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的千秋功罪评说

七星山

秦皇汉武的千秋功罪评说

作者：曹取吴（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尽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伟大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秦始皇、汉武帝的年代，是一个伟大的年代；一个空前大统一的年代，司马迁《史记》称其“海内为一，功齐三代”；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汉武帝又巩固发展了中国的统一。


      秦始皇、汉武帝的时代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包括北方匈奴族、东北朝鲜族，西域各族，“西南夷”各族，南方越族等多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这是祖国疆域初步形成的时代。这是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制度奠基的时代。《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制作政令，施于后王”；柳宗元《封建论》称：“秦制之得，亦已明也，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克知也”。


       秦始皇、汉武帝的时代，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时代。秦始皇时期，徐福东渡日本、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一个从海上，一个从陆上八中国和日本、韩国、朝鲜，以及亚、非、欧等国家和地区联系起来，开展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使中国开始走向世界。


       我们的认识，当然也包括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和对世界一切事物的认识一样，是永远没有止境的。在历史上，秦始皇和汉武帝往往相提并论，一个被称为“千古一帝”，一个被誉为“冠于百王的二十四朝皇帝”。但也有一些人认为秦始皇、汉武帝是历史上残民以逞的暴君。就对提名的评价而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多年来、史不绝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总是按新时代的眼光来审视过去的历史，并进行新的评价。再加以各种影视、传媒编导不断的一是加工，甚至“戏说”，他们的真实形象离他们的本来面目越来越远，完美应该让他们的真实面貌尽量还其本来面貌。


      邓小平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产，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产”（《邓小平文选》第3卷）。秦始皇和汉武帝这两个历史人物给我们后代留下了太多的经验教训，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借鉴。


      例如，在涉及国家盛衰兴亡的关键时刻，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没有认识到根据“攻”（夺取政权）“守”（巩固政权）形式不同的变化，及时转变政策，而仍然继续推行战时残酷的暴力政策。正如西汉初政论家贾谊在《过秦论》所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因而导致只传两代就亡国。汉武帝在统治危机四伏之际，能即使转变政策，痛下轮台罪己之诏，“深陈既往之悔”，表示今后“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从而转危为安。又如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秦始皇不早立扶苏，以致胡亥窃位，赵高擅权，更变本加历、把秦始皇的暴政推向极端；“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赋敛无度，天下多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是以陈涉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史记、秦始皇本纪》），秦遂以亡。


      而汉武帝则预立“类我”的幼子弗陵为皇太子（即汉昭帝），并遴选德里大臣霍光等人为之辅佐。“（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书，昭帝传》），继续贯彻汉武帝《轮台诏》的既定方针。至于汉昭帝和汉宣帝之间，“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积蓄”、“百姓安土，岁数丰穰”（《汉书，食货志》）“匈奴向化，百姓越富”（汉书、循吏传》），史称“昭宣中兴”。


       再如，对待“儒学”和“儒生”（古代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上，秦始皇焚书坑儒，对待“儒生”的不同意见，不问是非曲折，一律采取文化专制主义的镇压政策，结果迫使大多数本来拥护秦朝并愿违之服务的“儒生”转而投奔农民起义的行列、而变成了反秦的重要力量。而汉武帝则尊崇“儒术”，以《经学》取士，“劝以官禄”；对“儒学”和“儒生”采取诱导政策。“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广大“儒生”成了汉朝统治的重要支柱，而“儒学”也成了“国学”，确立了它在政治思想上的正统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请示黄、汉武帝的用人思想、用人制度和用人政策，在财政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建立的各种制度和政策，以及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等，都给后世留下许多经验教训。


      “俱往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是秦始皇、汉武帝的思想、言行、业绩及其影响确是不能、也无法抹掉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他作《史记》是“述往事，思起来着”，其目的很明确。今天我们再评秦始皇、汉武帝也是“思来者”。目的是 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