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春风好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后，中央红军挥师北上，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地域，计划经叙永、兴文，向长宁集中，然后在宜宾附近渡江北上，与活动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得悉红军动向后，命令穆肃中部星夜驰赴屏山，担任金沙江上游防务；梁国华率机关团进驻宜宾，担任防河；并令叙南各县团防随时侦察红军踪迹。四川军阀刘湘奉蒋介石令，急调36个团的兵力堵截，蒋介石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也兼程追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放弃渡江计划，率领集结于扎西地域的中央红军，突然东进，重占遵义，神速穿插迂回，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迫使蒋介石调出滇军，乘虚直插云南，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在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牵制敌军和掩护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的战斗中，有一只红军部队深入敌后，孤军奋战，尽量吸引更多的敌人来围剿自己，以减轻红军主力的压力。这只千人左右的部队牵动了敌人两次十万大军的围剿，转战的足迹遍布川滇黔三省的高山大河，英雄的鲜血流洒在祖国西南广阔的土地，他们就是英雄的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

临危受命 扎西组建红军游击纵队

      1935年2月10日，中央红军在云南扎西缩编各军团时，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选派一批干部，留下一些武装，与泸县中心县委组建的叙永游击队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央指定徐策（原三军团五师政委）、余泽鸿（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戴元怀（原八军团民运部长）、夏采曦（曾任中共南京市工委书记）、邹风平（泸县中心县委书记）5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徐策任书记。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负责领导这支游击纵队和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包括泸县中心县委工作地区在内的地方工作。军委抽调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配电台1部）、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和几个修枪工人，加强川南游击纵队，并号召行军中掉队的伤病员留下来加入纵队。

      在扎西召开的游击队干部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看望了与会人员，讲了国内外形势和任务。他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就是要坚持抗战，蒋介石要消灭我们，我们一定要冲出去。抽调你们在这里成立一支游击队，一要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要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要逐步建立革命根据地，坚持对敌斗争直到革命胜利。”

       以徐策为书记的川南特委，临危受命，肩负重任。他们深知处境险恶，中央红军3万多人尚未摆脱三省军阀和蒋介石薛岳兵团20多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游击纵队五六百人离开中央红军去打击和牵制强敌，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

      为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安全转移，特委带领留在游击纵队的红军干部战士随军委纵队东返，1935年2月12日在叙永四合头告别主力红军，14日到达叙永树坪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由特委召开党员大会，徐策传达中央决定，随即率队插向五龙山区，18日召开纵队大会，宣布纵队建制和干部任命，正式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纵队司令员王逸涛（叙永特区游击队队长）、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徐策、副司令员曾春鉴（原红三军六师参谋长）、宣传部长余泽鸿、组织部长戴元怀，参谋长刘干臣（原红军新编师师长）。随即在五龙山区积极活动，召开群众会议，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扩大红军的影响，并派出一些干部到邻近的叙永高田、田中、两河口和威信罗布坳、斑鸠沟等地发动劳苦群众，成立农会和赤卫队，建立党支部和临时区委，高田还建立了乡革命委员会。

奋勇出击 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2月11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由扎西地区东进，于18日至21日渡过赤水河，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桐梓地区急进，并以红五军团一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敌人。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川敌3个旅匆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王家烈见红军主力重返黔北，急忙从遵义地区抽兵增援娄山关、桐梓；吴奇伟部两个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或围歼红军于娄山关及遵义以北地区。

      纵队为迷惑敌人，牵制敌军主力，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迅即离开五龙山，插向树坪、黄泥咀，逼近叙永，威胁泸州。刘湘、潘文华把纵队当作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以为红军仍要再次夺取叙永从泸州附近渡过长江，急令进至黔边温水的潘佐旅“星夜兼程回守叙永”，令边防第一路指挥范子英旅“兼程由金鹅池向两河口截击”；20日又电令张竭诚独立第一旅开赴叙南，田冠五独立第二旅移驻叙永，第二路达凤冈旅由黔北赤水“兼程赴叙永扼守，魏楷部布防古蔺”。云南孙渡得悉叙永黄泥咀一带还有一支红军，也“深恐乘隙窜滇”，急令到达分水岭之滇军龚顺壁旅回守滇境。这样，纵队就牵制了一部分尾追和拦截中央红军的川军滇军主力。
纵队随后在五龙山一带与川敌周旋，3月4日下午在落堡与川军周遇祥营和两河口镇民团一中队遭遇，激战两个多小时，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毙伤敌十余人。傍晚，得悉敌军三路包抄，便向木厂梁子大山上转移。次日早晨，熟悉地形及道路的民团中队带领周营两个连尾追而至。第四大队大队长梁亚伯带领一些红军战士与追敌拼杀，掩护其他大队转移，右手被打伤，忍着剧痛用左手持枪猛射，不幸又被敌手榴弹炸成重伤，虽经战友抢救下来，终因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

      3月中旬，按照军委指示，为配合中央红军从遵义西北长干山一带再次西进，把追敌又一次引向古蔺地域的战略行动，徐策等率纵队西进兴文县建武城。当中央红军急速向茅台前进、准备三渡赤水之时，纵队从建武北进，3月14日插向长宁县梅硐场。此时，敌人以为纵队又要进击长宁县城，急令长宁四个中队兼程阻截。

      3月20日晚，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并乘敌大部尚未到达之机，于2月24日攻占桐梓，28日重占遵义，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人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反动气焰，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英勇顽强 抗击敌人“三省会剿”

      在配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跳出敌人的合围圈过程中，纵队常常遭遇数倍、数十倍于己敌人的严密堵截和疯狂追击，纵队几乎天天都要打仗和转移，一天打几仗是常有的事，甚至一个晚上要疾行数十里，改变几处宿营地，难得在一个地方住上两三天。

      1935年7月，蒋介石抽调尾追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兵力，加上川、滇、黔的军阀和地方武装数十倍于红军的兵力，部署对游击纵队发动了第一次“三省会剿”。7月13日，游击纵队在扎西长官司红山岭，同滇军安恩溥两个团和川军周化成部一个团及赵里龙民团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敌军人多，占据有利地形，游击纵队经一天苦战，伤亡两百多人。政委徐策因身负重伤，最后光荣牺牲；副政委张宏光、大队长邓登山阵亡；支队长曾春鉴负伤，参谋长陈宏受伤后被俘于1935年11月1日在宜宾英勇就义。纵队损失重大。

      红山岭战斗后，游击纵队减员至600多人，在余泽鸿、刘干臣率领下转至扎西簸箕坝休整。7月14日，川南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健全组织领导，确定斗争任务，并将中共川南特委改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余泽鸿等率游击纵队主力继续在扎西、镇雄，叙永等地隐蔽活动，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从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立足生根。

游击纵队的活动，引起了川滇黔三省敌人的恐慌。他们召开联席会议，部署“会剿”红军游击纵队，决定集中20多个团约6万人，以川军潘文华、郭勋祺、陈明谦3个师和川南保安队为主，在滇黔两省军队和国民党薛岳兵团一部的协同下，发动进攻，企图在1935年秋冬将红军游击纵队全部消灭。

      敌人对川滇黔边20多个县游击区，采取层层包围，跟踪追击，严密封锁等手段，进行了长期而又残酷的“会剿”。红军游击纵队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游击区内同敌人兜圈子，牵制与消耗了敌人，但因敌众我寡，始终难以摆脱敌人，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到1935年底只剩下百余人。

1936年1月，纵队突破敌军“围剿”后，原3支队20多人的武装同纵队会合，失散人员纷纷归队。部队迅速发展到300多人。纵队立即进行了整编。

      在2月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进至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后，红军游击纵队配合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行动，主动向川军教导师出击，牵制敌人。6月下旬，蒋介石多次发出电令，严令刘湘、龙云、柳际民和贵州省政府“指派相当兵力，严行清剿，以除后患”，并“限七月内彻底肃清”。三省军阀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急忙遣将增兵，着手对纵队进行第二次“三省会剿”。

1936年11月26日，在敌人的严密会剿下，游击纵队全军覆没。

    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4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和数千名地方游击队员，以听从党指挥、无私无畏的坚强党性和救国救民、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慨，在边区英勇穿插，与数倍、数十倍的敌军周旋，转战三省20余县，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完成了中革军委交给的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光荣使命。他们把一腔热血洒在了崇山峻岭之中，很多人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

      纵队的失败，是长征付出的代价和牺牲，是中央红军播下的一颗充满生机的种子，深深地扎在边区人民的心中。正是：“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为《纵队斗争史》题）
王祥 晚报记者 冯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