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头公案”和“无头公案”

七星山

“有头公案”和“无头公案”

——兼论沐英是否途径沐爱的问题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曹取吴

按照常理，“有头公案”是合法化的，而“无头公案”是不能合法化的；但世事无常，公鸡也会生蛋，而且怪事累见不鲜。

毋庸讳言，《廿五史》是公认的“正史”，而《廿五史》的1-4部——《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是国人公认的“四大良史”。“四大良史”之首——《史记》的《西南夷列传》没有提到“僰人”，因为自从秦灭“巴”“蜀”后，蜀守李冰以强大的军事压力驱赶“僰人”，到西汉时，“僰人”已经南迁殆尽，没有来得及南迁的老弱“僰人”大多隐姓埋名或被“僚人”和“彝人”同化。魏晋以后，“僰人”已在蜀南完全绝迹。但这时公鸡生蛋了，公然有“文人”“墨客”著书立说，而且说得有根有据（这些根据是：《华阳国志》、《云南志畧》、《四川总志》、《兴文县志》、《珙县志》）：晏阳是“僰王山”、麻塘坝的悬棺棺主是“僰人”，甚至有人说：“重庆是巴文化、成都是蜀文化、宜宾是僰文化”。

说“重庆是巴文化”和“成都是蜀文化”学术界没有异议。说“宜宾市僰文化”学术界无人同意。说宜宾是“僰文化”的理由有二：悬棺葬、铜鼓。但巫山深处的“小三峡”也有悬棺，但那里没有“僰人”，这说明不止“僰人”有悬棺葬习俗。至于铜鼓，是诸葛亮南征带来的，“僰人”、没有专利；而且，正宗的“专家”和考古学家检视洛表麻塘坝悬棺，证明棺主不是“僰人”而是“僚人”，公开在党报刊登过说明文章。但真资格“专家”和党报的声音、和“第一良史”这“有头公案”反而没有了话语权，而是几个地方志的话语权才权威。
当然，“正史”和“良史”也有假托。比如《史记、赵世家》中的《赵氏孤儿》就是假托。五十多年前沐爱遗贤和隐士周九波老先生告诉我：“赵氏孤儿是太史公假托的，历史上没有‘赵氏孤儿’，只有‘韩信孤儿’......”那时我还是没有“落实政策”的“野人”，在前辈面前，不敢说他“有忤先贤”，我也的确不曾听说，只好存疑。到我退休走下高中化学讲台，潜心钻研文史时、才在《历代兴衰演义》查到：

“孔子《春秋》载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并不及朔、此圣经之斑斑可据者也。乃《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或曰：‘此汉韩信存孤故事’......”

我才对人称“活词典”的周九波前辈百分之百的信服。但我们好多道貌岸然、自诩“专家”“学者”，经常在传媒写文章道是非的“高学历”晚辈却不知道；当然，“太史公”为什么要写着个假托？不用我阐述了。年轻人血气方刚，好胜心强，可以理解，但过分飞扬跋扈也不好，比如有宜宾学院一个年轻女教师在宜宾电视台大言不惭的说：“我们年轻老师比老老师的知识要多些”，她读大学时已经进行“改革”，她所学专业课程都没有老老师们读大学时开得多（姑且不说她毕业前后自学了多少书），我不知他的“知识”多到哪里去？

记得张德珺和我聊天时，谈起，一次筠连文联集会时，有人问起“‘五尺道’是谁开凿的时，有一个筠连人封的年轻‘专家’（他自己也以‘专家’自居）告诉人们：‘是常yi（常頞）’，我就不开腔了”。这时我也回忆起这个专家，有一次谈起“两江总督”的“两江”，我刚开始说“是浙江、江苏......”、后面“的一部分和江西的一部分”还没有说出，他就枪着说：“不对，是浙江和江西”，我也只好满足他的“自尊心”不说了，让他以为老一辈真的不如他这一辈，让他兴奋兴奋。
名胜古迹最多——尤其是汉、唐文化遗迹，要数马鞍山市采石矶到当涂一带（所谓的“江东”地区）。因为那里和关中一样，是中国开发最早的地区。

在采石矶长江边的岩石上有一个景点“大脚印”，大约有一米长，十多公分深，相传是明朝大将常遇春追赶元军，从江中的船上纵身跳上悬崖，在哪里留下的。按照这一大脚印推算、常遇春的身高起码也有6、5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千多年来，看过这个景点的游客不知有多少、而且不乏国家级知名专家学者，但没有人显示自己的智商“戳马屁股”去“揭短”、说常遇春没有经过那里——因为一个历史传说的产生，不但显示民众的愿望，更影射不管真假的历史，和显示一个地方文脉的影子——这当然属于“无头公案”。

同样的“无头公案”、在重庆缙云山顶上的“狮子峰”也有：峰顶一块10米见方的岩石上有一个屁股印，传说是得道前的“真武祖师”——“披发祖师”从安徽九华山一步跨到河南武当山，再从武当山一步跨到缙云山狮子峰，准备从这里一步跨到峨眉山、没有收着势，一屁股坐下去留下的。假若某个愣头青要“戳马屁股”写一篇“成才大块”进行驳斥，恐怕那些知名国家级专家学者也不会支持、——这也是一宗“无头公案”。

又比如：采石矶的长江边有一个景点“舍身崖”（也叫“联璧台”），相传是李白酒醉跳江捉月、溺死长江的地方。因为李白实际是病死当涂家中的（我亲自到当涂青山“李白墓园”资料室进行过考察），到过这里的国家级知名专家学者很多，不但没有哪个“戳马屁股”，当局还在哪里用不锈钢塑了一尊李白准备飞身跳崖的塑像——这又是一宗“无头公案”。
这类例子还很多、很多。

因为这些不是教科书和课堂，不是“史”和“志”，不是为了“教愚化贤”、不是为了传授知识，仅仅为了提起游人的兴致，允许“扯把子”、“冲壳子”；允许“张飞杀岳飞”，是消闲领域。哪个愣头青要显示自己的智商，是弄错了时空，把膀子梪到了肚皮上。

回过头来谈谈“沐爱乃沐英遗爱”的问题。

我介绍这段故事，基本上维护了《明史》“沐英定云南”的主要脉络——按照清末民初历史学家（学术界没有定位他是“文学家”）蔡东藩《明史通俗演义》（因为蔡东藩是历史学家，不是文学家，他是把《明史》通俗化，《明史通俗演义》是历史书，不是历史题材小说）“定云南沐英留镇”的主要脉络、联系沐爱老一辈乡土历史地理专家——毕业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四川大学前身）的沐爱县教育与建设科科长张记难（解放后沐爱中学首任教导主任）给我们传授的乡土历史地理知识、对明朝初年的人藉关系、并对“定云南”这段历史、从军事角度分析研究，结合民间传说、民间历史遗迹，写出“沐爱的得名”等一系列文章，印证中央把沐爱定为国家级重点城镇、是有理论依据的（中央的智囊团恐怕比你我的智商和认知水平要高得多，他们阅读过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张记难在清末民初到“成都高师图书馆”阅读过的历史资料和文献比你我多得多），中央的智囊团不是吃干饭的。不要说全国2240个重点城镇，就我们宜宾市的12个重点城镇（李庄、观音、白花、横江、大观、夕佳山、红桥、沙河驿、沐爱、底洞、僰王山、书楼），恐怕没有哪个不是“群氓”的人不服的。

（一），明太祖朱元璋定云南的人事安排：

南征云南的三个統兵将领（傅友德、蓝玉、沐英）中，明太祖朱元璋最信任和最重视的其实是沐英；因为幼年丧父、很小就沦为孤儿、流落凤阳的沐英刚刚8岁就被朱元璋夫妇收养、一度改姓“朱”和改名“朱英”、而且视为己出；不但教他识字读书，而且教他带兵打仗。元顺帝至正16年（1356年）朱元璋率水陆大军进攻南京时，未成年的沐英就在他身边不辞辛劳的服侍他的生活起居，并和也是未成年的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外甥李文忠参与一些军事活动，朱元璋和沐英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真诚的父子关系。就在此时，朱元璋已经洞察了沐英的感恩意识和对他的无限忠诚、包括朱元璋的亲戚和部属在内，他深信不疑的，恐怕只有沐英一人。

从元顺帝至正22年（1362年）满18岁起，沐英就担任朱元璋的帐前都尉，开始承担重要军事任务。不但显示了他的军事天才、统帅能力、协调能力，还有机会结识朱元璋的高级将领、并和他们建立亲密关系。元顺帝至正27年（1367年）南征福建之役，显示了沐英独档一面的能力，按当今的政治手腕来说，朱元璋命他恢复“沐”姓，不但更是信任他，恐怕也是“统战工作”的需要吧。

这以后他曾全权代表朱元璋到关中体察民情和布施恩惠，朱元璋还授权让他练兵、准备征战；此后、曾配合邓愈、蓝玉、徐达等元老南征北战，和这些元老们配合默契。在三个征南統兵将领中，他名义上虽然是傅友德的第二副手，但凭他的身份、才干、协调能力、傅友德和蓝玉都会尊重他接受他的监督（他实际上承担朱元璋对傅友德和蓝玉的监督任务）。

收复云南需要30万军队，沐英只有5万，蓝玉也只有5万，統兵官不能太多，只能是三个，蓝玉能征善战，足智多谋，曾经和沐英一起配合出征，但他也和沐英一样，此役只能做副手。为了凑齐余下的20万军队，只有用自身拥有15万军队，另有部下郭英（及副手胡海、陈垣）、当时镇守和经营四川隆昌“云顶寨”（到过“云顶寨”的人，知道郭英的情况）他有5万能与“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分庭抗礼的部队，可以临时调配给傅友德凑足20万使用。而且傅友德也能征惯战、有统率和协调能力、和沐英也很默契，因此傅友德是统帅人选。

（二），进军路线暗藏机关

谚云：“兵者、诡道也”。

解放战争进军大西南时，刘伯承是进军西南的统帅、早已在解放南京、刘伯承就任南京市市长时，就已向国内外公开。接着刘伯承立即高调出现在西安，给蒋介石造成解放军要从邓艾入川路线攻取四川的错觉。待蒋介石调兵遣将布防川陕时，刘伯承却出现在下川东的“酉秀前门”。这类例子也很多、很多。

朱元璋钦定进军路线，并没有否定沐英经过沐爱的人写的那么详细——朱元璋要给实际統兵将领留有余地；写文章的人所录军事地图也是后人“创造”的，因为古代的军事地图不是那个样子。

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进军路线是：“大军出沅（陵）辰（溪）、下普定（安顺）普安（盘县）趋曲靖”。这对实际統兵官来说，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因为大军从湘西进入贵州后，可以取南线（经镇远、贵阳、）进军、也可取北线（蹩县——遵义、仁怀）进军（而北线进军为分出一支劲旅沿川黔、川滇边境进军埋下伏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是允许的、何况是朱元璋信任的沐英——甚至有可能朱元璋和沐英养父子早有秘密沟通）。

（写文章的人提到的“湖广”、并非写文章的人说的湖南湖北。“湖广”全称“湖广承宣布政使司”，系指湖北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另外，调驻防和经营四川隆昌“云顶寨”的郭英及其副手胡海、陈垣，也有特殊目的和意义：从攻克曲靖和“七星关”（毕节）及“乌撒”（威宁）后，云南的军事行动，都以沐英和蓝玉现身时间多些，郭英等三人在攻克曲靖和“乌撒”后没有出现过。所以调动这支部队有三个目的：一是凑足傅友德的20万人，二是临时配用，可能攻克“乌撒”后就已经返回“云顶寨”；三是有特殊使命——掩护沐英偷渡大雪山的行动。由傅友德向郭英秘授掩护沐英的意图：让他和沐英在永宁“狸猫换太子”——由郭英冒称沐英、打沐英旗号轰轰烈烈向“七星关”（毕节）和“乌撒”（威宁）进军，沐英则偃旗息鼓、沿川滇边境向大雪山前进。

要说沐英没有经过沐爱，几百年来无风不起浪：

（1）明代以来，原沐义乡的“沐英塘渡口”就存在一个“王爷庙”（不是“镇江王爷庙”，而是“王爷庙”——胡秀林的弟弟胡秀章称之为“沐英王庙”）。而且“老王爷庙”（原沐义乡医院和龚成秀饮食店处）被洪水冲毁后，又在比原址高两米的地方修“新王爷庙”（原万作钦农村商店处）。关于“沐英王”  的传说，在沐爱几代读书人中，早就有流行了，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杜撰的。

（2）大雪山顶的威信县与筠连县交界处有“朱伯河坝”。民间传说是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军师刘伯温征讨云南时、曾在哪里点兵。大雪山的先民们只知道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军队经过这里去征讨云南，就想到一定有朱元璋和军师刘伯温。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事不一定需要“刘皇叔卖包子——御驾亲蒸（征）”，可以由手下人去操作；假若他们知道統兵官是沐英，哪里就会叫“沐英河坝”。

（3），一般人认为沐英所谓“出奇兵致胜”就是“乘大雾进军”，这是一个中下级军官都会懂得的普通军事常识——你会乘大雾进军，元将达里麻就愚蠢到不懂大雾天要防止敌人偷袭？这有什么“奇”？

（4），攻占曲靖时有一个十分精彩的场面——这边傅友德大军在白石江东岸轰轰烈烈发动总攻，沐英却出现在达里麻的大蠹旗下，有人说是“沐英从白石江上游泅渡”过去的。达里麻久居云南，他对曲靖周围地理、条件、地形、地貌比明军三个统帅熟悉，他身为三军统帅，难道不懂在河水浅处要防御敌人徙涉？而且他不会将十万之众集中在白石江西岸一点设防，尤其是会在便于徙涉的地方重点设防，这是一个中下级军官都懂得的起码的军事常识。沐英突然出现在达里麻的后院，他只能是从别的地方偷渡来的。

所以“奇就奇在乘大雾进军”仅仅是秀才言论，不是军事家的真实行动。写这种文章的人看起来是读了好多书（好多描写这次战役的图书资料也这样写），不过是一个读死书、没有起码社会学、军事学常识的秀才。

（5）自西汉以来，沐爱的名称都是“落雁”（南宋以前为“落雁驿”、南宋起为“落雁囤蛮夷千户所”），与“沐”字风、马、牛不相及；怎么由“落”变成“沐”？否认沐英途径沐爱的人能给我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吗？——什么“夷语译音”这些“莫须有”的胡扯就不要费口舌了，因为这两者之间、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去，不可能促成“落”变成“沐”，

有人说：“教育局老局长胡秀林也说沐爱是木乃讹出的”，实在是群氓言论。

说这话的人认为几年前的“局长”一定是“老局长”，一定知沐爱的百事，简直是胡扯。胡秀林是晏一镛作教育局长时的几个副局长——李宗逊、张德珺、胡秀林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轮年龄，他根本不敢称“老”（比鄙人小10岁多），他解放时还是一个牙牙学语的幼童、他的弟弟胡秀章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但胡秀章“打过烂仗”社会知识比胡秀林宽阔）。而且他离开沐爱很早，读书和参加工作都在外地（档副局长前，主要在双河中学教政治、其次是语文），他在沐爱他人都认不到几个，对沐爱的事更是一问三不知。他说“沐爱是木乃讹出来的”仅仅是“听人说”，假若我当面问他，他一定瞠目结舌——我离开高中化学讲台前，也认为“木乃”这种言论有可能存在，但我退休后从语言学角度认真研究，只能是普通民众把“沐爱”讹成“木乃”（不可能由“木乃”讹成“沐爱”）。另外、论资历胡秀林更不敢称“老局长”，“老副局长”都不敢称。若以新中国诞生为准，筠连县最老的教育局长（文教科科长）是吴探胜——云南大关人、卿三德的同乡，出身于解放云南功勋卓著的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边纵永昆支队”（被极左路线错误处死，直系亲属都没有，落实政策找到他的弟弟时，落实政策资金已经用完，他弟弟委托卿三德代领抚恤金时，县领导指示，在扫盲经费中拔出380元付的）。除了吴探胜，还有后来的戴有金、杨中景、冯显泽......至于副局长，尹传贵、杜明俊、王远宗......哪个都比胡秀林老，怎么能称他“老局长”？

我说从语言学角度讲，只可能是普通民众将“沐爱”讹成“木乃”，比如廖太林的父亲叫“廖云瑚”，沐爱好多人都讹成“廖银付”；徐跃乾的祖父叫“徐云卿”、好多人讹称“徐银清”，“新华煤矿”创始人地质学家冯永年，在韦光兰和沐中争公园所有权时，叫杨能力写材料，称之为“大海子炭厂老板冯玉林”（杨能力是宜宾人，冯永年也是宜宾人，他却出这样一个洋相）......这类例子还很多、很多。
凡是群氓，没有脑筋，不会思考，人云亦云，不明是非，信口开河、妄论是非，当今是一个不尊重知识、不尊重长辈的时代，就因为这种群氓充斥社会，所以人妖颠倒是非肴、造成社会的不和谐。

（三），沐爱可不可以给沐英塑像？

一个城镇，竖立自己的城标，在民众中产生了信仰危机、道德意识上只看重钱、权、势的情况下，镇领导想到从文化上引导人们重视历史和文化，从提倡文化洗涤人们的灵魂，引导乡民热爱家乡是有积极意义的。比极左思潮泛滥时期竖立“语录墙”效果要好得多，绝对不是秀才们想像的，要“慎重考虑”的洪水猛兽。说明当今的镇领导至少比以往的乡镇领导开明、进步；作为以文化为职业的人来说，至少不应该泼冷水、“戳马屁股”，应该抱支持和鼓励态度。难道秀才们希望回归“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怀疑一切、造反有理”道路上去？

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哀、其实不是是否可以用沐英塑像做沐爱城标的问题，是我们周围一些以文化为职业的秀才们不懂得自己的使命是提倡文化、尊重文化、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们不懂以文化为职业的人的重要使命是移风易俗、唤起民众、教愚化贤、提高社会人群的文化素质。

另外，我们周围以文化为职业的人、对历史没有畏惧心理，更无虚怀若谷的谦虚好学品行，总爱以自己有限的读书标准去衡量别人，因袭“文人相轻”的劣性，所以故步自封，认知水平不能提高、甚至与世俗为伍。

其实，早在几百年前沐爱就有了沐英的塑像——无非是不在场镇上，而是在沐义乡和中心乡交界处（原“安静乡上四甲”）“沐英塘渡口”的“王爷庙”。沐爱镇领导设想把沐英塑像作为沐爱的城标，等于把沐英塑像从沐英塘移到沐爱场上而已。

马鞍山市采石矶“李白衣冠冢”原来在采石矶外的长江江心洲上，解放后当地政府把他迁到采石镇的“神宵宫”（中心小学院内），后来来才又迁到“翠螺山公园”的翠螺山南麓。沐爱镇的新一届领导准备以沐英塑像为沐爱的城标，和采石矶把“李白衣冠冢”从长江的江心洲迁到“翠罗山公园”是一个意思。

一个场镇的城标，要有其地域特点。鬼城酆都用“鬼国神宫”为城标，你翻开酆都的历史（除了志怪小说），绝对没有“鬼”登上其历史舞台，但没有人批评酆都的地方领导“提倡封建迷信”。

高县老县城文江镇在阴阳家看来，叫“五马归槽”、所以县城迁庆符前，曾经在西门坳竖立无匹飞马，并命名“五马腾飞”。就是有的秀才说：“你五马都腾飞了，这里还有啥”？当局当了“群众尾巴”拆除了这个城标，接着县城迁庆符，弄得而今的老高县城冷火楸烟的，使城市的文化品位降低了许多。

珙县的洛表镇，本来是平平常常的一个商业气息重于文化的场镇，就因为街中间保留了一座清代中期的“节孝牌坊”无疑使洛表的文化气息提高了许多。

我们筠连的河滨道不畅通，所谓的“景点”就是玻璃加钢铁，显示筠连是“能源大县”的（变相）城标就是几坨黑糊糊的烧洋芋；假若当初搞城市规划时，不要割断筠连的文脉，保留“南炮台”和“小南门城楼”，它们就变成了筠连的城标，边城风貌无疑会提高许多筠连的文化品位。

南溪区之所以有“万里长江第一县”声誉，其名篇就在人们眼前——保留了长江边的一段故城墙和几座城门楼，在吸取另建新城的同时、不忘建设一条古街，贯通新旧两城的、比宜宾和泸州大气的、富有文化品位的“濱江路”；因为如此，它影响了南溪人的精神面貌。
自从“宜珙铁路”贯通，芙蓉矿务局兴起，六七十年代的巡场不但社会治安很差，环境也很糟糕。人们最怕从宜宾坐火车到巡场——因为晚上下了火车后、从金沙湾到巡场的两公里路时有抢劫案件发生。但珙县县城迁巡场后，千方百计引来水源，改善了环境、修起了有文化品位的河滨道、几座文化气息浓厚的公园，高标准的书亭、全市最高级的公厕......几座“有思想的桥”成了特殊意义的城标，很短的时间、潜移默化，改造了人们的思想，社会治安好转十分明显。

改革开放后，由于名胜古迹的损毁殆尽、文化严重落后于社会的发展，沐爱已经由文化历史深厚的名镇，沦落为蛮荒小镇，人们的精神面貌和道德底线严重败落，新的镇领导倡导提高场镇文化品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值得拥护和支持的工程。

（四），真正该认真的：不能读半句书断章取义遗害后代

在《史》、《志》领域的历史、地理概念，涉及大是大非和贻误后代的严重问题（误人子弟的后面很不好听、不说为妙），这些问题应该认真，却一错再错，甚至弄错的人不懂、不知道，妄自尊大，以“专家”自居，这种现象实在是人类最大的悲剧——这和一个教师在讲台上错误传授知识“误人子弟”一样严重。

以下是我们几个耄嶳老人多次发现，年轻“专家”们一错再错的一些历史、地理概念和地名问题，实质都是年青一代一知半解，读书读上半句、丢下半句的毛病。

（1），“筠州”：不是筠连，“羁縻筠州”才是筠连。
《读史方與纪要》：“筠州：地名，唐武德7年置筠州、后省。南唐复置筠州，至宋理宗（赵昀）时，因避讳改‘端州’。旧治今江西省高安县”。（可以在商务印书馆版本《辞源》查到）。

另外，民国版《筠连县志》“旋置筠州，领县八”后面，祝世德专门注：“隶戎州都督府，盖羁縻州也”。既然是“羁縻州”书写时，为与正规州以示区别，一定要在前面冠“羁縻”二字为“羁縻筠州”，但我们的年轻“专家”们总爱不看下一句，把“羁縻”二字贪污了。

（2），“连州”：也不是筠连“羁縻连州”才是筠连。

《寰宇通志、广州府》：“连州：州名，南朝梁置阳山郡，隋改置连州，”以州西有黄连岭而名。唐改连山郡，寻复旧。元升为路，寻又改为州。明、清皆属广州府，公元1912年改连山县，属广东省。（在商务印书馆版本《辞源》也可以查到）。

另外，民国版《筠连县志》“又置连州，领县六”，《寰宇记》：“拆筠州置”。武氏置为定州。丁林声《筠连县志》：“俱为羁縻州属戎州都督府”。

我们年轻的“专家”也在是写时把“羁縻”二字贪污了。

（3），筠连：

《寰宇通志、叙州府筠连县》：“筠连县：县名，属四川省。汉通西南，以为定州寨，唐为定川州，宋省为县，元置筠连州，明改县，明、清皆属叙州府”。

（4），“盈川”不是筠连，是浙江省龙游县

把“盈川”误认为是筠连，源自1956年叶圣陶等主编的高中《文学》课本中，关于杨炯的一个错误注解：“杨炯，曾为盈川令。盈川乃四川筠连县”。因此就有人用“杨先生知县盈州”之说。查对杨炯做官经历，是作过浙江龙游县令。另外，初唐四杰活动的区域除了关中、就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根本没有到过四川。这些人到过哪里，都会留下墨迹和传记，他们（王、杨、卢、骆）根本没有到过四川，更并没有到过“蛮夷之地”川南，而且筠连也没有杨炯来过的证据。

《旧唐书、地理志三》、《新唐书、杨炯传》：“盈川”：A：满州：唐陆龟蒙甫里集五药余詩：“盈川是毒流，细大同时死”。B：古县名，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改盈隆县为为盈川，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又改为洋水，杨炯为盈川令，其作品名《盈川集》，

（5），“高州”不止是高县；四川的“高州”也不是现在的高县，“羁縻高州”治在镇州场东南一公里许。

《读史方與纪要》“高州”：州、路、府名，唐朝、（五代）梁置。隋大业初改高州为高凉郡。唐武德6年复置高州，初治高凉县，后移良德县。天宝初曰高凉郡，乾元初复故。大历11年移治电白县。宋景德初并入宝州，3年复故。元至元15年置高州路，大德8年移治茂名县。明初改为高州府，清因之、府治茂名县。公元1912年裁府留县。

四川高县、高州、羁縻高州：西晋时，来复渡以南属宁州（治在曲靖）南广郡、南广县（治在沐滩傅家坝），来复渡以北属益州（治在成都）犍为郡（治在彭山）僰道县（治在安边）。

隋朝：高县月江以北、长江以南地域属戎州僰道南溪县。月江以南（今高、珙、筠、长、兴、叙永、赤水、习水）的大片地区为无建置的“獠地”。

唐初，今高县属戎州抚夷县，唐武周大足元年（701年）置泸州都督府“羁縻高州”，州治在今镇州场东南1公里许的沙嘴附近（镇州初中退休教师肖玉金老屋一带），其“烟墩”（烽火台）在“烟墩包”（今镇州场）。其疆域南至大雪山，北至今高县的越溪河畔，领“柯巴县”（治在可久）、“移甫县”（治在龙潭）、“徙西县”（治在镇州烟墩包校场坝——镇州小学侧蒋家屋基）。

宋时，今高县文江镇以北，南广镇以南属叙州庆符县。其南部为46囤蛮夷千户所：

上落角、下落角、山落牟、许满吴、幺落贤、腾息奴、屯莫面、落搔、幺得梅、幺得辛、上落松、幺得会、幺得恶、落魂、落昧下村、落昧上存、落岛、幺得享、落雁、落得慮、幺得了、幺腾触、许宿、幺九色、落搔屯右、幺得晏、落能、山落寡、落得擂、幺得具、幺得渊、腾日瓢、赖扇、许焰、腾郎、周头、卖落炎、落女、爱筶落、爱达速、幺得奸、阿郎头、下得辛、上得辛、爱得类、落鷗。

元朝至元17年（1280年），云南行省在今高县陈村设“高州”由郭安任知州。所以高县人称“高州”，不是县城文江镇，而是这里。
元朝至元23年（1286年）改为“四川行中书省高州”，治在凤凰山下的“怀远砦”，也不是“五马归槽”的县城文江镇。

明太祖洪武5年（1372年）改称“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叙州府”“高县”，是为高县称县治始，治在地仍然在怀远砦。
另外，“羁縻高州”和“羁縻筠州”“羁縻连州”也不一样。
“羁縻高州”可能是中央认可后、并由户部注册的正规行政建制，所以有那么大的固定疆域，有治在地和衙门（自然有官吏）、有烽火台（烟墩）、领三县也有固定疆域、固定治在地，有衙门（自然有官吏），和汉族地区正规行政建置没有多大区别。

而“羁縻筠州”（双腾一带）和“羁縻连州”（巡司一带）却不同，无固定疆域、有建置无固定治在地（如只有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的“羁縻筠州”领八县；“羁縻连州”领六县）自然无衙门、无官吏，估计是臣服汉政权后，没有在户部注册，只是封疆大臣认可，于是满足其官衔要求而授予建置。

所以有人写文章称：“设筠州、连州（指筠连）、并在附近设高州”是误导（就像教师在讲台错误传授知识，是误人子弟......）
解放初、葛远谋（民国时期筠连县教育科长、葛祖全的父亲）老师就曾告诫筠连学友：“你们聪明有余、老成不足”（当今祖藉非筠连，但在筠连长大的人也如此），爱读（上）半句书（丢下半句书），而且强词夺理、不愿认错。
筠连人最先搞化工，却没有办成化工企业，高县人来筠连拜师学艺、回去办起了两个化工企业，其中“高县化肥厂”文革后期供应高、筠两县的碳酸氢铵。

筠连人首先搞小水泥，改革开放前自己只能造200号水泥（改革开放后也只能造400号水泥），高县人前来筠连拜师学艺，他们回去开办“航运社水泥厂”生产540号水泥。

巡场人来筠连参观学习三级栏河蓄水工程和修河滨道，，他们回去搞三级栏蓄水工程，虽然因他们水源不及筠连，河面窄一半，但他们的河滨道，“有思想的桥”......胜过筠连好多倍。

但筠连人仍然意得志满......

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

春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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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翁

一个城镇，竖立自己的城标，在民众中产生了信仰危机、道德意识上只看重钱、权、势的情况下.........从文化上引导人们重视历史和文化，从提倡文化洗涤人们的灵魂，引导乡民热爱家乡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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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氏家族其他成员的不肖行为
       沐瓒为官贪污敛财，史书记载和出土金玉已经证明。而沐氏家族中有此劣行者，并非沐瓒一人。
       沐英次子沐晟，就是不肖类的一员。《明史》载：“晟袭父兄业，用兵非所长，战数不利。朝廷以其绝远，且世将，宽假之。”“晟久镇，置田园二百六十区，资财充牣，善事朝贵，赂遗不绝，以故得中外声。”不会用兵，常打败战，朝廷不予追究；善敛财，善贿赂，拉关系，有人缘。跟着别人打了胜战，朝廷即给加官晋爵，加封“黔国公”，超过其父沐英“西平侯”，死后又追封“定远王”。
       沐瓒之孙沐崑，从其伯祖父沐琮承袭了全部职位，又破例承袭了“黔国公”爵位。《明史》如是评价：“崑初喜文学，自矜历，其后通赂权近，所请无不得。浸骄，凌三司，使从角门入。诸言官论劾者，辄得罪去。”这位沐氏不肖子孙，势倾朝野，骄横跋扈。明代的三司，即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为省一级军事、行政、监察长官。去拜访他，他居然不开正门，而让他们从供下人们进出的角门进出。如此凌辱，何等傲慢！朝廷的言官想要弹劾他，不仅办不到，还会因此丢官获罪。沐崑何以如此张狂？其一，边关绝远，世代为将，官高位重，皇帝庇护；其二，聚敛资财，贿赂权近，编织关系网，建成保护伞。即使犯罪，不仅不会被追究，而且“所请无不得”。
       沐瓒的四代孙沐朝弼，亦是一个居心险恶之人。其兄沐朝辅亡故，二子融、巩皆幼，诏视琮、璘故事，令融嗣公爵，而授朝辅弟朝弼都督佥事，佩印代镇。居三年，融卒，巩当嗣，朝弼心害之。于是，朝弼嫡母李请护巩居京师，待其长而还镇。报可。巩未至京，卒。朝弼遂得嗣。朝弼素骄，事母嫂不如礼（注：与嫂通奸），夺兄田宅，匿罪人蒋旭等，用调兵火符诇京师。乃罢朝弼，以其子昌祚嗣，给半禄。朝弼怏怏，益放纵。葬母至南京，都御使请留之。诏许还滇，毋得预滇事。朝弼恚，欲杀昌祚。抚按交章言状，并发其杀人通番诸不法事，逮系诏狱论死。援功，锢之南京，卒。
       沐瓒的六代孙沐叡，承袭爵位镇守云南，适武定土酋阿克叛，攻会城，胁府印（抢征南将军印）去。叡被逮下狱，卒于狱中。沐叡墓于1974年在南京被发掘。其陪葬物品超过他的任何一位祖先。
       沐氏家族十二代十四人承袭爵位镇守云南，随明一代，长达二百多年，史书评价极高。《明史》赞曰：“黔宁以英年膺腹心之寄。汗马宣劳，纯勤不二，旗长炳耀，洵无愧矣。”“黔宁威震遐荒，剖符弈世，勋名与明相始终。”但同时，十四任“征南将军”，却有五位贪腐、渎职，占三分之一强，比例不低啊！
       作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尽管千头万绪，需要日理万机，而坐稳江山，才是头等大事，“唯此为大”。属下官员，只要能保一方平安，稳定政局，纵使贪污敛财，贿赂公行，亦属细枝末叶，无碍大局。在统治者眼里，不恶贪官，而畏民乱。贪官无损政权大厦，民乱则动摇统治基础。治贪可驰可缓，平乱则必急速奏效。


曹老先生啊，连沐英的儿子都那么不肖，你看看如果按照你的主意将沐英雕像作为沐爱的城标还能够怎样的“洗涤人们的灵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