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扼杀胡豆苗

重楼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事——我拎起滚烫的热水壶，浇在刚刚出土的胡豆苗上，一片嫩绿被我扼杀了……

1969年，我在宜宾市中心路小学“初中班”读书。（那时不叫‘初中部’，叫‘戴帽子初中班’。）时值“文化大革命”高峰期，“停课闹革命”盛行，无知的学生娃们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当时我父亲在地区农业局工作，全局干部被统统下放到宜宾地委“五七干校”劳动。干校设在高县“汉王山”，是一个劳改茶场。在这里，常常见到这样的怪事：同一山坡上有两拨人在干活，一拨是穿着囚衣的“劳改犯”，另一拨是地委机关的干部，其中还有抗过枪、打过仗的老红军！

一天，父亲回宜休假，到学校查我的“岗”，眼前的情景使他惊呆：教室里只有两个男生，语文老师在讲授“井冈山的毛竹”一课。学生们都哪去了？原来，当时老师正在讲课，操场上不知发生了啥事，学生们呼啦着跑了出去，就剩下我和另一名同学。父亲是五十年代的本科生，学生不好好读书，他很气愤。还好，我没“溜岗”，父亲的气消了一半。

回到家，父亲对我说：“学校是那样子，能学多少知识？转学到‘汉王山’去读书！”我没吭声，点了点头。两天后，我背起书包，和父亲一起来到了“汉王山”。

干校的干部们上午劳动半天，下午政治学习，晚上没事，有的下象棋，有的下围棋。象棋我会，围棋这玩意还陌生，我好奇的在旁观看。不久，无师自通，我也会了。

学会了围棋，好想自己也有一副，但围棋挺贵的，咋办呢？一日，和同学G君（他父亲是农业局局长，G君和我一起转学到‘汉王山’的。）为围棋的事犯愁时，我出了“歪主意”：“干校保管室有很多胡豆种，我们‘拿’些来，一半涂上红油漆，一半不涂色，不就是‘围棋’么？”

“好主意！”G君拍手叫好。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俩从窗户外蹑手蹑脚跳进了保管室。我俩挺“心厚”，偷了好一大袋胡豆。结果， “胡豆围棋”制成了，还剩下不少胡豆。咋处理这些“赃物”呢？我灵机一动：“G君，去找把锄头，把胡豆埋在宿舍的‘后阳沟’。”

几天后，G君慌慌张张对我说：“糟了，糟了！”

我一楞：“啥？”

“埋在土里的胡豆生芽了！”G君上气不接下气。

“生芽怕啥？走，把开水壶拧上。”G君糊里糊涂的跟在了我的身后。

后阳沟里，密密麻麻长出了嫩绿的胡豆苗。这胡豆苗叫人看见，我俩偷窃胡豆的事不就败露了么？我拧开热水壶木塞，把滚烫的开水朝胡豆苗泼去，还使劲在上面跺上了几脚。

一颗颗鲜活的胡豆苗被我扼杀在摇篮中，我舒了口气——我和G君的“罪行”只有天知地知了。

事后，我算了算账：那些胡豆如果不被扼杀，至少能收获好多斤胡豆的。

残杀了这么活鲜鲜的胡豆苗，数十年来，我深深的忏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