筠史沉沟：回忆沐中的一次“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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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沐中的一次“批资”

作者：苏心端

1952年上期，开学不久，我从宜宾返沐爱中学（当时叫高县初级中学）时路过高县，碰到筠连县报社的记者钱某，他告诉我：泸州《川南日报》社有个记者到沐爱中学去了。大报记者光临边远山区的一所小小初级中学无疑是件大事。此前两天我曾两次到宜宾专署文教科办事，均未听说有这么回事，难道上头保密，下边就不一定要保密？按照凡事要问过为什么的教导，要进一步了解一下记者的姓名和去干什么？可这么大的事如去深究必犯刺探消息的嫌疑，此是其一；其二，如他也不了解内情和不便深说，我再追问，也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其三，过两天我就到沐爱了，什么事，不问便知，何必多此一问。

高县到沐爱，那时步行要走两天，长路无聊就把沐中这一年我所知道的情况一一回忆。从好的方面看，一年前宜宾专区举办的寒假教师讲习会的油印简报上载了宜宾专区文教科张可证的一篇工作总结报告，其中把全专区的中等学校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学校是团结好，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沐中属于这一类型的学校，难道川南日报还要来总结一次吗？另一方面则是沐爱土改已开始，沐中教师大多家庭出身不好，从旧社会来，都背上不同轻重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包袱，记者来看一看这所第一种类型中学教师的表现，并为将来的全川南区中学教师思想改造采集一些资料？有这些胡思乱想，路虽长，走起来反不觉得寂寞。

我是中午到沐爱，即被通知下午参加在新教室开全校教师学生大会。去年沐中新修一列六柱下地的串架楼房，楼上是学生宿舍，楼下并排五间，作为教室、办公室、教导处，房顶虛升一层，是校长平锡龄设计的，他说，这样设计师为了远看是两层瓦房，高大雄伟，我们说那伸出来的一层是“公共厕所”的出气窗，于是这栋新楼房常被戏称为“公共厕所”又被简称为“茅司”。新教室比旧教室大，稍微挤一下就可以容纳全校师生。会场气氛有点儿严肃，一个身材略高微胖的青年人，像门球场上的教练员兼运动员，既要自己打球又要指挥其他运动员打球一样，操着外省人的口音，不着痕迹地点拨我们一两句，让我们听到后自觉揭露学校中的某一个问题，有时又面向平锡龄提出问题叫他回答，记下回答后又找出不合拍的地方，换个方向突然再加询问。这位像在战场上指挥若定的将军，我问同坐一张桌子的老师“是谁？”“是前两天来校的《川南日报》记者王地山。”同时也弄清楚他到沐中校来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并不如我原先的幻想、预测那么美妙。在批资期间，全日制的初级中学暂行半日制，上午行课时王记者不是来听课就是找一部分师生开小会，下午则开批判会。今天上午听平锡龄教的地理课，下午的批判会自然是结合听课批判沐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教课的平锡龄自然成为批判的对象。从刚才王记者谈话的态度和运用词语的艺术，已使听者体会出对师生是启发式的，用于自己人，对平锡龄是帮助式的，用革命对象。大家心领神会。于是一场和风细雨兼骤风暴雨的批资会就开始了，有人问平：“你在讲景德镇的瓷器时说瓷器、陶器也是‘空中悬伞法’还是‘逐字讲解法’？”

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到成都去思想改造，没有听过苏联专家普希金的讲学，更没有后来定计划学习的凯洛夫教育法；口头上会说教学工作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没有本本可依，川南行署文教厅编的学习资料一类的材料就成为教师们指导教学工作的依据。学得理论提高自己又以理论作武器批判别人。平锡龄的填鸭式教学法，而且讲解不当被人指出，只好擦着眼镜不做答复。

有人因平锡龄曾在南京做过生意，置有房产，认为是资产阶级人物，但定为官僚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照学习资料上说的，旧中国的资产阶级只有这两种，而这两顶帽子戴在他头上都不合适，按那时的水平，认为做生意，有房资就是资产阶级，就送给一顶“资产阶级分子”帽子，他不敢辩白。

大概因为王记者是来批沐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凡是沐中老师都是从旧社会来，未经改造都背有资产阶段思想包袱，都属于应该批判的对象。为了表明自己愿意“脱裤子、割尾巴”，在这样的会上正好表态，所以这次会上和以后的几次会上，不须动员，争取主动发言的人多，冷场的情况少。

有一天晚饭后，几个人坐在食堂门前的石条上休息，有人忽发奇想，提出问题：沐中这所边区乡镇上的初级中学，凭什么会引起远在泸州的《川南日报》社注意，专派记者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有提罢了。因为我从宜宾来，那里的学校未曾听过在搞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路过高县和筠连也都没有这回事，是不是因为有人向《川南日报》反映？在场的一位管总务的老师，是高县文教科派来的，有次酒后听他说过，曾叫他反映沐中老师们的思想情况。他立马接着说，我的觉悟不高，找不出什么可以向上反映的材料，至今未向上面反映过任何情况。站在一旁的语文老师用告诫的口气说：“‘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不应该晓得的事情就不应该主动过问。”说罢他自去散步。教导处那位老先生却不听劝告，主动走拢来讲他的看法：“王记者来校没有行政部门的介绍信，如有，应由我来归档，我没有见过任何文书式的通知，此非有关部门布置的行为，此其一；其二，停半天搞批判，专署、县人民政府无一人来，连沐爱区长李挺就近也未前来一次，可见这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让大家受一次教育算了。”他大约搞过行政工作，办事讲程序，又是一种人的见识。

就在这一晚上，沐爱区土改工作队的李位来找我，他要培养我作为沐中批资的积极分子。我想他一定有不少重要材料供我在批判会上使用，谁知他两手空空，只要我抓住要害狠揭猛批。承他看得起我，使我像被王记者召去开小会的人一样有与众不同之处。忙着去把别人提过的一些问题一一回忆，在这些问题上再加工、深入，以便用之在会上自我表现一番。次日，早饭时，教导主任吴老师宣布：今日下午仍继续上课。原来，王记者已步行返泸州去了。我的准备成了白搭。

搞了几个下午的大批判，忽就戛然而止，从闹热又返回平静的教书、读书，再也没有人去探索它的结果如何。又过几天，这个被专署委派作校长的平锡龄奉专署通知调往宜宾，派去其它一个县搞修建设计。他离开沐中后，《川南日报》用一个版面刊载王地山写的批判沐中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文章和沐中一个老师的短文章。又不久，才是韦曾西调到沐中来当副校长。以后，平锡龄又调回筠连中学。我曾问过他，看过《川南日报》登的批判文章没有？他说：路过高县时看过，那是一张贴报，看后也就忘了。但是一个报社记者来发动一场批判的事他还记得，这是何种规格的批判，他却弄不清楚了。

附：苏心端简历

苏心端（1921.12——2011.3），男，汉族，中学高级教师。于1945年5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任筠连中学综合教研组组长，1958年被定为“右派”送农村劳动，1979年经县委批准彻底平反纠正，安排在沐中任教研组长，后调筠连中学工作，1985年5月批准离休。

来源：筠连老干    作者：苏心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