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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13 23: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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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四川宜宾
其中吴王李恪之死,最是引得后人同情,他也确实没有参与房遗爱夫妇愚蠢的密谋,但长孙无忌这样处置,也是事出有因。吴王恪并非没有野心的人,并不见得心甘情愿地奉异母兄弟李治为主。
当日承乾谋反、李泰被黜之后,颇受太宗宠爱的他也曾下过功夫希望太宗能立他为太子,终因自己的庶子身份以及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封他为安州都督,让他远离政治中心的长安,临行之际特地告诫他:“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以昭帝比李治,以霍光诛燕王旦影射不服君上的后果,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了,如果吴王真的安分守己,太宗也不会说出如此重话了。李治以先帝少子身份继承皇位,大把人自负自己英明神武更有资格主宰天下,吴王因太宗曾亲口表示过立储意向,更居司空高位,无形中成为反对力量的代表,所谓“地亲望重,中外所向”,即是指此。这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身为当权者的长孙无忌自然要将其除掉,以“绝众望”,安天下。吴王既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夺嫡梦破,复遭陷害横死,怨愤之情可想而知,临死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据说李治曾以荆王吴王为他的叔父和兄弟,希望能免其一死,但为臣下劝阻,不得不杀(“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其实此二人均为他皇位的实际威胁者,犯事处死李治未必不暗爽在心间,而他希望宽宥的理由也十分牵强,既以亲戚身份为二王求情,那么置高阳、巴陵二公主于何地?以我心里阴暗的揣测,倒像是为求仁君之名而诿过于臣下,颇有作态之嫌。
如果说长孙无忌对这些人的处置还有维护政局稳定的考虑,那之后的进一步株连就纯属为报私怨了:现任宰相侍中宇文节,李唐宗室名将江夏王李道宗,九江公主驸马执失思力,皆坐与房遗爱交通,流放岭南,其家属也没为官奴。之后更废恪母弟蜀王愔为庶人,软禁于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李唐宗室之中,以江夏王李道宗与河间王李孝恭军功最甚,李道宗为人也很谦和,只因与长孙无忌不和,贞观末期自请改任散官,一意隐退,但还是逃不过被罗织立案的命运,病死于流放途中。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为长孙无忌的这种做法开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排除异己的范畴,手段不免酷烈毒辣,其专权朋党、滥用刑法之甚,实为大唐开国以来之仅见,被人视为伊尹、霍光一类的权臣,不能为无因。旧史之中对长孙无忌颇多维护,但对其“猜忌大臣,拟皆夷戮”的作为,也有尖锐的指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6〕善泳者溺于水,玩火者多自焚。长孙无忌一生精擅权谋,辣手执政,他日后的悲凉结局,又何尝不是今日种下的前因所致呢!
永徽四年二月结束的这次大案,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了长孙的煊赫权势和铁血手段。若干名王贵人生命的消逝铸就了他名字的霸气与威严。在鲜血和白骨的映衬下,长孙无忌的声势,赫然已如日中天。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高阳公主一案,标志着长孙的权势达到了极盛,却也让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李治,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舅父的震主之威。时过境迁之后,他或许会后悔今日的张扬,政敌们在惶惧之下越发的抱拢成团,更引起了李治的疑忌之心。踌躇满志的长孙无忌再也想不到,一向温顺听话的小外甥,心头的阴云正在越聚越浓,只待一个女子的纤纤素手挑动,便将化为惊雷密雨,泼天富贵,顷刻被雨打风吹尽。盈亏之间,祸福一发,又岂是凡夫俗子能够勘破的呢?
注:
[1]熊德基《论武则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
[2]《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载永徽三年事。
[3]旧唐书载承乾“好声色”“漫游无度”,甚至把他学父亲纳谏也说成是做样子,贞观十年,太宗特命李泰置文学馆,听自招引学士,胡三省以为这是太宗有意为李泰图东宫张本,已有易储之心。
[4]《旧唐书》卷七十六《太宗诸子传》。
[5]刘餗《隋唐嘉话》卷上
〔6〕《旧唐书》卷六十《李道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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