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爱设县后国民党新老两党窝里斗及其不良后果

陨落的火箭

沐爱设县后国民党新老两党窝里斗及其不良后果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曹取吴

（一），国民党新、老两党的由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四川省有两个国民党的省党部。一个是由左派国民党人吴玉章、杨闇公、李筱亭、萧华清、陈达三、邓茂修等人主持、设在重庆莲花池附近的“莲花池省党部”，它主要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人们习惯叫它为“渝字号国民党”（或“川字号国民党”、“新党”）。另一个是设在成都，由右派国民党人吕超（汉群）、卢斯蒂、石清阳、朱蜀痴、曹叔实等人主持的“总土地省党部”，它主要在官僚、政客和社会各界上层人士中发展党员，人们习惯叫它为“蓉字号国民党”（或“蜀字号国民党”、“老党”）。但实际上有些“新党”成员可能持“老党”观点，同样，一些“老党”成员可能持“新党”观点，所以对一般国民党员来说，不能凭当初他们是“渝字号”或者“蓉字号”而一刀切，把他们划为“新党”或“老党”，要看他们的实际观点和活动而定。
另外，沐爱“新”、“老”两党的窝里斗，不同于民间的宗派斗争，仅仅是政治主张的不同、和拥护谁、打到谁之争，私下里两党成员之间都有很深的私交（他们之间不是亲戚就是朋友），所以在斗争中的一些“下三滥”的做法，是个别死硬分子和钻营拍马的小人所为，一般中上层人士绝对不会那样下流。一些处世超脱的元老（如曹云卿、张彭年）和高层人士（如罗玉葱）根本不会介入两党斗争。个别上层人士（如何心一）不到万不得已，也绝不介入。县党部书记长何心一早期曾忠实执行“莲花池省党部”的指示，曾受“莲花池省党部”指派与共产党人邹必诚（中国四川省临委常委、“三、三一”惨案后牺牲在去武汉执行任务途中）合作 组建“国民党高县县党部”。“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川，他为了生存而脱离“莲花池省党部”躲回沐爱（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事后利用父亲的社会关系，持曹云卿、张彭年的党证作证、到“总土地省党部”进行党员登记后，才由“新党”变成了“老党”。他既非顽固分子，也非先进分子，是一个讲究“中庸之道”的，依靠父亲（同盟会会员、四川省视学何大忠）威望四平八稳做官的普通国民党党员。
（二），沐爱新、老两党窝里斗的起因
在沐爱与高县的分治斗争中，沐爱国民党“新”、“老”两党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取得了分治斗争的胜利。但沐爱设治以后，“新”、“老”两党的权力分配是不公平的。“老党”阵营大多是一些老气横秋的政客，而“新党”大多是一些有学识和理想的、接触过新思潮的优秀知识分子。但沐爱设治以后，党政实权和肥缺都被“老党”占有，“新党”只在上层分到两个副职（县党部副书记长郭效周、参议会副参议长郭柏筠），中层一个教育建设科科长张泽洋。“新党”是一些知识分子，能够顾全大局。问题出在一个老党成员——教育界参议员及三青团干事长胡乂乄想当教建科科长而没有当上；他心怀不满 一致耿耿于怀。其实、罗玉葱与何心一把“教建科科长”委派给张泽洋是一个十分明智而又正确的做法，因为他出身于四川大学前身“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担任“三高小”教务主任和三区主管教育的区时，为沐爱地区平民教育事业贡献巨大，而且威望极高，民心所向，深得知识界拥护。而胡乂乂学识平平，在知识界威望远远不如张泽洋，而且在知识界没有人缘基础。但此人权利欲很强，随时兴风作浪。
首任设治局局长李唯乐出身于一个现代官宦之家，长兄李唯果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当时在行政院秘书任上。而族中另一位兄长李唯汉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受过良好教育，接受过新思潮，可能受传统和家庭影响，有很强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他勤政、廉政，做事雷厉风行、没有封建官僚的 不良习气。由于年轻和涉世不深，缺乏与封建保守势力斗争的经验‘容易上当受骗。李唯乐担任沐爱设治局局长期间，没一个星期日晚上都要招集个机关法团全体人员开“周前会”，齐读《总理遗嘱》和长《国歌》，总结上周工作、布置下周工作。对不振作者批评是不讲情面的，这一套工作方法有点像建国初共产党的工作作风，深得家父草云卿老先生和正派人士的赞许。但老党那些老气横秋的官僚政、和纨绔子弟却十分反感。所以他们诬他“官气十足、不近人情”，更由于李唯乐平时比较亲近“新党”人士，而他并不是沐爱保荐的，这就为“老党”那些小人所记恨。“老党”那些政客们认为，要打垮“新党”就必须打倒李唯乐，这就是“新”、“老”两党内斗的起因。
（三）“新”、“老”两党窝里斗第一回合——驱李运动。
“老党”为了整垮“新党”，首先要整垮李唯乐。民国35年（1946年）春节对沐爱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既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又是分治斗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老党”的内斗专家们就利用这个春节做文章，首先搞垮（他们认为是）“新党”依靠的李唯乐，于是发动了“驱李运动”。
民国35年（公元1946年）对沐爱而言，算是双喜之年，一是前一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二是沐爱的分治斗争也在这一年取得胜利。而且这一年正月初三是这一年的第一个节气“立春”。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沐爱是一个农业县，为了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夺取丰收，“博爱镇”镇长彭忠绪，副镇长李宗於、徐大忠决定按照传统举行“迎春”活动。老党的几个内斗专家们也瞅准这个时机，拉开内斗的第一个回合。
在民国34年（公元1945年）“小年夜”（腊月24日）这一天，有沐爱袍哥“仁”字宫口大爷元凯臣（老党）出面拜访设治局首任局长李唯乐，向他陈述正月初三“立春”这一天的“迎春”活动，是沐爱最大的民俗活动。到时候希望李局长“与民同乐”，而且按风俗局长要穿古装，坐八抬大轿“游春”和迎接（民间说财神的江湖人士扮演的）“春官”，给“春官”发红包，接受“春官”“四言八句”的恭贺。李唯乐是一个有新思潮的青年官员，没有戒备心理、他认为这是亲近民众、融入沐爱人们心坎的机会，变爽快的答应了。
正月初三的“迎春”活动是头年腊月间就开始准备了的。镇公所专门请找扎匠李长兴按照历书上规定的尺寸扎了一头“春牛”，在它的四条腿上岸上了轮子，两角上挂了红绸，并用篾条和纸花糊了几百只“柳条”，（供各机关法团和居民使用，乡下农民自备真柳条）布置了扮演“春官”的人选，教会了礼仪和“四言八句”。“老党”的几个内斗专家们赵金时机，教唆“春官”说戏弄李唯乐的“四言八句”，向外地求学回家过节的青年学生灌输诋毁李唯乐的舆论，利用这些青年学生容易蛊惑的特点，把他们当枪使（这些人大多出身财主家庭，性格狂妄偏激、又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很容易蛊惑、利用他们作为打倒李唯乐的吹鼓手；布置“老党”控制的传媒发表文章，发《快邮代电》攻击，然后唆使地痞流氓玩弄下流手段......
正月初三这一天航务十时，设治局局长李唯乐身着长袍马褂、头戴清朝县官帽子、坐八抬大轿、在警卫郭元宗护卫下出“局署”（“禹王宫”）、来到“水府庙坝坝”中间，和手摇柳枝的民众队伍、簇拥“春牛”开始“游春”。这时鼓乐喧天，“游春”队伍从“水府庙坝坝”出发，经“花线街”、“中街”，“草鞋市”，再折转来经“兴隆街”、“大坟包”（今“容大鑫城”）、“油房头”来到“观音寺”的“民众教育馆”礼堂前。李唯乐下轿、进入礼堂中间落坐，接见地方上层人士。
这时，打扮和李唯乐差不多的“春官”唠叨李唯乐面前“请安”，向李唯乐献柳枝和问候。李唯乐遵“袁大爷”（凯臣）嘱咐、掏出红包赏给“春官”。“春官”接受红包后，谁出了下面的“四言八句”：
“远望大人洪福好，芝麻开花节节高；局长大人心欢喜，顺手
摸出万元钞，赏我拿去买烟烧。”
表面看，这是一些恭维话，问题就在最后一句“赏我拿去买烟烧”，是说儿子拿钱给老子，带侮辱性质。但时的地方官过年是不能回家的，李唯乐离乡背境，思念亲人是人之常情。在接见民众时，遇见姓李的他就格外亲热，这也成了“老党”攻击的目标。据《沐爱旬刊》主笔张亚甫向曹让吴（我长兄）透露，“老党”“驱李”的计划是：
第一步：利用李唯乐勤政廉政的特点 ，由袁大爷（凯臣）出面怂恿他穿古装坐八抬大轿“游春”“与民同乐”，在活动中抓辫子、找岔子，由《沐爱旬刊》发文对他进行舆论攻击。当时《沐爱旬刊》就有一首攻击、丑化李唯乐的打油诗攻击李唯乐好出风头、不务正业。
，“八抬大轿街中抬，笙箫鼓乐两边派；
疑是谁家迎亲眷，却是局长迎春来”。
第二步，利用和唆使外出求学回乡青年单纯、激进的特点，围攻和责难李唯乐，挫其锐气，制造舆论。李唯乐在民众教育馆接见民众时，怂恿徐文凯、聂运平、王明方等思想极左、行为偏激特点，提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责难攻击李唯乐，然后在“万福同”门口墙壁上出壁报，用嘴尖刻的语言、偏激的言论围攻、辱骂李唯乐。
在李唯乐下属中，警察中队中队长刘本初人藉关系不好，“老党”在他完婚时，派人以“关心”、“帮忙”为名，尽量给他摆坨坨，然后进行舆论攻击。在攻击李唯乐的壁报上有一首攻击刘本初的顺口溜：
“本初本初，根本很粗；丘八底子，生长成都。结婚其时，整治
肥猪，原来是一只老母猪，人家吃了要害母猪疯......”。
第三步，《沐爱旬刊》发文章攻击，发《快邮代电》扩大围攻影响。
第四步，指使地痞、流氓对李唯乐进行日以继夜的骚扰，使他们不得安生，无法正常生活和思维，用威势吓跑李唯乐，用舆论促使上峰调走李唯乐。
第五步，在李唯乐离开沐爱时，指使流氓在中途强奸。轮奸其妻子，抠李唯乐屁眼，用流氓的下流手段对李唯乐进行人身侮辱。
“老党”的攻势十分强烈，而且一波胜过一波。第六行政督查区专员冷寅东知道李唯乐处境困难，而且知道当初他是沐川保荐的，而沐爱保荐的是现任沐川设治局局长程方久（而此时程方久在沐川也在受围攻），不是李唯乐有错，而是地方势力之争。为了保护李唯乐，他向省政府陈述了其中内幕，建议让李、程二人对调。“老党”的几个内斗专家“驱李”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他们却对沐爱人民及其子子孙孙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责。据父亲曹云卿老先生回忆，在沐爱任职的三个局长和县长中，最好的是李唯乐，最坏的是钟家荣，最无能的是程方久。假若让李唯乐干到民国38年，不但沐爱会有起色，而且凭他的社会关系，在民国38年（公元1949年）解放军入川时，他不会像钟家荣一样弃城而走，有可能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起义。李唯乐起义，沐爱不会出现1950年初国共两边都傍不上的局面，高县也不可能浑水摸鱼接收沐爱（从1951年政务院给沐爱寄来县政府使用的国徽看，高县接收沐爱仅仅通过川南行署、没有得到政务院批准） ，沐爱县至少可以存在到1958年，沐爱的前景将是另一种局面。
“新党”骨干们听说“老党”准备在李唯乐离开沐爱时、采取流氓下流手段对其进行人身侮辱，十分气愤；这不但是对一个好人的伤害，也是败坏沐爱 名声的坏事，他们要用智慧阻止这种罪恶行为，他们立即到珙县给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供职的郭仕弘发电报，要他立即将情况转告李唯果，叫他立即设法保护他的弟弟李唯乐。
李唯果得知他的弟弟处境困难，立即发电报给在四川的79军军长方靖，要他 设法派部队保护李唯乐。方靖得到李唯果的电报后，立即派出亲信彭营长以剿匪为名，率领一个一个加强营星夜进驻沐爱。彭营长率部到达沐爱后，立即根据“新党”骨干提供的情报，将刘耀先和万泽龙两个“老党”亲信抓捕，在园石梯子周德光门口当街严刑拷问，要他们招供，沐爱那些头面人物通匪，而且扬言：“无论何人，就地正法”。这一架势真的把何心一的父亲何大忠吓坏了；他深知诏安匪首“漫老三”等人与何心一、何冠群兄弟二人有礼节性往来，他立即叫来兄弟二人责骂，命他们赶快把事情摆平，以免给地方上带来麻烦。何心一、何冠群连夜派人与彭营长谈判，花费巨量资金（30000银元）“慰问”79军，和彭营长达成协议：李唯乐离开沐爱时，由79军派出一个班，沐爱警察中队派出一个分队，将李唯乐护送到宜宾。然后79军到大雪山“剿匪”。这一个加强营的正规军到兰厂“大老耖”老家村前，用82毫米迫击炮向大雪山发射十多发炮弹，朝天方了一排空枪，就完成了剿匪任务。
（四），新、老两党窝里斗第二回合——国大代表之争
民国36年（公元1947年），沐川设治局局长程方久与李唯乐对调，是年农历正月20日，程方久来沐爱上任，他是沐爱设治局的第二任局长，未老先衰，头发花白，思维迟钝，言语结巴。他上任后有两点变化：一是李唯乐时期的“周前会”取消了，每天上班该干什么？局署的人都不知道；没有了李唯乐时期的雷厉风行，整个政坛变得死气沉沉，人人都像程方久一样变得老气横秋。二是他一切看“老党”骨干们眼色行事。
这一年蒋介石宣布明年召开“国民大会”，今年下半年要进行过大代表选举、每一个县要产生一名“国大代表”。代表候选人由各省的国民党省党部审核圈定。只要是社会上层人士、都可以参加竞选。这年暑期，凡是在宜宾读书的沐爱藉学生都接到两份到“陶园餐厅”赴宴的请帖——一份是“老党”参加竞选的郭民（郭野农）的，一封是“新党”参加竞选的郭士沅（其实是郭士弘，因为他投考大学是用哥哥郭士沅——中共地下党员郭子新的毕业证，所以出仕后一直用哥哥的名字，而哥哥一直用“郭子新”）的。这当然是为了拉票。同时，沐爱所属各场镇都贴出了石印的两人的竞选宣言。
郭仕沅（郭仕弘）虽然是“新党”观点，但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供职，和蒋介石的亲信谷正伦等人关系密切，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圈定的沐爱设治局国大代表候选人。郭民（郭野农）国民党沐爱“老党”推出的国大代表侯选人。刚
“中共驻苏联大使馆”武官范伯超（范忠宏）卸任回乡省亲，专门携带图书仪器各两挑，捐赠给“沐爱设治局立初级中学”（今筠连县二中）和“博爱镇中心校”（今沐爱小学），他在两个学校的欢迎大会上讲时都说：“此时家乡正在选举，家乡父老能够投给范某几票，今后我回到南京，也可以证明我范某是受家乡人民欢迎的呀”。这说明他虽然无意竞选，也愿意凑热闹；他对沐爱国民党内斗十分失望，离开时没有给哪个上层人士打招呼就直接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民航局安全处处长，直到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度没有回家。到改革开放后，才回大陆省亲、并捐资在高县双河几家乡德麦坝各修了一所小学，
从是年夏天开始，沐爱“新”、“老”两党就展开了为选举“国大代表”为自己所属派别候选人拉票的竞选战争。新党动作比较文雅，“君子动口不动手”、显示了他们的“绅士”作风。而“老党”却不然，他们利用掌握党政实权、又有局长程方久“扎起”的条件，玩尽了各种拉票手段——比如强迫（利用亲属、上下级关系打招呼）间接强迫、蒙蔽（帮助不识字选民写票），贿赂（投郭民一票，免费到刘成道馆子吃一顿“油大”）等手段、不遗余力的拉票。
我们博爱镇的选区设在博爱小学，投票的三天学校放假，由警察中队一个分队全天候值班。选民从正门处登记、领取和填写选票，到“洋楼”前票箱投票，然后从厨房门口经操场退出，一人一次只能投一票、而且只有直系亲属才能代投票。进出口都各有三个荷枪实弹的警察站岗，不是选民绝对不能进入，这一点倒是做得十分认真。我们家8 个人中，父母兄嫂四个人有选举权，父亲虽然是“蓉字号”老党员，组织系统属于“老党”，但他和“新”、“老”两党上层关系都好，他们都尊敬他，但他更欣赏“新党”人士的作风；所以遵照父亲的心愿，哥哥代表他们四人去投票（投四次，一次投一票），全部投给了“新党”候选人郭仕沅（郭仕弘）。由于“老党”的挾持操纵，自然是“老党”的郭民当选“国大代表”。
民国37年（公元1948年）3月29日，“国民大会”召开时，郭民（郭野农）一到南京，就和全国其他300多个“民选代表”一样，被当局软禁于碑亭巷“私立中南中学”，代表证被没收（名额让给了“民社党”和“青年党”），成了“退让代表”。“老党”费劲心机“枪”到的“国大代表”，空欢喜一场，“新党”的
候选人郭仕沅（郭仕弘）、却因为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圈定的候选人，叫做“圈定代表”，不但自然而然的持有“代表证，而且名正言顺的代表沐爱参加大会。
事后父亲和亲朋好友闲聊时说：“我们那里知道这是一个游戏，晓得是这样的结果，当初还不如把票投给范伯超”。
“国大代表”之争，“老党”得到一个空欢喜，表面上他们胜利了，笑到最后的却是“新党”（因为郭仕沅——郭仕弘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圈定的候选人，按这次“国民大会”的规定，虽然民选没有当选，但叫“圈定代表”，当然有资格进入会场参加大会。“国民大会”闭幕后，郭民（郭野农）等300多个“民选”的“退让代表”也解除软禁。为了给他们以精神弥补和安慰，解除软禁后让他们 去游览杭州西湖，然后让郭民回川后到省政府受训，回沐爱担任“民众自卫总队”总队长。
（五），新、老两党窝里斗第三回合——烟苗之争
明清以来，沐爱县属川滇边境年年种植罂粟（鸦片烟），特别是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文彩兄弟控制川南的“防区制”时期，刘氏兄弟采取收“烟窝捐”方式搜刮闽民财，使种植鸦片合法化。直到民国13年（公元1924年）蒋介石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接着于民国17年（公元1928年）提倡“新生活动”以后，派陈明仁率军队进驻高县上二乡，采取严刑峻法强制禁烟，才制止了罂粟的种植和蔓延。但陈明仁走后，川滇边境交通不便的地区，由于政府管制的鞭长莫及，年年有人偷偷种植。“老党”把李唯乐挤走后，来了“老党”观点、老气横秋、碌碌无为的程方久，由于禁烟不力，加之以乡下的“老党”成员秘密提倡种烟，鸦片种植有死灰复燃的蔓延之势。新党骨干们看出，“老党”正利用程方久作傀儡，达到独霸政坛和纵容种烟鱼利的目的。要制止“老党”的阴谋，就只有驱逐程方久，要驱逐程方久，就只有抓着他纵容种植罂粟的证据，控告他渎职、纵容种烟，才能将他驱逐。他们通过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供职的郭仕弘乡中央反映，同时具呈向四川省政府及第六行政督查区专员公署控告。民国37年（公元1948年）阳春三月，中央派飞机到沐柔、棉堡、沐祥的鸦片种植区进行航拍，此时正值罂粟花盛开的季节，省政府及第六行政督查区专员公署责令沐爱当局组织武装铲烟。并点名由曾经是江津国民兵团中校团副、和博爱镇镇长，现任警察中队中队长的彭忠绪负责。假若“老党”骨干们和程方久聪明的话，一定知道是“新党”已经采取行动、而且已经取得上峰新信任。假若祝东风采取积极营地措施，主动承担责任，做出检讨，获悉可以挽救程方久，最多撤职留用，不至于撤职查办。但他们愚蠢的采取了掩耳盗铃的“先下手为强”办法，无线“新党”。他们派人到“新党”骨干郭效周（县党部副十几张）、郭柏筠（沐爱县参议会副参议长、沐爱县立初级中学校长）佃户地里找到两株间生罂粟苗（在曾经种植过罂粟的地方，十多年后也有可能找到间生罂粟苗），程方久愚蠢的滥用职权、将二人逮捕押送宜宾“第六行政督查区专员公署”。
在铲烟过程中，为了保护“老党”人员利益，“老党”骨干继续玩弄手段。因为此时临近鸦片收割季节，迟一天铲除，可能种植户已经把鸦片收割起来了，所以他们尽量打“时间”先后这张牌，命令彭忠绪按照他们制定的时间表，按时间先后进行铲烟。彭忠绪是军人出身，不是政客，只知道服从。于是他成了“老党”政客们的替罪羊，人们看见“老党”骨干们的鸦片没有被铲，自己的却遭受了损失，便集体上告到“第六行政督查区专员公署”，陈属彭忠绪枉法包庇老党种烟户。专署下令逮捕彭忠绪，他得到亲信部属透露消息，立即潜逃到他曾经供职的叙永一带隐藏起来。一直到民国38年（公元 1949年）解放前夕，才回到沐爱。
郭效周与郭柏筠押送到“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后，“第六行政督察区”专员兼“叙南保安司令部”司令彭焕章立即将二人释放。随即任命郭柏筠为“第六行政督查区”视察员、兼“叙南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谋。四川省政府行文将程方久撤职查办。
“烟苗之争”一“新党”全面胜利而落幕。
（六），新、老两党窝里斗第四回合——倒张运动。
“老党”骨干们经历了“烟苗之争”后，上层领导如罗玉葱、何心一等人深刻认识到自己集团中，主要骨干人文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执政能力、统率能力的不足；更认识到不该这样内讧下去，应该息事宁人、和衷共济。尽管觉悟迟了一些，但若及时刹车，亡羊补牢其实不晚。问题出在几个野心十足、素质平平、酷爱造事的骨干不识时务，而且有点不听招呼、因而到了灭顶之灾到来前夕，还是看不清形势，才爆发窝里斗的第四回合。
“老党”与“新党”的前三次斗争中，其实没有哪一次算是胜利。第一回合他们虽然赶跑了李唯乐，却没有伤到“新党”什么，但在省政府和专员公署面前暴露了自己爱造事的毛病，失去了信任。第二回合表面胜利实际失败，第三回合应该是惨败，但他们认识不到、还认为应该给“新党”点颜色看，最后被罗玉葱、何心一强行禁止。其中有一个算是“智囊”和“笔杆子”的骨干，他曾经在博爱小学担任过三年校长，并无多少建树。曾经执掌“三青团”，没有突出成绩。名义上担任《沐爱旬刊》主笔，实际上是落泊文人张亚甫捉刀。他想过把“教建科长”的瘾，殊不知罗玉葱、何心一从沐爱“育德储才”长远 利益着想，却让“新党”的张泽洋（张记难）担任。此人一直耿耿于怀。“烟苗之争”失败后，他串联几个虽然算“头面人物”却胸无点墨的“坐地猫”，发动妄图轰垮张泽洋（张记难）的“倒张运动”。在他看来，只要整倒了张泽洋（张记难），他就可以顺利登上“教建科长”的宝座。于是在民国38年（公元1949年）春期开校时， 他私下布置几个嫩头青在夜色掩盖下，将一些对教建科科长张泽洋（账记难）进行人身攻击的标语贴在沐爱的大街小巷：
打倒学阀张记难
不准张记难出任教育界
张记难到鲤鱼槽去当农夫
......
标语贴出几天，“新”、“老”两党上层没有任何反应，教育界同人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出来响应。张泽洋每天照常笑嘻嘻的上班、与老师们谈笑风生，若无其事。街上的标语不是被撕烂，就是用土红在上面打×。
这一次“地震”连“老党”自己的上层也不予理睬“倒张运动”只好偃旗息鼓，悄无声息了事。
（七），新、老两党窝里斗的不良后果
“新”、“老”两党的窝里斗的几个回合，除了“烟苗之争”是由“新党”主动出击之外，其余几个回合都是“老党”主动出手。就“老党”而言，几次出手并非罗玉葱、何心一所为，而是他们意外的几个骨干布置的，罗玉葱何何心一只不过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而已。但在不明内幕的人看来就是他们所为、而且上峰也把责任算到了他二人的头上，所以到1949年“改朝换代”之际，本来人缘极好的何心一也弄得既傍不上共产党，也傍不上国民党；傍不上共产党，就不能获得与沐爱和 他本人命运息息相关的信息，对未来无从决策。傍不上国民党是因为上峰已经不信任他们。
在沐爱任职的三个设治局局长中，真正能给沐爱人做事的只有李唯乐，而且只有他在1949年“改朝换代”之际能够靠拢共产党。假若分治成功后“新”、“老”两党加上李唯乐和衷共济，到1949年解放前夕，沐爱的面貌将有重大改变。而且，李唯乐能够接受新生事物，1949年有可能发动起义，这样一来，沐爱县至少可以存在到1960年行政区划调整时——因为县级行政机构的变迁，法理上应该经过政务院批准，从1951年沐爱区公所收到政务院寄来只有县政府才能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后来退回了政务院）推测，1950年政务院并没有下文撤销沐爱县，与沐爱现同时升县的贵州省雷山县、和乐山地区沐传销至今尚存，本来沐爱县与高县时分开的两块土地，政务院绝不会无缘无故推翻原案。？而且王子英也没有宣读政务院撤销沐爱的文件。原因在预解放初“川南行政区”管理紊乱——行政区主任张国华还没有上任就奉调领兵进军西藏，由志大才疏而又极左的李大章接任，他什么都不讲规矩。而已经起义的高县趁乱浑水摸鱼把沐爱接收了，造成既成事实后，川南行政区自然不会追问。而当时的沐爱没有人能够在新政府有话语权。才造成沐爱县无缘无故短命的结果。假若不是沐爱国民党“新”、“老”两党窝里斗，李唯乐在沐爱任职到1949年，就凭他和李唯汉的关系，起义后也在新政府有话语权，沐爱将不是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当年沐爱“老党”“驱李”和窝里斗犯下的罪责。
解放后，又由于田动云发动武装暴乱后，加上李大章这个出身合江大地主家庭的行署主任为了显示他“革命坚定”——其实是为他那大地主老子多找一些人点背，借这些人的人头换取升级信任而升官发财，历次政治运动都极左——比如土改就不按《土改工作条例》执行，“镇反”对照阎红彦主持工作的川东，和胡耀邦主持工作的川北，就要偏左很多——由于历次正值运动都扩大了打击面，珠连这里的中上层智者阶层几乎完全灭绝，传统文化设施被完全破坏；使大量流氓无产者进入新政权，不但危害了地方，也危害了共产党的党风政风，才让沐爱程了今天的样子。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记录社会人群和政党、政权善恶、功过的无情簿籍。所以“大跃进”以后的困难时期，刘少奇就“大跃进”造成饿死人对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今后是要记入历史的......这说明刘少奇对历史有畏惧感。希望今后的执政者多一点对历史的畏惧感，少做坏事，方能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