筠连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多吃多占”的故事

颜汐。。。

                        

筠连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多吃多占”的故事

作者：曹取吴（筠连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谈起三年（1959——1961）困难时期，60岁以下的人是不知实情的。好多“笔杆子”总写成是“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实际上我亲身体验，那几年，全国除河南个别地区发生旱灾外，实际上是“风调雨顺”。就算我人微言轻，但邓小平却是大人物，他的说法也与“笔杆子”们不同，他说：“我看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彭德怀元帅在1958年唱道：“谷撒地，署叶枯，少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明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

     现在作为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中国人，应该明白为什么会有三年困难时期了。

     在那些年，我也患上了营养不良性水肿，差点饿死。当年最吃亏的是一样都不是的白丁——普通在生产劳动第一线的劳动者。1960年秋收之始，谷子才打琵琶色，包谷才嫣胡，各级领导就严格督促收获，而且天天下达粮食征购任务，头天晚上下达的任务第二天必须完成，否则农村干部和社员就要被“拔白旗”、“反右倾”，于是农村干群只好用“抽丁”办法抢收半成熟谷子和包谷晒干交征购。

     当时我因出身不好，刚从公社企业清退回生产队，但我被大队留下帮助“跳乱坛”。当时沐爱窑坝大队驻社干部是黄运伦，支部书记是从南坪调来的李孝其，大队办公室在鱼店子。有一天晚上都12点了，公社党委才下达第二天的征购任务。然后大队又分到生产队，我负责去通知五队队长饶世才，第二天要交征购1500斤。我找到五队公房，看见厨房的案板上摆起大约20碗包谷浆糊。在炕房找到精神萎靡的队长饶世才，传达任务后问他：“你们搅那么多浆糊干什么”？他答道：“是推磨子的吃的”，我知道有一部分是生产队干部要“多吃多占”的，就开玩笑说：“有那么多人推磨子吗”？他没法，就涚：“你要吃，就自己抬一碗吧”。我正色道：“我知道你们饿，我不吃你们的，你就让我吃一个烧苞谷吧”。他说：“你就自动吧”。两头受气的生产队干部熬不住饿，要顶着社员骂娘，仅仅吃一碗清浆糊（我也“多吃多占”了一个烧苞谷）。

     我当时留在大队的任务是每天给大队干部到各生产队收集生产汇报数据。除了早饭在 鞍子山吃，和大队干部一样，午饭到哪个食堂肚子饿了就在哪里吃，食堂事务长到大队会计李仕金处拔粮。这就为吃流动饭的大队干部（也包括我）创造了“多吃多占”的机会。每一个月，总有那么一两天，几个大队干部和我，会选择一个信得过的食堂弄一顿豆花子饭吃，面对社员就涚是“扣计划的”。我跟着这样“多吃多占”过三四回。记得一次是到窑上，一次是到岩头上，一次是带段家湾，虽然多吃了一顿豆花饭，却吃肥了都走廋了。



     与此对照，我曾经在粮站搞过“临时工作”。我记得到吃午饭时，保管袁德华、会计平赓芹，业务李元明和我一起到刘成道的馆子去吃，吃了后会计把钱和粮票一起开了。早先我吃了以后会把钱和粮票给会计，后来泥工胡如海点醒我：“你开什么钱粮？粮站有的是钱和粮。人家说‘真银行、假粮站，食品公司伙倒干’” 。于是我突然明白，我实在太蠢了，从此会计算账时该给我多少，找杨给，根本不问我吃了多少......

     知青同胞们看了我讲的故事，由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