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丝路”伟大开拓者唐蒙

御风亭

　罗家祥

　　筚路蓝缕：艰难的开道加强统治的第一要务就是修路，不然就是“天高皇帝远”。“五尺道”的开凿就迅即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于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0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工了——其名“五尺”，其实并不符合秦尚“六”的习惯，然而也没有办法，路能够修到五尺（合1.1米左右），已经是极限了。这年，犍为郡治也从鄨县迁到了南广（今四川高、珙、筠连县，云南盐津县一带），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也是为了就近指挥，加快进度。

　　当初杜宇北上的路，只是乡间小路；常頞所完成的基础也很重要，但也只是毛坯路，根本过不去大军；因而唐蒙开凿“五尺道”，几乎是推倒重来。朝廷发动了巴、蜀、广汉和犍为四郡的力量，全力以赴。其中，僰道（今宜宾市）就是一座地位重要的桥头堡，是“五尺道”的北端起点，味县（今云南省曲靖市）是南端终点。

　　开路的难度极大。这条沟通四川、云南乃至国外的道路一路上艰险异常，在没有炸药，完全手工的情况下，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有时候为了凿开岩石，人们还得使用将石头烧红以水激裂的笨办法，才使得路一尺一尺地向前延伸。对此，《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记载道：“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险，难行。步道度三津（渡口），亦艰阻。”这里的道路艰险异常，而且狭窄，人们行路，把担子放在左肩，路上根本无法换肩，否则就可能导致坠落山崖导致死亡，因而人们称之为“左担道”。至于险峻，大家看一看留存至今的云南省盐津县豆沙关的秦汉驿道就知道了。

　　开路的工程量即便是放在今天都是很大的，据《水经注》卷33《江水》所载：“乃凿山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錾凿之迹犹存。”它前后长达二千多里（而且这还只是主干道，据考古发现，其支路有多条）。开路需要大量的金钱和粮食。对于粮食，据《史记》卷30《平准书》记载：“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大概）十余钟致一石”，当时运粮已经是十分艰苦，而路上的损耗也极其吓人，当时的一钟米合六斛四斗，需要十余钟米才能运去工地一石！对于浩大的经费，后来竟然到了“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支持）之”的地步。为了解决粮食的问题，一方面，出钱购买以解燃眉之急，“散币于邛（属蜀郡）、僰（属犍为郡）以集之。”另外为解决长久之计，还募民耕种南夷的田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汉书》卷24《食货志》）即上交粮食给国家，去都城领钱。为了修路，可见汉武帝下了多大的决心！

　　开路的进展异常缓慢，服役者的劳动强度极大；这片地方又是瘴气遍布，因而死人是常事。周围一些不是诚心归附的夜郎部落，在修道的过程中，还不时发动袭击，都被唐蒙他们打败了。为了赶工期，虽然这不是战争期间，但是唐蒙迫不得已还是实行了“军兴法”，实行像战时一样的管理强度，许多人都吃不了这个苦，不少人死亡或者逃走，唐蒙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甚至，一个僰道县令因为拖延工期，没有及时完成任务，按律当斩，唐蒙杀之，这个县令仰天长叹：“恨不见成都市而死！”唐蒙马上立了一个市场，就像成都的那般热闹，满足他的心愿，然后杀之，县令于是死而无憾，故此地也叫“成都市”。

　　唐蒙在前线和大家同甘共苦，得到大家的尊重，今天贵州省桐梓县境内的蒙渡桥，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

　　更加不利的是，大汉此时还面临北面强敌匈奴的巨大压力，同时在朔方筑城，由于南北都同时大兴土木，财政根本支持不了，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在公孙弘等重臣坚决反对下，朝廷被迫放弃了西夷（今雅安以西一带，他们都是看见南夷归附后得到大量好处而自动请求归附汉朝的），即便是犍为郡也放弃了大量的属地。这样，第一次西南夷开发暂时陷入低潮，直到张骞在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才引发了第二次开发的高潮。

　　四、万古流芳：却默默无名在付出极大代价之后，道路终于修通了，唐蒙所干的，其实包括对“五尺道”的新拓和指向牂柯江的“夜郎道”的初开，因后者是都尉唐蒙主持修筑的，历史上又称“唐蒙道”。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至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前后达18年之久，每次都是数万人同时劳作，其间的酸甜苦辣，岂是外人轻易得知的！

　　这条道路迅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因南越反，汉武帝派驰义侯“遗”从犍为发南夷之兵以攻打南越，“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史记》卷113《南越列传》），可知最迟此时南夷道的一条，即唐蒙规划的从四川宜宾到靠北盘江的罗甸的“夜郎道”已经开通了。据《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载：“南秦县：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县）。”平夷就是今天的贵州毕节市。八亭道是宜宾与毕节市的连接线。南秦在今四川叙永以南；“八亭道”，据清人郑珍《牂牁十六县问答》言：“今由四川叙州（宜宾）出永宁（叙永）至贵州大定（大方）路也”。此路即是唐蒙所开由僰道至牂柯之路的一部分。“亭”即驿亭，这也是一条邮路。《史记》卷22《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云：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南夷始置邮亭（即驿站）”。司马迁郑重其事地把它记入《史记》，想来应该是大事。

　　唐蒙所修的道路，几千年以后直至今天的人们都在承蒙福荫，一直使用。“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唐蒙虽非完人，但是他却正是属于那种鲁迅笔下“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唐蒙，作为“南丝路”开发的首要功臣，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据《清史稿·艺文志》，唐蒙还是个好学勤奋的人，还著有《博物记》一卷，可惜不传，只是在裴松之《三国志》等书有注引。

　　对于唐蒙对汉武帝说的利用夜郎打通南越走廊的建议的历史地位，正如霍巍、赵德云在《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里说的：“唐蒙所献之策，在历史上具有极重大之意义，诚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论：‘唐蒙浮舟牂牁之策，诚为凿空，初时臣民惊疑，蛮夷煽动，然劳师殚货卒置郡如土者，虽来喜功之讥，自是华夷一统，亦足征武帝善任成功矣。’其价值确可和张骞‘凿空’西域相提并论”。

　　虽然唐蒙立下伟大的功劳，“南丝路”也比其他两条丝路开发更早，也具有“世界文化遗产”的品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南丝路”并没有那两条丝路出名，“西域丝绸之路”已经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张骞也尽人皆知，然而，唐蒙的功绩没有被人们广泛认识，甚至可以说是默默无名，这是不应该的。

　　正因为如此，当今天中国通往外国的“丝绸之路”重新焕发出举世瞩目的光华之时，饮水思源，我们怎能不更加怀念唐蒙的伟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