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家谱入志作用及应注意问题的探讨
(作者：温涛 杨浩)
国史、方志、家谱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文献，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说过：“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然家谱有证，则县志取焉；县志有证，则国史取焉”。我们作为二轮修志中《筠连县志（1986～2005）》的主要参与者，结合家谱在其中的作用以及运用，对其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探讨，以期使家谱入志使用逐步规范，并进一步提升志书的资料性及可读性。
一、家谱入志的作用
（一）家谱在弥补正史缺项、丰富县志内容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全国第一轮修志中，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对人文方面记述较少，志书中见事不见人的情况十分普遍。在《筠连县志（1986～2005）》的编纂中，外部环境相对一轮修志更为宽松，以人为本思潮更加普及，对家谱的研究也不再视为封建糟粕的残留，为体现筠连作为川滇结合部的地方特色和风土人情，我们在《社会风土》篇专门设立了《家庭与姓氏》章，下设《境内汉族源流》、《家族与家庭》、《部分姓氏简介》三节，根据收集到的家谱资料，梳理后对境内汉族源流及部分姓氏进行了记述。甚至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通过家谱进行了确认。如在《筠连县志（1911～1985）》中，对收入《人物志》中的陈宪民的出生年份没有作记载，二轮修志时，我们通过《陈氏族谱》查出其出生于清光绪十年即1889年。再如筠连落木柔郭姓入川第二代郭鸾自明末起世袭四川白水江土巡检，以前一直没有搞清其官署所在地，而这次我们在《郭氏族谱》中查到其官署位于今云南省彝良县柳溪苗族乡白虾村。通过家谱入志，使志书的史料性、可读性及人文色彩明显增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家谱在方言入志中发挥重要作用。
筠连县方言较为独特，不与地域较近的宜宾、高县等地相近，反与地域较远的自贡、富顺、隆昌、内江等地相近。按四川方言的分类，一种分法为有卷舌音区和无卷舌音区，有卷舌音区约占全省汉族地区的18%，筠连与自贡、富顺、隆昌、内江等地属有卷舌音区；另一种分法为有入声区和无入声区，筠连方言属无入声区入声字归去声区，与自贡、富顺等地同属一区。筠连方言是语言中的一块飞地，其形成原因在以往的县志里都没有说明，我们在编纂时，根据家谱的资料，发现了一个普遍的规律：从清初到民国时期，汉族移民迁入筠连一直未停止，迁入人员往往是先在富顺（今自贡市区的主体部分原属富顺县）、隆昌、内江等地居住一定时间和三四代后，再迁到筠连，汉族移民在迁入筠连前，在富顺等地居往短的有二三十年，长的有近百年。所以筠连方言的形成，与与移民入川时先在富顺、隆昌一带居住，再迁入筠连有关。现在筠连人到省内其他地方，听口音常被人误解为自贡人。所以我们根据多数家谱的记载，得出了筠连方言与自贡、富顺等地方言为何相近的结论。
二、家族入志应注意的问题
《筠连县志（1986-2005）》对家谱的运用主要在《社会风土》篇《家庭与姓氏》章中，《家庭与姓氏》章主要记述了筠连汉族迁入的历史过程，收录了县内40个主要姓氏的简介，虽然成书后该章只有12页，但在编纂过程中却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编纂人员翻阅了县内的120多本家谱才以成文。在翻阅家谱的过程，我们也发觉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修志中加以注意和鉴别。
（一）慎重地对待早期的源流。
地方志是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而家谱是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既是历史资料，也是一种文化幻觉与现实功利的联系纽带，带有很大的对家族炫耀和装饰的功能，所以家谱在拥有资料性、带有一定的文化功能的同时，其文化功能的不确定性需要在志书编纂过程中慎重对待。在翻阅家谱的过程中，发觉绝大多数都是黄帝的后代而分别得姓。但在表述中，姓刘的往往是刘邦、刘备的后代，姓陈的往往是陈胡公的后代，姓黄的往往是春申君黄歇的后代，不一而足。有人曾言：大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黄帝当时作为一个部落的首领，手下肯定有众多的官吏、士兵和普通民众，这些官吏、士兵和普通民众都没有后代了吗？由此可见，各家谱在记述最早期的源流时，往往是依附在一个同姓中最辉煌的名人上，整个姓氏都是他的后代，这不一定是历史事实。所以，我们在编纂《筠连县志》时，只是在《家族与家庭》一节中提到了这一文化现象，并没有将其作为史实而作记述。
（二）慎重地对待中期源流的“大始祖”现象，对史实不清者予以存疑。
在翻阅各姓家谱中，我们发觉了很多家谱在中期源流上都有一个“大始祖”现象。如李姓的李火德、刘姓的刘开七、胡姓的胡瑗、黄姓的黄峭、温姓的温铜宝等，他们产生的年份多数在南宋后期，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官职特别大，一般都是知府以上的官员；二是子孙特别多，而且子孙多数都在当官，子孙分家时还写有分家诗，各姓分家诗的内容大致相同；三是享寿特别高，有的年龄高达100多岁；四是其同辈的兄弟发派的人数特别少，如刘开七共九兄弟，其他支的后代鲜见记载；五是“大始祖”多数出在福建、广东等地。我们在查阅一些家谱研究资料后认为，其实“大始祖”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不一定的是历史事实。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支平在研究家谱时发现，福建李姓中将中期始祖汇集在李火德上，李火德的父辈、祖辈名字各不相同，共出现不同的有13支之多，而到了李火德这里集中后，又分成规模庞大的子孙辈。这其中可以看出多数是家谱的附合。所以我们在县志编纂中，也没有将此类的源流写入。
在县志编纂中，我们还发觉各姓家谱中往往都记载了一个入筠始祖，即各姓支派迁入筠连的第一代人，其中时间为明朝中叶到清朝中叶，以清朝初年为一个高峰期，其家谱中往往附有墓葬的照片，时间距现在只有十代人左右，我们认为真实可信，所以在《部分姓氏简介》中予以了收录。
（三）慎重地对待“麻城县孝感乡”等移民圣地现象。
中国有八大移民圣地，其中与四川相关最多的是麻城县孝感乡，筠连也是如此，记述其祖先从麻城县孝感乡迁入的特别多，如王姓就有4支都源自那里。对“麻城县孝感乡”现象，有很多学者表示了怀疑，认为即使全乡迁完，也不足填满四川。我们在编纂县志查阅了资料，明朝初年麻城分四乡，太平、仙居、亭川、孝感乡，共一百三十里(110户为一里)。明成化八年（1472年），因“户口消耗”撤销孝感乡，并入仙居乡，全县共九十四里。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设置黄安县（今红安县），从太平、仙居二乡划出二十里入黄安，原孝感乡的小部分划入黄安，也就是说在明朝中期以后就不再有麻城县孝感乡了。而在我们收集的家谱记载麻城县孝感乡的多数是清朝初年迁入的，有的时间还晚到了清朝中叶，明显与史实不合。我们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除故意附合外，还有就是清初迁入四川的移民往往处在颠沛流离、饥寒不饱之中，生存都成问题，哪有心思清理家族的源流？到了四川后住了三、四代人后生活安定了，再清理家族源流时只知道源自湖广，而不知道来自具体何方，于是便附会上周围姓氏中源流，附会到了麻城县孝感乡上。所以我们在编纂县志过程中，对明朝时期迁入筠连的，予以了明确的记载；对清朝时期特别是清朝中期迁入筠连的，反加了不确定的词语加以记述。
（四）注意厘清年代、地名等错误
各种家谱在编写过程中，受编者水平的限制，往往会出现年代、地名等错误。年代错误相对容易处理，而地名错误主要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乱用、混用等。如一本王姓家谱记述其祖先在清朝初年源自“湖广松江府华亭县”，松江府在今上海市松江区，清朝初年属江南省，应更正为“江南松江府”。如一本黄姓家谱叙述祖先在清朝康熙年间迁徙经过“云南乌蒙府”，乌蒙即今云南省昭通市，在清朝康熙年间属四川管理，应更正为“四川乌蒙府”。一本朱姓家谱记述其祖先在清朝乾隆三十六年（1771）迁入“僰道古高州”，“僰道”“高州”都不是清朝乾隆三十六年的地名，这是编家谱者没有此类地名常识或故意将地名弄得古奥而形成的，这些问题都在我们修志时加以注意，一一加以厘清。
|
|
手机版 筠连热线
蜀ICP备11008580号-4 Discuz! X3.4 Powered by © 2001-2013 Comsenz Inc. 
微信公众号
添加方式：
发表于 2014-11-1 23:09: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