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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七人）幸存的筠连老兵，都是1944年底响应政府号召自愿报名入伍抗击日寇的青年，有在校中学生、师范生、教师、丝厂工人、县府、县党部职员，且是一批出去的，所以他们的经历大同小异，互为印证。
他们共同的记忆是：出行前，新兵们戴着大红花游街，从筠连县城北门经正街、南街转一大圈，街上挂出大幅标语“十万青年十万兵 一寸河山一寸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县民们夹道欢送，鞭炮声、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端。由退休县长张利清带队，国民党员、丝厂职员吴麟延任事务长，带领这一批94名青年志愿者徒步，经罗场、庆符、双河到宜宾集结，行程一百二十余公里历时四天。住宜宾合江门旅馆。三天后，发一套无帽徽领章的灰军装，同其他几个县的新兵约两千人一起，从合江门上岸，分乘几艘轮船运至泸州，交国民革命军203师青年军，军长钟彬。
七名健在的筠连县远征军青年军老兵
陆俊夫 1922年生于筠连县城。
1944年，时为筠连师范校学生的他，主动响应军政府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弃学从军。到泸州集训后分发到203师战炮营。抗战胜利后，去郓城接收日本炮营。1946年，国共和谈失败后，分发至胡宗南部第九军随军开往延安剿共。打散后，徒步返回四川，在成都重返军队，去南京国民政府陆军第一训练处学习，分发至207师 3营7连任连长，营长李作大。后提升营指导员。
1949年随部准备去台湾，在厦门掩护兵船赴台，被解放军二野15兵团围歼，率连投诚，被送广州学习。期间，婉拒了解放军委任连长的留用，持路条返回家乡，已是1950年。回乡后第六天，即被调去筠连巡司小学当校长，一年多以后调去县联社（合作社）当主导股副股长。
1953年镇反，“县委负责人王化明让我交代历史问题，我就竹筒倒豆子将自己从军经历全部抖出来，三青团员、国民党员、青年军等历史就是我的罪恶，从此脱离工作单位，被监视住处，做酱菜小生意为生。再后被判处12年（减刑两年，实服10年）去新疆塔里木伊犁农二师服刑搞建设。”刑满留塲工作。
有退休金。老伴已故世，一儿一女已成人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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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正杰 1925年出生于筠连县城。
1944年底，正值抗日战争最危急的关头，时为初中生的彭正杰，毅然报名出征。记得他们初入选的新兵先在丝厂训练，然后开拔经宜宾到泸州分发到203师607团战炮连，一直屯在泸州小市训练。
抗战胜利后，去重庆青年中学高中部学习 ，继后又去预备军官学校学习6个月，后分发到国军44军104团一营一连，驻守綦江，先后担任排长、连指导员。几个月后遭遇共军，便随一部逃向贵州。彭正杰带着几个同乡一同向四川前行。走到宜宾，72军已宣布起义，折回隆昌，遇见72军一位连长，引荐他们加入到72军教导师（收编后属解放军13军）驻防宜宾江北吊黄楼，彭到师政工处。后调去隆昌学习，排长以上军衔者弄去思想改造半年。彭愿支遣回老家，发给路费、发给衣裳。彭回到筠连后，去民政局报到，上派出所上户口，分到海瀛小学教书，因学生太少，没去，改去百货公司做零时工。后因牵涉到一桩贪污案被拘禁三个月。又折回去小学代课，干了一年半也不能转正，很灰心，干脆回家继承祖传生意做火炮。
长期以来，因曾参加过“国军”历史问题受到“内控”，处处受压制。直至1979年“796号”文件下达，才作为“起义”人员落实政策，统战部先后发给每月25元不等生活补助，现调生活费为每月720元 --------------------------------------------------------------------------
谭柳然 1926年出生于筠连县一贫民家庭，靠父亲下苦力为生，6岁时母亲病故。11、12岁时到藤川丝厂做童工。1944年下半年，县政府派人来丝厂作抗日动员，时年19岁的他主动报名应征，丝厂那批有9人报名应征。谭柳然分发到青年军203师607团工兵营2连，营长李建军，连长曾华彬。接受半年的训练。训期结束后，即将开赴前线时，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青年军编组为3个军并着手复员工作，上级指示：愿意读青年军中学（办在重庆）的则留下，不愿者则发给复员费回原籍，复员费折合一匹约五丈学生蓝布。愿复原者少数。谭柳然想回家，被船送至宜宾。回到筠连后返回丝厂工作。
1950年后，当上丝厂技术员，还被推选为第一届县人民代表。但是不久，因他曾集体参加国民党及青年军的历史受到责难，从此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乃至受了半年牢狱之苦。现为丝厂退休人员，每月有养老保险金。
原配已故世，现任老伴在筠连二轻局退休；儿女均成人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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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端龙 亦名苏伯谦，1926年出生于筠连县城。
1944年冬响应知识青年从军抗击日寇的号召，主动报名应征，分发到国军203师驻防泸州，至日本投降。1946年6月复员后9月到重庆国防部创办的青年中学读书。1948年夏因反对校方的贪污行为被开除，适逢胡宗南215师来川招兵，9月底再次入伍，编入国军57军215师644团机枪3连为上士班长，驻防西安中堡村。之后所部先后移防陕西麟游、享化口头镇、乾县，1949年5月随整个西安绥靖公署向麟游撤退至汉中。644团奉命5月19日上午9时到达麟游蔡家山布防，苏端龙等6名机枪手占据制高点，封锁隘路。因大势所趋，当天下午4时接团、营长的命令，就地起义。半小时以后，大批西北解放军顺利通过苏所在封锁线。20日凌晨，解放军冲破了蔡家山阵地，苏端龙同其他三名（其中一名聂荣权是聂荣臻的兄弟）一枪未发，束手被擒，解送到解放军团部，关押在小窑洞里学习。四天后送军政治部学习，次日因军情紧急迁至千东镇，几天后遭遇国军马步芳骑兵团突然袭击，解放军伤亡惨重，官兵被俘二三百人，连级以上（还有高级指挥员）被车运押走，余剩者集中在平凉清训队集中营集训。苏端龙被移送到胡宗南某机枪连马房喂马，三个月后逃离，辗转回到了家乡，改名苏伯谦。
“残酷的政治斗争只认‘黑’，不认‘红’，使政策变得那样扭曲，我的那段旧历史成为被迫害被歧视的根源，毁掉了我的青春年华，毁掉了我的一生。1957年大鸣大放中由于我讲了一些实话，竟被无线上纲，被判处管制三年。1958年调去搞大炼钢铁，担任炉后工，因高炉三天不出铁，硬栽赃是我搞破坏，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判处七年徒刑送珙县芙蓉矿务局劳改。刑满后留场就业至退休。1978年摘掉反革命帽子，1980年为我的冤假错案平凡。但是1983年在落实起义人员调查时，找不出证人——与世隔绝二三十年，当年起义的官兵今在何处，生死两不知，因此被否定是起义人员，还说我是冒充。从此我一直申诉，寻找当年起义官兵的下落。也终于寻找回忆起了当年旧部官兵姓名：57军军长徐汝臣，215师师长索本琴、644团长石永俊，3营营长黄义荣，机枪3连连长欧阳焕。终于落实了起义人员政策。……”
在几十年的磨难中，第一任妻子因他落难被劝离婚，到外地去了，生有一女；第二任妻子是落户当地的老知青，文革中被逼疯，跑出去了，生有一子。苏老现随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听觉、记忆、口齿已明显衰退。现有养老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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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禹 1926年出生于筠连武德乡一贫农家庭。
1944年底，国难当头，沐爱中学毕业的赵秀禹响应政府号召应征，分发到青年军203师集训于隆昌。集训刚毕，日本宣布投降，青年军解散，有的去重庆青年中学读书，他因母亲病重便返回老家。 回乡后，先后在武德小学教书、去高县教师讲习会学习，参加了三期土改、五期征粮工作，当过共产党武德乡文书。1952年，“一天，突然把我抓走，无判决书，就送我到雷马屏农场服刑10年，在总场医院学医并搞统计工作。刑满留场工作5年。1966年返回原籍，正遇上‘文革’，弄我去挂黑牌游斗，作为‘四类分子’被管制。多年来，务农的妻子携五个子女为生，子女们因没有钱，亦没有资格，几乎都没上学。1980年搞大平反时，因我无钱行贿，就没有给我平反。没有安排工作，种庄稼。”现双眼失明，听觉减弱。有二百余元的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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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久 1927年出生于筠连县城。
1944年底，在校中学生的他响应政府号召，报名应征，“我是同筠连中学一个姓韩的教官一同去的。”1945年元月到泸州，分发到203师607团1营3连.。抗战胜利后，以排长身份在预备军官校训练几月后退伍。在部队时涉嫌冲击国军还受了一阵牢狱之苦。解放后曾先后在地干班培训、区政府、二轻局工作。因参加过青年军，被作为历史问题受到责难，尤其是“文革“中，受大字报攻击，被弄去吊“鸭儿浮水”、“猴子板装”等酷刑。子女入学、参军、就业都受到非难。
现二轻局退休，每月有养老保险金。腿足不方便，视力和听觉很弱。老伴已故世，有二子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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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坤 原名刘汉昭，曾用名李庭君，1925年出生于筠连。
父母开面馆为生业。筠连师范校毕业后在濂溪乡保国民小学教书，继而当校长，因学生少，薪资低，觉着教书没前途，正遇政府号召知识青年参军抗击日寇。
1944年底就报名参加了青年军，“参军是为了求生活”，他坦言。分发到203师任师部干事。抗战胜利后，到重庆大足教书。1949年1月，王陵基主建民众自卫总队，当地派他去成都训练，回来任申和乡大队副队长，乡长为大队长，曾奉命去剿华蓥山共产党武装，只有半年时间。同时“抓特监队，将国民党遗下的子弹弄去丢掉。”准备投奔胡宗南部，到达县时，消息传来，安康解放了。借故就返回大足。
1950年，参加共产党的地干班培训，调去搞征粮剿匪，之后到大足县政府秘书科工作。1951年，一位原参加过青年军时在县教育科当科长的人揭发他隐瞒历史是留下的特务，即被抓捕，既没有审讯也不证实，连判几年刑都不知道就同其他一批原国军军长、师长等送劳改大队劳动改造。1953年受宽大放了出来，做汤圆小食为生。1961年又将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进监狱，送雷马屏农场劳改，至1980年摘帽。“糊里糊涂就挨整了几十年。”他说。一直搞自由职业，现有低保三百元。原配故世，有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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