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作者叶克飞]

三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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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珍，同盟会员、革命志士，被誉为晚清最后一名刺客。
良弼，满清贵族、宗社党领袖，被视为晚清皇室第一干才。
他们的命运，在1912年1月26日交织。那日，彭家珍假扮良弼的亲信、奉天讲武堂监督崇恭，穿着购来的全套清军官服，将炸弹藏于外套中，至红罗厂的良弼宅第求见，看门人告之良弼尚在陆军部，彭家珍转而前往陆军部，但刚到胡同口，便见到良弼的马车，他拦住车子，投递名片，良弼接过后，却发现来人并非真正的崇恭，立时心生警惕，正待走避，彭家珍掏出怀中炸弹猛掷，将良弼左腿炸断，仅有筋皮相连，全身也都受伤，而彭家珍则不幸被弹片反弹击中头部，当场牺牲，年仅24岁。
两日后，良弼不治身亡，宗社党作鸟兽散，2月12日，清帝即下诏退位。
在以往的历史书（尤其是教科书）中，常对良弼等晚清权贵予以丑化，以突出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实则大可不必如此——贬低对手决非吹捧自己的好办法，不是有句老话说“对手决定了你的档次”吗？你有猪一样的对手，自己能英明神武到哪里去？实际上，仅从良弼和彭家珍这对“冤家”而言，就是惺惺相惜的。
换言之，彭家珍的功绩自是千古，而良弼作为晚清动荡时节的干才，也是可书一笔的人物。史载，彭家珍在与战友陈宪民(四川省筠连县人)商讨时曾说：“良弼学识较优，任事毅勇，为宗社党推为首领，不杀此人，共和绝望也”，于是敲定良弼为刺杀对象，而良弼遇刺后，曾在死前慨叹：“炸我者，独不杀项城（袁世凯）与荫昌？聆其音确是川人，真是奇男子！我本军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从兹灭亡何”，可见他也清楚看到，自己一死，宗社党必然垮掉，清室的最后希望也断绝。据说，良弼临死前还曾问彭家珍可曾死去，如果没死就放了算了，因其是“真英雄”。
据载，在暗杀之前，由于时局动荡，此前袁世凯也险遭暗杀，良弼为安全起见，还偷偷搬家，行动诡秘，彭家珍与战友陈宪民为侦察良弼的居所，几乎跑遍了北京城，四处打听了半个多月，终于在1月24日找到了良弼位于红罗厂的住处。1月26日晚，有负责监视良弼者说，良弼外出一直未归，彭家珍立刻认为这是暗杀良机，决定单独提前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怀着必死之心的他在临行前，除了写下绝笔书外，又想到天津同盟会的同仁们彼此失和，便给同志们写下遗言，共计八条：“一、撼大摧坚，要默默留意，悄悄下手，慢慢见功，吾党当列为座右铭。二、凡在横逆来侵，先思所以取之故，继思所以处之之法。不可随意动气。两个动气便成一对小人，一般受祸，吾党其勉之。三、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言。吾党其三思之。四、分明不动声色，济之有余，却露出许多痕迹，仍未成功。吾党执一偏之见者，其翻然改辙。五、使气最害事，共心最害理。吾党临事，当平心静气。六、做事要见事后效果，休借事前议论。吾党畏首畏尾，其思之。七、审时量力，固为作事的不二法门。然理所当为，地在可行，则计不得成败利害。吾党观望犹豫者，曷当听诸。八、多人共事，事成不必功之自我出，事败不必咎之他归。吾党争权揽势者，其知否？”拳拳之心，尽在其中。
彭家珍牺牲后，其友人在他的皮包中发现一纸绝命书，“我四亿同胞流血牺牲，豆剖瓜分，亡国灭种，正斯时也。同胞同胞！同志同志！共和若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我志已决，后来事诸君努力为之可耳。”孙中山赞其“我老彭收功弹丸”，追赠大将军衔，“照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崇祀忠烈祠”。
他是四川金堂人，父亲彭世勋秀才出身，以塾师为业，主张维新和实业救国。也正因此，彭家珍8岁时就得启蒙，由父亲传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但父子间的和谐，却在其父于1902年赴成都一书院任教后被打破，少年彭家珍在省城中开拓了视野，开始怀疑改良，趋向于激进革命。也是那一年，其父希望纳妾，他激烈反对，从此父子间有了隔膜，次年，他考入四川武备学堂，1906年，他以优等成绩毕业，被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在日本时，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让他“带着任务返川”，这个任务不言自明——加入新军，培育革命力量。
他回国后，先是在四川高等军事研究所实习，随后在新军第三十三协六十六标一营左队任排长。
1907年，同盟会筹划在成都起义，不幸因奸细告密而事泄，他设法通知革命党人转移，事后遭怀疑，却沉着应付洗脱了嫌疑，后来还调回六十六标左队任连长。
1909年，他在武备学堂读书时的老师、未婚妻的舅父张蓬山在云南升任协统，邀他去工作，这种走后门之路，本是许多人的升官捷径，彭家珍却有自己的算盘，意在以大官亲戚为依托，自己可掌握更多权力，为在云南进行革命活动、发展革命力量提供便利，于是欣然前往，先是担任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管带兼教官，随后升为提调。可是仅隔半年，张蓬山便在官场上失势，随营学校也遭撤销，彭家珍随之失业，他听说东北革命气氛浓郁，便直奔沈阳　（也有一种说法，指他此前前往云南是得到云贵总督锡良的召唤，因为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就很欣赏彭家父子，并力荐彭家珍赴日考察，所以他调任云贵总督两年后，邀彭家珍前来，其后他又调任东北，彭家珍也跟随北上，但以彭家珍的困顿情况，此说或许不确）。
初至沈阳时，他找不到工作，盘缠又用尽，十分困顿，好在同盟会员刘介藩帮他找了一份奉天讲武堂附属学兵营队官的工作。据载，东北酷寒，彭家珍常在冰雪中锻炼，却不以为苦，曾留下“宁为国家蹈鼎镬以求死，不甘屈蠖而偷生”的壮语。
这期间，他利用挑选学兵之机，将革命党人商震、程起陆、李培基、李忻、张揆一、张绍玺等选入他所管的队中，并发展了一批学兵加入同盟会，常去周边驻军向基层官兵宣传革命。武昌起义后，东北举事，许多骨干都与彭家珍有所联系。
可又过不久，奉天讲武堂学兵营又遭停办，彭家珍再次失业，但东北的革命形势让他乐在其中，尽管父亲屡屡写信催他回四川与未婚妻王清贞完婚，他都拒绝，表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如花美眷不能让他返乡，但他却同时关注着家乡的革命之火，随着四川保路运动的兴起，他预感革命大潮即将袭来，于是便前往北京、天津两地考察形势。1911年9月底，他返回沈阳，筹划东北起义。
彭家珍此人心思缜密，早年在成都冷静躲过嫌疑是一例，在沈阳期间也如此，尽管他将众多革命党人选入学兵营，又发展了大批人进入同盟会，终日宣传革命，可却始终未曾暴露，反倒和当时的学兵营管带崇恭关系甚好，而后来，他也正是冒崇恭之名刺杀了良弼。他跟其他上司关系也甚密，被视为“可靠之人”，他参与了清廷陆军部的考试，位列一等第一名，得授相当四品的正军校衔，并借此谋得军谘府要人处的推荐书，又通过自己在沈阳的“良好关系”，被委派为天津兵站副官长，代理标统，并在武昌起义之后的几天到职。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利用职务便利，频繁来往于京城与奉天之间，进行联络。他这个藏于清军中的革命党人，实在贡献极大，比如10月底，清廷在欧洲购了大批军火，经西伯利亚运往武汉前线，至沈阳为中转，彭家珍成为押运人员之一，负责其中一列车厢，共5000支枪，500万发子弹，他秘密联络驻滦州军队中的革命党人，在列车经过滦州时予以截留，事后一推了之。他还从天津兵站私取上万元巨款，支持革命党人发动滦州起义。为革命党人行动方便，他还私取了大量军用车票供其使用。
这种事情做多了，哪怕机警智慧如彭家珍，也不免暴露，后来他又挪出一批枪支、军马、军粮和资金，以供起义之用，不幸遭到发现，他迅速逃离，自此被清政府通缉，化名在京津奉等地秘密活动。不过，他在东北的影响力，连袁世凯都曾为之慨叹：“二十镇的中下级军官，多出彭家珍之门。滦州兵变，皆其勾结，今近畿迭出暴举，足证革命党势力已及肘腋，此后祸变将防不胜防矣。”
1911年11月到1912年1月间，他辗转于各地，先后学制炸弹，在上海参与四川北伐军筹备工作（但以自己有秘密工作经验为理由，拒绝了让他回乡带兵的邀请，坚持继续赴北方进行策反工作），担任京津同盟会军务部长，加以整顿，以筹划起义，还再赴上海与南京，两次面见刚从海外回来的孙中山。
也是在1912年1月，清室贵族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等召开秘密会议，随后于19日以“君主立宪维持会”的名义发布宣言，被称为“宗社党”，开始积极活动，意在夺权组阁，并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
这是第三股势力。
此前竞逐的两股势力，分别是革命党和袁世凯，当时，袁世凯一面利用革命党的声势牵制清政府，一面又下令麾下的北洋军对武汉三镇的革命军进行攻击，望取渔人之利。良弼作为满清权贵中难得的干才，清晰地看到了袁世凯的用心，他组织宗社党，便是意图夺回权力。
后人提及满清贵族，常以纨绔形象替代，实则不能一概而论。良弼虽是皇室宗亲，但属于远支，缺少一步登天的后台，能成为重臣，还是靠自己的努力。
他生于四川成都，与彭家珍还是川籍老乡。其祖上是多尔衮，年幼时父亲便去世，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是个出名的孝子，气质也与一般满人大为不同，据载他不喜欢听戏斗犬，金石古玩，生怕玩物丧志，又生性简朴，吃穿都极简单，讲起中西历史和国家大势则极兴奋。
而且，作为清室贵族，他的观念也相当前卫，早在戊戌变法时，大多数满人都对康有为等变法者极其憎恨，一来觉得他们破坏祖法，二来也厌憎他们掌握了权力，可良弼却对康梁等人十分推崇，并主张君主立宪。他也景仰谭嗣同，据说常将其绝命诗“去留肝胆两昆仑”挂在嘴边。他去大名鼎鼎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同期同学中有哈汉章、蓝天蔚、陈宦等人，当时，留日士官生大半都是革命党，良弼虽为满人，却能与革命党人交往，像吴禄贞、吴稚晖等均是其好友。
从政后的良弼，改军制、练新军、立军学，锐意进取，被称作满洲五虎之一，所谓五虎，都是满人官员中的能吏，包括良弼、载泽、端方、恩铭和铁良，其中，恩铭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端方死于四川。
值得一提的是，良弼虽是清廷忠臣，视野却极开阔，前面提到他主张君主立宪，便是一例，而且他还非种族主义者，这在晚清时节、满人当中，可谓罕见。清末，革命党在各地采取暗杀行为，尤以广州等地为最，良弼认为当权者若不主动求变革，必然祸在眉睫，于是力主开国会、容纳革命党。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举事，不免出现杀害满人事件，许多官员提出应搜杀京城汉人作为报复，廷议已成，良弼在关键时刻赶到，流泪力谏，终于使得摄政王收回成命。
宗社党的出现，无疑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良弼更是提出了三月内尽灭起义军的狂言，此时，两次与孙中山见面的彭家珍已然返京，策划刺杀行动，在刺杀袁世凯未遂后，便有了他孤身刺杀良弼的一幕。
因良弼一向清正廉洁，死时竟家徒四壁，连安葬费都凑不齐。他的死正如彭家珍和他自己所说，彻底震慑了满清朝廷。宗社党骨干在惊骇中作鸟兽散，这股清政府唯一可支撑的力量就此瓦解，而逃往青岛、天津等开放港口城市客居的满清贵族、官员更是数之不尽，清帝终于退位。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曾有此评价：“是则南北和议阻力之消除及清帝逊位之决心，实家珍一弹之力有以致之，厥功伟焉。”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彭家珍刺杀良弼一事，因是临时决定，当事人又大多身亡（连良弼的马夫都重伤不治），故记载的版本极多，且常有冲突，比较流行的有黄以镛、陈宪民、韩锋、税西恒、陈春生、李华英、常顺和李炳之等多个版本，加上类似冯自由、汪精卫等人所写的传略，令人眼花缭乱。
至于内情更是纷杂，还有一种阴谋论，即同盟会员李华英的“袁世凯借刀杀人说”，表示袁世凯遇刺后曾通过其子袁克定告诉李华曾，良弼才是最大障碍，此人不除，共和难求，于是京津同盟会决定刺杀良弼。而也正是良弼遇刺后的第二日，袁世凯麾下的段祺瑞等人联电清廷，主张共和。而常顺的《赉臣被炸追记》也曾载，辛亥革命成功后，彭家珍之父得袁世凯赏赐菜厂胡同住宅一所，并每月从袁氏领取抚慰金一千元，还可以直接去见参谋本部的次长陈宧。袁世凯的侍从官唐在礼之回忆录也有相关记载。
不过不管有没有这些幕后情况，作为刺杀执行者的彭家珍，其动机和行动都堪称伟大——他是一个纯正的革命者，于他而言，所有的政治角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身殉国，并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的“缴械投降”。
晚清以降，革命者的刺杀之风极盛，留日学生杨毓麟曾有“非隆隆炸弹，不足以惊其入梦之游魂；非霍霍刀光，不足以刮其沁心之铜臭”之语，吴樾也曾发表《暗杀时代》，另如宋教仁、蔡元培、章太炎等都主张过以暗杀为革命手段。
这一风潮，按某些学者说法，可算是中西合璧，一是西方民粹主义的缘故，二是中国古代的游侠刺客传统。而我个人看来，前者的传入确实影响了许多革命者，但后者才是骨子里的基因。读邹鲁编著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彭义烈传略》，其中有《彭家珍遗同志致赵铁桥、黄以镛书》，便极具古风，慷慨激昂、壮怀激烈，“设不幸而荆卿剑击廷柱，子房锥中副车，则伍孚刎颈，景清剥肤，宰割凌迟之惨所不免矣。即或鲸鲵翦戳，蛇豕就诛，卫士必将攫入，重门岂能飞渡？聂政抉眼，锡麟煎心，呼吸危亡，祸至无日。况炸丸猛烈，玉石俱焚，杀我杀人，同归死路。综此三端，弟宁有生还望乎？呜呼！已矣！易水风寒，二兄不必为白衣冠之送矣！山河破碎，大陆将沉，祖逖闻鸡，刘锟击楫，楼船风利，正当努力中原。寄来像片二，异日神州光复，釐整天衢，二兄触目兴怀，当思我辈痛饮黄龙，亦犹有同心合志之故人含笑于九京乎！”
是何等情怀，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
那个时代，英雄辈出，奇女子也多，彭家珍牺牲后，未婚妻王清贞毅然过门，并守节终身。
另外，据北京档案馆记载，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为彭家珍及另外三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营建墓地，墓址在俗称万牲园（即今北京动物园）的西郊农事试验场。墓地正中有纪念碑，上刻“彭、杨、黄、张四烈士墓”，四烈士安葬于东南西北四面的石冢下，墓前均有碑文，记录烈士事迹。可惜墓碑在文革期间被砸毁，墓地被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