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卫国战争最后三年的沐爱

七星山

抗日卫国战争最后三年的沐爱

自由撰稿人曹取吴

1943年（民国32年）正月十六日（公里2月10-日），这天巡司逢场。我和表兄宋学普（五母舅宋仕杰长子、盐津县交通局退休后迁水富县城）宋学诗（二母舅宋仕仁长子、解放后迁大乐石泉）、表弟詹之本（三姨宋仕清之子、筠连县手管局退休）、表姐宋学秋（二母舅宋仕仁之女、“大跃进”时嫁镇州尖峰杨前章）宋学彬（二母舅宋仕仁之女，“大跃进”时去新疆，与上海支边干部结婚、退休回上海，前几年死于上海高楼大火）陈纯彬（幺姨宋仕明长子、巡司兽医站兽医 ）······在菜园头（解放后的老巡司区医院）玩得起劲，二家婆（宋仕仁母亲）叫工人来汉喊我，要我马上回栈房头，说父亲来接我回家读书。

大家正玩得开心，忽然要分离，我和表兄弟姐们互相都舍不得。但学校开校在即，而且读书是我们这样家庭的头等大事，亲戚们都知道父亲是严肃认真著称的人，没有人提议人我和小伙伴们再玩两天。二家婆是一个慈祥而又通情达理的老太太，她吩咐四舅母赶快弄饭给我们吃，她说：“凡事宜早，大姑爷他们一家几口要走四十里路，要走大半天······”

早饭后，父母亲和我一家三口起身缓缓而行父亲沿途给我介绍掌故。临近中午，我们来到道溪。我们去二姑父陶海青家吃过午饭，继续前行。爬上杨坳走在平底的转弯处，父亲告诉我：这里也有土匪拦路抢劫（父亲告诉我：乔地榜张元科到筠连买丝回家途中，就是在这里被抢劫的），紧接著他把当时的情形详细的告诉了我。我们一路走、父亲一路给我们讲历史上沿途发生的故事，大概是下午五点，我们回到窰坝头的家。

晚上，父亲吩咐母亲给我缝书包，准备好上学第一天的衣服然后有和我“约法三章”：“从正月二十开学第一天开始，不能和邻居家的孩子娱玩了，我们是书香世家，要有书香世家的样子，早上要背书，背不得书不准吃早饭，在学校要尊敬和服从老师，对人要讲礼貌，回家除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入学的第一个月每天写（描红）大字两张······

我家是1940年（民国29年）腊月从习武坝鸭公田（今属沐爱镇骑龙村）迁到窰坝头（今属沐爱镇窑坝一组），当时我刚满四岁，第二天（腊月初十）父亲就带我上街赶场，当时的街面只有现在的一半那么宽，赶场的人很多、很挤，刚到中街（大概是今天的税务所门口），我就被赶场的人把我和父亲挤散了。我回头不见了父亲，没有哭、赶快果断的原路返回，悄悄的回到家中。母亲问我：“怎么你一个人回来”？我没有开腔，一个人去隔壁佃户家和他家两个女孩（朱学珍、朱学兰）、玩去了；大概十分钟左右，父亲慌慌张张的回家，他还没有开口，母亲抢先告诉他：“取吴他早就回来了，去隔壁和朱妹姑咡姐妹玩去了”·······

正月二十这天，父亲带我去学校（高县县立博爱中心小学）报名。刚走完五六十公尺的巷道、就在校门口碰见校长潘光贤（潘雨村），他马上招呼父亲和我去他的寝室兼办公室，然后叫人去请平淑芳老师；他把我交给平淑芳老以后，继续和父亲聊天；“博爱中心小学”开办之初（1912年，民国元年）聂廷云担任首任校长时，父亲就是学校的书记（校长办公室主任），所以父亲是沐爱教育界的前辈，社会各界人士都尊敬他；从这天起，平淑芳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

正月二十日，学校进行开学典礼。典礼上，潘校长给大家介绍了全体老师，其中一个老师十分引人注意，他就是全副军官装束的王刚治老师；王刚治老师是现役上尉军官，是军方派来沐爱担任“放空监视哨”哨长的，因为防空监视哨平时事情不多，所以当局让他住在博爱中心小学、并兼任童子军教官；每当有飞机凌空时，就算在上课，王刚治老师也会立即离开课堂，出门用望远镜向空中观察，并及时向有关方面通报。

爱校教育和防空演习

当时“博爱中心小学”硬件设施很差，办公室所在的“洋楼”就是最好的建筑，楼下是办公室，楼上有一间教室和一间教师寝室，这间教室都是六年级的。我们一年级的教室最差，在厨房背后；采光虽然不错，教室的墙壁十分粗燥，地面连三合土也没有打，就是泥土地面。反正年级越低，教室越差，年级越高，教室越好，这也是学校的一种爱校教育手段。

当时小学和初中整个学段实行“童子军”训练，半军事计划管理。我们一二年级虽然不参加童子军训练，但每天下午的“防空演习”是必须参加的；在防空演习中，一二年级大多扮演难民，由高年级（五、六年级）全副武装的“童子军“监护队”监护和带领进行。

每逢晴天下午“课外活动”的90分钟都要进行“防空演习”，首先由“博爱中心小学童子军团”军乐队发出“防空警报”（用手摇警报器发出“呜呜声”），然后由两个童子军干部用铁皮传声筒呼喊：

全体民众注意，防空监视哨通知，十分钟后，有敌机飞临我博爱镇领空，希大家立即进入防空洞躲避。

随即、在童子军团团长（校长）和教练员（童子军教官）指挥下，治安队，救护队、消防队、卫生队、难民监护队各司其职：

治安队：全副武装的治安队员、手持“童军棍”，在校门巷道、集合场、大操场、及各进校路口、公园小荷花池环池马路、黄沙包、印子头一带，每10公尺设立岗哨，盘查路人，防止“汉奸”、“间谍”进入防区。

救护队：准备好担架、救护药箱，在大操场集合待命。

消防队：准备好水枪、水桶，梯子······等器材，在大操场集合待命。

卫生队：准备好救护、卫生器材药品，在校门口“野战医院”（进校巷道右侧萧贵松药铺；位置在今税务所沐爱小学侧临街那间屋子，即原税务所酒厂买酒那间门面）。

难民监护队：集合我们一二年级的同学（难民），带领我们经过大操场、到印子头（今黄四娃、钟启秋房屋后面）的“防空洞”——几处宽大的“生基”（古墓墓道、墓室）——躲避敌机轰炸。

天气晴朗的星期六晚上的防空演习，一二年级不参加。增加灯光、声音效果，演绎敌机的嗡嗡声，童子军军鼓声扮演高射炮声，爆竹做敌人炸弹爆炸声，由四五个高年级的同学化妆、扮演被敌机轰炸扫射带伤的伤员，由救护队用担架抬到“野战医院”（萧贵松药铺）包扎救护，做得一本正经。一些年轻市民也自愿参与其中，对普及国防教育、意义重大。

抗日救亡宣传和国防教育

在我进入小学的几年，正是抗日卫国战争最紧张的几年，在这几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以及《太行山上》等抗日救亡歌曲在沐 爱十分盛行。每逢赶场的这星期天，“博爱小学童子军团”和“沐爱中学”的前身“高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都要上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内容为：

（1）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和抗日救亡活报剧，抗日救亡小演唱。

（2）宣讲日军暴行，激发民国爱国热情，和反抗日寇暴行的信心和决心。

（3）发动民众有钱出钱、无钱有力出力，发动全民抗战。

（4）教育民众提高警惕，严防汉奸、间谍的破坏活动，

（5）教育民众善待逃难的的沦陷区难民。

（6）向民众普及防空知识。

全副武装的“童子军”装束十分威武，“童子军服”由“全国童子军总部”统一设计，将图纸印发全国各缝纫店。当时小学和初中都进行全年童子军训练，小学三年级以上学生入校前，都必须准备好两套“童子军服”（有家长带领孩子到缝纫店量身定制）、在入校报名注册时交验；学生在校期间，每天都必须穿戴“童子军服”。

“童子军服”用草绿色棉布缝制，男装夏天短裤配棉线耳子草鞋，其余时间为长配布鞋（当时胶鞋还未普及）鸭舌帽（解放前夕改为船形帽）；女装为裙装、配青布提兜鞋、鸭舌帽（解放前夕也改为船形帽）。无论男女，配套装束有：肩、臂、胸章（臂章标识士兵、小队长、小队副、中队长、中队副；胸章标识姓名、所在团、队、职务等），童军棍（直径5公分、150公分长油漆硬木棍）、童军刀（15公分折叠刀）、童军绳（直径0、8公分，6米长麻绳）、搪瓷饭碗及饭勺、盛物书包、八角斗笠、背夹（内装薄被机还席衣服）。平时训练只著装（含肩臂胸章）和携带通军棍，其余配套装束治在长途行军、旅行、露营时携带。

“沐爱中学”的前身“高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属于初级中等专业学校，和高中一样，实行整个学段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管理。在抗战时期专门配有从军校毕业的军事教官，学生着麻麻布军装，戴大沿军官帽（烧饼帽）打绑腿，着武装带（女生着白衬衣、黑色裙子，白袜子黑色提兜鞋），形象十分威武。

无论“博爱中心小学”的学生、还是“高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的学生，三人以上走在街上，必须合着脚步齐步走，迎面碰见师长，离他（她）五步改走正步，离他（她）三步一起向他行军礼。“童子军”训练分操练和《童育》课。操练主要以队列训练为主，要能参加集团检阅时走方队，及分列式走场。《童育》课讲解童子军的性质和义务，战地救护、野外生存常识······

“高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学生军训除了队列训练，还要进行国防军事知识训练。学校虽然没有配发枪械武器，但仍然要教授和讲解普通步枪、手枪的使用和拆卸、装配、维修知识，及简单的战术。

在沐爱，除了“博爱中心小学”和“高县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是唤起民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外，“沐爱民众教育馆”也掌握了一批社会各界人士，他们借助“民众夜校”进行抗日宣传、和动员民众。

另外，还后一些流动演出的民间剧团（日“华光剧团”、“国光剧团”），他们在演出传统剧目的同时，也表演一些抗日活报剧、和一些抗日题材小演唱，和演唱冼星海、聂耳等人的抗日救亡歌曲，在当时、《义勇军进行曲》和《太行上上》、《黄河颂》、《河边对唱》最普及。

沐爱虽然是远离抗日前线的一个边远山区，但是抗日烽火仍然传到了这里。当时几乎天天都有好多飞机从天空飞过，最多的一天飞过上百架飞机；场镇上的“川主庙”和“万寿宫”都住满了从沦陷区太歪来的难民。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家喻户晓从沦陷区逃亡到沐爱的难民，有的人缺胳膊瘸腿，有的人双目失明；有点是贫苦平民，他们一无所有，有的人还拖着伤残躯体；有的人可能是绅士，他们随身携带金饭碗、金筷子。但不管他们是什么阶层、他们最缺的是食品。拿个时期的沐爱人传统道德观念很强，也很善良，他们尽管只有一碗饭，当有难民上门时，都会主动分半碗给求住的难民。

抗战胜利之夜的盛大“提灯游行”

1945年（民国34年）4月4日，沐爱已经和高县分治、成立沐爱设治局，并举行了盛大的、川南十县（庆、筠、珙、长、兴、宜、南、江、叙永、古宋）都有代表团参加的“分治大典”，四个月以后的八月份，传来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沐爱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欣喜若狂。难民中不乏“文化人”，他们欣喜的唱起了：

好音从天降，欣喜若狂。尝够了流离滋味，准备还故乡。那小桥流水，那留守高堂，那竹篱茅舍、那门前垂柳······

在沐爱设治局局长李维乐（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李卫果的亲弟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族弟）的倡导下，沐爱各机关法团、人民团体、袍哥各宫口、难民举行盛大的

   “提灯游行”，当天晚上、鞭炮轰鸣，烟花灯火映红了半边天。从此，中国人民走出了当“亡国奴”的阴影，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之中，沐爱人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