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吴取：“重振国学”和“接受先进文化”孰轻孰重

红旗飘飘

现在的社会上， “文化”二字满天飞，游山玩水、吃喝拉撒、甚至挂羊头卖狗肉、左道旁门都打上文化的招牌，“文化”成了可以随处乱贴的标签，而一些以“文化”为职业的人，却表现得缺乏“文化”，让人耻笑，试举几个例子：

    某县教育局副局长演讲，他说：“……我简直是如复（履）薄冰……”，某市教育学院中文系的年轻教授给学生讲授诗歌，把陆游与表妹唐琬的赠答诗《钗头凤》归类为“悼亡诗”，把曹世叔的妻子“曹大家”（音：曹太孤）班昭读作“cao da jia ”；某人文“专家”在电视台做节目时说“荣登三甲”的“三甲”是“状元、探花、榜眼”；还有某辞书社负责人在介绍他们新出版的辞书时说他们“经过了7次校（xiao）对,然后付梓（xin）”……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般的人读音错误也就罢了，但是上述以传播文化知识为职业、有着大学以上的文凭、甚至是所谓“专家”“教授” 的人，出这样的错就不可原谅了，因为他们在社会上负有“教愚化贤”的责任，如果不懂装懂、误传知识、误人子弟，必然遭到老百姓的嘲笑和责骂。

    为什么连负着“教愚化贤”责任的人都在人文知识上出错，并且到了贻笑大方的地步？我认为这是建国几十年来，在“反封建”口号下极左思潮泛滥、不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

    现代人的人文素质在降低，一个40年代的初师生可以经常给50年代的中师生纠正语文方面的错误，许多文科毕业的大学生在自己的本行知识上屡出洋相，前一段清华大学副校长在接待宋楚瑜时说的话就更是落人笑柄。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指出：“我们的文化教育一定是在哪个重要环节上出了问题，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否则，为什么“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连中文写作都做不到文从字顺”？

    于是，纪宝成先生宣布要“重振国学”。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一些喜人的现象：北京“一耽学堂”的义工们免费向中小学师生传授“国学”，四川师范大学的“长衫先生”李浬利用周末向师生义务讲授“国学”，一些有危机感的国人也纷纷热心于学习“国学”。我认为，这并非如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所说的是某些人头脑发热而喧嚣一时的“国学热”，而是国人在感受到民族文化衰亡危机之后的一种觉醒。我对清醒认识到这种危机并起而实行的纪宝成校长、李浬先生和“一耽学堂”的义工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如果连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历史都掌握不好，还有资格做中国人吗？！对于热心“国学”复兴的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向他们泼冷水、打棍子、戴高帽子，尤其是那些对自己民族文化历史所知甚少的人。在欧美等国，一些杰出的汉学家和“中国通”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造诣之深，足以令我们一些反对“国学”的“专家”们汗颜，让他们来纠正我们在“国学”方面的错误，作为一个中国人，还有什么脸面？！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包含着一些普遍性的命题，这些命题围绕着“天、地、人、己”之间的相互关系生发开来——“天”指神圣的价值，“地”指自然的现象，“人”是人类的群体，“己”是作为经验主体的自我。人生在世，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的问题是：世界有什么本质？人类社会应往何处去？人生活的目标是什么？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是什么？社会的政治道路应该怎样走？社会对传承的文化怎样取舍和修正？

    由于过去历史虚无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泛滥，形成了许多错误的认识，例如：是清政府的政治腐败招致了列强侵略，而一些浅薄的（或是对“国学”外行的）知识分子却把百年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归咎于传统文化，这些人既不懂得传统，又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他们的观点影响颇广，造成了今天许多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妄自菲薄，造成“国学”近年来的衰微。

    袁先生在对“重振国学”进行批驳时，提到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到了胡适归纳新文化运动的四句话：“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四句话中有一句“整理国故”，可见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倡导者的本意并非是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1952年12月，胡适在出席台东文教界座谈会时，曾说：“孔子的学说经过两千年至少有一部分失去了时代性，同时经过了许多误解，三十年前我们的确领导批判了孔子，我们批判孔子，是要去掉孔子的一尊，使之与诸子百家平等，如果不打倒一尊的孔家店，没有法子使得思想解放，思想自由，但是62年来我还是继续对孔子佩服，我觉得他这个人很了不得，中外古今像他做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境地的，不容易看到。”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高喊“打倒孔家店”时，没有把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和作为学术思想的孔子学说精华区分开来，从而理智而清醒地采取不同的褒贬态度，他们攻击旧传统多，而较少提及中国文化的优秀方面，在倡导白话文运动的同时，忽视了文言文的教育，造成了今天的年轻一代对“国学”的陌生。
但是，从胡适的日记和遗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传统文化并没有一味地否定，而是号召一点一滴地整理国故，去其乱、谬、迷信，而寻出真意义、真价值。他早年留美期间也曾在各地演讲，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称颂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在他看来，中国人在文化上所面临的要务不是完全摈弃传统文化，而是要学会怎样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和中国固有的文化协调共处。

胡适到了晚年，还正式否认过他“反孔非儒”，他说：“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的新儒学（理学）的开山宗师（朱熹）是十分崇敬的”，胡适认为孔子的儒学“造成了一种能够负荷全人类担子的人格”，他还拿儒学传统中的“自由问答、自由讨论、**思想、怀疑、热心而冷静的求知”与西方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思辩传统相提并论。我想，胡适所尊崇的儒学的在“知识上的诚实”，恐怕是今天某些有这样那样头衔却疏于读书、喜欢拉大旗作虎皮的人所不大习惯的。

    1952年，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行语言文学分科教学，叶圣陶老先生主持编写了一套侧重中华传统文化的高中语文课本，但是因为当时许多教师教起来困难而引起非议，最后被废止，倘若当时的教育主管部门下大力气推行实施，今天的“国学”状况不至于如此！

    一提到“国学”，人们抨击得最厉害的就是儒学，其实儒学仅仅只是“国学”的一部分，今天很多人所谓的“儒”，还只是缺点较多的“宋儒”，对传统的“儒”学，人们知之甚少，所以在这里有必要把“国学”的概念略为澄清：

    “国学”是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文化转型期产生的时代名词，在中国古代，“国学”乃指“太学”，即国立学校，与近代概念绝然不同，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源于日本。1902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找到黄遵宪商议，打算在日本创办《国学报》，但黄遵宪主张先作《国学史》，梁启超便放弃了办《国学报》的设想；1904年，邓实在《政义通报》上力倡“国学”，论述保存国学的重要，并与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参加者多为同盟会会员和倾向革命的一些知识分子。

    1906年，邓实正式给“国学”下了定义：“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关于“国学”的内容，邓实强调：“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可见，“国学”是指所有中华民族固有的学问，它以“经”、“史”、“子”、“集”为其主要内容。把自己国家的文化冠以“国”字，体现了这些早期知识分子深厚的爱国情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上撰文，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这一想法得到了胡适等人的支持，所谓“整理”， 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这也是我们今天提倡“重振国学”所要遵从的观点。

      “重振国学”重要还是“接受先进文化”重要？应该说：两者同样重要，都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由于过去人们忽视了“国学”的传承，所以当前“重振国学”尤其需要下大力气。

红旗飘飘

   袁伟时先生认为“重振国学”是荒唐之举，“接受先进文化”才是当务之急，说到“先进文化”，我们首先应该了解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某个历史时期的集体智慧的总和，“文化”内在于人、不能量化，而“知识”却外在于人，是为人所用的材料和工具，所以，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一般所指的“先进文化”，是指紧扣时代脉搏、激励人积极向上的文化，它是相对于“落后文化”的一种提法，而所谓“落后文化”，指的是社会中存在的“黑色文化”、“灰色文化”和“白色文化”（袁伟时先生可能对危害社会的“落后文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没有看到他义愤填膺的抨击），这些东西在古代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传统文化精髓与它们不相干。如果袁先生仔细研读 “国学”经典里的“经史子集”，他会发现：“国学”其实是教导人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它帮助人实现自身价值，也有利于其他人实现自身价值，并非是所谓的“落后文化”。

    美国斯坦福胡佛研究中心的墨子刻于1999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发言中说：“世界所有明白事理的人都肯定贵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政治道路，而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正是配合着你们的这种政治道路”。

    那种认为 “重建国学阻碍社会发展”的观点也是荒唐的谬论。在“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儒家思想被认为是推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是在韩国，儒家占据了绝对优势，韩国人被称作最具有儒家气质的民族，韩国的儒家气氛比中国内地浓厚，当然，从朴正熙时代起，韩国也批评过儒家重名分轻实利的思想，并冲破“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承认商人如果具备了高尚情操也可以被称为“士”，但儒家思想还是以涵盖的姿态顺应了时代潮流，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不像在发源地中国，在“反封建”的旗号下，被作为敌对势力驱逐出局。儒家思想没有阻碍韩国民族的进步，为什么偏偏会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呢？



以胡锦涛主席为中心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知袁伟时先生是否读过《四书》？《四书》中许多地方正向我们描绘了和谐社会的影子，中国现在大学毕业生的人文素质逐年下降，对建设和谐社会十分不利，而这种状况，正是为人师表的教师人文素质下降的产物，如果这些大学生出来做教师，又会教出人文素质更糟的学生，如此恶性循环，有朝一日，也许真的会达到进行文化侵略的外国人没有达到的目的——我们的下一代将是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中国人！这怎不令人忧心如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素质”绝非天生，是在后天严格教育和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形成的，“素质教育”的内容包括：

    一、 语言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是人类思想和文化的载体，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既体现出人的文化素质，也体现了人的思维素质（思维能力和思维状态），中国的教育，应下大力气让学生更多地接受传统文化，培养他们坚实的文字、文学、历史和哲学功底，同时学习世界优秀民族的语言文字，以利于与世界的交流。

    二、 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现在许多人，特别是一些自我意识和强的“学者”，十分强调“实现自我价值”、强调“生存竞争”，当然，任何人都有其价值，个人价值不但应该受到重视，更需要得到提高，在这个竞争的社会，个人只有提高自身的价值才能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但要参与“竞争”并取得成功，需要遵守社会秩序和普遍行为规范，靠自身的才能和努力，不能靠“打砸抢”和“左道旁门”；要提高自身价值还不能靠炒作和包装，要靠认真地提高自身的才德水平。“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就是儒家主张的“克己修身”，只有“克己修身”，才能更好地提高自身价值；要实现个体的价值，还必须有安定的社会秩序和良好的环境，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文革中批判的“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中的“礼”，其实就是指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行为规范，只有人人都纠正自身的缺点和错误，遵守社会的普遍秩序和规范，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使大多数人都最大限度的实现自身价值。

    三、 伦理道德教育：在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伦理道德观念，虽然现在有些内容已经过时，但是大多数内容仍不失为国之瑰宝。一个人的健全人格表现在他的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树人，即一方面教人以知识、方法和技巧，另一方面陶冶性情、涵养人的道德品质，而优秀的中华传统道德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源泉，教人以：“孝”（尊敬父母、回报父母的付出）、“ 悌”（ 指友善兄弟、敬重长上）、“忠”（忠于国家民族和自己的信仰）、“义”（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心）、“廉”（公私分明、奉公守法、不化公为私）、“耻”（ 自尊自爱、有廉耻），使人学会对国家和事业尽心竭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精忠报国，为民请命。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对人的思想和行为能产生深刻的影响，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前夕，重庆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包围和封锁，当时，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就是利用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天祥、岳飞等古代英雄人物的事迹来鼓舞的大家的士气；解放初期参加工作进入财贸系统的旧知识分子由于大多接受过传统道德教育，许多人工作到上世纪末新世纪初，退休时仍是两袖清风，而近年出现的腐败分子，许多都是在“批孔”的文革前后毕业的大学生，有人说：“现在的干部是越年轻越不知礼义廉耻，贪心重，责任心差！”这难道不值得执政机关和从事“行而上”工作的“君子”们深思吗？

    四、 审美情趣教育：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过分强调张扬个性，忽视强调共性，导致了人个性的无限张扬、本能欲望的横流泛滥，人们生存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日趋感官化和平面化，文化传播及文化消费普遍呈现重模仿与复制、轻创造与革新，重流行与浮华、轻内涵与实质，重实用与形式、轻理论与内容，重泊来而轻民族的矛盾状态；在娱乐领域，靡靡之音取代了热情向上的音乐，道德理性受到本能欲望的严重冲击，审美教育的缺失已危及到国家民族的前途。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把俄罗斯文学叫作“英雄文学”，把法兰西文学叫作“儿女文学”，“儿女文学”使法兰西在普法战争中惨败，“英雄文学”使前苏联得以强大并在二战中战胜法西斯德国。20世纪3、40年代，聂耳、冼星海等优秀作曲家在吸收民族音乐元素基础上创作出大量激昂向上的救亡歌曲，鼓舞了国人的斗志，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在当今社会，充满凶杀、暴力的“黑色文化”泛滥，造成了青少年犯罪率上升，充满赤裸裸性描写和感官欲望的“黄色文化”和靡靡之音涣散着国人的斗志，消极颓废的“灰色文化”导致国人信念失落，人们沉迷于自我麻醉，知识阶层的思想境界趋于庸俗，充满神秘主义的“白色文化”把人引入宿命论的渊薮，封建迷信得以抬头泛滥。现在，在全社会进行积极、正确的审美情趣教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在“气功热”如火如荼、“**”初露端倪的时候，一直接受着先进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不但无人出面反驳，有的还深陷其中，却是建国后主编了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高中语文课本、深受传统文化熏染、长期从事文艺工作的叶圣陶老先生第一个出来撰文批驳。

    有人认为，“国学”势必消亡（这倒正投了进行文化侵略的外国人的胃口），其实，这种观念正和上世纪6、70年代有人认为的汉字（方块字）应该消亡、应该走拉丁化的道路一样幼稚无知，主张方块字消亡论的人的理由是：它“阻碍了信息化”，而之后汉字多种输入方式的发明，才使“汉字消亡论”寿终正寝。

    从“国学”在“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传承和西方学者对“国学”的赞誉这些事实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知识界反思。现在的中国知识界似乎有着一种不健康的颓废思潮，许多知识分子并不了解祖先辉煌的文化遗产，却妄自菲薄地认为自己祖宗的东西事事不如人，在一些学术思想领域甚至还存在着极左思潮的残余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观念，这些都对现今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分不利。

    应该看到，现在 “重振国学”的难度不亚于唐代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普通的老百姓是从事“形而下”的“野人”，而提倡让国人“接受先进文化”的专家是从事“形而上”的“君子”，虽然“野人”和“君子”有地位的尊卑之别，但是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对我们民族的尊严和兴旺的责任！我们不能让西方的汉学家因为我们不认祖宗而看轻我们，我们也不能再贻笑大方，在“国学”领域丢脸，让“国学”在它的发源地的水准反不如相邻国家的高。所以，我对提倡“重振国学”并身体力行传承着“国学”的社会精英们，尤其对年龄只有我的一半、却在“国学”领域成绩突出的“长衫先生”李浬，有发自内心的崇敬。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重振国学”和让国人“接受先进文化”两者之间并不矛盾，它们同等重要，完成这两项任务是执政机关和教育工作者的光荣使命，大家都应该身体力行地去实行，而不应该再打口水仗；另外我还想强调：只有社会上的“黑色文化”、“灰色文化”和“白色文化” 才与“先进文化”水火不容，才是我们应该坚决杜绝的“落后文化”！



     作者系四川省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高中化学教师 曹吴取    2005年立秋日于沐中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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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振国学”和“接受先进文化”孰轻孰重》的补充：

    “重振国学”和“接受先进文化”同样重要，都应该重视，由于国人过去对“国学”传承的忽略，现在重振国学尤其需要下大力气，理由在于：“接受先进文化”抓的人多，

（1）.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在抓；
（2）.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抓；
（3）.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管和职能部门在抓；
（4）.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在抓；
（5）.工、青、妇、少各级群众组织和团体在抓，而振兴国学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和国学爱好者在孤军奋战。全国有那么多人、那么大的力量在抓，问题尚且不少，（如在“**”嚣张之时，人们没有免疫力，社会人群信仰危机，知识分子庸俗化，社会治安差，由于没有德治基础而使法治无法正常实施……），为什么还要去削弱“重振国学”的力量？

    国际一流物理学家杨振宁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办得很成功”，而同为国际级学术大师的美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却认为“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大学生的修养和学风在下降”，在一项民意调查中，参与投票的4802人中只有不足百人支持杨振宁的观点，其余的人大多都支持丘成桐的观点。倘若拿“重振国学” 和“接受先进文化”来进行一次全民投票，又不知其结果为何呢？

    从事“形而上者谓之道”的“君子”们，和掌握国家民族命运的“肉食者”们，不要打口水仗了，我们这些从事“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野人”们发自内心地希望你们学学其他民族，以自己民族文化的存亡为己任吧！！

    四川省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高中化学教师 曹吴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