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十大大师之一——吴宓

颜汐。。。

二十世纪中国十大大师之一——吴宓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曹取吴

（一）

        二十世纪中国十大“大师”有：“文学巨匠”鲁迅 、“书生本色”吴宓、“艺术情痴”徐悲鸿、“天才巨擘”郭沫若、“建筑泰斗”梁思成、“晚成大器”齐白石、“一代宗师”胡适、“艺坛翘楚”梅兰芳、“画坛大师”张大千、“扣歌行扳”阿炳。这不是那个高官和“权威”私定的，是广大社会各界上层智者公认的。

       吴宓（1894——1981）、字雨僧，清德宗光绪20年（公元1894年）8月生于陕西省泾阳县一个门阀世家。他幼年丧母，过继给嗣父吴仲旗为义子。吴仲旗曾担任陕西省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上海滩。吴宓随嗣父在上海长大，清朝宣统2年（1910年）考上“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两年后暴发推翻清朝的武昌起义，清朝被推翻。吴宓考上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走进了哈佛大学的校园。在这里，他结识了日后中国顶尖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二人因出身和经历、以及志趣和爱好的相同，称为莫逆之交。

       在“哈佛大学”，吴宓的两位导师是：著名的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和文学评论家穆尔。吴宓师从二人，深受影响。在古典文学、诗歌佛学等众多领域造诣甚深。归国后，怀藏“白壁德主义”的他以学贯中西坚决捍卫传统国学而知名、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派别——“学衡派”。

       由于“学衡派”力持旧学，反对新学，无形中便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和胡适为敌，几番口水仗打下来，早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吴宓学成归国后，即与陈寅恪等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在他的教帜下，闻名于世的著名学者就有钱钟书、王力、傅斯年、季羡林等。这几个人中，除了傅斯年去了台湾，剩下诸君在1980年代因文化断代，又成了治学的中流砥柱。从这一角度看，“学衡派”大获全胜于无形，足可见吴宓的深远影响。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吴宓流寓昆明，执教“西南联合大学”。早年出身无锡名门望族的钱钟书，他因父亲和吴宓私交深厚，延请吴宓关照。吴宓便让钱钟书在“清华学校”旁听，给他补习了大约一年有余的外语，使他的学业大有长进、后来考入外语系。再后来留学去了法国。应该说，钱钟书学有所成，成为学贯中西的顶尖学者，是得益于吴宓的某些帮助。现在他从法国留学归来，转程到昆明，找到恩师吴宓，是希望得到恩师帮助。

       当钱钟书确定归国后，吴宓便与“西南联合大学”约定，聘他为教授，校方也同意了。系的负责人陈福田在吴宓给钱钟书的信中也附有便函，只是没有下确切聘书。但待钱钟书与“西南联合大学”校方详谈后变了卦；他们告知吴宓，说钱钟书学问尚欠火候，暂时还只能聘为副教授。校方易撤，吴宓失望之余，便劝钱钟书去“湖南蓝田师范学校”任教授，而且亲笔写了推荐函。不久，通过校友——后来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推荐，又调职广西省“桂林大学”。时逢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更加钱钟书来往颠沛流离于交通不便的西南山区，钱钟书难免对师尊产生埋怨之情、由于缺乏交流，师生矛盾日深。几年后，有人传话给吴宓，称钱钟书评价自己的老师：“吴宓太笨、傅斯年太迂、叶公超太懒”。从此师生感情相去日远，老死不相往来；这桩文坛公案到半个世纪后仍未了结，晚年闭门谢客、潜心治学的钱钟书后来在很多不同场合否认：“我从来没有说过吴宓太笨的话”，可惜的是此时吴宓早已离开人世、成为古人、师生已经无法化解恩怨了。

（二）

       1949年11月，曾经被誉为“抗战精神堡垒”的重庆乱如炒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突破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乌江防线”，兵锋直指重庆。这时，国、共两党都在争夺顶尖人才。11月23日，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吴宓的寓所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台湾国民党情报人员。他们是受蒋介石父子命令来重庆争取“学衡派”宗师吴宓的。他们手持台湾政权“教育部长”杭立武、“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联袂写就的，措辞诚恳的邀请函和飞机票，半邀请半强迫的把吴宓绑架到了上清寺，吴宓费尽心机逃脱控制，回到北碚“西南师范学院”。

重庆解放后，吴宓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早已引起档和政府的关注，更具安排他被评为国家二级教授，正式执教“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他对新时代的到来，充满欣喜和期冀。他用房《周易》自测，将他的生命旅程划为三个28年。

第一个28年即1894年8月出生于陕西泾县到至1921年留美归来。这个28年吴宓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考取官费留学生后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

       第二个28年从回国就任教授，到1949年证券更迭。这个28年他先后主持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学识刊物《学衡》，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流派——“学衡派”的重要人物，许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皆出自他的门下。

        第三个28年、在新中国做教授28载，寿终于1978年1月17日，享年84岁。辩知人生谶纬、细究生命结局，一如现代生物工程中破译的基因密码一样。吴宓用《周易》对自己的人生的准确预测，令人膛目结舌而又拍案叫绝。解放初，他将这个预测告知密友时，这位友人当即问他：“那么你老的第三个28年将在什么环境中生活”？他答道：“尚欠明朗，尚难定夺”。这位友人认为他是虚妄之谈，直到1978年吴宓病逝后，世人才不得不佩服这个神秘的预测。

       1951年“西南师范学院”有一批学生参加“土改工作团”，归来后，他所在的外语系有一个姓郭的19岁女生，她出身大地主家庭但思想进步（应该说是极左），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团组织，1950年考入外语系。他的父亲土改中被“斗”得死去活来，绝望之下潜来重庆，“到西南师范学院”找到女儿，希望和她见上一面后投江自尽。这位女生把父亲安排在宿舍后哄他：“你躺一会儿，我去给你买两碗面条来”，然后找来公安人员，将父亲押回家乡、并参加了对父亲的斗争会。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贫下中农们把这个“大义灭亲”的女生抓下主席台，将她脱去裤子，打了光屁股。等到土改工作队将她 抢救下来时，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工作队随即将女生交还给“西南师范学院”。吴宓知道后愤然大怒：“真是岂有此理，有伤风化，女娃才19岁嘛”。辗转一夜，他次日黎明即起，动身赶往市内，决定斗胆求见“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

       他首先找到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部长程子健，开宗明义：“我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宓教授，我要求面见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程子健听说是吴宓教授，异常客气的接待他，但抱歉的说：“小平同志公务繁忙，一时半会儿恐难以唔面，你有什么事对我说可不可以”？但吴宓历来了书生气，坚持说：“这事儿不属于统战部管，我还是面呈邓书记好”。程子健不急不脑，忙出去给邓小平打电话，回来告诉吴宓：“小平同志答应见你，只是这阵子处理一些要紧公务，烦请你老先生等一等稍缓他就见你”。

       下午5点半钟，邓小平在程子健的陪同下和吴宓见了面，他看见邓小平一身黄军装、理了一个小平头，显得十分干练，和精神，他们没有含笑寒暄，但表情亲切。吴宓直截了当地说：“西南师范学院有一个女生，大义灭亲，捉拿并押回逃亡重庆的父亲，却反而让乡下农民在斗争会上扒光裤子打了屁股”。吴宓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件，不可忽略。斗争会偏差太大，既有损共产党的威信，也有伤风化。他接着说：“吴宓所报全系事实，断无捏造中伤之理，烦请邓书记派干部调查。对我的意见，如有不当、还请邓书记当面教诲”。

       邓小平面无表情的听完吴宓的陈述，他最后说：“我早知道，吴宓教授是有名的学者，我相信你，你的意见很正确，你反映得很好，谢谢你反应了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我会马上处理这事”。说完，他掏出笔记本记下了该女生的姓名和开斗争会的县、乡名，又对吴宓说：“很欢迎你爱护我们党给我们反映情况，以后有什么情况，请你随时告诉我们。也可以打个电话给程部长，我们派人去和你联系”。

       临别时，邓小平步下台阶，紧握着吴宓的手，亲自给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交待说：“请你代替我招待老同志便饭，然后拍个车子送他回去”。

       回到“西南师范学院”，吴宓兴致很高，他对“西南师范学院”哟喂老师朋友说：“此行不但为学生讨回了公道，还特为邓小平相了面，实不相瞒、此人有管仲、周公之贤，30年间，当有斗转星移之功”。这个教室朋友来了兴致，忙惊问其故。他说：“邓小平龙行虎步，相其面、背、侧、体态，观其举止风范，听其语言而领略其思维，从而得之其德懿情操，才智风范、确系聪睿、正直之士，概而言之，周公、管仲之才也”。

        更令人称奇的是，晚年吴宓，膑足失履，孤苦无助，沦为群众斗争的对象，生命之灯频遭风吹雨打，朝不保夕，不料他却说道：“我读《周易》，能辩天日，我将看到红太阳落山，，，，，，”。吴宓病逝于1978年，他的预言又城了事实。

吴宓这位特立独行的大学者，解放初美国和港台他都不去，“清华大学”也不回，“中山大学”相邀他也拒绝，反而离开“武汉大学”，要来重庆、这是为什么？他的弟子们有个多种猜测，或说是因为他的生死之交——白屋诗人吴芳吉葬在江津白沙，他死后欲葬在吴芳吉墓旁。或云吴宓县道重庆、再到成都，师从佛学大师王恩洋，然后上峨眉山出家为僧。其本意到底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他倒是做过 一幅嵌字联、心机有所坦露：

一生长畏风雷雨；        三宝终归佛法僧。

吴宓的老友陈寅恪有感于他坎坷人生，特集杜甫《秋述》文和李商隐《马嵬》诗句，写成一幅嵌字联相送：

新雨不来旧雨往；        他生未卜此生休。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吴宓把重庆留作他人生的最后驿站、不得而知，这似乎成了吴宓深厚的一个谜。不过、他与吴芳吉的生死情愫倒的确感人：当初他们两人共读“清华园”，便定为生死之交，终生不渝、世称“两吴生”。吴芳吉死后，吴宓一直把他的家人当做自己的家人，经常资助他的儿子。在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后，“七分人祸、三分天灾”（邓小平语）带来1959——19带来“三年困难时期”，神州大地遍地饿殍。当时远在江津教书的吴芳吉公子忽然接到吴宓寄来的议长明信片，叫他务必在星期天去重庆市政协门前等他，有要事相告。吴芳吉公子不敢怠慢，忐忑不安的准时赶到重庆市门前，看见吴宓也正从北碚匆匆赶来。他连忙迎上前去，吴宓一把抓着他的手，边往里走、边说：“你不要讲话，与我一同入内便知”。

       原来在那几年，老百姓虽然饿肚子，县团级以上干部有“特供”（米面肉类及糖果副食；区乡干部虽然没有“特供”，但可以利用职权多吃多占），当然、“高级知识分子”也发给“特别餐券”，凭餐券可以到政协餐厅享受“油大”（荤腥菜肴）。吴宓是省政协委员，自然也领到了“特别餐券”，他想到吴芳吉的公子可能好久没有吃肉了，所以特地约他星期天来共享“油大”。

（三）

       说起来吴宓能够享用“特别餐券”实属不易。1952年吴宓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文教系统组织的“思想改造运动”，这是吴宓几经变故、成了历史系教授，随后又调整到中文系。也不知是尘埃落地。还是虎落平阳，从政治认同到思想改造，不足两年，运动以来，吴宓的一份“思想检查”便在重庆市“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1952年2月28日）上登了出来。这篇名为《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的文章长达数千言，吴宓从1949年以前的求学、教书、写作、办报刊以及生活行为进行了全面检讨，自我批评否定之后，开始 转向对新社会的认识，在昔非今是的情感转换和理性认同中，实现了个人身份和社会角色的重新设定。

       然而，被廹接受思想改造，而写出的精神炼狱的自白，对于年已花甲的吴宓来说是何等的不容易？但工作组、尤其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师生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吴宓那一套知识和教学方法已经过时；尤其是他带领“学衡派”人物与鲁迅论战，更为他打上“反动顽固”的烙印。所幸，一直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在足额后关头保着了他。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后，带来了1959——1961三年困难时期，吴宓执教于中文系，虽然是国家二级教授，基本的生活、平常所需的副食品、肉类和日用品都有专供。本人的遭劫似乎不大，但知识分子的迂倔可爱，不善转圜变通又令他差点引火烧身。当时“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每天仅供两餐，限额为每餐二两，这对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年轻人来说，怎么受得了？不少人面黄肌瘦、得了水肿。更有甚者，有人饿毙校园。吴宓见此种种，心中难过至极。他居然上书校党委，要求增加学生口粮，并主动提出削减自己的供应。这份请求在当时自然起步了什么作用，因为人如 都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哪里会有其他措施 ？

       有一天他走上讲台，学生没吃早点，拖 了大半个上午，早已饥肠辘辘。听着讲台上吴教授口若悬河，台下的学生好似连锁反应一样，肚子咕咕的叫了起来。吴宓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便忍不着摇头晃脑道：“三两尚且不足，何况二两乎”。学生们忍俊不禁哄堂大笑。这本是吴宓讲授古汉语的语法结构，信守拈来、并无恶意。不料第二天有人揭发吴宓：“‘三两尚且不足，何况二两乎’是恶毒攻击党和人民政府、与帝国主义和美蒋特务遥相呼应，妄图诋毁美好的社会主义制度，氏族的反动透顶”。吴宓被迫做了检讨，一些人还是不放过他，他们认为吴宓一贯思想反动，现在胆大包天，利用神圣的课堂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是一个十足的漏网右派”。当时“西南师范学院”院长张永清是八级高干（省军级），外号人称“张八级”所以最后领导发话：“吴宓是省政协委员，国内外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认识检讨了错误就行。生活待遇不变、内部控制使用”、“漏网右派”的帽子虽然没有戴上，但他被勒令听课反省，没有安排他上课。痛失精神家园，虽然生活待遇不变，对于一个优秀文化大师而言，剩下的姿势生命的枯寂。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吴宓难逃大劫。“西南师范学院”的“造反派”把目光聚焦在这位“奇货可居”的老古董身上，他们把吴宓关津“牛棚”后，查抄了他所有的书藉、文稿和日记，他经常背拉倒北碚街头游街示众，挨打挨骂，、这对于一个已经75岁的老头来说是在有点过余，这缓不算，他的一条腿被打断，还要天天强廹做最脏的劳动。1969年因“战备”需要，他随“西南师范学院”迁往梁平县七里桥的一个国营农场，造反派并不怜悯他这个古稀老人。因为忒脚不变，甚至无人给他水喝3、给他饭吃，工资被停发了，每月只有30元生活费，幸好胞妹吴须曼每月补助他20元，吴芳吉的儿子每月补助他5元，要不然他根本没法活下去。更为难以令人忍受的是，就是他这点生活费，也还有骗子光临，，，，，，

       1978年元月，吴宓的饮食量大大减少，17日凌晨3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吴宓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介学人，一个书生。终其一生，他未能写出转轮型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辉煌 巨著。但他在20世纪固守着传统文人的精神家园，洋溢着一份虔诚而又独特的文化情怀，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文化灵魂，发出了长久的声音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