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超将军(1910-2001)回忆录（附附录）

三舍崖

范伯超将军(1910-2001)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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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人】范让能：教育一线的能人

四川筠连人，中学特级教师。长期在教育战线、统一战线工作，先后担任高县政协副主席、侨联副主席、台联会长、政府教育督导员及宜宾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革宜宾市副主委等职。1998年当选为省九届人大代表。1996年去台探亲，通过联谊活动，使高县籍台湾立法委员余富摩捐款10余万元，购置图书、设立奖学金；其父范伯超系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已移居美国)为家乡巡司捐款25万元，修建一所侨心学校(已峻工)，本人亦捐助2万元。其事迹载人《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华当代名人辞典》、《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等大型辞书。1997年评为中学特级教师。由于成绩突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出席省、市侨代会，1999年荣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
   
     

      天马前言：今年是先父范伯超先生100周年冥诞，现将其所遗回忆录陆续整理出来，以为永恒的纪念。回忆录本亲历、资政、存史之原则，先发一部分如后，以飨读者。如可，或将陆续跟进，供海峡两岸史志学者及家乡父老参考。

      一、家世及学业之基础

    前清宣统二年，即西历1910年，岁次庚戌。是年二月初二己时，我诞生于世居的四川省高县上乡德迈坝（现属今宜宾市筠连县巡司镇之德面村）之马头岩老房子。依宗谱，我是钟字辈，取名范钟宏，乳名木成。先祖父喜爱我，就常以此名呼唤我也。先严瑶祥公，先慈梁氏夫人德贞，育我兄弟姊妹五人。幼时，家设私塾，延师课读。斯时，家居农村，离筠连县城约30余华里，乡镇村落并无公立学校可入学，离家最近的县城筠连县，该城中只有三年制之小学一所，当我度过快乐的童年后，与堂兄钟良同入筠连小学就读。
    三年后，我自更名伯超，又同堂兄考入叙府（今宜宾）之叙属联合中学（今宜宾市一中前身）就读。越明年，转学入成都工科高级中学之四年制初中部化工科续学。在校三年之间，除学习制造肥皂、生发油及照相等技术外，在学科方面，我的数理化三科学年成绩，均列全班约卅名同学中第一名，每学年可减免学杂费约三十块大洋，由此减轻了不少我家庭的学费负担矣。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四川大学之前身成都大学预理科就读。在校一年后的暑假，余在常去的成都少城公园图书馆阅读时，偶尔翻阅到上海出版的申报，在其广告栏中见有中央军校（即黄埔军校后身）招考第八期学生之新闻，回宿舍后遂与同班学友陈君伟略及邱君容聊天谈及中央军校招生之事，大家讨论后认为可以前往一试，但须取得家庭同意才行。陈君的家乡远在川东之涪陵县，我则远在近千里之外的川南，我两者都无问题，唯邱君须向时任新津县财务局长之父亲请示秉告后才能决定。两天后，邱君终被获准出川投考军校。我亦向我的张姓化学老师陈述将赴南京投考军校，不意他却主动赠我二十块大洋。两天后，邱君父亲特意为我们饯行。随后三人结伴而行，先乘汽车到重庆换民生公司的轮船出巫峡远赴金陵，前途如何皆置之度外。途径汉口下船游玩时，第一次看到一小飞机在天空飞翔，非常好奇，但不知是何人的飞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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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童年时的回忆
   
      我出生在名列县中第二殷实富足的大地主家庭，有田地千余亩，也是五世同堂的传统世家。上有曾祖母，祖父母，中有诸姑伯叔，下有兄弟姐妹及堂兄弟姐妹和很多侄儿侄女，总共约有三十余口，聚居在马头岩老房子—一个大的四合头房子内。房侧面还有油坊、马厩、猪圈、缫丝、酿酒的槽坊和饲养家禽家畜的地方，环宅围墙边有几棵百年百果树（银杏），靠山的房后面则是茂密的竹林、楠木、柚木、松柏和酸枣树。其居家环境俨然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庄园似的。
      范氏家族人数虽众，然家教甚严，长幼内外，井然有序。长辈中都各司其责。我出生时，父辈中大伯早逝，现存兄弟四人，吾父瑶祥排行居三，前有二伯瑞祥，青年时游学成都，法政学堂毕业，掌管对外交接应酬，我父与四叔经营商业，五叔琼祥管理杂务，他喜欢养犬马和野禽，尤其喜欢黄鹂鸟。记得我曾随他到野外捕得黄鹂幼鸟一次，说不出的高兴。四叔壮年承接祖业，善于经营商业，利用设备，生产菜籽油、苏麻油供食用，购买民间原料生产棬子油、桐子油。在缫丝方面，除家人自养蚕茧外，也收购其他农家生产的蚕茧。小时候，我常随大人到桑园采摘桑叶，尤其喜欢摘食乌黑甜美的桑葚。生产出来的油与丝，出售给收购的商人，由他们转运到叙府（宜宾）出口。其时桐油与丝茶是川南特产外销的物资，而油料和白酒则主要供邻近市场民间之销售。

离我家门前百余步有一条蜿蜒而过的小河，从云南境内发源，除洪水期间外，平常清澈碧绿，可涉水而渡。小时夏天常同一些玩友一起在河中游泳嬉戏。记得有一次我害疟疾时不顾身体发抖怕寒，赤裸跳入河中游泳，不意竟不治而痊愈，记忆中从此再没犯过疟疾。
孩提时的我天性调皮不安分，常恶作剧与玩友打斗。有一次我失手掷小石头将一表弟额头打伤流血，生怕家长重罚而逃到我外婆家“避难”;还有一次同堂弟偷摘人家的梨子，被发现遭主人追赶，只好不要命的逃之夭夭。其他同人到小溪中捉鱼，或爬山捕蝉、入鸟巢取卵，或到大坪上采摘杨梅及柑橘李子之类，也是其乐融融啊。

我家族之尊长多享高龄长寿。家人与乡亲，曾为我曾祖母黄寂贵太夫人设百岁庆生宴，甚为热闹。承租我家田地的佃户来贺者很多，盖有时秋收年岁不好歉收时，我家都减收其应交的粮租谷物；每年春节前要施米给贫穷的人户，当他们携米袋来时，我就帮家人用量米的容器—升子盛米给来者；我家门前之路，是通往云南昭通的要道，传说是秦时修筑的五尺道，商旅来往和运输马帮很多，路上很多幺店子供旅客食宿。我家经常在路旁设有免费提供茶水的大容器，以供过往行人解渴取用。

      记得民初为反对袁世凯帝制，云南蔡锷的护国军入川，从我家大门前大道通过，其官兵军容与军械、军马之威武壮观，给我留下深刻之印象，这或许对我后来立志从军不无关系。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四川政局风云变幻，那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各自在驻防之地称雄称霸，强征赋税，各自为政。而在川滇边远地方山区，则有些地痞流氓兴风作浪，甚至啸聚山林落草为寇。儿时我家就遭遇过土匪的一次大的抢劫，土匪掳去了我父亲和祖母做人质，我而伯父为救母筹款不幸涉洪水罹难。几经周折交了赎款虽将人质救回，然昔日和平兴旺的大家庭遭此变故，景况已大不如前了。为求自保之计，父辈不得已用重金购得毛瑟枪数支以自卫。又为免除匪徒勒索恐吓计，又在离家约十里的两河口觅得一个离地两丈余的石灰岩山洞。该洞有厚重的石门，里面有水源，有适于休憩的石屋和储存食物的干洞，越往里走越深不可测，据说里面有风洞，风洞进去还有阴河，烧硝的窑子等，洞内岔道很多，最远通到云南的牛街镇。总之，范家从此分一部分人住进洞中，居高临下，将此洞作为躲避匪患，与入侵者周旋的“圣地”。如是虽可保一时之安宁，然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则不胜其扰，可谓苛政猛于虎也。
正当我小学毕业之前两个月，先慈不幸身患疾病。那时因无医院可送救治，只好延请数十里外的中医诊治。母亲腹痛卧床月余而病情日益加重，中医似乎回天无力。弥留之际，我们兄弟姐妹绕床悲泣，直到老人仙逝。那种生离死别的悲痛，真是无可言喻。至今想来，那时先慈可能患上今天普通的盲肠炎病，无奈那时医术所限，竟至夺去人的生命。回想母亲生前，每次我回家时，她总是为我做一碗香喷喷的蛋炒饭吃，而在她生我弟妹坐月子时，也总要舀些鸡肉来喂我。。。。。而今一朝离别，真是情何以堪！生母去世后，虽有父亲及其他亲人的照顾，亦难免有失雁孤单的感觉，终日郁郁寡欢，童年的欢乐已不复再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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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的求学之路
     
      回想少时，予天性喜欢玩耍并不十分在意读书。在私塾期间，老师课以四书、三字经、百家姓等国学，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诸篇，虽能背诵一些章节语句，但大多囫囵吞枣，老师从不讲解，我亦不甚用心。正所谓“读书不求甚解”者也。及至小学，亦复如是，甚至每有顽皮累犯校规的行为。在全班四十多人中，学期成绩发榜时，我的成绩总是游走在最后几名之间。仅以手工一科成绩来说，竟然是将一位同学丢弃的竹雕冒充自己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因严重违反校规而受到体罚。那是一位姓皮的团长带领驻军住在我们校区，一天，听说他们要去河边打靶训练，我就十分好奇想去看看，但离放学的时间尚早，为了早点放学，我就悄悄去把时钟拨快了一小时，校工不知就里，看到时间到了就开始打铃，我也就混在通学生中离开了学校去参观射击。此事因被校长张奎文回校途中发现，马上集合在校生点名，偏偏其他人都在，就我一个人缺席。到我姗姗回校时，即被震怒的校长逮着责问，我无言以对，他先以开除、退学威胁我，后又改为给我一次严重体罚才了结。至今想来，记忆犹新。
我所就读的小学校，每年招收新生一班，约50名。我入校时是第15班，上有高年级13及14班。那时在城区的学生放学后可以回家，称为通学生。邻近教室边，尚有可供远道来校学生住宿的寝室十多间，住宿的学生称为住堂生。还有厨房和炊事工人的配合等。住堂生每星期六午后可以离校回家，家与校之间的距离约30华里，往返之间对年轻人来说，也不觉得劳累。我在校虽不喜欢读书和写毛笔字，但却喜欢看小说，特别喜欢《说唐》、《征西》、《封神榜》、《三国演义》、《西厢记》等旧小说。为要看小说，需要有钱去买，在缺钱之时，我常在爷爷床头木枕箱中偷一些铜板去城中的小书店去购买，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可笑。惟读小说中有许多字都不认识和了解，竟从上下文中来了解其大意。总之这些小说中的人和事，对我一生的气质和思想的形成影响不小，使我学到了如何安身立命、待人处世之道。
自先慈去世后，护送灵柩到平安堡墓地安葬之日起，看到旁人有母爱的快乐而我独无的情况下，总有种孤苦伶仃的自卑感，恋家的情怀也就日复一日淡泊起来了。以后进了中学读书，每到寒暑假期，除回家领取学费外，其余时间多半不回家，愿留校或与同学结伴游玩度日。记得有一年暑假中，我从成都坐木船到宜宾后，再步行三日才回家去住了十多天。有一天，父亲带我去看妈妈的墓地，在我向坟头叩拜之后，父亲神情凝重的对我说：“你母亲的这阴宅，是三星冠的结穴，他日后孙都有钱。又其向山有一似旗的山峰，也许会出武人。”我聆听后，默然未作答，也未问及其他。几天后，父亲就给我100多元的“袁大头”做学费，于是拜别离家返校。从家到宜宾约300余华里，要徒步走三天，再从宜宾去成都约八九百华里。那时没有公路和汽车，也要步行走七八天。只是实在走的疲乏时，偶尔雇坐一段简易的滑竿代步。
我在宜宾读一年级初中时，适逢爱国闹学运，反对列强侵略中国， 对英国停泊在长江的游轮示威。市区各校都停课了，学生结对成群的游行，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我亦好奇的参加了游行，如是搞了好多天，其间我也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记得在同乡中有姓闵名铭厚和姓龙名世舜的朋友（龙世舜为高县革命烈士--天马注），还有其他的五六个人，还相约在城隍庙中结为异性兄弟。由于彼此相聚的时间很短，随后我又转学去了成都，就同他们疏远了，进而失去了联络，再无古城会的机会了。嗣后的几年间，听说龙君和其他一些人被地方军阀枪杀了。后来做过大陆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是庆符县人，该县现已并入高县，也是闹学运的积极分子。据云也在不久被枪杀在海南。当时我们的拜把兄弟中，或许也有他老兄在，因时间久远，实在无从询问查考了。
     在民国14年至19年（1925-1930）间，正是我在中小学求学的时代。那时四川出现了几个割据称雄的军阀，如川北的田颂尧，川西南的刘文辉，川中部的刘湘及川东的杨森，他们彼此常为争夺地盘而兵戎相见，更不惜在各自盘踞的地区横征暴敛，斯时的天赋甚至已征收到民国八十几年了，人民在苛政之下真是苦不堪言，在偏僻的县镇乡区又多匪患。一些殷实人家，自然成为军阀土匪鱼肉的对象。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早已民生凋敝，
社会动乱，险象环生。我家乡的粮价与省城成都相较，几乎三比一之差。我读书的学费，须靠大量出售粮食以为继，家庭的负担可谓重矣。家人虽不言语，而我内心实感不安，故萌发了放弃大学读书而去从戎的打算。
民国19年暑假，我与前面提到的陈、邱两君结伴离川东下之时，即写信回家告知我将远赴南京，不必为我筹措学费汇蓉，当此之时，想到今后将远离父爱及故乡，前途渺茫，祸福未卜，心情无比凄惶。但转念男儿志在四方，家中尚有长姊和弟妹伴父为慰，也多少减轻了一些内心矛盾和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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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投笔从戎——新的人生起点

      且说我们三个志同道合的青年，陈君稍长，邱君约小我一两岁，也都没有尝试过背井离乡的滋味，可以说是盲目闯天下的流浪汉一般，从成都来到重庆，再换江轮顺江东下，经巫峡、宜昌、汉口、九江而平安到达南京，沿途旅游观光，却也感到处处新奇，有若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到京安定后，就相伴去瞻仰中山陵，参观明孝陵、莫愁湖、夫子庙、秦淮河等名胜古迹，真有百闻不如一见的欣喜。
      初到南京，因举目无亲，人地生疏，饮食起居都是分工合作。因军校在南方的招生已过，而北方又不让我们去应考，使我们不免心灰意冷，大失所望。幸而得到西康省活佛的保荐终于达成我们的夙愿，心中阴霾一扫而空，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入伍后的生活，虽然我们所在的连队不同，但每逢星期日放假则经常相约出游。那时的入伍生每月的薪饷可领到10多元钞票，故每次倦游返营前，总要到餐馆打牙祭饱餐一顿，最喜欢的当然是川菜回锅肉或蒜苗炒腊肉之类。一年左右的严格军训虽然不免辛苦，但大家年龄相若，互相鼓励，也不觉得十分疲惫，反而磨练了我们的心志。
      中央航空学校创办于民国二十一年，校长为先总统蒋公中正兼任，副校长是毛邦初，政训处长是蒋坚忍，学生队长是劳声寰。在学生队中分设飞行与机械二科，主要招收高中以上毕业生受训，对投考生之体检甚严，体检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笔试。所以有志报考的青年虽多，而录取者甚少。当时，因及格录取的名额不够，故又从中央军校第八、第九两期学员中另外考选一部分以补充，我和陈君即是补充之兵员。初次招收的学生称为航校第二期，把以前的航空班改为第一期。学机械的有50名，学飞行的则达百余名。飞行的教官除少数是中国人外，其余多为美籍顾问。为首的顾问名叫“罗兰”，他主管的飞行的训练，对学生飞行之成绩有绝对的去留权力，飞行不合格者，则立即予以淘汰。以此，我班毕业时仅剩下50名而已。淘汰的同学，依其志愿，军校来者可回军校续读，或愿留下者，改学机械，愿退学者亦听便，绝无留难的困惑。
      自笕桥中央航校创建后，第二期学生尚在做初级飞行训练，就招收第三期的学生入伍，以后的第四第五期亦在相隔不久的时间内连续招考，显示中央有大量扩充空军的鸿图。斯时日本军阀见此情势极为恐惧，认为中国空军的强大对其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不利，处处找中国的麻烦，似有提早对华发动侵略之迹象。政府为求空军人员训练安全计，就将航校暂时迁到河南洛阳。训练设备较简陋，只能作初级飞行训练之场所。罗兰称之为洛阳分校。后来又在军校考选一批，直接送洛阳分校作初级飞行训练，称为第五期甲班。在浙江招收的文校的学生，称为第五期乙班。那时的国情朝气勃发，抗日思潮高涨，有志青年皆以从军为荣，投考空军更是其向往的目标。后因局势稍缓，又将洛阳学生与飞行训练搬回母校笕桥。航校的飞行训练，分初中高三个梯次，初级飞行时，则用初级教练机，每一教官带五名学生为一组，或加一补习飞行的学员，每一学生每天由教官带飞约半小时，带飞累计约十几小时后，教官认为可以单独飞行者则放单飞，单飞后仍留班续受其他科目的训练。如教官认为某一学生他日难以成为合格飞行员时，则请总教官带飞考核再作去留之决定。盖不适宜飞行的学生绝不能勉强续飞，并非人人天性都适于作军事飞行员。担任我所在小组的教官叫史怀慈，做训练的飞机是美制“弗立特“飞机。同组受训的学员中，有一个曾留学俄国受过飞行训练的王叔铭（即后来的空军总司令--天马注），他的飞行技能不如学生，常受教官的斥责，呼之为笨蛋。他因与毛副校长同为留学俄国这层关系，又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故而未受到飞行淘汰，也算幸运的了。每当他受教员苛责之后，他与我们友善，态度和蔼，常常发牢骚泄愤。还在初级飞行未结束时，因史教官调作他职，就准他留作我组之教官。他对人很平和，同我们相处感情亦好，我们也尊称他为我们的教官。初级飞行结束时的同学尚有陈恩伟、梁亦权、韩德辉三人，但到中级高级飞行时，。则换为其他的美籍教官，中级飞行训练的飞机也换为美制“道格拉斯”飞机，其马力大，可做战时的侦查机。我升入高级飞行时所用的飞机则是意大利的“菲雅特”机，马力愈千匹，时速约300公里，战时可充作轰炸机使用。
      在北伐之后，建都南京的中央政府，表面上具有全国统一之雏形，实际各省仍有大小残余军阀势力存在，他们与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暗地里贩毒走私，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如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文辉，广东的陈济棠等可为代表。内忧如此，外有列强的虎视耽耽，尤其在发生“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公深知日本的狼子野心，他日中日将不免一战，更知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故笕桥航校之诞生实与其有直接关系也。
此前说到笕桥初招的学生为何改为第二期？因在民国17年间，曾在黄埔军校第六期中甄选了一批学生成立航空队，着手训练飞行人员，后改为航空班，是以在后来空军建制上改为航校第一期，亦即笕桥航校之前身，而笕桥航校亦即后称之空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也。第一期中其飞行优异的学生多选为第二期飞行教官，如陈嘉尚、胡为克等即是。
      在中国空军建军发展史上，还有一段复杂的历史渊源关系。为响应、践行国父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的理念，在中央成立航空队时，东北、河北、广东、云南、湖南、河南等省，也有航空训练飞行人员的组织。中央组建航空署后，就着手收编各省的航空人员，对其主管负责人则予以厚禄安抚，如东北的高志航、王卫民，云南的张有谷、晏玉综，广东的黄光锐、丁纪深，河北的胡伯锡、王允斌及湖南的陈栖霞等。尤其有趣的是，广东陈济棠的航空队，在他蓄意谋反前曾迷信测字，说“机不可失”，后来他的航空队集体逃飞到中央后，他就不敢再心存异心，只好臣服接受中央的节制。于是中央把各省来归的人员编成几个队，以广东队、云南队等称之，队名则是依其队长省籍名之也。
      空军的文献《中国的空军》现已发行700余期了，但其创刊地却是在笕桥航校。我在做高级飞行时，曾投稿“飞行经验谈”栏目，叙说飞行之技巧，连续刊发了好几期，还论及空军飞行员的修养、素质与抱负，认为一个优秀的军事飞行员，不仅要飞行技术好，还须有丰富的学识，否则与一般汽车司机无异。记得此文刊出后，曾遭受一些同学的反感，认为用汽车司机来比喻，有贬损其身价之嫌。还有一次发言，说到未开学前，有资深学识俱佳的胡家枚教官带一名准字生陈先夫（革命先烈陈英士的儿子），与另一教官驾驶的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相撞，致胡教官驾驶的飞机失控坠地，与同机的陈君死亡。我在一次周会发言中指出尚未开学就擅自带人驾机飞行，造成机毁人亡是无视飞行纪律的表现，听者震惊。另一位教官虽遭罢黜，但在考核时上面却认为我的思想有问题，指我行将毕业时的言论过激不当。
      我在航校受训期间，校长蒋公曾有两次奉化溪口之行。对航空报国的实践及“无空防即无国防”的训示，是他讲话的主题。蒋公每次回乡经过杭州时，必来笕桥航校点名训话，每当点到某一学生的姓名时，该生立即高声回答“有！”而校长的慈祥态度与训示，无疑使聆听者十分感动，从而激发了每位学子的爱国之情和牺牲报国的决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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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航空报国实践篇

      笕桥航校第二期受训的学生，在民国22年双十节之后，已大体上完成了高级飞行的训练，预定是年年底为毕业的日期并举行毕业典礼。不意正当毕业前夕，就发生了福建省的军头蔡廷锴性病作乱，中央决定派重兵征讨。与此同时，蒋公命令航校组织航空队去助战，命令教官王叔铭组成一“暂编轰炸队”，动用轰炸组的三架飞机做编队的作战机，甄选在校受训的学员与学生为飞行队员，由王叔铭任队长，队员有学员李赐桢、王星理、学生中竟我独被选中。当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的心情真是无比激动，暗自庆幸从此有从军报国的机缘也。
当“福建事变”时的航空署长是徐培根，曾留学德国学习军事的优秀将领。在“暂编”轰炸队未出发前，已确定前进基地是温州机场，对作战所需的燃料和炸弹都已经齐备。出发之日，除驾机的队员外，各机后座的投弹手，选有王卫民、朱天宝、钟龙光等人，所用的轰炸机是意大利制造的菲亚特。王队长没有飞行过这种飞机，以前飞行用的是一架美制道格拉斯飞机。起飞之日晴空万里，飞机编队飞到温州机场顺利降落，而后一天除熟悉机场及城郊的环境外，同时做机械装油挂弹的检查和准备，驻防温州的临时队部和住宿地则选定城郊一家大旅馆内。万事俱备，只待下达攻击命令。、
      在获知气象消息后的一天早晨，天气良好，能见度亦佳，由三架飞机组成的轰炸编队接到作战命令，目标直飞福州上空。投弹轰炸的目标是郊区的叛军据点，每架飞机投下四枚四五十公斤重的炸弹后，全部安全返航。虽然投弹的效果如何无法目睹亲见，但对于初试锋芒的我，则有一种梦想成真的兴奋与快乐。两三天后，又执行第二次任务，目的的改为福建的泉州，也是郊区叛军据点。这次由于投弹高度不高，地面物景设施历历可见，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红色的屋顶。在返航降落滑行时，我的飞机突然熄火，原来是燃料殆尽。幸好已经落地，如在崇山峻岭中出现此种情形，如何选择安全地点迫降，后果如何，都是很难预料的了——真是有惊无险啊。两次作战任务完成后，全队就奉命返回杭州笕桥基地。这次福建事变，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已平息，空军两次出动究竟造成叛军多少伤亡亦不得而知。我想心理上精神上的威慑肯定大于实际效果，尤其对各省蠢蠢欲动或持观望态度的军头们，不啻是当头棒喝吧。
      回到基地不久，民国二十三年新年到了，航校第二期毕业典礼也如期举行，蒋公亲自主持毕业盛典。校区内喜气洋洋，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当空军准尉的军衔授予我们时，内心充满了成功的喜悦。授衔时，飞行毕业生的龙头是曾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林久奎同学，机械科的榜首则是曹起成。
      大约航校第二期生毕业时，三期生亦入伍期满，随即送校受飞行训练。我们二期毕业生，除一部分留校担任教官外，其余则分到各航空队服务。那时新成立了好几个航空队，尤以驱逐队为多。我被分派到第二队为准尉队员，队长王叔铭，副队长王伯约，队址在江西南昌，主要任务是配合江西“剿共”。第二队也是唯一的一个轰炸队，配备意制菲雅特轰炸机。队员中，有资深的老飞行员李锡槙、王星垣，而我是阶级最小、资历最浅的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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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航校第二期生毕业时，三期生亦入伍期满，随即送校受飞行训练。我们二期毕业生，除一部分留校担任教官外，其余则分到各航空队服务。那时新成立了好几个航空队，尤以驱逐队为多。我被分派到第二队为准尉队员，队长王叔铭，副队长王伯约，队址在江西南昌，主要任务是配合江西“剿共”。第二队也是唯一的一个轰炸队，配备意制菲雅特轰炸机。队员中，有资深的老飞行员李锡槙、王星垣，而我是阶级最小、资历最浅的队员。
      杭州笕桥，南京明故宫与江西南昌的机场，是当时空军部队驻扎的大本营。各队的队员人数，依编制均未满额，毕业分派时也不一定按所学专科安排，如与我同学轰炸的徐卓元就被分派到第一队的侦察队。分发到南昌的同学甚多，因为当时南昌驻有两个侦察队，和我一起从四川来的陈伟略就被分派到侦察队；还有一个驱逐队，其队员差不多全是我们二期的同学，刘梓刚即其中之一。担任“剿共”任务的主要是侦察队与轰炸队，指挥“剿共”军事任务的蒋公行辕就座落在南昌城的一个美丽湖滨边上。空军部队所用机型，轰炸机是意制菲雅特，侦察机是美制道格拉斯，驱逐机也是美制霍克机。这些飞机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在性能上只能算生产国的二三流飞机，从机上的航行仪表、起降设备来说，都要靠飞行员自己目视操作，常因天气的恶劣和能见度太差而致机毁人亡的事时有发生，甚至超过了前线与敌方遭遇战死亡的人数。
当时我所在的轰炸队的任务，是配合陆军去轰炸江西境内的共军据点，但并非天天出击，往往是一个战役开始前要出发几次。由于我在队中的资历尚浅，总是飞僚机随领队机飞行，炸什么地方和目标，则按领队机的指令而由后座的轰炸员投下所携带的炸弹。当然，我们还可因作战飞行而领到额外的飞行奖金。
      就在江西一次“剿共”飞行中，我的好友陈伟略在返航途中遭遇暴雨的恶劣天气，低飞撞上广昌的河堤而与处于后座的谢良一起不幸殉职。此事在蒋公召见我时，述及二君殉难经过及灵柩尚停厢中还未入土，遂请求将二人灵柩送回笕桥空军公墓安葬。蒋公听后怃然，随即命令侍立旁边的航空署长陈庆云说：“陈署长，此事你快办。”果然不久，两君灵柩即运抵笕桥安葬。那时蒋公常于夜间在他办公室指名召见我们飞行队学员，因为我们是他创办的航校的学生，所以召见我们时的问话一般都比较慈祥亲切，有如家人一般。他一见面的第一句话就问“你贵庚多少？”次之又问“近来的生活和心得”。在我一生中，曾受过他多次召见，对他的问话也总是自然地以晚辈的礼节恭谨的回答，没有丝毫一点畏惧的心情。
      初期担任航空署长的徐培根，是一位军事造诣和修养甚高的长官，“九一八”事变后，蒋公深知日本的亡我野心，他日中日将不免一战，故对制空权与地面防空非常重视，为备战须发展空军，发展空军除培育地勤人员外，还要有足够的机场供飞机起降，徐氏则担负起此一战略构想的实践。于是沿海与内地各省均雷厉风行扩建机场，仅南昌地区，除我们现在使用的郊区旧机场外，又在远离郊区处新建一大型机场。这些机场，在后来的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徐氏后来因为一次油库失火被追究责任，逼迫下台，接替他的便是前面提到的陈庆云。不过徐氏下台的真正原因并非油库失火案，据闻系因扩建机场而得罪了当时的江西省主席也。
抗战爆发前，意大利是我们的邦交国，在民国二十三年三四月间，意大利的空军部部长巴尔波将军要求中国派遣20名空军军官前往该国受训，空军当局就甄选出飞行及机械的军官廿名赴意大利留学，我有幸被选中为其中的一员。在报名参选时，适逢南昌选拔参加华中运动会的运动员，我亦被选为50米自由式游泳代表，后因临近出国而作罢。在被选送出国留学的廿名同学中，除了官阶较高的三名外，其余几乎全是空阶为准尉的二期毕业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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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第一次出国留学

     空军的官阶，自民国二十二年初起，所有人员的官阶一律降低两级改叙。我想是当时各省航空单位人员归并中央时，起官阶都比较高，一般比陆军同阶的高两级。如空军少尉的薪金50元，约等于陆军上尉的薪金。现在通过改叙，显示空军是新军种、新制度、新精神。以我二期同学为例，初叙官阶是准尉，半年后从7月1日起，改叙为少尉。我在出国期间，仍保留我在第二航空队的队员资格，只是名称改为额外队员。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初，留学人员陆续集中，由航校副校长毛邦初领队在上海搭乘意大利“甘吉”号邮轮赴意，途径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渡印度洋，经红海、地中海约廿多日海上生活，终于抵达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口。上岸后，由意大利政府派员接待并引导参观当地的维苏威火山遗址。当我们看到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岩浆淹没的古罗马庞贝城于千年后发掘出土的遗迹时，不禁惊叹古罗马王朝当年的文明与繁荣。随后又乘火车去罗马，过几天受到我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的接见及意大利空军部长的盛宴款待，参观了市内许多有名的名胜古迹。最难忘的是参观梵蒂冈教廷与教宗的会见，还在办公室内觐见了意大利军政领袖、当时的总理墨索里尼。在意期间，我有幸认识了在职武官的邓文仪和方超。
      留学期间，意大利空军部特地找一家有名的服装公司为我们每人定制一套军装，其质量与款式俱佳。着装后，学机械的被送往工厂实习，学飞行的分侦察、轰炸、攻击三组，学侦察的送往北部的米兰一学校受训，学攻击到中南部的某基地，学轰炸的荆怀智、肖起鹏、赵廷珍和我四人，则前往北部热那亚港海军基地，学习水上飞机的飞行及低空投掷鱼雷的技能。而此种技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机密的学识。各组分别学习半年后，又全部集中到阿尔伯特罗基地集训。不久集训结束，除林文奎同学留下进修未回国外，其余学员乘意大利“康特红”号轮船返国。
      在意国受训时，我曾利用假期参观了著名的比萨斜塔以及工业城市米兰。也曾邀约同受侦察训练的陈恩伟、韩锡伦、韩文炳及张之珍等前往阿尔卑斯山下长约七十多公里的名胜纳哥湖，游历了著名的威尼斯水城，欣赏了意大利独具风格的雕刻艺术和价值连城的名画作品。
      在返国途中，曾在埃及的纳塞商港作短暂停留，结对乘车去开罗参观神秘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名胜古迹，最后到苏伊士港上船，重过红海、印度洋，到新加坡、香港回到上海。值得一提是，同船回国的还有著名电影明显胡蝶小姐，她为我们每人送了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
      结束约一年光景的第一次留学回国，我被分派到南昌的空军部队训练处任少尉教官，由意大利顾问负责学术科的教授，受训的则是各队的空勤人员。直到民国二十五年的三月，又奉命调任中央航校少尉教官，越数日即升为中尉教官，与彭允南同学分任飞行组的正副组长，负责训练第六期飞行学员。

      结束约一年光景的第一次留学回国，我被分派到南昌的空军部队训练处任少尉教官，由意大利顾问负责学术科的教授，受训的则是各队的空勤人员。直到民国二十五年的三月，又奉命调任中央航校少尉教官，越数日，即升为中尉教官，与彭允南同学分任飞行组的正副组长，负责训练第六期飞行学员。
      
       七．第二次出国留学

      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中国已有全国统一的局面。国人求强、安内攘外的思潮蓬勃高涨，除日本外，其他列强与小国，多与中国友好建交，一些大都市还设有领事馆。其时，德国与中国的商务关系日趋密切，无论军事与工业的交易堪称大宗贸易，故中德的友好邦交甚笃。于是，德国的空军部长戈林将军提出请中国派出三名空军军官前往德国受训。我空军当局即发表甄选消息，但德文是应考主科。我得到消息后也跃跃欲试，不揣冒昧报名参加应试。我的德文程度极为肤浅，但在我负责的第六期受训学生中，有一个叫田镇舟的精通德文，于是我和他达成默契，每日上午，他接受我的训练；下午，他则当老师辅导我学习德文。这样在短短的一个月间，我的德文竟能达到应考水平，终被荣幸录取。其他二人一个是第三期学员黄汉文，他未入航校前，已是济南大学学生，早已有德文的基础；还有一个是曾留学德国的王祖文。就在我们三人积极办理出国留学手续之际，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爆发，局势的动荡变化，使得出国之事无形中停顿搁浅。直到次年“西安事变”平息后，我们才于六月联袂奔赴上海，登上意大利邮轮“康特白”号出国受训，职务则改为航空委员会中尉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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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器虽发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其制造的技术与成品的性能均属幼稚。欧战初期，航空器在作战用途，只能在飞机上用于投掷类似手榴弹的轻型武器，中期才发展到机与机间可互相对抗射击的阶段。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各国莫不争先研发，致航空器的性能与制造突飞猛进，其马力亦有日益增大的趋势，发动机也由螺旋桨改为喷射机，飞机体型逐渐增大，配装双发动机、四具发动机的已经出现。战后民航机也应运而生，成为交通运输的宠儿。在以前，人们出行，特别是出国旅游，多依靠汽车、轮船，如到欧美游学或旅游，必须搭乘轮船前往，且绪进过20多天海上生活才能达到目的地。       我两次到欧洲留学，虽沿途可以观光览胜，但乘风破浪的颠簸生活，也极单调乏味。
      从上海搭船去欧洲的乘客很多，中国人中尤以留学生最盛，坐的多是经济舱。去德国人员中，除王、黄二君与我及一般去德留学的学生外，还有中央各部会去德进修或公干的人员，彼此结交为友，相处甚欢，如学成回国曾任民航总局局长的戴安国夫妇就与我们同船。邮轮的航线，几与上次出国时差不多。路经斯里兰卡岛的科伦坡港时，我们曾去唐朝高僧玄奘研习过佛学的地方参观。邮轮每到一著名港口停泊下人下货或补给燃料和饮水时，我们总是抽空去参观名胜古迹，了解风土人情。最后终于到达意大利的北部港口城市热亚那，同舟共渡的朋友们也就在此依依惜别，分道扬镳了。
      在意大利上岸后，我们三人坐火车穿越边界进入德国直达首都柏林，随即到我住德使馆报到。程夫放大使设宴招待我们。那时我驻德空军武官是胡维克，陆军武官是丰梯，就是在胡武官的家里，我初次认识了蒋纬国先生。初到几天，参观了柏林的博物馆和动物园，波茨坦的无愁宫及其他名胜，后来我进住在一个德国家庭中。他家有个老太太和一个30多岁的儿子，和他们在一起生活，还可学习德文。两天后，空军部通知我们入学，王君到侦察学校，黄君则到驱逐机部队去学习，我被分派到南部傲沽堡城郊名“策渐”的空军基地学习。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机场和营房，受训的人员很多，都是调训的军官和军士，训练的科目是如何领航、射击和轰炸的学术。在训练领航技术时，在空中如何利用电波交叉以测定自己飞机的位置，与现代雷达技术相似。领航员的任务，就是在空中纠正飞行方向以达到飞行的目的地；学习轰炸技术，即用瞄准器测定目标投下炸弹。在射击训练方面，主要是用机枪来对抗或攻击敌机；飞行训练则注重利用夜点线灯灯光起降，当时是在机场跑道的两侧，每隔50公尺放置一盏马灯作为地面引导降落的参照物，而现代已改用电力灯光设备了。此种方法，在  我任飞行中队长时，曾在四川新津机场使用过。
      在策渐基地期间，我请求发给我轰炸与射击的的典范令书籍，校方不允许。经多次请求，允许借给我在行政组长的办公室阅读。每次去阅读时，组长就从他的保险柜中取出给我，阅后仍放保险柜中。典范令类的书籍，在各国的军事单位中，都视为密件而予以妥善保存。于是我就利用阅读的机会不停的抄录，后被组长发觉予以阻止。我就提出抗议说：“有关轰炸射击的书籍我国也有，其内容与你们的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秘密之处，既然给我阅读，我择有兴趣的地方摘录一些有何不可？”这一招还真管用，以后他就在没有为难我了。就这样，差不多我把全书都抄录下来了。在训练轰炸时，有轰炸目标的靶场，其靶标是红白相间不同角度的造型物，其反光有利于在空中使用瞄准器时易于寻找目标。在射击靶场，其设施是在五十公尺外的木板上，贴有飞机缩小比例尺的飞行形图纸，靶标是电动的从前面通过时予以实弹射击。我利用星期假日，常去靶场仔细观察其设施，牢记在心以供日后回国后以为训练的蓝本。而在通讯方面的学术，则绝对阻止我参训。
      我在德国的军营生活，得到校方的细心关怀。我不仅一人单独住一间套房，还指定一名中尉军官照顾我，我与同营的军官都相处的很好，饮食起居都在一起。我常参加节庆时的晚会，乘坐他们的车到附近的城市去玩。记得有一天到慕尼黑去玩时，适逢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到德国访问，与希特勒同乘一辆敞篷车从慕尼黑大街上通过，沿街群众对他们鼓掌欢呼。另有一次，希特勒在纽伦堡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时，我应邀穿上我国的空军军服前往参观，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军官坐在阅兵台的左侧方阶梯坐席上。阅兵典礼开始前，我看到希特勒从我右侧方很近的地方经过登上阅兵台，大约有几公尺的距离，因而很清楚的看到他的眉目表情。那次受检阅的部队除步炮兵外，还有坦克及其他机械化部队，其军容的浩大壮观，真是令人侧目。只是此次阅兵未见空军参加，令我疑惑不解。
      在德国受训的后阶段，日本发动了对我国的侵略战争，德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倾向日本。一天，校长突然叫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告诉我说：“你看到报上的消息了吧，这是国与国间的政治问题，对你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我将加强对你的训练。”我听后十分感动。在德国停留的约一年时间，我处处留心观察到德国人的做人处事之道，其务实精神令我至为感佩。受训结束返回柏林准备回国之前，我还去汉堡的一处专供军事用具的店里，买了一些航行用具和练习射击用的飞机靶图。离德前我特意将留学期间收集的资料和笔记本托使馆带回，以防处境时遭没收而功亏一篑。其时闻黄君已经回国，而王君因未有联络而不知其所在矣。民国二十六年的深秋季节，我便离开德国，前往巴黎游玩两天，在旅行社订好船位后，取道瑞士去意大利热那亚港口，登上意轮“康物白”号回国。船中乘客，多是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李国鼎就是其中之一。因中日战争愈来愈激烈，船上的中国人心情都很沉重，也不知将来如何是好，所以沿途很少上岸游玩观光。船到上海后，面无笑容的同船者匆匆告别，作为唯一回国的空军人员，也无人来码头接我，深感孤单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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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抗战风云

      
     自德国留学回来上海登陆后，旋即搭火车去杭州，稍事休息一两天便携眷去南昌，不久又经湖南去宜昌驻地。在南昌时，一天上午，就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在南昌上空飞行侦察，只是没有投弹，可能只是侦察飞行。但不久在未闻空袭警报的情况下，南昌机场突然遭到日机轰炸。空袭后我们到现场观察，见地面各处都有尸体横卧，连树上都挂有血肉，真是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在日机轰炸过后的乡村，到处一片萧条阴冷的景象，人们过着惶恐不安的日子，满腔报国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那时在宜昌驻有我空军第十二中队，队长叫陈有超，专门训练射击士。他知我在宜昌，便邀请我协训受训人员，我亦欣然接受邀请，接连讲了几天课,把我在德国学到的射击知识传授给了他们。因不愿在宜昌久留，大约停留两三周后就启程去重庆转往成都定居下来。先奉命任凤凰山基地一个训练机构的教官，不久就派任空军第六队中尉本级队长，时间是民国二十七年的九月，是年十二月晋升上尉，驻防新津机场。中央航校第八期毕业的学生全部送到我队为见习官接受我的指导和训练。见习期满分发时，我选留王其、乌钺（1977年8月－1982年1月任台湾空军总司令）、刘善本（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驾机起义到延安，解放后授少将军衔—天马注）人补充为我的队员，随即调防温江受俄国制造的轻型轰炸机训练，配属第六大队，两三月之后，又改调第八大队，移防太平寺机场，大队长是徐焕升（1963年7月－1967年7月任台湾空军总司令），编制中尚有第八及第十两个中队，飞行的飞机也是俄制高空轰炸机，每中队配属九架。
     自第六中队配属第八大队之后，即接受俄国顾问的短期训练，空地勤人员都要进行新机种的训练，认识新机的性能及其维护操作，这是民国二十七年五月的事了。那时日军已沿江攻占了宜昌沙市一带地区，中日双方在湖北境内发生大小不同的战役多起，驻川空军部队有协助陆军作战的任务，第六中队即加入轰炸驻宜昌日军的战斗。每次出发时，由大队长或副大队长担任领队机指挥官，其他队部队长的机队，常担任左右两翼的副指挥官。我的副队长是蒋少兵，分队长是张凤瑞、谭德鑫。每次出发时，担任我左边僚机的飞行员多半是副队长或分队长，右边的僚机多半选择刘善本、乌钺、王其三人中的一人担任，那时我的队员中尚有陈衣凡（1970年7月－1975年6月任台湾空军总司令）、他因一次飞行缺失而被调出。当宜昌机场被日本修复使用后，成了日本空军的前进基地。在最后一次出发轰炸宜昌前，徐大队长原决定是三架飞机组成指任指挥官，第六队有六架飞机组成两组做他的左右僚机分队，我则担任副指挥官。临近出发时不知何故，大队长不能领队出发，即令我代他率领八架飞机去宜昌轰炸日军据点。是日天气不大好，云层很低，我率领的八架飞机组成品字形出川东征。飞到南充一带时，上空仍是厚厚的云层，飞机难以上升，心中不免一阵焦虑。但绝不能回航，只有向前，绝不能退缩！幸好到达广安上空时，发现有一大云洞，我即率队盘旋而上，穿洞升到云层上空，当飞到万县、宜昌一带时，眼前已是碧空万里无云，而我们飞机飞行高度已达到六千公尺以上了。到达宜昌上空，可以清晰的寻找目标直至投下八架飞机所携炸弹。当我们胜利完成任务返航时，才发现空中有高低不同的高射炮炮弹爆炸的白点，好似日本鬼子为我们送行鸣放的礼炮一般。不意此时发现有红太阳标志的日本单翼飞机升空向我机群攻击，我即命令队形集结，由射击士用机抢向敌机射击，飞机亦加大马力升到七千公尺左右。战斗中击落日机一架，我方刘俊驾驶的一架飞机，因滑油管被敌机击坏而在返航途中迫降于梁山机场。此次飞行作战，前后达六个小时，而人机均安全降落。而我因此次轰炸宜昌作战中的出力而获得嘉奖，实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那时我们的轰炸机有两种类型，即重轰炸与轻轰炸两种，而八大队是唯一的重轰炸机队，可飞到八九千公尺高，机上人员每次飞行时，须戴上氧气罩，还发给飞行员一点口服的西洋参，但我很少吃。在我这次领队飞行遭遇的敌机，是日本最新出厂的九六式机型，当我降落后，俄国顾围住我询问此次空战的情形，航空委员会的周至柔主任亦来电询问。我曾报告他，这是第一次发现的日本新式飞机，其性能甚佳。不几天，另一轻轰炸机的大队长郑长庚（也是我的同学），他率一队去宜昌执行任务，被敌机打掉了两三架，内中多是前广东来归的飞行员，为此事委员长很生气，下令把他关了好几天方才放出。

      自中日战争爆发后，俄国对我示好，曾派遣人员与飞机来援助中国。他用意虽善，但究其动机亦有其不善之处。在中日之间每次战役开始前，他们他不给我们飞机，总是在战役即将结束时才给我们飞机。在二次战役时，其上次送来的飞机早已陈旧或多损毁矣。自日本新式九六机出现后，由于其性能优异，我方战机与之对抗常处于下风被击落，从而失去了制空权。在很长一段时期，敌机在我领空为所欲为，耀武扬威，如入无人之境，而我方残留的俄国飞机，当遇空袭警报时，只好飞到机场边的林竹间隐蔽，待警报解除时，才敢飞回机场。直至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空军来华参战，局面才有所改观，中国飞行员始得扬眉吐气，而日本飞机的光环遂渐渐消退。
      当我国失去制空权不久，我即调任空军军士学校任教授科上尉科长。这时前托驻外使馆带回的有关书籍和笔记如《空中射击教范》、《轰炸学》、《轰炸队之组成与训练》及图表等也相继翻译出版，我就将这些出版的资料作为学校及队部教学的教材，为此我曾多次获得奖金。在士校的半年后，第一期学生毕业时，空军成立了第十一、第十二两个航空大队，以在校受驱逐与轰炸的学生为队员，我被任命为第十二大队的少校大队长，我的同学彭允南任副大队长，下辖四个中队，以陈御风、方朝俊、徐应鹏、衣复恩（ 山东济南人，曾任蒋介石专机机长，官至空军中将。—天马注）等四人分任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的中队长。衣复恩因飞委员长专机不常在部队工作，由其副队长谭德鑫代理中队长。邛崃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历史上曾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恋之地，大队成立后，队址就设在邛崃机场。该机场颇大，在机场附近的河滩上设有投弹的靶场，训练飞行员及领航员。我的统御和训练，则仿效德国军队的严格军纪与精神。 一次日本驱逐机追击一架我方俄制轻型轰炸机时，日机射击的发光淡弹都可目睹，只见我机自山区向下俯冲，飞机后座上的射击士跳伞降落。。。。。我方飞机最终逃脱日机的追击，安全回到成都的基地。事后上级认为跳伞的射击士是临阵脱逃，应受军法的审判，重则可判死刑。于是我以目击者的身份作证说，日机见我机已向下俯冲，认为我机已被击中将机毁人亡，所以停止了追击，而射击士也以如是想而离机跳伞，不可以冤死作判云云，上面最后才不了了之。
      邛崃与新津都是川西重镇，也是哥老会盛行的地区，故地方士绅与地头蛇的实力坐大。我在邛新两地都有较长时间驻防，我总是一方面约束自己的官兵不要与他们发生纠葛，另一方面我又同他们交往联络，保持相当的友谊，盖因我也是四川人，同他们有乡谊之情，故总能沟通，和谐相处，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第十二大队在邛崃的训练很成功，只有有作战飞机的装备，学生都可以到战场一显身手。但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可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也真是遗憾之至。民国三十年初，我奉调空军官校初级班少校主任，官校代校长是王叔铭，教育处长及副处长是王卫民及金恩心。初级班地址在云南的祥云。在云南祥云训练第十五期学生，飞行组的正副组长是时光林与陈鸿福，飞行教官则全是先期航校毕业的学生，真可谓一代传授一代，以适应战时空军之急需。学科方面的教官，则由几个美籍顾问担任。当其时也，滇西战况十分紧急，日军有从越南进攻云南的军事行动，日机不时飞临祥云寻找目标攻击，一旦有空袭警报，初级教练机悉数飞往宾川的临时机场躲避。与此同时，加强对学生的步枪射击训练。滇西战况紧急时，初级班又奉命搬到昆明附近的泪沾益训练。两月之间，第十五期的飞行训练即告一段落。
      学员毕业后，我亦回成都短暂休假。不意在我办妥携眷去昆明的准备前两天，成都空军总指挥官毛邦初在其办公室当面告诉我不能携眷前往，令我感到十分困惑。我有些气愤地问他何故，他却含糊其辞，使人不得要领。在他旁边的参谋长张廷孟即向我说：“总指挥不要你带眷去，你就不要带去好了。”我听了仍是一头雾水，便向指挥部的某人事处长打听，他却说，你的职务有变动。我想前几天，王叔铭才来成都，我还陪他到处走走，他都没提到我有职务上的变动，一如往常见面一样。虽然如此，我还是打消了带携眷去昆明的念头而只身回到沾益。后来才了解到，是王教育长不满我回成都休假时，曾在昭通取回我被扣的奶粉两罐，竟请求航委会免我初级班主任职务并予议处。于是我写一信寄到重庆航委会主任周至柔处，力陈我携回奶粉经过详情。待我飞到昆明后，见到官校王教育长，他脸色阴沉的责备我不该擅自取去被扣的奶粉。我回答说，是因我成都初生的小儿因补母乳不足才跟昭通站长留有收据才去走奶粉的。可是被扣价值数千的从印度带的西药而被尤家（尤是王的内弟，也是官校的飞行教官）选取走却没人过问？他则假惺惺的大骂昭通站站长黄国聪该死，并马上电令黄站长来昆明。当黄来到昆明后，他却只字未提奶粉与药品的事，只是问及一般业务后就叫他回去了，绝口未提奶粉之事，反而在第二天请我吃饭，一如往昔的和祥。翌日，我即辞行飞返成都与家人团聚，一面休息，一面着手准备报考军令部的武官训练班。其时，已是民国三十一年深秋的事了。

     中国初有空军，被认为是新的兵种是不错的，官兵的叙级及支薪的高低与陆军有很大的不同，以薪饷来说要高出同级的两倍。想到空军服务的人才易于延揽，但空军初创之时，都是从陆军中调用补充成立的。为奠定新制度计，将现职人员的官阶一律降低两级改叙，即空军的少尉，相当于。陆军的上尉的官阶。既名为空军，当有空勤地勤人员混合组成，在薪饷方面，则是服空勤的则另加空勤津贴，即空勤加给，其加给又有高低之分，如本薪是百元，则加给为百分之五十即五十元，本薪三百，则加给为一百五十元。这样，官阶越高，则加给亦随之增多，如此以来，他日飞行士官，为报国而牺牲生命在所不惜，但生前的待遇则属可怜。空军第六中队，在民国二十七八年间是直属航空委员会，称之为独立中队。蒋公在重庆召开第一次空军军事会议，我是第六中队的队长而有幸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我写了一个议案，建议“凡属服空勤的官士，不分官阶的大小，则空勤加给则一律。”此案经审查后提交大会讨论决定其取舍。当大会召开时，蒋公主持会议，由当时的高官黄秉衡提出报告，说加给的高低差额应依官阶的大小不同，飞行加给因阶级差别和服务年资的长短不同应享受不同的待遇给予。是时，我就离席提高声调说：报告委员长，飞行加给意旨，是鼓励能服空勤人员的给予，在战争中生死与共何分阶级之大小？自应采用一视同仁的待遇云云。委员长听后立即裁夺说：“今后服空勤的官兵，不分其阶级的大小，其加给的给予采一律的给予。”我聆听此决定暗自欢喜，心想其他大官儿们此时此刻，不知几人欢喜几人愁呢！

三舍崖

  
九、我的武官生涯


     也许因为我秉性使有些官员不快的缘故，在民国三十一年底，我被解除初级班主任的职务而调任航空委员会的随员，形同没有实际的职务的闲散人员，只是薪饷仍照支不误。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在成都闲居的日子，我考取了军令部武官训练班接受训练，班地址设在重庆城边的菜园坝，受训的同学约三十余人。学员中仅海空军军官约六七人，其余都陆军的军官。除一般学科外，在语文方面，则分英法德语文三组，由专员教授。一般学科的教授，包括通信、国际情势、外交官礼仪及情报的搜集等知识。军令部执掌情报的第二厅厅、处长都来讲课，外交部官员也有来讲话的，唯语文训练是主科。
在武官培训期间，全体学员还参加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十一期受训毕业。武官训练班约半年毕业，毕业前一周，还组织全体学员到成都和贵阳参观。在重庆武官受训毕业后，等待分派到各国大使馆担任武官职务。学英美法语的同学自然都分到相应的国家去任职了，唯学德文的我，被派往俄国，但迟迟未能成行。屡次去俄国驻华使馆询问驻华大使罗申，总说“尚未来示。”直到等了三个多月才获得俄使馆的签证，其时已是民国三十四年的秋天了。我办好出国手续后，就从成都出发飞昆明，稍事准备就搭乘飞机取道印度前往莫斯科。
     从民国三十三年秋天起，为国服务的性质有很大变化，是派驻苏联空军副武官，接任前任副武官徐焕升的职务，所持的护照则是红色的外交官护照，这与一般官员的公务护照或普通的黑色封面护照不同，持有红色封面的外交官护照，无论到有无邦交的国家旅游或过境都可以收到不同一般的特殊礼遇。此次我出使苏联，正逢世界大战方殷之际，故所经国家及路程均极为审慎，多所考虑和取舍后，选定先从昆明飞印度的加尔各答，在该城停留一天，由驻印度外交机构人员导游，参观了市区及一大型动物园，然后坐火车到新德里，把所持中国银行支票在印度银行换成旅行支票及一些美钞。又深知战时的苏联日用品的匮乏，就在印度准备一些日用生活必需品。在印度的大都市都有我驻外机构，我有何需求，都能得到及时帮助。几天后离开德里转往拉合尔，这时我在云南前工作的航空初级班所招学生，已迁到该地接受初级飞行训练，然后送往美国进修。其班主任是陈嘉尚，曾是我笕桥受训时的教官，我们交情甚笃。适逢我同学刘志汉赴美经过该地，于是陈主任就陪我们一起到“克什米尔”山国旅游一次，过几天后又参观了初级班在国外训练的情况，后而转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住一夜即飞往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受到盟军的接待安排，于次日坐火车去伊朗首都德黑兰。那时的伊朗也是我们的邦交国，也有我驻外机构，但归我驻苏联大使馆的节制。驻德黑兰的武官是四川籍的黄子安，与我有乡谊之情，对我十分关照。我随他的导游与参观，对伊斯兰教国家风俗人情的了解获益良多。大约休息了两三天，就搭乘俄国的飞机飞往巴库过夜，于次日转机飞到俄京莫斯科，有我使馆及武官处的人来接机，送我到任所武官署。此次出国，虽然多次转接，但沿途均有我国和盟军的联络机构而未受到任何的阻碍和困难，由于机构与机构的通讯联络密切，因此这次出行还是十分顺利，值得庆幸。
     初到任所时的几天，先赴我大使馆拜会驻苏大使傅秉常老先生，及其他参事、秘书与馆员等，嗣后与武官郭德权、副武官邹宇光、语文军官张维新、高森及杜庆等朝夕相处，进而了解馆务及当时俄国的一般国情，以便从今以后执行武官的任务。此外，还抽时间拜访有邦交国家的武官。武官的任务是多方面的，除使馆同仁担负的一般任务外，还要负军事方面的情报搜集工作。换言之，武官的身份可以说就是“公开的间谍”，对驻在国的军情要时时了解掌握，如有疑惑不解的地方，则要请求参观或询问。有时对方也可能以军事秘密为由拒绝，尤其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常不如人愿者十之八九。我在俄国两年任职时间，仅允许我参观了一个空军的训练机构，同他们的官兵会餐过一次。当然也应邀参观阅兵式和参加一些普通的军事活动时，常与各国的武官有所接触，在武官团中彼此交换情报亦有之。
初到CCP专制的俄国，所见所闻则多迥异于其他自由民主的国家，不免有些惊异。两三个月之后，欲离开莫斯科城郊到更远的地方旅游参观访问都受到限制，对方常以没有人身安全保障为由委婉谢绝，所有的外交人员如同居住在一个硕大的自由监狱里生活，使人感到苦闷。俄国克格勃保安人员对各国外交官多所监视，除住地有警卫人员看门，尤其发现有武官出门，立即会用电话告知附近的特工人员跟踪，试图将武官的一切生活纳入全方位监控之中。但有时也防不胜防，我们出行时，不论白天夜晚，总和他们玩斗法，捉迷藏的游戏而摆脱他们的跟踪监视。
     那时俄国民生也很贫困，尤以日用品和食品匮乏。以食品来说，虽说计口授粮，每户按人头都发一本不同颜色的口粮本，但规定只能买当天和明天的口粮，如所定日期的当天口粮不买，明天就自行作废，故每一家庭都无三日隔宿之粮。常在冰天雪地的寒冬深夜，看到民众排着长龙去购买口粮和日用品，油糖券虽载有少得可怜的数量，也常常因缺货而买不到。只是对我们使馆人员可在特供商店购买，且数量可不受限制，故有时送一些给在使馆服务的俄国人，他便会千恩万谢。个别的特供商店还有外国进口的舶来品出售，可谓应有尽有，专供外交人员和本地的大官要员选购，而普通民众则只能远远的站在旁边兴叹，根本不能进入。生为普通俄国人，哪能享受民权民主的生活。在工厂做工，如夹带一磅的奶油或一公斤面包一经发现，就要送往无薪给的劳改营作苦工，其处罚之严厉，由此可见一斑。最滑稽的是，当上级要来某工厂检查产品仓库时，该厂就会联络其他厂将物资混在一起充数以显示自己的业绩。这种蒙上欺下的行为，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盖苏俄只重视军工企业的发展，却忽略了对民生的改善与日用品的需求，其贪污腐化的情形亦由此而滋长，也就不足为奇了。再以粮食生产来说，原沙皇俄国时，俄国号称欧洲粮仓，自列宁废帝制执政后，实行土地改革，强行没收农民土地改为集体农庄，不服从的就焚毁粮仓使农民就范。但秋收后，政府取的多，而农民得的少，致农民怠耕情绪产生，因而使粮食生产一年不如一年，产量日益减少。
      俄国与德国在未发生战争前有邦交关系，但俄国强行侵占波罗的海沿岸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立陶宛三国后，强迫集体移民荒凉的西伯利亚，只准携带一些随身衣物，对国内所谓有问题的人家，亦采取流放西伯利亚的办法。对工厂的工人一律不准罢工，否则最高可处死刑，甚至大批处死不留活口。当局常在工人中培养一些奸细充当告密者，有时为一二公斤白糖或数公斤面包而被收买，造成工人队伍分裂，无法有所造次的行动。所以当最初德国进攻俄国时，军民多表好感甚至投降欢迎德军。但希特勒的错误在于，德军所到之处，大肆虐杀无辜民众试图今后作殖民的妄想，遂使人民不堪德军的残酷杀戮而转向奋起反抗，而平常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民一旦群起抵抗，德军的败局也就注定无疑了。
     俄国的币制常因通货的膨胀而改变。为图国家的强盛，不惜用重金奖励在科技上有突出成就，在战争中有战功的人士，他们须得一笔可观的财富，既不能买田买土置产，就只好将此意外的财富到特供商店去购买进口的高价商品，当然还有发国难财的暴发户也可以到此商店买东西。这样每到一次形成民间贫富悬殊的时候，就来一次币制改革，有如过去的旧台币换取新台币一样。人民也有收购美金等外币的嗜好，于是高价黑市的兑换就应运而生，外交机构如使馆的开支，则只能按低廉的官价来用，政府则可以得到可观的外汇。虽然如此，使馆的人员常以外币黑市兑换俄币来使用，政府虽有禁令，却禁而不止，无可奈何。
在欧战的晚期，我曾参加过两次阅兵典礼，一次在红场阅兵，爱森豪威尔以贵宾身份和史达林站在列宁墓上的阅兵台检阅各兵种的部队，外交团则站在阅兵台右侧观礼，可以很清楚的观察到他们清晰的眉目；另一次是郊外的阅兵，喷气式飞机结队飞过阅兵台上空，其速度相当的快，此亦是我初次看见喷气机的飞行。。
     欧战后期，德军不断败退，盟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来，俄京晚间的上空也常常可以见到灿烂悦目的焰火，街头也有欢呼的群众。在欧战晚期值得一提的是战俘的归来，希特勒的军队惨败了，英美将德军集中营中的俄国战俘送到俄国黑海边的敖德萨交接，俄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以迎接英雄是礼节欢迎自己同胞归来。可一转背将他们引到一个地方，立即将盟军送给他们的一切衣物悉数没收，继而以他们不爱国却投降敌人将他们送到很远的地方集中劳改。
我在莫斯科驻节期间，俄国曾邀请中的学者郭沫若和华罗庚先生访问，亦受到我们使馆的款待并导游位于郊区的前沙皇夏宫，不过夏宫已残破不堪了。华先生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他曾明白的告诉我：“我讲的，他们不一定全懂。”我听后暗想，华先生是否有一些夸大？蒋经国先生来访时，我们也有机会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在其宫内的纪念馆中，曾看见有前清的国旗和一些掠去的中国古文物。在俄京的博物馆、教堂和其他名胜地也曾留下我们的足迹，在官方的寄卖商店，常有从德国抢掠来的物品，其中德国在高级照相机和名贵珠宝，常常成为外交男女人士最抢手在商品。
     又一个夏天，我同使馆的秘书谢子敦先生前往瑞典旅游。先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彼得堡游玩一天，然后改乘轮船经芬兰的赫尔辛基观光，再转瑞京斯德哥尔摩旅游一个礼拜，在该城有我国的武官俞伯森导游胜迹，所到之处都很清洁，早上上班的人员都井然有序的骑单车赶去，我们回来时也顺便买了些东西带回。在波罗的海的航行中，看到海上许多美丽的小岛，令人遐想向往，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盛夏的莫斯科郊外风光甚美，武官处的同仁都在郊区租房度假，或在小河深处游泳，或见一些年轻漂亮的俄罗斯女郎赤身裸体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俄国妙龄女郎身材健美而多情，外交团的年轻单身壮汉自然成为他们的猎物，公开的绯闻没有，但暗地里的绯闻却不少，食色性也，何足怪哉。
     不久郭武官德权先生奉调回国后，就由我代理其职务。当继任空军武官的强立文上校来俄京上任时，就由我以代理武官处的名义为他举行宴会，向他介绍武官处的人员。伙食是使馆的厨师办的，酒料用名酒伏特加，历两个多小时才尽欢而散。武官处的人员，两年之间，调出调入的人常有，如陆军副武官邹宇光已半年前奉调回国，语文军官张维新则调任伊朗作副武官。我亦于民国三十六年初奉调回国，行前向大使及馆员们辞行，也受他们饯行，我还专门向在俄京认识深交的华侨崔君道别，因在工作期间，常从他在空军任职的俄籍亲戚中获得不少有益的情报。我和一起回国的使馆一秘谢子敦夫妇离开莫斯科，乘十二天火车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车程既长，又逢俄境严冬，新西伯利亚的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虽然窗外十分寒冷，但每到一大站时，也到车外月台上散步几分钟，趁此机会欣赏难得的冰天雪地冬景。过贝加尔湖时，还到一渔舟上品尝到了贝加尔湖鲜鱼的美味。在海参崴停留两三天，由领事馆的人伴游观光冰冻的港湾，然后改搭俄国的轮船经日本海抵达上海回国。取下行李搭火车回到南京，一些两三年不见的亲友到站欢迎我归来，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从此结束了难忘的外交官生涯，再次回到我的空军大家庭服务。
     回到南京，首先是向航委会报到，然后获得较长时间的休假。此间除拜访一些长官和友好及到各地旅游观光外，就是趁闲将在俄工作的一些重要事项和所见所闻写成报告呈送空军总部参考。南京对我来说，自西安事变平定不久即赴德国留学，直到抗战胜利后的次年才重返京华，可谓旧地重游，感慨良多。不久，余又奉调到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服务，仍保留空军军籍。赴任前，有师生之谊的老长官王叔铭兄对我说：“我国与苏联的民航将来有密切的关系，此次派你到民航局去具有其重大的意义。”我想，这大概是今后从军转为从政的开始，于是我收集整理了一些民航方面的资料，也对将来如何工作做了初步的考虑，形成了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