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历史上的“书院”制度

颜汐。。。

漫谈中国历史上的“书院”制度

四川省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曹取吴

       好些资深专家感叹，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是一件大好事，但遗憾的是把具有民族特色而又很好的“书院”制也被废除了。时至今日，不但好多中青年知识分子，甚至花甲之年的知识分子、教育行政官员、教育工作者也对“书院”制不甚了解。本文就什么叫做“书院”、“书院”是一个什么机构？它的宗旨是什么？怎样运作、进行简要而纲领的介绍。

       中国从唐朝时候就有了“书院”，唐玄宗时就设置了“丽正书院”，集中了当时全国著名学者进行写书、讲书活动。同时，“书院”中设有“侍讲”，专门为皇帝讲解《经》《史》。宋代，程、朱《理学》崛起后，讲学之房风日盛，“书院”的创办更加广泛。如当时庐山的“白鹿洞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应天的“应天府书院”，长沙的“岳麓书院”是全国最有名的四大“书院”。这些“书院”已经不限于讲解和校正典藉，而主要是进行专门的学术讲座，和学术辩论，为封建社会培养士子。到了元代，各路、州、府都设置有 “书院”，逐渐发展为一种类似学校的体制。明、清两代，除官办的“书院”外，私人出资兴办的“书院”也很发达；有的是为了宣扬某种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有的则是为了笼络一部分知识分子，达到某种政治目。清代末叶，湖南、湖北两省的书院最为著名。如“江汉书院”、“经心书院”、“江夏书院”、“晴川书院”等。清德宗光绪16年（公元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两湖书院”，是一所具有新式学校规模的“书院”，“书院”的课程设置也增添了自然科学科目。清德宗光绪26年（公元1900年），“两湖书院”改版为“两湖师范学校”，从此再两湖结束了“书院”的形式。

       在我们四川省宜宾地区，宜宾县的“蟠龙书院”、“楚才书院”、“东山书院”；翠屏区的“翠屏书院”（宜宾市一中的前身）；，南溪区的“云台书院”、“凤翔书院”、“琴山书院”、“奎峰书院”、“龙腾书院”；江安县的“龙门书院”；高县的“外江书院”、“两江书院”；屏山县的“楼山书院”、“秉彝书院”、“龙湖书院”；兴文县的“和山书院”（创办于清圣祖康熙年间）；筠连县的“藤川书院”（创办于清高宗乾隆年间）都很著名。清德宗广西34年（公元1908年）拔贡黎照（黎希相）在镇州烟墩包创办“文山书院”，就是现在的镇州初中和镇州中心校的前身；清朝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廪生周湛如联合庠生平道生，利用沐爱周氏家庙“廉溪寺”创办“爱莲书院”，民国元年，沐爱上层人士将它扩建为“高县第二高级小学”，它就是沐爱小学的前身。

       “书院”是我国君主专制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其突出特点是：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重视读书自学，强调论辩问难。“书院”教学的重要组织形式就是“讲会”（亦称“会讲”），“书院”的“讲会”制度产生于南宋，大盛于明朝中叶，一直延续到清初。南宋孝宗淳熙2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在江西信州主持“鹅湖之会”，朱熹和陆九渊等学者讲论为学之道，争辩甚烈，首开“讲会”之先河。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后，遂将不同学派的论争方式运用于“书院”教学之中，于宋孝宗淳熙8年（公元1181年）特邀陆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学。不久、又有吕祖谦参加杨简等人的“讲会”，黄震参加杜洲的“讲会”，“书院”的“讲会”制度初步形成。

       明朝中叶，由于王守仁、湛若水等人及其门人的倡导，“书院”的“讲会”大盛，成为“书院”教学的主要组织形式。不同学派各标其宗旨、各讲其主张，“书院”林立、“讲会”并兴。这时的“讲会”逐渐把“书院”的讲学扩展成地区性的学术活动。

       清朝不少“书院”仍然保持了明朝“书院”的“讲会”和制度的遗风，并且又由进一步的发展，“讲会”有明确的宗旨、严密的组织、详缜的规约，固定的晦气和隆重的仪式。如著名的“紫阳书院”的“讲会”就履行四种规约：每次“讲会”都严格按照规约进行。“书院”的“讲会”进一步发展成有固定组织的学术团体，相当于今天的各种学会和研究机构。

“书院”“讲会”的突出特点是：提倡不同学派的争鸣，促进学术交流。许多著名学者热心于“讲会”，常常不远千里按期赴会，目的在于相互探讨争辩，或发挥本学派精义以扩大影响，或辩析不同学派主张的异同以取长补短。明代学者呂枘说：“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历史上许多学派、都是通过讲论争辩而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讲会”特别强调对学术争辩应端正态度，讲究虚心想向学，反对矫揉造作，盛气凌人；既不可互相吹捧，窃取荣名，也不应专事谩骂，互相攻讦。如《东林会约》规定：“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揖乱”。《紫阳讲堂会约》规定：“欲登讲尚为名高，挾浮说而取胜者，勿令入会；已入者，在会不遵仪注、矛盾讪侮，散会后夸诞不经，欺诳流俗者众议不可复入”。这种提倡虚心探讨学问、不徒务虚名的学风，是许多“书院”“讲会”的好传统。

       “书院”“讲会”大多是师生一起参加，共同争辩问题。对著名老学者十分尊重，为后学竖立楷模；对年轻有为、虚心好学的后学积极鼓励，促其精进。有的学者为了培养锻炼门徒，在“讲会”时，让高足弟子代讲，教师亲临助威。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湛若水等人都是通过学生参加“讲会”、主持“讲会”、等方式，代出一批高足弟子，在痛骂本人健在时，弟子已经成为自己学派很有成就的继承人。这种尊重老者、奖励后学、师生共同探讨学术的风气，也很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称道。

       “书院”“讲会”，著名学者远道赴会，“书院”生徒也可以远道赴会听名师讲论。这种流动讲学，自由听讲的制度，对于促进学术交流大有益处。明朝中叶以后，“书院”成为地区性民家学术活动中心，“书院”的将会的听讲者已经不限于“书院”的生徒，地方官吏、士民常常踊跃参加。如明代王艮很接近社会下层，以“百姓民生日用之道”开“讲会”，农夫、樵人、陶匠都来听将，听后頗有所得。据说当时不少学者“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成为一种流动形式的“讲会”。

       “书院”“讲会”的内容多是宣扬纲常名教，目的在于帮助统治者训官化民，但作为讲学方式它有助于学术下嫁和交流普及。这对于今天从事学术活动的机关和团体，也不无借鉴意义。

       “讲会”的宗旨是讲论学术，唯求实效。如规定：“会有定期，先半月遣帖启知，愿赴者至，不必遍启”。这就是要有准备而且自愿赴会，反对毫无准备、信口神聊，或勉强硬拉名流，强人所难。又如规定：“同志会集，宜省繁文缛节，以求实益，防止疲劳精神、反升厌苦”。这就是要保证主要精力用于严肃认真地探讨学术问题，不应以繁文缛节空耗神志，或浪费精力于非学术活动上。“书院”“讲会”制度的这些具体经验，对今天的人们頗有启发，令人深思。

在“教改”向何处去的今天，难道不值得你深思和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