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是良将，和平年代是忠臣——我的父亲离休干部刘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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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是良将，和平年代是忠臣——我的父亲离休干部刘世林

作者：刘亚骏

      翻出我父亲刘世林留下的遗物，音容笑貌瞬间浮现眼前。父亲给我们的印象是严厉、威武又和蔼可亲：高兴时满脸的皱纹都是笑，给我们什么都说，和儿孙辈打成一片，就像一个老小孩，特别可爱、可亲；生气时一脸严肃、阴云密布，我们都躲得远远的，谁也不敢惹他，否则没有好果子吃。父亲是军人出身，一生都保持着革命军人的本色。
南征北战,解放全中国九死一生
      父亲刘世林，1929年9月19日出生在山东省聊城临清县石槽镇范尔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时爷爷早逝，兄弟四人靠奶奶艰辛抚养。老家鲁西北是抗日根据地，在全民抗战的年代，年少的父亲便参加了革命，担任范尔庄儿童团长，在庄口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汉奸，参与保卫根据地的安宁。1946年，17岁的父亲正式参军加入陈再道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在第四旅下属团部当通讯员，后加入战斗序列。1946年8月-1947年5月，为粉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父亲所在的第二纵队在冀鲁豫战区内线作战，先后参加了定陶战役、鄄城战役、滑县战役、豫北战役等战斗，歼敌1.6万余人。1947年6月底，父亲所在纵队建制调整，归建晋冀鲁豫野战军，随刘邓大军主力沿陇海路南下，挺进大别山。父亲曾讲述过当时的经历：二纵作为掩护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机关的中路军，在向大别山开进中，行进至宽20多公里的黄泛区时，遍地淤泥、积水没膝、深至脐部、荒无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而且前有蒋军围堵，后无地方支援，其艰难程度不亚于当初红军过草地。但是父亲他们硬是凭借坚强意志和钢铁般的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8月28日进至大别山北麓，像一把利刃插入了国民党军的战略纵深。由于是千里跃进插入敌人心肝，开始时当地百姓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影响和迫于淫威不敢接近和支援部队，没有向导、没有粮食，吃住都成了问题，部队陷入困境。父亲他们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大别山人民展示文明之师、威武之师的形象，困了住山洞、饿了啃树皮、渴了吃积雪，凭借超人的毅力硬是坚持了下来，成功开创了大片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为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战略合围埋下了成功的伏笔。后来父亲不到50岁时，满口的牙齿便全部掉光，便是在大别山艰难奋斗时落下的病根。

      1948年3月初，解放战争开始战略反攻，父亲他们北渡淮河转向豫西南进行外线作战。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仍是陈再道，属鄂豫军区建制。随后父亲参加著名的宛西、宛东战役。11月至12月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2月，父亲所在的第二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军，父亲所在的第四旅改称为第二十八师。4月21日，第十军参加渡江战役，第二十八师担负封锁、维护长江沿岸交通，保证主力渡江作战的任务，为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渡江战役后，父亲他们部队经休整、补充，8月下旬，由安庆地区出发，经河南、湖北、湖南，向贵州、四川挺进，参加解放大西南作战。10月初，从湘西集结地——桃源出发，与友军突破国民党黔东防线，攻占黔北重镇——遵义。继又奔袭川南、强渡长江、西渡岷江，参加围歼胡宗南集团的成都战役，解放川黔两省的凤凰、自贡、内江等县城。1950年2月，第十军全部到达川南，父亲所在的第二十八师兼宜宾军分区，川南军区组建后，父亲他们随即开展艰苦卓绝的剿匪斗争和新生的红色政权建设。

      父亲珍藏着4枚功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解放华中南纪念章、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章。父亲常说：“每一枚纪念章都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发给我们是要纪念那些倒下了的战友，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换不来今天的新中国。”

剿匪维稳，忠诚捍卫新生政权

      1950年2月筠连刚刚解放不久，父亲所在的第10军28师84团到县城接防，执行剿匪任务，支持建立地方武装，保卫新生人民政权。1950年4月，84团抽调部分干部、战士和永绥大边游击队成员组建筠连县基干大队（通称县大队），父亲抽调到高县县大队（沐爱等地时属高县）任排长，在高县、筠连一带执行剿匪任务。父亲曾讲过：一次他们县大队进山剿匪，抓获土匪30多名，但匪首和骨干躲进深山，县大队继续进山围剿，父亲和两名战士将30多名被俘的土匪押回县城，当时离县城还有好几十里，根本没有公路，全在深山老林中穿行。土匪仗着人多路熟天色晚而非常不老实，父亲他们枪弹上膛，3人分前中后对土匪进行管理，把土匪裤腰带解下，将他们双手反绑，终于在深夜将30多名土匪全部成功押送回到县城，接受人民的审判。县大队领导事后总结说，用3个解放军押送30多个狡猾的土匪，晚上还要走几十里的山路，的确十分冒险，但是刘排长他们动脑筋、想办法，平安圆满完成了任务，值得鼓励和表彰。他们3人分别记功一次。但父亲说，那天他们3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做好了如果土匪反抗，就与土匪同归于尽的准备。

      父亲印象最深的就是平定田动云 “反共游击军”最激烈的沐爱之战，国民党少将田动云纠集川、滇、黔国民党残兵败卒、土匪残余成立“川滇黔人民反共游击军”，自任总指挥，盘据平寨、沐爱，巡司、大乐等据点，向新生的红色政权疯狂反扑。1950年6月下旬，八四团团长杨仙坡亲自指挥完成对平寨之敌的围歼，扫清了进军沐爱的障碍；7月中旬父亲所在的剿匪部队向沐爱推进，至7月23日止，连克巡司、大乐瓦据点，逼进土匪老巢沐爱。7月25日84团主力和筠连、高县两县县大队及部分中队参战，分三路向沐爱合围。一路由八四团政委柳金铭率领从筠连出发取道巡司突破田部第二纵队防线向沐爱运动；二路八四团团长杨仙坡率领从平寨沿镇舟河直上沐爱坡，绕至沐爱左侧。三路由八四团三营从平安堡翻越望天坡、过金銮坝直插镇舟河口堵死退路。26日凌晨5时许，主攻部队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起攻击，由于驻守沐爱的匪部系国民党正规部队、装备较好，且有作战经验，退守沐爱三皇庙碉堡进行疯狂抵抗；八四团三营合围部队因误用向导、行军失道，未及时达到目的地，本来三路的进攻部队变成了两路，数次冲锋均未得手，战斗异常激烈，部队损失较大，后经组织爆破，激战两小时，才将敌人大部歼灭。打死敌军100余人，俘敌400余人，父亲的战友也牺牲了17人，负伤20余人。

      1950年4至7月，父亲所在县大队共毙匪7名、俘匪270名，缴获各种枪支1001支、子弹3290发，战马7匹、大刀67把，电话机2部。
基层书记，能屈能伸传佳话

      筠连的土匪残余基本肃清后，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1951年4月，县大队改为警卫营，辖2个连3个区队，父亲在沐爱区队工作，同年，父亲转业到沐爱区委任组织委员，为新生的筠连县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大批的地方干部的造就和培养做出重要贡献。

      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中，急需大量的焦煤。父亲先后在巩固（现蒿坝镇）焦煤厂、一三一焦煤厂（现高县贾村巴篓口）担任支部书记，确保了那个疯狂年代炼钢高炉大量的焦煤需要。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的1961年，父亲又被指派到大乐公社任党总支书记，父亲与大乐的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深厚的阶级感情，留下了许多公社刘书记关心爱护群众的佳话。至今，我们仍与好多的大乐老乡保持着联系。本来彼此非亲非故，但是友谊持续几十年、几代人，都是父亲的高尚品德和谦逊和善作风的感召。

      1965年，隶属于巡司铁厂的制锅厂更名为国营农业机械修理制造厂（简称县农机厂）转产农业机械，购置了大量的机械设备，急需加强领导力量，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组织上想到了善于打硬仗、恶仗的父亲，于是父亲又从大乐调到县农机厂担任支部书记。上任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文革”的深入，造反有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派性斗争不断升级，在“当权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反动派”的思维下，作为党支部书记的父亲被厂里不同的派性分子揪出批斗，站高板凳、戴尖尖帽、挂纸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派刘世林”，名字上面还用用毛笔划个红色大叉；厂里的高音喇叭不时高呼“打倒走资派刘世林！”“油炸走资派刘世林！”“把走资派刘世林批倒批臭！”等口号。对如此不公正待遇，父亲用他那宽广的胸怀予以容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个人荣辱。他只是要我们放学回家后将门关好，不许出来，自己保护好照顾好自己。然后拖着被批斗得十分疲惫的身子，努力协调厂里面各方造反派的关系，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既要抓革命，更要促生产”、“阶级斗争要抓、生产任务也不能拉下”“农机厂不生产农具我们没有饭吃，农民也会没有饭吃”。造反派头头们认为父亲被批斗时挺配合，“当权派”的话也有道理，所以“文革”中的县农机厂虽然“运动”照常搞，但是生产和创新能力也挺强，“乓乓车”、揉茶机等实用型机械在县农机厂不断研发、生产、出厂，投入全县生产一线，还大量销往云南。

建设龙碗，进城之后又下乡

      看到父亲把县农机厂搞得红红火火，“革命”、“生产”两不误，县农机厂的报喜捷报不断敲锣打鼓地送到县革命委员会，组织上认为刘支书“有两下子”。1971年，组织上将父亲从县农机厂又抽调回地处高山深处的巩固（今蒿坝）焦煤厂任党支部书记，一年多后焦煤厂下马，父亲调到筠连县巡司青山煤矿任党支部书记。1974年青山煤矿关闭，父亲才重又调回县城，在地方国营筠连县印刷厂任党支部书记，直到1980年退休（后改为离休）。

      1976年底，为解决三个区（双河、巡司、景阳）四公社（德胜、大乐、巡司、古楼）常旱片生产生活用水困难的问题，县上决定自力更生修建筠连的“红旗渠”——龙碗大堰。已调回县印刷厂的父亲又被抽到山高岩陡的龙碗大堰建设工地，住麦草窝棚、啃包谷馍馍，筑拦河坝、开梯子岩、打炮眼、砸岩石、砌堰堤、修分水岭隧洞什么都干，在险峻的荒山野岭、密林深处历经了摸、爬、滚、打，吃尽了酸、甜、苦、辣，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分不出哪是工人，哪是县上抽调的干部，历时2年又4个月，以革命干劲作支撑，用最原始的工具和方法，硬是建成了迄今仍是县内“规模最大，灌面最广，工程最艰巨，工期最短，投资最省，效益最显的中型水利工程”（《筠连县志》记载）。龙碗大堰通水了，父亲也到了退休的年龄。

      我们给父亲算了一下，从1951年转业到地方沐爱区委算起，到1980年退休，父亲从八四团转业到筠连工作的29年，仅最动乱的“文革”时期有5年在县城农机厂工作，其余24年都在乡（镇）和农村做一个最基层的党务干部。父亲被抽调到那里，我们家就搬到那里，那时筠连的乡下还不通公路，父亲就用箩筐挑上我们兄妹几个，带上母亲转战大乐，先后两居巩固（现蒿坝镇），曾借宿巡司。我们曾天真地问过父亲：“你为啥不到城里面工作呢？县城比乡下的条件要好得多！”父亲总是摇着头说：“都到城里面去了，乡下工作哪个来干呢?现在乡下是比城里艰苦点，但是比起战争年代不知要好多少倍了，在哪儿都是干工作，不好好的干对不起牺牲了的战友，我现在有工作，有收入，还有你们，而牺牲了的同志呢却什么都没有了。”父亲还说：“我们老家那个村一同出来参加解放军的有八、九个，几场战斗打下来，到华北解放时，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其余的全部“光荣”了，能活下来都是幸运的。“这就是我的父亲，打遍了大半个中国，荣立过多次战功，但从不居功自傲，不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在艰苦复杂的最基层组织中，为共和国的建设默默地奉献着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父亲一生中最骄傲的就是家里出了三代军人，长子、长孙都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父亲经常说：军人的后代当然要当兵，解放军是一个大学校，打下的江山，必须后继有人！又到一年清明时，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的子女和孙辈都有自己的事业，都在为共和国的强盛、民族的复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父亲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我们都继承了下来，必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于2015年清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军二十八师八四团政委柳金铭（中）到筠连看望留筠连战友。图为刘世林（左一），秦世刚（右一）与老首长亲切交谈，共话当年战斗经历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军二十八师八四团政委柳金铭（前排右三）到筠连看望留筠连战友。图为刘世林（后排右三）与老首长合影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十军二十八师八四团团长、原成都警备区司令员杨仙坡（前排左五）来筠看望留筠战友。图为刘世林（后排右四）与老首长合影

        刘世林珍藏的四枚功勋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右一），西南解放纪念章（右二），华中解放纪念章（左二），渡江胜利纪念章（左一）


来源：【筠连老干】微刊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