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讲故事：民国晚期四川的“五老七贤”

颜汐。。。

                        

民国晚期四川的“五老七贤”

作者：沐爱中学退休教师曹取吴

   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我们四川的省城成都，有一批威高望重的“五老七贤”；而且听说当年罗玉葱率领“高县上二乡民众请愿团”上访四川省和中央大员时，也去拜见他们。这“五老”是哪五老？“七贤”又是哪七贤？过去人小不懂事，见识也有限，不知道，也一直不好问。后来当了高中化学教师，不但视野宽广了，阅历也多了，才突然醒悟，原来这只是一个乏称。

   在辛亥革命后成立了民国，全省各地尚有许多清朝的遗老遗少和“辛亥元勋”，他们中间有的是“翰林”，有的是“进士”、或“举人”、“贡生”，有的是社会名流或学者，诗人、作家；有的人出身行伍，有的是卸任或“致仕”（退休）官员......这些老先生虽然“不在其位”，但他们有的曾经叱咤风云、甚至还有剩余能量；这些人不一定仅仅是灌园抱瓮、闭户读书，他们中好多人于世道时事总爱说东道西，发表意见；有时也会发生影响、起点作用；有时也会白费唇舌，甚至碰钉子。不管怎样有见识的智者、官僚、为了树立威信、赢得民心，上任时多会上门拜掲或登门请教，他们就是我们说的“五老七贤”。

  “五”和“七”是数学概念里的“约数”，不一定是“五”或“七”，是人群中的出众者的乏称。“老”意味资格，“贤”意味修养或威望。为什么用“五”和“七”？大概源于一个出典——到过庐山的人知道庐山有“五老峰”和“七贤峰”；而且是庐山风景区比较出众的景点。

   民国24年（公元1935年）蒋介石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这是国民政府“中央”势力伸入之始（即从民国元年到斯时，我们四川人民事上受四川地方军阀——如“二刘”的蹂躏和践踏），成都某耆宿就提出过 “川人治川”之说抵制，“五老七贤”中某人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川人治川也》的文章，印成传单在社会上散发，与之针锋相对。

   有一次国民党特务在成都闹市抓人，就遇见民国初年的陕西凤翔知府尹昌衡与之“捣鬼”，掩护了一些人逃脱。

  “五老七贤”人藉关系广泛，时由发现人才而充当“伯乐”这。如赵熙在《学衡》杂志上读到自学成才的庞石帚之诗后，大加赞赏，还推荐庞到林山腴档校长的“华阳中学”任教；后来庞在承德几所大学教过书，成为名教授。当然，因为他们“不在其位”，所以也有向他们有求不遂者，从而引发牢骚，甚至出言讽刺者。如当年有一落魄文人函求“五老七贤”中某人、西王他推荐一份工作，酗酒未得答复，乃脱人问个究竟，答以“某人是个酸酸客，一时不容易为他谋得工作”。此人得到答复后大为忿懣，提笔填写《西江月》歪词一首泄愤：

  “自号名儒碩彦，人称‘五老七贤’；要他吐寿又何难？只要你肯兑现。

    走了几年孬运，便成一个‘酸酸’；酸酸与你球相干？日你先人扳扳”。

   这个先生求人办事，不如愿时就恶语相加，恐怕不仅仅是“酸酸”的问题了。

   民国以来，四川各路军阀割地称雄，二十多年发生了大小战争百余起，有时就在省城成都这九里三分地里巷战，使万民遭殃。“五老七贤”大多身居省城，自然要站出来说话。军阀都是混世之魔王和乱世之奸雄，“五老七贤”呼吁停战。有时生效，有时如秋风过耳，自己手中没有了权势，也把军阀们无奈其何。

   民国10年（公元1922年）四川军阀自相火并，意图排挤“督军”刘存厚下台。刘存厚关闭四城门固守北较场，一场巷战即将爆发。“五老七贤”出面请刘存厚顾全本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要在成都打仗。刘存厚考虑到联军势力比自己强，怕打不过，便顺水推舟，身带“督军”大印，率领部队去了川北，避免了一场战争。

     民国21（公元1932年），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分驻成都。刘文辉和田颂尧双方发生巷战，造成军民死亡枕藉，“五老七贤”呼吁停战，“田冬瓜”（颂尧）和（后来每年享受人民政府上万斤“特别费”的“民主人士”）刘自乾（文辉）置之不理，成都街头仍然硝烟弥漫，枪炮连天，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林山腴的《兵祸诗》120韵诗中有：
  “孟冬月十九，燎原祸遂滔。中城战煤山，急尸平山坳，血流波御沟，学府（四川大学）一片焦。鳞栉数千
  户，犬豕当屠刀。或全家糜殉，或肢体断抛......”

   这受诗历数了 刘文辉、田颂尧等军阀欠下人民的血债，并道出了“五老七贤”对军阀们的无奈。

  “五老七贤”究竟是哪些人？哪些人是“五老”？哪些人是“七贤”？这恐怕是一个永远也谁不清楚的问题。因为这些尊号既非官封，也非自封，既无档案可查，也无自传家谱可翻，其人数也无定数。笼而统之，大概是当年德高望重、发表谈话能够发生一点影响的老先生们吧。不过坊间有一种说法，“五老”是：

（1），宋育仁：号芸子，富顺人，前清进士，翰林。曾担任清朝驻英国公使馆参赞，懂洋务。清德宗光绪24年（公元1898年）任四川矿务和商贸局长，尊经书院山长，1898年办成都第一张报纸《蜀学报》和重庆《渝报》，袁世凯称帝时他不附和，被从北京押回四川。晚年 住成都“忠烈祠”街，大门两侧有石刻金字对联：
  “种柳栽花还带印；到门深辙为停琴”。

（2）， 方旭（鹤斋）：安徽桐城人，清末四川提学使（相当于现代的省教委主任）晚年吟诗写字自娱，与齐白石是相知，他的大门上也有对联：    “油油不忍去； 碌碌何所求”？

（3），徐 炯（子休）：华阳人，前清举人，在成都“江南会馆”办过 私家学府“择木精舍”，戴季陶、张群都是他的学生。两任留日学生监督，后来又在“籓库街”创办“大成学校”，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时，曾被聘到该校任教。他说不愿与“非圣无法”“只手独打孔家店”的吴虜同在该校，没有应聘。

   （4），尹昌衡（仲锡）：华阳人，前清进士，日本“宏文师范学校”毕业，曾任陕西省凤翔知府，晚年任成都“慈惠唐”总办，并开办“成都培根火柴厂”。民国16年（公元1927年）国民党四川（成都总土地）省党部为了驱使不愿介入党争的宜宾驻军混成旅长覃筱楼清共，骗用尹昌衡的威望，安好媒子、绑架覃筱楼去尹昌衡公馆打麻将，结果输了巨额军费。然后（总土地）省党部开出条件，只要覃筱楼清共（总土地）省党部为他检底。无路可走的覃筱楼只好就范，于是才有李小文、李家勋的牺牲。当然，这一切尹昌衡是被蒙在鼓里的。

（5），曾鉴（奂如）：隆昌人，前清拔贡，闭门读书，抗战时任过“国民参政员”，有“和平老人”之称。

哪些先生又称为“七贤”呢？坊间也有说法：
（1），骆成骧（公骕）：资中人，青的农光绪21年（公元1895年）进士，殿试时光绪帝见其策论有“主忧民辱，主辱臣死”之据，倍受感动，被光绪帝钦点为“状元”。当过 广西主考，任过成都“存古学堂”监督（校长），筹办过 “资属中学”。他的茶厅由衣服自撰联：
      “穿牗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  卷帘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

（2），颜楷（雍耆）：华阳人，前清翰林院编修，“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 ，曾被四川总督赵尔封诱捕，险些丧命。其书法深具南碑襼龙颜味，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辛亥保路死事纪念碑”难免是他的手书；他在成都文庙后街的住宅称“颜复礼堂”，49岁英年早逝。

（3），刘豫波（咸荥）：双流人，前清拔贡，住成都純化街。曾任四川省参议员，西作诗词对联，善画兰草，书法受黄庭坚（山谷）影响较深。成都外武侯祠对联从进大门起，到刘备殿、诸葛亮“静远堂”都刻游戏他撰书的长联。对京戏、扬琴都有爱好。平时爱柱仗沿街徐行，常让为他代步的黄包车尾随其后，享年最高。

（4），林思进（山腴）：华阳人，别号“清寂翁”。曾任前清内阁中书，民国初任四川图书馆管长，藏书20余万册，馆内有松树80株，号“八十松园”。他后来任教于“成都大学”，著有《清寂堂集》，好美食美酒，雅好川剧。解放后曾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5），吴之英（伯朅）：名山人，曾任“锦江书院”讲习，成都“存古学堂”监督（校长），著有《寿慄庐丛书》，少城公园暴《保路死事纪念碑》东面为他的手书。

（6），赵熙（尧生）：别号“香宋”。荣县人，前清翰林，任过 御史，不怕贬摘获罪，弹劾过 清廷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弈劻 。民国时未出仕，在家乡荣县设塾讲学，诗词军负盛名，有《香宋诗抄》传世，书法也很出众，少城公园内《保路死事纪念碑》北面为其手书。他对川剧特别欣赏，曾将旧川剧《活捉王魁》剧本进行文字修改、并改名《情探》，提高了剧本的文学价值，得到世人好评。

（7），陈忠信，富顺人，曾担任“北京府丞”在成都时与徐子休办过“大成学校”，属于名流学者。

一个地方的文化形象，也离不开“五老七贤”的点缀。正如一个县城，一个场份离不开一些人文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高的老家伙点缀一样；没有文化修养和政治觉悟，甚至极左思潮的残渣余孽，流氓无产者“精英”再多，只有降低该地区的文化形象和人民的文化素质。没有文化修养和现代化精神、是非观念模糊的“老干部”再多，他们或许有时会为地方做些好事，大多数时候只有让野心家和怀人当枪使，甚至“好心干坏事”。一个有座位、有远见的地方领导干部，上任伊始，首先要发现、拜掲该地区的“五老七贤”，才会真正为地方、为人民干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