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清初璧山大移民——璧山文史讲坛讲稿（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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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璧山大移民——璧山文史讲坛讲稿（摘选）

一、“湖广填四川”的时代背景
1、湖广行政区
    由于移民来得最多的是湖广省。因此，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行政区划——湖广省。“湖广省”为元朝和明朝时期直属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国家一级行政区。全称为湖广行中书省，简称“湖广”或“湖广省”，在当时被称为“湖广行省”。治所长沙。明朝时期治所迁到武昌（今武汉）。直至清代。当时的省级行政区范围很大。湖广行中书省为全国的10个行中书省之一，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长江以南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广西、海南全省、贵州大部及广东雷州半岛。今湖北、湖南西部、陕西南部地区属于四川行省管辖。明朝时期治所迁到武昌（今武汉）。
2、人口锐减的原因——战争
    清初大移民与此前历史上多次移民一样，都是战争惹的祸。在明末清初这个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各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战乱频繁，加上天旱长达九年之久，导致四川人口大减。

    明朝清初，四川境内有哪几股军事力量，在四川全境进行战争“PK”的呢？
    以张献忠及其余部孙可望率领的农民义军；
    明朝将领杨展、王应熊等指挥的明军；
    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李来亨等部；
    还有清朝派出的肃清王豪格和郑清王齐尔哈鲁指挥的清军。这四股力量为主，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当然，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
    这四股部队在四川的战斗，涂炭生灵，民不聊生，在清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很多人逃往贵州云南山林避难。据璧山新塘《吴氏族谱》记载，“伯珍公，因张献忠之乱，避乱于贵州桐梓县石牛栏场”。还有蒲员场荣家冲的荣家人，于顺治年间出去避乱，康熙十八年又回原籍原地。
    到了1646年，张献忠战死，满清宣布四川平定。然而满清政府的军队攻陷渝城（重庆），是在攻克重庆13年后的1659年。满清军队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疯狂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不论是“张贼”的余党，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所以重庆再次成为重灾区。
    这就说明，张献忠死后21年，残明官军的互相争杀，清军的征剿，才使得四川人口处在历史低谷。
4、璧山是战争重灾区
    处于四川东部的璧山也在战火中多次遭到洗劫。那时的璧山“周回二百里”，地处重庆西部和北部要冲，可以说是扼住了重庆的咽喉。由重庆到成都，那时有四条道路可行：一是官道，要经过“五驿、四镇，三街子，七十二场”，璧山境内要经过马坊、丁家、来凤驿。二是古道：从璧山的六塘、七塘、八塘，北上南充、阆中（保宁），再到成都。三是水道：重庆到泸州入岷江，到成都。四是由重庆经璧山凉亭关、永川、隆昌、自贡、简阳到成都。
    据史料记载，清军曾六次杀进成都，六次杀进重庆，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血流成河。但不论是张献忠李自成，还是满清的豪格，从重庆要杀到成都，除开走水路以外，璧山都是必经之地。经过长期的战乱，璧山县城已是断墙残垣。
    据《重庆市志》记载，“永川、璧山、铜梁、定远、安居等县，或无民无赋，城邑并湮；或哀鸿新集，百堵未就”。
    又据清同治四年《璧山县志》的记载，“璧山知县署在城中，古南向，明末遭兵焚毁” ，那就是说，璧山当时是人口太少，一片荒凉。据县志记载：“康熙六年（1667年），户口尚少，停壁山县铨，以永并之”(即保留璧山县名，由永川县代管)。
二、历时百年的移民运动
1、战争造成的严重后果
    经过了三十七年的战乱，使四川人口大量减少，“川中百里无烟，人民所存有数”，“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璧山也是一样，据清同治四年《璧山县志》记载：在清朝初年，“璧山原额人丁3261丁” ，“全县约三千户，田土荒芜。”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人口少了，导致了怎样的结果呢？
    由于人烟稀少，生态失衡，虎豹遍地，饿狗百十为伙。战争、瘟疫、灾害恰似一胞孪生怪胎。由于战争异常残酷，致使尸骨横陈，蝇蚊遍地，瘟疫很快流行、蔓延起来。饥饿的平民，农事荒废，杀人当饭，剐树皮，挑野菜，刨蕨根，苟延残喘。实际上，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清朝的统治者就看到了昔日天府之国四川的四大问题：
    ——人口急剧减少
    ——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兵员补充困难
    ——税赋急剧减少
    于是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移民运动，用今天的官方语言，规范性表述是：“为了使全国的政治生态、人口生态、经济生态取得均衡，而发动的一场省际移民运动。”
2、移民政策取向决定了移民运动三个时期
    在“官虽设而无民可冶，地已荒而无赋可征”的情况下，满清朝廷对重建四川十分重视，鼓励外省移民四川是其政策重点。谁曾预料，这场“移民运动”历时竟在百年以上。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移民初期：从顺治六年，到康熙二十八年，历经两个皇帝，38年。
    移民中期：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63年。
    移民后期：从乾隆朝，经嘉庆、道光、咸丰，一直延续到同治朝代。
    由于前面几朝皇帝的一以贯之，到乾隆朝，影响越来越大，到四川定居的移民越来越多。
3、史学界的“湖广填四川”起始之年
    从清朝初年到清朝中后期的这一场移民运动，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如果要说从哪一年开始，史学界有一个说法，应当从清康熙七年开始算起。这要从一个人做的一件事情说起。
    在历史的拐角处,历来都有人的影子！象“湖广填四川”这样的大事件更是如此。而参与这样的大事件非四川巡抚张德地莫属。张德地，顺治九年，授宗人府主事，累迁户部督捕理事官。也就是早年在户部当过官，应该说还混得不错。康熙二年，授四川巡抚。清代初年四川巡抚在阆中办公，甲午、丁酉、庚子三科乡试皆在保宁（今阆中），至康熙二年，四川治所才迁移成都。四川巡抚从北京到成都，行走路线是到湖北以后沿长江逆江而上，到重庆经泸州，再继续乘船转道岷江或者走旱路坐轿子到达成都。巡抚大人一行沿途巡查，乘船走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重庆城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当时的重庆城不大）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府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写了一个很重要的报告送给朝廷。这个报告的名字就叫做《移湖广民填四川的奏疏》。疏言：“四川自张献忠乱后，地旷人稀，请招民承垦，文武吏招民百户、垦田十顷以上，予迁转。”下部议行。
    这一年是康熙七年，也就是公元1668年，史学界将这一年作为湖广填四川的起始之年，距今已有342年。
4、清朝廷的主要移民措施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朝廷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制定了《入籍四川例》。故填川移民又有“奉旨入蜀”之说。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并且作为长期国策加以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有：
    一、清查四川离乡人,返还原籍,采取行政措施,使其返川“查令回籍”，“官差接来安插”。——武装押解，强制返乡。据来凤的谢凤祥（92岁，已故）在世时的说法，在明末清初时期，璧山有48家外出避乱，逃荒到贵州。后分期返回原籍。有动员招募回来的，也有强行押解回来的。
    二、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灵活的户籍政策
    三、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科”，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在税收政策上的优惠
    到了康熙年间，下诏对入川移民实行五年起才征税。
    到了雍正元年，为鼓励对山区荒地的开垦，特别规定“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
    乾隆五年，皇帝又颁旨：“零星土地听民开垦，永免升科。”这几代皇帝所颁布的优惠赋税政策，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充分调动了移民的积极性。但是，这个政策也有负效应。
    四、“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并开垦者，准其入籍……应准其子弟一体考试”。——考试制度的优惠
    五、雍正年间下诏“凡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户部批准入川垦户“每户给银十二两”用作安家费。——移民安家费补贴
    六、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以当地主作为诱惑（狠招）
    七、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官员激励机制（狠招）
    皇帝一倡导，地方官自然不甘落后，纷纷依据“中央政策”的框架，因地制宜出台了一系列助推移民运动开展的政策。四川巡抚张德地提出了更加积极的奖励官员的办法：“臣更有请者，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年度考核为优秀公务员），有能招六十家者，量与记录二次（记一次三等功），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相当于晋升一级职务）。”有不少官员在这场移民运动中得到了升迁。张德地身为地方官员，深知移民垦荒的紧迫性。由于措施得当，成效显著，后被“中央政府”授工部尚书衔（建设部长）。后来，蔡毓荣在担任四川湖广总督五年间，由于招徕移民有功，在康熙十三年，以“以招民垦荒功，加兵部尚书”职（国防部长）。还有的基层官员，以突出的政绩流传后世，功劳得到后人的认可，事迹被录入县志（也叫永垂青史）。
5、麻城县孝感乡的传说
    现在要问四川人的祖藉，多半会说是“麻城县孝感乡”，“言必称湖广”，纷纷说自己是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迁来。如璧山大鹏场《冯氏族谱》就有记载：“清朝康熙初年，1670年至1680年间，麻城一支，在“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中，有冯时杰偕妻陈氏从孝感乡，经贵州桐梓到四川璧山大鹏茅莱山洗脚池屋基定居。”
    再如，璧山大路桂花吴氏族谱中，也有“开基始祖吴九鼎，原籍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人。崇祯末年，九鼎公启程入川”的记载。
    在璧山县档案馆收集到的璧山族谱中，半数以上都称入川始祖来自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或者说是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

难道小小的孝感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输出吗？如果有机会去孝感乡去求证，孝感乡的人一定会告诉你：“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一个传说！”
    实际上，“‘湖广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甚至可能是一个臆造的地名。湖北麻城和湖北孝感分属两地，两地相差“一帽子远”。谱序中对祖居地“楚之麻城孝感乡”后夹注云：“孝感乡，嘉靖改为黄安县。”历史上的黄安县，就是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其它啥子特产都不重要，有一个特产就已足够，那就是出将军！素有“将军县”之称。1952年改为红安县。属于黄冈地区。至于出了哪些将军，在后面适当的时候再介绍。我先卖个关子。
6、麻城——湖广填四川输出地
    麻城是移民入川的有利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是进入四川的最佳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湖北有民谣唱道：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孝感乡不断有人口补充，且又不断移向四川，人口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麻城县作为移民中转地也产生了一种负面效应。就是冒充籍贯，简称冒籍。说自己的籍贯是麻城孝感是有好处的。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外地移民和四川土著冒籍麻城移民，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势力很大，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冒籍孝感人。二是在清代实施的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中，朝廷对移民的政策是相当优厚的，如插标占田，发放耕牛等，很多土著为了占有良田和获得政府的补助，必然要冒藉移民。冒藉其他地方的移民不好吗？而明末清初之时，麻城移民占绝大部份比例，因此冒藉麻城县孝感乡最安全。

三、艰辛的移民之路

1、族谱中的伤心故事

    再有，璧山大路《蒋氏族谱》记载了一个口口相传的传说。始祖朝现公，原籍湖北麻城孝感，辗转流离，只身来到贵州遵义与曹氏结为连理。育有三子。后明现公染病去世。其时，恰逢康熙朝前期，朝廷号召湖广等省“移民填川”，湘鄂移民除部分经由长江水路入川处，不少人扶老携幼，取道贵州境内进入四川。在遵义山间道路上，移民络绎不绝，沿途谈论的最大新闻就是《圣祖仁皇帝移民填蜀诏》，曹氏谛听讲述康熙皇诏书，触动思绪。

    诏书的内容是：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惟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月日，贡赋维艰。今特下诏，仰户部份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勿得关隘阻挠。
    大概是三层意思：一是我很谦虚，很低调，因为有很多事情没有作好。二是西部的四川很落后，很荒凉，原因是张献忠造成的。三是请“民政部”下发通知，对进入四川的移民一律放行。如果哪个敢设收费站，你试一下看！
    曹氏虽然是粗通文墨，但聪慧明达，富有胆识。她考虑：家里仅有棚屋数间，贵州山多地少，度日艰难，不利于子孙繁衍，应该跟随移民的潮流，去寻求发展机遇。主意打定，义无反顾，遂率三子在明现公的墓前跪拜辞行。
    母子四人从遵义出发，进入四川境内，由于明末清初战乱的大劫难，四川极甚残破、荒芜。那时全川都有虎患。行至綦江境内，人烟极少，田地里长满灌木，毒蛇猛兽，出没其间。不幸的是祖孙一行在綦江境内，遇虎出行，在虎啸声中，行路人群，纷纷四散逃命。曹氏祖婆抱起刚会走路的朝仲公急忙避入草丛岩缝间，才躲过一劫。可是，十岁上下的大儿子、二儿子却被冲散，去向不明，从此杳无音信。身处异乡，骨肉分离，此情此境，情何以堪？曹氏祖婆强忍失子之痛，携幼子翻山越岭，“落担”的地方，地名叫垣墙口，属四川省川东道重庆府巴县祥里七甲。
还有一个在璧山流传很广的故事——“锅铁徐”。
    璧山徐家的族谱叫《东海堂。璧山徐氏族谱》，记载了一个生离死别的故事。璧山姓徐的都知道“锅铁徐”。徐家八弟兄生于贵州省——遵义——桐梓县——雅雀窝屋基，随同祖父三代人入川，辗转跋涉于铜梁、璧山、永川、巴县，最后在璧山县——龙门溪——谢家河——流水岩——堰塘湾屋基插占为业。后来为了发展，搬家到了福禄镇——徐家沟——挑水桥——徐家老院子。爷爷和父亲死了以后，几弟兄商量，分家各自去成家立业。但兄弟之情又有些难以割舍，于是将耳锅一口碎为八块，八弟兄各执一块，意为都曾经是同吃一锅饭的“锅徐”，以此作为凭据，证明是一家人，作为日后发达了，子孙归宗合族的依据。这就是璧山“锅铁徐”的来由。吃了分家饭，除了老四徐应然继续在璧山县福禄镇和平村建设徐家沟外，其余七弟兄挥泪唏嘘一番，然后挥挥手，去追寻属于他们的云彩。他们的眼前，不但要仰望星空，而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他们与其他移民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理想——一定要创出一份家业，大小都要当个“地主”。早春二月的晚上，弟兄七个穿着草鞋的大脚，踩在徐家老院子通往外界的石板路上，发出“砰砰”的回响声。

    这些移民在经历远离故土的大悲大恸之后，不得不面对现实，直面人生。无论多么艰难困苦，还得顽强地生存下去。很快，这些“湖广人”惊奇地发现，巴蜀大地原来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正如官府宣传的一样：是一个富饶之乡，是天府之国。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回了老家。于是，移民运动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政府的倡导下，在垦荒种粮、减免税赋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之下，经商者、开发者、逃荒者、避祸者、避难者、避乱者、从军者，纷纷从各地如潮水般涌入巴蜀大地，摇身一变成了四川人。
2、移民入川的途径
    一是从外省直接举家迁移到四川插占为业，以广东、陕西、山西移民较多。如璧山中兴《张氏族谱》记载：“我一世祖映仪公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从广东出发，经湖南到湖北逆江而上，于康熙五十二年到达梁山（今梁平），时年四十岁，又得次子英才，（其）十八岁的长子琼才在此（梁平）结婚，（随后）夫妇二人携带一家，艰苦跋涉，于康熙五十三年抵达璧山羊石场（今青杠街道姚家村）。璧山羊石场姚家村可是个好地方。这应当归功于张氏老祖宗“政策水平”高，领会“中央”移民填川的意图比较透彻，因此移民早，占了先机有了好的地理位置。抓住了天时，就得到了地利，再加上人勤劳，占尽“天、地、人”三才，张氏一族不发达都难。不出所料，经过几代人的辛苦耕耘，就在中兴场搞“大发了”，有“张半场”之称。这是后话。（举例城乡统筹）
    二是先移民到贵州等地，安家置业几代人后再转到四川，以两湖、广东、广西、福建籍的较多。如璧山来凤张氏的祖先，就是从湖北省麻城迁到贵州遵义附近，居住了几代人之后，再转迁到璧山来凤定居的。
3、移民一族的落地生根
    康熙51年的时候，有个县令叫陆箕永写了一首《竹枝词》，其中描绘了清初时期的破败情景：
              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
              几处青林茅作屋，相离一坝即比邻。
    富庶的成都平原邻居相离一里之远，偏远的璧山五里才找得到近邻也算正常，丝毫没有夸张。在一些偏远的山区，我们可以想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恐怖景象。
    移民到达一个新的地方，举目无亲，在满是荆棘的坡脚好不容易找到几间茅草房，早已是断壁残墙，到了夜间，还不时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几声狼嚎。他们所拥有的，除了几条汉子，就剩下脱贫致富的理想。他们在官兵的督促下垦荒耕田，用智慧和力量，用血与泪、灵与肉，谱写出了一部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业史，为巴蜀的经济复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有一首生动的歌谣，叙述了移民和创业的情况：

       吾祖挈家西徙去，途经孝感又汉江。

       辗转跋涉三千里，插占为业垦大荒。

       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

       汗湿黄土十年后，鸡鸣犬吠谷满仓。

    这是璧山县《郑氏家谱》根据世代口传而记载的歌谣，并记有“先辈白天开荒，一到晚上便举火、敲锣、击鼓，以驱虫兽”的场面。移民创业之艰辛，可见一斑。移民陆续迁居璧山后，把他们从外地带来的农副产品种子种下去。
四、移民给璧山带来的新变化
1、人口的快速增长
    移民的陆续抵达，是人口的复苏，带来了璧山经济的复苏，经济的复苏又促进了人口的再生产，两者互为因果，人口增长很快。在同治四年《璧山县志》上记载了一组数据,其中有两个数据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
    乾隆五年，璧山原额人丁3261丁。至咸丰十一年,璧山三里二十一甲，合计67056户，男妇411451丁口。（咸丰十一年，即公元1851年。此时距康熙七年已有183年。）三里二十一甲，大家比较不熟悉，更不知道它包括那些区域？可以先给大家一个概念，三里二十一甲，不是现在璧山的区域。可以看出，璧山“形如柳叶、外高中平”的这片区域是很养人的，人口增长很快。
2、璧山县治的恢复
    经济的复苏和人口的增长，使璧山县自康熙元年（1662）停止县铨66年后，于雍正七年恢复县治。当新任璧山知县单继烈“同志”于雍正八年怀揣大印走马上任时，璧山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一片狼籍荆棘丛生的璧山县城就没有他挂牌的地方，原有知县署“因县城残破，衙署无存”，只得寄治来凤驿。就是说知县和其他“县级干部”只能暂时在来凤驿上班。就这样，在来凤上了两年过后就离任了。
    雍正十年，县令许绍熙奉文修造知县署，新署址在今璧城凤凰山下。在修造知县署时，许知县还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土城墙改为石砌的城墙，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旧城改造时都曾见过。二是将河床东移。2000年春有一位有心人在建“银座大厦”，去看过三次，大成广场东面的“银都大厦”所挖地基的下面，正是旧河床。

3、移民按照原籍兴建会馆
    移民入川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迁移来的，一个姓氏的人相当少，最初从不同地方来的移民，最感亲切的是通过“乡音”结识同乡。为了联络感情，互相关照，扶弱济贫，预防其它地方来的人的欺侮，便分别建立起同乡会性质的会馆（庙宇），遵循原籍的风俗并祀奉故地的神灵。建立会馆和聚族而居是移民文化的一大特点。于是，在县城和各场镇大兴土木，兴建九宫和八庙。
4、修建宗祠，建立族谱。
    如果说修方志，是官方为了保存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那么民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声音，达到睦宗族、正人伦、端风化、敦孝悌，就是巩固家族的凝聚力、维护家族的秩序、扩大家族的活动与影响，让子孙铭记家族的创业和迁移活动，以及祖先们为后代所创下的基业，因而谱谍的修撰就显得非常之必要。移民经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形成家族，进而发展为宗族。不少的宗族由于是一脉相出，有着共同的聚居点，就出现了大批的姓氏命名的地名，如郑家场、丁家坳、徐家沟、陈家院子等。有的宗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便纷纷修建宗祠，宗祠有四大功能，即团结族人，扶弱济贫，办学培养本族后代，重要的是显示本族的实力。
五、移民对四川的文化影响
1.人口结构的大换血。
   到清中期,四川基本上恢复了昔日的繁荣。由于各省籍移民杂处,经济的融合，文化的交往，尤其在社会婚姻交往后,一家拥有几个省籍移民或移民后裔的现象非常普遍。到了清嘉庆中期，四川省人口结构便以外籍移民的后裔为主体了,整个四川人口结构出现了大换血，人口素质大大优化。
2.移民“半楚”现象
    湖广籍移民在移民结构中占有绝对优势,有“半楚”之说。在明清移民潮中，湖广移民占了绝大多数，他们有的成群结队、搭帮结伙地迁移，有的甚至是阖族迁徙，进入四川以后通常也是同籍聚居、抱族而居，从而易形成一个在经济、文化上具有优势的社会组织群落或宗族组织，因而楚俗在四川风俗文化中也居于“主流”地位，特色最为鲜明。 “湖广填四川”的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大量移民的进入,使四川出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相互渗透的现象,这在语言、宗教、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反映。
3、移民对四川语言的影响
    四川在移民后的经济发展起来、商贸也发达了,人们也交往频繁起来,而蜀楚两地及四川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清代四川文化慢慢交流融合,这为以湖广移民语言文化为基础的四川语言文化趋同创造了物质条件。其中湖广移民主体性语言的压倒性辐射作用使“湖广话”成为“四川官话”。当然四川话是在“湖广话”基础上，既兼收并蓄又辐射影响的结果,其成为四川各地通用语言。到了清朝末年，经过整合的四川话基本定型,并对周边语言文化产生影响。可以说，以“湖广话”为基础的“四川话”的形成，是整个四川文化整合的标志性事件，也应当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在文化层面上的结束。
    移民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的先祖都是贫苦农夫，岂能忘了那在清朝初年背着破麻袋，担着烂棉被，拖儿携女，晓行夜宿，艰难跋涉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的“一世祖”们的艰辛。

（作者 璧山县地方志办公室 蒋志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