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超将军(1910-2001)回忆录（附附录）

三舍崖

十、从政服务篇

      中国的民用航空局，是抗战胜利后才成立的，第一任的局长是戴安国，副局长时左纪彰。组织机构则有安全处、业务处、秘书室及会计室等单位，直属交通部领导。安全处的业务，是主管民用航空器之安全及有关民航法规方面的事宜。我初到民航局时，是安全处的专员兼一科的科长，当时的处长是我同学赖逊岩，曾一起留学过意大利。不久我即升为简任六级的处长，是交通部的简任级文官。全局的主要干部有如科处长及重要职员，都是由空军各单位调来任命的，当我熟悉一般业务和情况后，即着手将有关各国的民航法规作为蓝本，结合我国的国情来编订出我国自己的民航法规，呈报核定后转发实施。此种工作说起来容易，然制定成法规以实施并非易事，实际上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中国的民航机载旅客飞行的业务，是由中央航空公司执行，其飞行员多是雇佣的美国人，他们常常忽视我国的法规，经常任性的违反我国的民航规定。记得在民国三十六年的圣诞节，上海的天气不好，能见度差——那时还没有发明现代的导航仪之类设施，一架雇佣美籍驾驶员的民航机，因不听警告勉强起飞在上海机场降落时导致机毁人亡的惨剧。为杜绝此类安全事故发生，有司民航安全职责的我就下令通知所有民航起降的机场航站，如有民航犯规的，即将人机扣留。由于各机场的站长多与我认识而密切配合，严格管制飞安的事宜，从此民航机犯规的事件大大减少，如遇民航机发生空难，则及时派员前往调查处理。如有一次，有我民航机飞香港发生空难，余即着处中田科长万杰一行前往调查处理。
      我在民航局任安全处长时，常有机会陪局长参加交通部俞大维部长主持的部务会报，有时则要我一个人去参加。俞是由兵工署长调任部长的，他的军工学识造诣很高，是否交通方面的业务和技术也是内行，我不敢妄加推断，但使我对他印象深刻的，却是我每次参加他主持的会报时，他总是默然听着各单位的汇报而不表意见或作指示就散会。我们的民航局也是每周有例行的会报，由局长主持，科长以上的人员参加。那时的民航局只管唯一的一个中央航空公司，故各单位的业务也很清闲，多以报告某单位一周有多少公文的进出及一些芝麻大小的事的请示，有如开出一张介绍买支票之类也算一件公文，以此来充作某单位的工作绩效，也实在荒唐滑稽。有一次提出这些来报告，暗讽安全处的无所事事，我立即生气的说：“安全处的公文，也许十天半月也难发出一件有关飞行安全方面的文书或颁发一件法规，这是事实；如以发出一张介绍买机票的纸条也算一件，则不知两者之间孰轻孰重？！”此语一出，那些自夸者无不瞠目结舌，从此也就没有这些无聊的“工作报告”了。
      中国民航的发展，抗战时期唯一一家官方的中央航空公司，也是军方拨出几架军用飞机改装而成的，飞机师差不多都是聘请外籍人员担任。飞机少而想买机票的人多，在这僧多粥少的情况下，真是一票难求，有办法的人都到民航局业务处申请一张买机票的纸条。其实那是坐飞机的安全系数很低，没有导航设备，航行与机场的起降全靠目测，受天气好坏的制约很大，故飞机失事常有所闻。李国鼎先生在英国留学返国时，曾与我有同舟共济之缘，他刚回国时，曾在我一空军高炮团主持机械维修的业务，后来离开空军在上海办《科学杂志》，曾来信约我投稿，我曾写了一篇如何利用音波飞行的稿件在他的杂志刊出，阐述的也许就是现代的导航观念，可回国后迄今还没和他谋面。
      民国卅七年（1948）间，国军失败，共军节节逼近长江，民航局就奉命迁往广州。而军情一天比一天紧急，更滋长了我重回空军大家庭服务的想法。于是我便飞往台北谒见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将军，请他把我调回空军，不久获准，即派到空军警卫第二旅任副旅长，而旅长是劳声寰将军，也是我在笕桥当学生时的队长，因有师生之谊，他很喜欢我。到任后不久就同他移防到金门担任金门防务。越二月，他奉调第四十五师师长，我则调任空军高射炮兵司令部任副司令。

三舍崖

  
十一  重回空军大本营

       自接任空军高炮副司令后，即到三重埔的司令部报到。司令是辛文锐，副司令是谭鹏，参谋长是张尔耕。我对高射炮使用与操作是一窍不通，空军既不要我回空军部队及有关空军作战的单位去服务，却派我去学非所用、风马牛不相及的机关去工作，不仅感到困惑，且有些无奈。但转念一想，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何必在这些方面自寻烦恼，不懂的地方也要有困而学之的精神去克服，于是就平静下来，安之若素。所幸司令部的长官及部属均对我很好，我也虚心求教与他们合作，很快和他们打成一片和睦相处下来了。我主要执掌人事、军法方面的业务，营团长级军官新任职时，司令常派我去行布达式，偶有说某某军官思想有问题，尤其是说与共产党有嫌疑时，我就非常认真谨慎，不可因为一些蛛丝马迹或捕风捉影的现象随意制造冤案，不可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好人。即或过去有疑而今已改邪归正者，也既往不咎。故在我任内，并未发生此种无头公案。
      我在高炮部服务的几年，因工作少而清闲，则有空看书或找英德文的短篇文章来翻译，也曾派送我到阳明山的实践研究所，圆山高级班及石牌训练班等短训三两个月，但放假时就返回司令部办理我所管辖的事件，还考入国防大学第一期接受半年的训练。在这些训练机构学业结束或毕业时，蒋公常召见询问学习的心得。记得在国防大学毕业时接受蒋公召见，问及我的学习心得如何时，我就说：受训的军官阶级都不高，以后到部队时，其主管多是受日本的军事教育，于是就会产生不同的作战构作业，在此状况下很难收合作之效。似应多调高级军官参加受训，云云。他就用笔认真的记下来，从第二期起，就轮调高级军官受训，胡宗南将军就因调训而大发牢骚，说我们还要受什么训啊？
      民国三十八年秋，共军的势力侵入四川重庆，在成都还有一个高炮第三团，辛司令派我去成都安排该团空运台湾。成都空军指挥官是徐焕升，他当第八大队大队长时，我是第八大队第六中队长，关系自然十分密切，故空运第三团的事也很顺利的达成。第三团团长是郭俊武，我到成都后与他见面时明确告诉他，此次空运，武器和车辆，能带就运，不能带就放弃；但官兵与眷属则要全部空运台湾。该团空运台湾后，就安置在宜兰整训。我回台时，顺便将滞留大陆的我不满周岁的幼子力仁从其外婆家接回，使其母子团聚，便于抚养。
      民国四十二年间，我又奉调空军总司令部督察室任副督察长，吴顺民为督察长。每年由督察长率领视察团定期到空军所属各单位视察，考察各单位的行政及技术各方面的业务绩效。偶有督察长因受训不能率团前往，就由我代理督察长的职务，率团到空军各单位视察，一般由团员去业务单位考察，我则主持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及对主管的个别谈话，如飞行人员的座谈会，机械人员的座谈会等，向他们提出问题，征询空军工作的优劣及改进工作的意见等，不记录谁的发言，让大家畅所欲言，他们往往因此而兴奋异常，争先恐后发言，各抒己见。即使有的意见偏颇，我也会向他们作耐心的讲解释疑，收集的意见常达一两百条，好的不说，注重缺点如何改善，综合起来写成报告，呈送总司令鉴核。有一次我在报告的结论中我曾说道“视察结果士气不高”等语，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赵国标事后云：总司令把报告看后，虽批由各单位录办，但表情很不愉快，曾将报告丢在地板上。我则一笑了之。
      这次视察报告，虽没得总司令的嘉奖和谴责，却也采纳了我在报告中的一项建议并付诸实施。内容是请求提供一笔经费补助官兵子女读书的学杂费。那是我在嘉义视察时，对一机械士官的家庭访问而触发的。我见他他一家大小七八口人正在吃午饭，吃的却是空心菜，一点油水都没有，我就很惊异的问他，你为何这样刻苦？他立刻站起来愤怒地说：长官，我不愿儿女们象我这样。我不刻苦，他们的学杂费从哪里来啊？我听了十分感动。是啊，很多这样的人家都是随政府从大连逃难而来的，哪有能随身多带钱来台湾，公家发的粮饷仅够一家糊口，对子女多的人，往往因无力提供甚高的学杂费而造成学龄儿童失学。于是总部的主计署先提出五万元补助官兵子女的学杂费，还附加了在校成绩好的条件，五万元杯水车薪解决什么问题？后来只好不断增加金额来解决日益严重的子女读书负担问题。空军这样做，陆海军知道了也跟着来，其他文职机关也如法炮制。那时来台的官兵已有四五年光景，其子女已达学龄的很多，政府为他们解决了这一困难，真是功德无量。而王总司令首昌德政，可谓造福袍泽，令人敬佩。
      督察室是工作总的比较清闲，约任职一年就把我调任作战计划委员会委员，犹若高参这样的职位，名为战计委员，也是将级的官阶。在十多位委员中，现阶为上校的人也不少，也没参加过任何有关军事事务的研讨，也可以说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养老机构。民国五十五年时，以上校限龄而把我退役，而很多人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延役，我却没这种运气。从此，我就永远告别空军，自民国二十年起，至民国五十五年止，期间三十五年的服务生涯中，尤其在从军的后期，自民国三十八年以来，都是以低阶校级的军阶服将阶的职务，从政方面的官阶则止于简任。

三舍崖

附录：
七律。故乡吟  范伯超
1999年

江山月色故乡明，梦绕魂牵计日行。
九秩还来寻故地，几番改革出新晴。
风光俯仰人才聚，往事奔来笔底萦。
更喜儿孙逢盛世，振兴华夏乐天成。

  九秩回眸     范伯超

          伯超民前一年（1910）二月初二生于蜀南筠连县巡司镇之德面村，少小离家，先后负笈就读于叙府（今宜宾市）、成都。当是时也，民国虽创而军阀割据，民不聊生。予遂萌投笔从戎、弃文就武之意。先是，入南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习陆军兵法与战术，后入笕桥中央航校第二期学习飞行技术与空战，并两度被考选赴意大利及德国进修空军飞行及轰炸诸技术。至抗战军兴，衔命回国出任空军作战部队队长多年，数度引领机群与日寇周旋于湘鄂楚天；后又创办任教于四川空军士校及云南空军官校，培育抗战精英。抗战后期，再受军事外交之培训与陪都重庆，旋即以空军武官之职驻节苏俄。任满归来，值国府还都金陵，予又奉调交通部民航局，主管民航安全事务，整饬民航法规。大陆变色来台，复任全台空军地对空空防及行政督察职务多年。限龄退役后，适逢台北市议会改制，予又以军方民代身份第二高票当选台北市首届议员。履职四年，属意各项市政设施之改善与创新，领衔提出多起事关民生福祉之议案，举凡台北市区多年水患之消弭，立体高架交通之改进，市民休闲场所之增设，老旧军眷村之改建以及环境保护之维系等，皆获政府察纳，并为传媒注目。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暌违数十年之后，先后两度回大陆探亲祭祖，亲情乡情，感慨良多。而今予以九秩之身而入新纪，虽入垂暮之年，然往事回眸，弥足珍贵。当此千载一时，追忆数十载之往事，笔虽拙而情难抑，是以草成数十百言而意犹未尽，乃作九秩歌以咏之。歌曰：

忧乐皆四五，虚怀伴此生。立志酬家国，少小离家们。笕桥抒壮志，德意习空军。归来驱日寇，楚天领机群。川滇办航校，任教育精英。八年征战苦，不计历艰危。待到云开日，黎庶复安宁。外就武官职，内饬民航规。期许兴国计，华夏享太平。忽如天地变，隔海问乡亲。参政献良策，市政日日新。为民除水患，地铁贯东西。青年公园秀，眷宅乐更新。俯仰随天意，淡泊铸精诚。闲来书善字，夜雨听巴声。身寄千山外，胸怀万里情。耄耋思故土，旧雨与新人。往事成追忆，奔来笔底欣。更逢新市纪，放眼颂黄昏。人生何所憾，九秩诉心声。                                                                                                                                            辛己年九月

维摩诘

听前辈人说过，云南牛街钉子槽的土匪听说巡司碳厂湾詹家开碳厂银子把楼都压垮，就来抢詹家。结果詹家六兄弟个个人强马壮，外加众多家丁就没敢下手，后来这伙人就过河去抢了马头岩范家。后面这伙土匪又来抢詹家被詹家家丁在分水岭打死不少，就此丁字槽和詹家结怨，但犯不下。后来只好暗杀詹世官的孙子詹虎城，詹虎城是当时云贵川交界这一代有名的袍哥舵爷人称詹大哥。

风吹麦浪39

维摩诘 发表于 2014-7-31 23:43
听前辈人说过，云南牛街钉子槽的土匪听说巡司碳厂湾詹家开碳厂银子把楼都压垮，就来抢詹家。结果詹家六兄弟 ...

后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