和曾伯钦死守着大门，听见来了三个、五个、十多个的声音后，接着听见“砰、砰……”打了一阵枪后，土匪被打退下去了，时儿又向区政府冲。工作队员沉住气向土匪瞄准射击，枪容易卡壳，用枪条通，通下弹壳又打。大约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区政府外面的枪声更加激烈，又听见大喊“围着杀、围着杀……”“机枪班左翼、步枪班右翼，围着杀，围着杀……”的喊口号声，接着冲锋枪、卡槟枪等齐响，又听见：八路来了，勾啊、勾啊！”（意思是解放军来了，快逃跑），此时枪声更加激烈，红绿色信号弹从天空飞起，碉堡内同志的认为，高县城三十多里，区中队又在蕉村，无兵援助，因此见人影就打，外面也猛烈向碉内打枪，枪声非常激烈，双方打了一会，听见碉外喊“老胡、老胡……”的声音，大家洗耳静听，好似刘区委的声音，但又怕不是，又打了一阵，周承述在碉堡内问，是那一部分的，刘区委听见周承述的声音说：“我是老刘，我是老刘”。大家才未打了，工作队才打开了区公所的大门。原来是刘区委接到工作队的报告后，当天下午带领了七、八个战士由邓西忠同志带路，绕道翻大山，赶到嘉乐来解救工作队的。刘区委、胡书坤、李忠诚等同志是经过多次战役锻炼的老同志，很有作战经验，在兵少（仅六、七个人）匪多（约三百多人）的情况下，机智足谋，兵分几路，高喊：“机枪班左翼，步枪班右翼，围着杀”，冲锋枪，卡槟枪，步枪齐向土匪射击、土匪不知多少解放军，火力又猛，便被吓跑了。土匪吓退了，刘区委不知碉堡内情况，便开枪射击，碉堡内又开枪还击，认为土匪占了碉堡，在喊话后，才知道同志们仍守着碉堡。刘区委留人值班站岗，又带领工作队去追击，追到罗场附近，土匪看到追来的是解放军，才将抢劫的东西丢到田内，从虾蟆塘方向逃跑。第二天，区公所安排了几百人去运回了抢劫的物资，通知群众认领，群众都齐声感谢人民解放军。


   击退土匪围攻区政府后，三月七日上午，周开科和工作队几个同志到嘉乐七保（九谷湾）开群众大会，宣传征粮剿匪，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正准备开会时，会场的群众惊惶向外探望，引起了工作队的注意，见靠渔州观音寺碉堡附近山上，土匪密密麻麻地包围着碉堡，不断向碉堡开枪，工作队见是土匪袭击，立即向群众宣布改期再开会。立即派人跑回区向刘治平同志汇报。当时区公所只有几个人，刘治平同志立即派人到川主庙粮库找到刘玉身区委，又在附近通知了几名解放军和胡书坤、李忠诚等九人，由刘区委带领直赴渔州坝，解救碉堡内被围困的十多个同志，随后在区附近工作的区长蒋学彦，又在村内找到区中队的十多个战士，几名工作人员计十七、八个人，在蒋区长的率领下赶去增援。行至渔州坝附近，嘉乐八保与渔州交界处，发现了土匪，蒋区长等同志瞄准土匪射击，刘区委等同志冲在前面，土匪的机枪向他们扫射，刘区委们伏在渔州坝下一动不动，土匪机枪将田坎打开了缺口，水流下来淹着他们，刘区委们仍然隐蔽埋伏，待土匪机枪稍停，他们瞄准土匪兵射击，密集的火网，打得土匪抬不起头，同志们闯开一条血路，占领了碉堡制高点两个山包，集中火力压住了土匪火力，一面派人到碉堡附近，叫同志们带好文件，从碉堡后门撤退，在火力的掩护下，十多名同志顺红水河方向迅速撤离。他们从狮子岩跳下红水河（约十多丈高），从小路回嘉乐。土匪认为那十多名战士还在碉堡内，用几挺机枪火力扫射，土匪还不甘心，下午二时左右，放火烧碉堡，顿时火焰冲天。救援的战士在山上打土匪，正为碉堡内的同志着急，正要拼死去解救，山上有同志已看见碉堡内的同志已跳下红水河，正从小路往嘉乐方向行进。土匪也看见同志们脱围了，又惧我增援部队的火力，便一轰而散了。


十二、蕉村二次获解放


   蕉潭乡原是地主、恶霸、土匪等反对封建势力把持的地方，一九五0年元月解放。三月六日后，被地主、恶霸、土匪黄楚文盘据（是土匪田动云任命的蕉潭乡乡长）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一九五0年五月的一天晚上，三区（加乐区）区委刘玉身找到中心乡乡长、剿匪积极分子李上方和区中队、工作队部分同志，共同商议解放蕉潭的具体方案，由李上方介绍地形地情，并建议从太阳湾包抄过去。区委决定：由李上方同志带路，刘玉身和区中队长带队，事先安排好，当天从筠连、罗场、孝场、嘉乐各抽来了一个连的兵力，将蕉村场团团围住，打了一排枪，土匪从场背后大山逃跑，蕉村重获解放。周开科和殷敏等工作队同志进驻蕉村乡，与八十四团教导队一起清剿残匪和开展征粮工作。但当时筠连田动云的匪穴小老鸦、大老鸦仍被田动云盘踞，随时派遣特务、土匪到蕉村造谣破坏，进而在康家村建立谍报队、信义队，支使匪首王中奎、王中和在顶鼓山盘踞，窥测筠连、珙县、高县，夜间下山抢劫。一天，周开科和孔庆桂在太阳湾工作，土匪王中和就住在附近一地主家，伺机杀害工作队员，群众发现了王中和等土匪，及时向工作队报告，工作队未去太阳湾，土匪阴谋才未得逞。当时在蕉村工作的，有八十四团教导队，武工队和工作队，驻在白家寺，八十四团教导队连长尹天增任工作组长，周开科任区公安员和副组长，在区委和工作组领导下，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征粮工作。首先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建立联防队，建立乡政府随时打击土匪，清理敌特组织。先后镇压了地主、恶霸、土匪头子三十多人，狠狠地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稳定了地方秩序，蕉潭乡劳苦人民番身作了主人。


   蕉村二次解放后，但田动云匪部仍盘踞在沐爱几个区、筠连的大老鸦、小老鸭，经常派遣特务，土匪到蕉村、顶鼓山、康家村、龙潭等地窜扰，当时区中队部分同志住龙潭寺乡政府所在地，坚持在碉楼上站岗放哨。一天，刚天亮，岗哨发现有土匪从龙潭桥上走过，区中队的同志立即跟踪追击，追到蕉村的石盘四大老林河边，看见土匪快过河了，立即开枪射击。土匪见势不妙，拼命逃跑，区中队猛烈追赶到河边，高喊，缴枪不杀，不交枪只有死路一条。但土匪仍不停地跑，有的钻进了树林，有三个土匪离区中队只一丈远，向他们朝天开枪，有的裤子都跑掉了，有的一支手提裤子，一手拿枪，从小河淌过逃命。区中队紧随猛追，土匪不敢跑了，龟缩在一起，举枪投降。活捉三名土匪，缴获手枪一支、步枪三支。但是，还有几个土匪逃窜在树林，区中队仅一班多人，林子又大，包围不住，不知土匪藏于何处，天将黑。区中队向抓获的土匪分别询问，一致供出：他们一路九人，是云南牛寨伪乡长带他们到田栋云匪部为匪，他们不愿再为匪，是逃跑出来回牛寨自新的。区中队向他们宣传了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不虐待俘虏，交枪不杀，愿回家无路费可给路费。并找石盘坳一个自新土匪现身说教，解除了他们疑虑，又由他带一个土匪到林内喊话；你们快出来，只要交枪，人民政府就宽大，要回家无路费政府给你们。不交枪，只有死路一条，谁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快出来，交枪吧！区中队也向林内喊话，你们已被包围了，只有缴枪才有出路。在武装力量和政治攻势下，林内土匪听见他同伙的喊话声，六个土匪从林中走出举手交了六枝步枪。土匪说，我们为了不让土匪看见，也不让人民解放军发现，不敢走大路，几天都未吃过饭，口袋内装的生菇子。区中队的十多个同志从天亮到晚上十点，也是水米未进，直到这仗打完，俘获了土匪才去老乡家找了一点茶水喝，将土匪带到蕉村煮饭吃了已十二点过。次日，问明九个土匪确系云南牛寨伪乡长胁迫去匪部为匪，在顶鼓山住了几天，他们是不愿为匪，逃跑下山，回牛寨自新的，根据土匪的招供，是有诚意，愿意改邪归正的，工作队就给他们开了路条，写明交了多少枪，每人给两升米，放他们回家。


十三、碧血洒山乡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毛主席一声令下，百万雄师过大江，沪、宁解放，华东解放。


   大学毕业后，原在江苏松江合作金库工作的陈权衡同志，毅然投身革命，考入苏南公学。七月下旬，他又响应党“打到西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经过短期学习整编，即随军挥戈西南，凭着革命意志，走过难以计数的村庄道路，终于一九五0年初到达川南重镇——宜宾。


   一月六日，陈权衡与西南服务团其他五位同志分配到高县，负责接管和建政工作。他所在的财经接管小组，负责接管原高县县政府的财政科、会计室、税捐稽征处、田粮处、县银行等单位。在县长贾昌同志的领导下，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以他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娴熟的财会知识，夜以继日，迅速有效地完成了对敌伪财粮机构的接管工作任务。接管工作一结束，他就坚决要求下乡锻炼。组织上分配他到罗场区参加征粮剿匪工作，任乡征粮工作组长。


   当时，基层乡村政权尚未来得及改造，大部分仍在地主阶级操纵之下，他们凭着掌握的枪杆子，与惯匪、散匪相互勾结，由秘密到公开地反对征粮剿匪，征粮工作十分艰难。尤其严重的是，一九五0年二月，国民党七十二军起义后，有少部分官兵公开叛变。叛军从江安渡江，经长宁、珙县，直插高县罗场，企图与流窜在川、滇、黔边境的敌特田动云匪部、普洱渡惯匪江瀛洲等会合，妄想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


   随着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调驻宜宾地区的我第十军二十八师又抽调部分军事力量参与西昌战役，一时兵力不足；外加人地生疏，因而匪势猖狂。  一九五0年农历春节后，高县县城内不时流传着土匪即将攻城的谣言；王子英副县长接管沐爱区后因匪势猖獗被迫撤回高县；五区（天星）人民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亦撤至罗场；各区征粮剿匪工作队屡遭敌匪袭击，许多同志献出了生命。为改变被动局面，三月中旬，八十四团和县人民政府组织了罗场、天星接界的豆子山攻坚战，歼灭了盘踞在豆子山的部分叛军和伪天星乡乡长王德亨匪部。


   陈权衡同志在区里领导下，抓住这一有利形势，率领工作队先完成了陈村乡的征粮任务，三月又主动要求到羊田乡征粮。他表示：要提前完成任务，迎接红五月。


   羊田乡是川、滇边界的大山区。流窜在羊田乡的郑显明、黄世富，陈村乡的龙叙之、杨云松，蕉村乡的王利田等匪部，暗中勾结羊田乡留用乡长叶兴鹏，他们密谋杀害工作干部，赶走征粮剿匪工作队。


   三月下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陈权衡同志正在宣传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和征粮的政策时，叶兴鹏向陈权衡谎报：“土匪从云南方向扑过来了”，要他率工作队赶快撤离回罗场区。权衡同志坚持把会开完后率工作队撤向陈村。出场口不到二百米，即遭到埋伏土匪的攻击，工作队不得不且战且走。没料到前边路旁铁匠铺的王么铁匠因愤恨土匪，拿起鸣火枪朝土匪打了一响，陈权衡误认为前方又有土匪，便率工作队左拐进入长冲田，恰好退入土匪预设的包围圈。在与土匪的激战中，陈权衡同志不幸腿上中弹，流血不止，同队的队员欲搀扶着他一起突围，被他拒绝了，与担任警卫的部队距离愈拉愈远，山上土匪又潮涌而下。他知道情况危急，命令全体工作队员快步跟上警卫班突围出去，自己则朝相反方向奋力向前冲突，引匪追击自己，以掩护工作队其他同志安全突围。最后，陈权衡将打完子弹的驳壳枪深深插入一块水田中，为免武器落入匪手，他一无牵挂地向土匪主力冲击！工作队无一伤亡地突围返回区里，陈权衡同志则被俘。


   陈权衡同志被俘后，这群土匪将他关禁在云南境内与羊田交界的盐津县大保林，关了二十六天。土匪们用尽种种酷刑，妄图迫使权衡同志变节投敌。然而，陈权衡同志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誓不变节投降。他严正地警告匪众：只有放下屠刀，才是唯一出路。匪首们见威逼无望，最后将他杀害于云南省盐津县大保林。满身伤残的陈权衡面对土匪挖好的土坑，无畏无惧，怒斥顽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的英雄大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革命口号。声震群山，威挫敌胆。匪首发狂了，烈土被割舌活埋于崇山峻岭的荒野间。

人民的好儿子——陈权衡同志壮烈牺牲了！


   陈权衡同志牺牲后不久，县里成立了征粮剿匪委员会，新的征粮剿匪工作队重新进入羊田乡。他们多方打听陈权衡同志的下落，经过一个多月的访问查询，才从云南的一个伪保长处，了解到权衡同志的牺牲经过。四区区公所据县政府决定，将烈士忠骸，移葬于罗场镇外通往筠连的大路旁，并立碑永志哀思。


十四、开展大规模的剿匪


   激战豆子山   豆子山，位于川、滇交界的高县清潭乡天星桥附近，海拔1033米，山高林密，道路崎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天星桥王氏老房子、德峰岭、一把伞就在山腰部位。


   田动云匪部盘踞在豆子山上，号称“小台湾”，叫嚷“先取南六县，进取宜、泸、川（四川），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多次袭击人民政府征粮工作队，破坏人民政权的建立。聚集程云鹏、许亚殷匪部，收罗地主土匪武装王鹏文、彭文范、周大孝，分别委以总队长、支队长、大队长，号称有一万人。形成进可取，防可守之势，控制罗场、落润、蕉村、龙潭、陈村、可久、玉皇场等大部分地盘，负隅顽抗。


   一九五0年四月十五日午后，高县第五区副区长徐根贵和通讯员朱魁亚及八十四团二营五连连长董跃新，回县城汇报匪情后返回五区区公所（在天星桥附近），遭到驻在豆子山的王德亨等上千名土匪的围攻，敌众我寡。我方人员挖开区公所后院墙，撤退到罗场。


   高县剿匪指挥部接信后，决定围歼这股土匪。经过周密侦察，土匪在豆子山一带兵力分布为：国民党七十二军陈云鹏残部以参谋长赖清辉带领与田幺妹一部驻离豆子山不远的一把伞；王德亨大队第一中队以中队长袁成武为首驻豆子山，第二中队以中队长万瑞图为首驻粮草坳，第三中队以中队长陈保山为首驻牛头山，土匪指挥所设在豆子山顶。


   弄清敌情后，剿匪指挥部决定对豆子山土匪实行攻歼。针对土匪兵力分布，解放军八十四团决定从三个方向同时向土匪进攻。第一路由八十四团副团长张东景率一、二营各一个连，由副区长徐根贵带路从罗场出发，进攻豆子山；第二路由八十四团三营七、八连从庆符县出发，沿红岩山经牛栏坝向土匪进攻，武工队、区中队庚即进攻牛头山的土匪；第三路二营五、六连由何营长率领，从嘉乐乡出发，绕道清潭寺，向一把伞土匪进攻。这样，实行三面进攻，使土匪不能互相策应，分割被歼。


   四月十七日拂晓，由区中队和地方武工队配合，在张东景副团长的统一指挥下，总攻开始了。二营炮排先击中敌火力点，中路人马越过蛤蟆口，占领上真武寺；神速进入狗儿嘴下，眼看就要冲上山峰了，匪徒惊慌了，匪中队长袁成武、分队长戴凯、刘武清等在通往豆子山的一带独路上死死抵抗。这时解放军一发炮弹消灭了土匪的火力点。匪一阵慌乱，我军趁势冲上豆子山，击毙了继续顽抗的匪中队长袁成武和七名匪徒，其余两路解放军也击溃了牛头山等地的土匪．


   豆子山战斗只用了约四十分钟，解放军即打垮了以陈云鹏、蒋树清、王德亨、田幺妹等匪首组成的“反共救国军”，活捉匪头目袁新德，抓获匪骨干三十余人，歼匪不计其数。至此，天星桥一带局势基本稳定。


红岩山剿匪战斗  


   红岩山位于庆符县胜天附近，最高点763米，这里崇山峻岭绵延数十里，气势磅礴。其间森林面积达五万亩。整个林区，风景优美，名胜有流米寺、水头摊、石门寨、仙人晒鞋等处。但是这座天然的森林公园当时却为匪占据，惨遭蹂躏。一九五O年初，原国民党七十二军欧阳大光残部四百余人枪，被我军击溃流窜至红岩山，勾结王玉堂、田仲儒等组成一千多人的反动武装，受田动云封为“川南军政区第三纵队”，欧阳大光为司令，田仲儒为大队长，惯匪涂朗清、杨俊清为大队长，王玉堂及伪保长童镜符为中队长。他们以马家岩、大红岩为据点，隐蔽起来，四处袭击解放军及征粮工作队，活动非常频繁。


   一九五O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军十五军四十四师教导团和十军二十八师侦察连及南广区中队奉命对红岩山土匪进行围歼。针对红岩山的地理情况和土匪兵力分布，我军决定兵分四路，包抄进攻：第一路由教导团一、三连组成，从宜宾出发，顺江直下，到李庄后，绕红岩山东部，先歼灭祭天坝的土匪，设指挥部于祭天坝，然后从正面进攻马家岩之匪；第二路由教导团二连组成，顺长江到水流溪上坡，途经黄河口、柑子湾，直插红岩之新瓦房、堰心腰，包抄流米寺、马颈子之匪，切断其向西逃跑或与马家岩匪汇合的道路；第三路二十八师侦察连，从南广出发，经甘溪至汉王山脚直插祭天坝，协助第一路人马歼灭土匪，继而配合部队从正面进攻马家岩的土匪；第四路由区中队两个班经六角星高峰寺，直到两棚石，进攻流米寺、马颈子的土匪，继而配合部队歼灭大红岩土匪。四月二十四日拂晓，战斗打响了，祭天坝王玉堂匪部很快溃退到红岩山马家岩与欧阳大光部会合，妄图倚仗马家岩之有利地形，负隅顽抗。我军被敌火力逼于山下，但土匪也受牵制，无暇顾及流米寺、马颈子。流米寺、马颈子，这里地势更为险要，流米寺处犀山尾，寺庙后靠的山峰为一巨石，名叫宝鼎石，沿宝鼎石往西南，是一条山脊，正面非常陡，脊背上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行，小道长约一千米，尽头有一弧圆石峰凌空突起，其状如马头昂起鸣叫，因而叫马脑壳，其山脊也就是马“颈子”了，流米寺就如同在“马”背上。翻过了马脑壳，就到了相传为明末将军段启云反清复明屯兵据守所建的石寨，石寨过后，就到大红岩。从流米寺到石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土匪恰好利用这一天险，派童镜符在马颈子、马脑壳处防守。解放军进攻受阻。战斗到中午一点，马家岩之匪被我军击溃，侦察连紧急增援，匪见大势已去，斗志锐减，我军趁势敲掉马颈子上的火力点，冲过马颈子，占领制高点，突破了匪在大红岩重要的防御体系，冲上了红岩山，田、杨等匪四处逃散。


   经过十八小时的战斗，红岩山土匪被击溃，解放军生擒二百余土匪，击毙无数。王玉堂一九五0年十月在祭天坝（今胜天镇）被活捉押南溪枪毙；欧阳大光在江安、兴文交界之连天山被活捉，处决于泸州；田仲儒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三十日被巡逻民兵击毙在福汉乡。


十五、消灭残匪，清除匪患


   在豆子山和红岩山剿匪的同时，八四团一、三营各一个连分别从庆符县大窝乡、双河乡奔袭来复渡，歼灭了盘距该地的土匪。其余各地，也相继开展大规模剿匪，取得很大的胜利。一九  五O年五月，高县、庆符县相继成立征粮剿匪委员会，加强统一指挥。至五月底，匪势开始下降。


   股匪消灭以后，社会秩序逐渐稳定下来。驻地方部队又抽出一部兵力下地方，加强征粮建政工作，帮助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进行减租退押。但是，漏网的匪首十分凶顽狡猾。他们不甘心失败，分散潜伏窜至边缘地区后，开始化大股为小股，分散行动，继续暗中策划叛乱，四处袭击人数较少的征粮工作队，威胁农协积极分子，死心踏地对抗政府，企图作长期挣扎。公开的武装斗争转入隐蔽的斗争。因此，个别地方征粮工作局面一时还难以打开。


   一九五O年五月十八日，地干班学员和西南服务团一行6人的征粮工作队到白庙乡得狼村开展工作后返回高县，行到麻柳村时，遭早有预谋的惠从五勾结惠再常股匪三、四十人的伏击。工作队被包围，工作队员刘汉芹在突围中牺牲。事隔不久，嘉乐龙潭乡伪保长苏刚勾结苟绍洲等十多个土匪，在嘉乐龙潭寺袭击征粮工作队，打伤队员梁国林，杀害工作队员闵传煜。


   各地土匪在垂死挣扎，但最终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八月，八十四团在县、区武工队的配合下，大举进攻沐爱，消灭了田动云匪部，端了土匪在高县、庆符县、筠连县等地“总指挥部”的老窝。各地土匪开始土崩瓦解了。剿匪初期，对罪大恶极这匪首恶霸未能及时予以坚决镇压，有的是随捉随放，该杀不杀。有些投降匪首，不交待其反动组织关系，交坏枪不交好枪等。群众普遍反映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解放军讲宽大”。群众怕匪报复不敢接近解放军和工作队，知匪不报，土匪更加猖狂。五月二十一日，地委根据西南局和川南区党委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处理土匪几个具体政策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和部队坚决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高县、庆符县遵照宜宾地委的指示，号召土匪自新投诚。同时，及时审讯处理匪首，集中杀了一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交枪后又聚众为匪的匪首、恶霸、惯匪，对土匪震动很大。许多小股土匪纷纷缴械投诚，土匪家属亲友亲自上山劝说自己的亲人投降自新。高县，庆符县先后有七千四百零九名土匪向人民政府、当地驻军投诚。


   随着进剿工作的胜利，我军占有绝对优势。高县、庆符县征粮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一九五O年十月底，高县完成征粮六百万斤，占总任务的百分之六十，以后逐步完成了征收任务；庆符县征粮八百三十五万余斤，超额完成了任务。


   为了彻底净化全区，根绝匪患，地委研究制定了捕捉匪首计划。指示部队各团、地方各县建立专门的匪首捕捉队，进行不分区域界线的长距离奔袭捕捉。各级捕捉队挑选作战勇敢，身强体壮，军事技术过硬的干部战士，化装进行侦察，获悉情报后，跟踪穷追，不胜不罢休。  经我军的数月清剿，已完全掌握土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战术上改变了以往分散驻守和分兵把口的办法，灵活地采用了“匪变我变”，有重点的组织围剿，长途奔袭，穷追猛打，以及发动群众，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等。各地残余股匪逃到川滇边区，给当地群众造成极大灾难，土匪轮番到老百姓家抢粮，抢东西，就连山上刚刚含苞的包谷都剥光了。街镇农村关门闭户，十室九空，百业萧条，生活用品奇缺，群众奋起反抗，就连当地被胁迫为匪的群众也参加了农民反抗行列，偷偷把枪支借助给当地群众自卫。一九五O年九月后，高县、庆符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清匪工作，以巩固人民政权。


   废除旧的保甲制度，确定乡村制度，加强人民政权建设。调换旧有人员，重新选举思想素质好的贫雇农担任乡村两级领导职务；同时发动群众，加强联防，成立了农民协会、联防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为彻底清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安机关对土匪采取宽大教育和严厉惩办相结合的政策。惩办了一批民愤极大，罪行严重的土匪，两县共判处2001名土匪（其中枪毙744人）；对自动投降，罪行较轻的一般土匪集中起来办学习班，经教育后有转变者，予以释放。通过一严一宽的方法，群众对土匪的恐惧心理被解除，纷纷协助人民政府挖匪根，搜捕匪首。高县、庆符两县成立侦捕小组，在公安机关和民兵大力配合下，开展追捕残余土匪的工作。


   这样，各地残余土匪在公安机关、民兵和广大群众的追捕下，先后纷纷落网。至此，两县剿匪工作胜利结束，四十余股土匪全部被歼，历经大小战斗八十七次，活捉中队长以上骨干土匪四百四十三名，毙一百一十九人，俘六百五十四人；土匪投诚七千四百零九名，缴获枪支三千零六十四支，大炮三十三门，手榴弹一千二百零八枚，子弹二万三千五百七十发。


十六、天罗地网，罪魁伏法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高县解放后，田动云、许亚殷率部窜逃到宜宾县横江，企图渡关河进入凉山地区。在横江，许亚殷部被宣布起义的郭汝瑰召回。其部中一部分人反对渡江西窜打游击。田动云怕在此地久留引出麻烦，速将部队开回庆符。


   二十五日，田动动云部队开到庆符后，解放军五十四师参谋长张通奉命规劝田动云走七十二军起义道路。田动云部队内也分为两派，装备精良的主力一大队在大队长朱志熹的带领下，力主接受和平解放的建议。田动云怕对朱采取措施后内部发生火并，部队不打自灭，只得顺其自然，宣布“跟朱去的到宜宾，愿打游击的到筠连”。交警总队一分为二，朱率一千二百余人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宜宾接受和平起义。田动云执迷不悟，率追随的两百余人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开抵筠连，死心塌地坚持要在川、滇边区打游击，与人民为敌。


   筠连县地处川、滇交界的乌蒙山北麓，山脉盘垣，地形复杂，解放前就盗匪横行，生产落后，群众生活，极端贫困。田动云率部到达筠连县大乐老家后，即把这里作为开展游击活动的根据地，立即打出“川南军政司令部”旗号，自任司令。根据台湾毛人凤电示：“先求生根，再求发展，互相策应，密切配合”的反革命策略，勾结当地封建势力，收罗散兵游勇和乡保地主武装，纠集贯匪、地痞、流氓，提出“反共救国”、“抗粮、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等反动口号，胁迫、煽动不明真相群众参加土匪，组织和扩大土匪武装，建立伪政权，委派县长、乡长、保长，强行征粮、收税、抽丁。军事上实行游击战、麻雀战、冷枪战，以集中对我分散，以分散对我集中。袭击我征粮工作队和分散驻守部队，抢劫仓库公粮，残杀我地方军政人员，攻打我区、乡政府甚至县城，叫嚣要进攻宜宾，还悬赏捉拿我县长、县委书记。


   我军撤离沐爱后，筠连县二、三区所辖各乡全部被田匪占领。四月八日，田匪率千余匪众围攻筠连县城，激战数日，我八十四团从高县星夜增援，方解县城之围。六月上旬，田动云为牵制我四十四师合围横江、双龙地区郑经伟、程云鹏股匪，又组织攻打筠连县城。我军先发制人，将其击溃于城外。


   时至 六月，腹心地区股匪已全部消灭，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我主力部队转向对川、滇、黔边土匪全面会剿。六月二十三日，八四团在高县、珙县、筠连县大队配合下，围歼长期盘踞在高县平寨的田动云匪部，打死打伤土匪百多人，俘匪五百多人。七月二十七日拂晓，八四团直捣田动云老巢，包围田动云指挥部所在地沐爱镇，打死打伤土匪百余人，俘匪两百余人，活捉田匪第二纵队司令郭效周。


   沐爱镇重新解放，田动云从此失掉依托。这时，田动云电讯器材已经用完，电台被迫停止工作，与台湾联系中断。田动云在珙县洛亥乡与陈超、欧阳大光、宋敏文、陈粟冬、仝登文、郑经伟、蒋镇南、马端如等匪首再次开会研究如何应付当前局势，决定撤离筠连、珙县，向贵州方向转移，并采取“游战”、“钻隙”、“流窜”等战术对付解放军清剿部队。


   八月七日，田动云、陈超率队分别到达兴文建武、新场。仝登文率一路纵队土匪直抵兴文县城。进至兴文较场地区，恰遇我一四四团从古宋出发重开兴文地区。仝匪尤如惊弓之鸟，一闻枪声四散奔逃，一路纵队全被击溃。八月十四日，我八三团、 八四团、 一三二团、 一四四团在江安、长宁县大队密切配合下， 在兴文建武、仙峰山和江安连天山一百华里内，展开了捕歼战，到处枪声不绝，杀声震天。田动云长期的特务生涯，培养了一副狐狸嗅觉，每次田匪“指挥部”被包围、袭击，他都事先逃脱。这次建武被歼，他又漏网。他逃到威信高田乡，碰到了失散的郑经伟、陈粟冬、仝登文，四人又一起逃到古蔺县水潦乡。各路匪首本想在水潦休整，但因我军围剿古蔺、叙永残匪战局甚激，不敢久留，只好结伴逃向贵州省赫章县。与当地匪首廖兴序、罗湘培、安纯三会晤，他们都感到末日已经来临，但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九月四日，田等七人商定成立“川滇黔军政委员会”，由罗湘培作总指挥，负责当地逃亡土匪的统一指挥，企图苟延残喘，继续危害人民。


   九月初，我剿匪斗争进入第二阶段，西南军区决定，由十五军长秦基伟负责统一指挥，对川滇黔康边残余股匪实行全面会剿， 九月中旬展开进剿，南集团进展神速。四十五师分三路远距离迂回合击威宁、赫章股匪，直捣罗湘培指挥中心，打入敌人心脏，连续动作，不使土匪有任何喘息和调整的机会，各路土匪纷纷被歼，匪首安纯三被击毙，罗湘培、孔学凡、宋敏文被活捉。


   田动云看到到处是追兵，到处是我军撒下的天罗地网，觉得在贵州已走投无路，和副官钟德昌、警卫李松任三人又逃回四川。途中又遇土匪打劫，把三个人身上穿的棉衣全部脱去，田动云藏在裤裆里的几块大洋也被搜走。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


   从贵州赫章到四川宜宾，到处都有解放军、工作队、联防队、农协会。田动云一行三人于九月底回到珙县洛亥乡。在暗中通匪的新任乡长帮助下，田动云化名宜宾商人李德兴，到洛表区公所办了通行证，并借给田二千元人民币作路费，欲窜往高县城内叔岳父秦雨膏家。田到高县后，听说秦家驻有解放军，秦已被公安机关逮捕关押，未敢久停，连夜逃往庆符县城找田亚东妻舅韩月波。韩给田动云三人弄了点饭吃，给些粮钱，要田赶快离开庆符。


   十月十五日，田匪三人潜入宜宾城，在旧友原昆明川康银行经理邱砍儒家停留一昼夜，借了十万元（旧币），化装成小商贩，更名李兴元，逃到乐山，在旧友黎懋根处又借旅费十六万元，以山货商人作掩护窜向成都。


   田动云潜入成都后，拟去松潘藏身。后经成都同乡张承惠劝说，改赴汉口、广州，以便乘机逃往台湾。


   十一月二日下午，成都市公安局得到报告后，即派出公安人员包围了南门外古春旅馆。罪恶累累、死不悔改的川南地区大土匪头子“川滇黔军政委员会主任”、“川滇黔人民反共游击军总指挥”、“军统局川滇黔边负责人”田动云，终于落入人民法网。


   一九五0年十二月十日，川西行署人民法院判处田动云死刑，二十日被公判后枪决。田动云的同伙陈超、孔学凡、宋敏文、欧阳大光、郑经伟、程云鹏等，也都先后被川南行署人民法院批准枪决。


   高县、庆符县解放后的剿匪斗争，是中国革命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武装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对敌斗争与争夺群众相交织的特殊较量。整个征粮剿匪斗争中，广大部队官兵、地干班、军大学员、工作队员、民兵、农民积极分子，黎明后，用鲜血浇灌了高县、庆符县这片沃土，他们的英雄事迹和革命精神激励着无数人们为建设美丽的家园而奋斗。


   在这场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斗争中，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人民政权经受住了考验，并得以巩固发展。大量的农村干部在工作中成长起来，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