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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军阀吴佩孚逃亡四川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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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2015-10-30 09:57: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来自 四川成都
    本帖最后由 沫染mr 于 2015-10-30 10:01 编辑

    北洋军阀吴佩孚逃亡四川的日子
    作者: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曹取吴

            北洋军阀吴佩孚曾经逃亡四川,恐怕没有好多人晓得。吴佩孚不但真的逃亡过四川,而且他在四川整整度过了四年的逃亡生活(从1927年7月到1931年8月)。过去大家经常说“蒋介石国民政府压迫盘剥四川几十年”,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虽然1924年贺国光就已率参谋团入川,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真正控制四川是刘文辉被挤到西康以后,张群做“西南长官公署”主任起我们叙南才真正受蒋介石控制,这以前我们都受四川军阀——叙南受刘文辉压迫和盘剥——民国十几年,他征粮就征到民国八十几年,他间接强制种植鸦片......就因为帮助共产党挤跑蒋介石而取得政权、就“一肥遮百丑”,不提他盘剥我们叙南的罪恶、而且新中国建立后,普通公教人员月工资仅仅100——150斤大米,刘文辉一年就要享受“特别费”达10000斤大米......从吴佩孚逃川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四川军阀的反动性、及其“有奶便是娘”的反复性;别看1949年他们反蒋拥共,假若当时还有一个实力与中共差不多的政党和政权存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也会在“拥共”的同时,向这个“第三势力”暗送秋波和出卖中共的。这就是四川军阀人格上的可恨、可恶。我们四川人民要了解这些真实的历史。

            民国15年(公元1926年),北伐军以风卷残云之势进军长岳、直驱武汉。直系军阀吴佩孚于同年8月25日赶到汉口,27日到达贺胜桥,在火车上只会作战,作垂死挣扎。南北梁军在汀泗桥、贺胜桥展开激战,北伐军叶挺独立团与8月29日歼灭吴佩孚的主力,进攻武昌,吴佩孚节节败退、一直败退郑州。民国16年(公元1927年)2月22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鲁军孙殿英部占领开封,郑州危急。3月17日奉军进占郑州,吴佩孚仓皇逃巩县,5月7日冯玉祥进驻潼关,所部直澠池,吴佩孚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吴佩孚本来想由遂平越过京汉铁路取道皖北,窜回山东,终因军心涣散而无法实现。这时他想到四川军阀虽然已经表面易帜,但其中,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皆北系人物,而且他曾经于民国15年5月26日在长辛店发表过等锡侯为四川军务督办、田颂尧为四川军务会办,杨森为四川省省长。恰恰是而今驻防下川东夔门一代带的杨森宣誓就职,完全可以依靠。吴佩孚便由邓县奔新野,原想取道襄樊入川,殊不知驻襄樊之张联升已经背叛吴佩孚归附冯玉祥,冯玉祥委他为38路总指挥,要他擒吴立功。吴佩孚的密室长张其鍠在新野被“红枪会”毙命,随身经纬大部分被俘,仅率随身200余人南逃,取道秭归,于民国16年(公元1927年)7月13日到达巴东,逆江而上进入夔门。

            吴佩孚一进夔门,就遇到原杨森麾下范绍增(范哈儿)弁兵廖开孝纠集绿林在夔、巫一代拦路抢劫,幸遇部属中方茂山、胡竟寰二人原本江湖人士、而且胡乃四川内江人,经二人出面与廖开孝交涉。廖开孝听说是“孚威将军”吴大帅到此,变将他迎上山寨,为之换上新装,亲自把他护送到白帝城。就因此事,廖开孝一步登天被范绍增(范哈儿)提拔为旅长。

    (1),夔门内外风云起

            吴佩孚到达白帝城后,他失散的部将彭寿莘、王维城两个师长化妆前来会晤,为了保存实力,吴佩孚命于学忠返回鄂东及汉水流域收拾残部,暂时衣服张作。靳云鹗也派代表来向吴佩孚报告,称他还有30000余人、已依附张宗昌。吴的溃兵散卒陆续前来依附者2000余人,他为了和北方军阀取得联系,派孙武、许震悲伤活动。

            杨森在万县得到吴佩孚逃到白帝城的消息后,立即派“裕通”号轮船装运生活物资前往接济、并派员前往督修房屋、为之布置行辕,还亲自前往慰问。四川许多军系代表亦先后到白帝城联系,“四川进步党”领袖蒲殿俊时任刘湘的高等顾问,受刘湘嘱托前往访唔。吴佩孚在白帝城期间,经常与一些无聊文人诗酒唱和。比如下面这首《七律》,表达了吴佩孚当时的心情:

    万山拱极一峰高,遯迹何心仗节旄;
    望月空怀落花句,题诗寄咏猗兰操。
    江湖秋水人何处?霖雨苍生气倍豪;
    笑视吴鉤自搔首,前途恐有未芟蒿。

            吴佩孚大言不惭、自吹自擂,四川当时的一些所谓诗人骚客还作诗应和,下面两首足见当时四川的士大夫阶层的政治觉悟和认识水平之糟糕:

    其一: 中原扰攘似蓬蒿,欲上芜城秉白旄;
                青史于今评得失,使君终古是英豪。
                三分鼎足空吴魏,万载权奸笑莽操;
                曾过夔巫频眺望,永安宫殿月轮高。

    其二:  白帝城边乱野蒿,英雄驻节拥旌旄;
                 只因雪恨忘年老,不肯偏安负气豪。
                 千古诛心凭笔伐,三分妙算问谁操;
                  登临此日空相忆,浪卷魁巫月魄高。

            最荒唐的是,国民党奉节县党部委员长伯仁也前往拜贺,后请险种文人代撰一联。联句是:

    几度见蓬莱深浅; 再举撐天地方圆。

            这副对联把吴佩孚吹捧成“南天柱石”。经《新蜀报》披露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不能不表示升斥。但他还辩解是“私人往还,与政治无关”。这暴露了和谐当官的无聊与无耻。

            冯玉祥是吴佩孚的死对头,他知道吴佩孚逃到了四川,便急电蒋介石请予拿办。蒋介石对吴佩孚逃川并未置之度外,也深慮其负隅坐大,貽为后患。但因前方军事方殷,杨森有拥有相当实力,尚须利用;四川各军易帜不久、内情复杂,

            尚难完全控制;况且此时正值宁汉分裂,新、旧军阀混战正酣,蒋介石尚无暇顾及。而且,蒋介石也知道杨森与吴佩孚关系深厚,即使下令拿吴,杨森也不会办理。于是表面故示优容,暗中指示四川国民党发起“讨吴运动”,使吴佩孚在四川没有活动的余地。

            四川“讨吴运动”,最初是以“国民党四川旅沪同志会”名义,于民国16年(公元1927年)8月20日发出通电:

            “吴逆佩孚,穷兵黩武,罪恶滔天,不惟乱国、亦且祸川......查川中军队,同隶青天白日之下,吴逆之来,应即立予拿办,治以乱国家之罪,以谢国人......”。

            对于杨森、则未指明,只是说:

            “......乃则认賊做作父,私与勾结,实有反革命之阴谋......请予分别拿办、查办”。

            电文发表后,四川国民党遥相呼应,一时讨吴空气、弥漫全川。民国16年(公元1927年)10月13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四川各界民众讨吴大会”、并举行三天游艺晚会,引发长达万言的宣传提纲,列举吴佩孚三十条罪恶,并指斥吴佩孚利用杨森入侵四川,造成四川连年循环战争,使生灵涂炭。

            四川省内各县、市,在国民党的发动下,也开展了讨吴活动。

            在全国范围内,此时蒋介石讨伐唐生智的战争正如火如荼,所以他还要暂时容忍和利用杨森。为了加强攻唐实力,蒋介石调杨森到湖北讨伐唐生智。杨森表面奉调挥师宜昌沙市,暗地里与唐勾结,并与孙传芳取得联系。唐生智许杨森担任湖北省主席、评分武汉、使吴佩孚“困兽出笼”。谁知事机失密,蒋介石立即逼令杨森退出宜昌、沙市,仍回夔、万。

            西政军程潜、李宗仁已经攻占武汉后两天,也就是民国16年(1927年)11月16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已经稳固,立即发表明令:“吴佩孚逃匿四川,煽动土匪,据军事委员会臚列事实具呈,应予严拿究办”。并电令刘湘、刘文辉限期剪除吴佩孚党羽,暗示杨森也在此例。当时杨森还有“西路讨唐军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头衔,率有重兵住在 宜昌、沙市,对洋的军事部署上为就绪,所以只发了拿吴令、对杨森没有正式涉及。杨森在宜昌、沙市得悉缉吴消息后,为了缓和压力,于民国16年(公元1927年12月27日电请解除态度“西路讨唐军”职务,并自请归还其所控制之宜昌、沙市的民政、财政诸权;交出所部、听候改编。蒋介石表面敷衍,于12月28日复电嘉奖。紧接着于民国17年(公元1928年)元旦日电令杨森交出鄂西防地,派白崇禧前往接防。1月7日,明令免去杨森本兼各职,所部交刘湘、刘文辉分别接受。同时发饷银500000元、子弹1000000发,交刘湘驻南京代表稽祖佑押运重庆。

            白崇禧麾下鲁滌平部变接防为进攻,于1月20日占领沙市,30日进展宜昌。杨森部快速推进夔门,刘湘和刘文辉叔侄不掉不齐、各有顾虑,为能及时接受杨森部队。蒋介石计划落空后,只好采取分化瓦解政策,首先升任杨森部将郭汝栋为20军军长,从此杨森部下分裂局势开始形成。

            杨森在免职令未下达前、就早有所闻,并已预作准备。他于民国16年(公元1927年)12月31日赶回万县,路过白帝城是与吴佩孚商定应付策略。他到达万县后,立即派彝陵、长安、福川三支轮船快速驶往白帝城、于民国17年(公元1928年)元旦迎接吴佩孚及其眷属随员等两千余人到了万县,杨森与杨汉成亲到码头迎侯。吴佩孚上岸后即与洋并马进城,事候决定将吴佩孚一行送到大竹县云雾山中藏匿。1月8日,杨森给驻上海大东旅馆的代表刘介藩电报,要他向国府当局辩解。第二天,又向国府上书,对其被免职一事进行申诉。此时蒋介石虽然打垮了唐生智,争准备对付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杨森还有利用价值,便派其日本 士官学校的同学——四川人杜炳章为“查办大员”,假“查办”之名实际对杨进行安抚。

    (2),吴佩孚被罗泽州缴械后亡命“绥定王国”

            吴佩孚从万县逃往大竹云雾山的途中,受到沿途民团堵截围攻。由范绍增(范哈儿)派兵接应,才得进入云雾山中。此时已值腊鼓声中,年关在即,吴佩孚得以安身,,倍感安慰。

            民国17年(公元1928年)2月6日,范绍增(范哈儿)邀同川军各部代表在大竹城内与吴佩孚欢度元宵。这是吴佩孚逃川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露面、而且正式打出“孚威上将军行辕”及“讨賊联军总司令部”招牌、并摆出“八大处”的摊子。新委曾任四川巡按使的巴县人陈廷杰为秘书长,委曾充任杨森代表的“国家主义”分子、南川人刘泗英为政务处长,开始办公。

            范绍增(范哈儿)原本是四川江湖上有名的袍哥大爷,素来讲究江湖义气。民国17年(公元1928年)3月7日(农历2月16日)是吴佩孚的54岁寿辰,范绍增提前拍人至武汉、上海采购名贵礼品,用大抬盒装好,伴随乐队送往吴佩孚的行辕,并在大竹县城唱大戏三天为吴佩孚祝寿。

            郭汝栋于民国17年(公元1928年)5月15日奉委在涪陵宣布就任军长职务,随机召集范绍增(范哈儿)、吴行光、廖泽、刘公笃等人会议,发出讨杨(森)通电,指责杨森“累次兴师,均持灰色态度,扬言讨唐而阴联唐,名为讨共而实则拥吴联奉......且探得大竹会议,将拥吴逆扰乱全川......”。蒋介石也电令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郭汝栋等讨杨鋤吴,并令邓锡侯约束罗泽洲师,责成郭汝栋收编原川军20军。

            罗泽洲元来是邓锡侯不下师长,吴佩孚逃川之初,罗泽洲、杨森、李家钰等人曾有拥吴的同盟之约。嗣后,罗泽洲又向蒋介石输诚,蒋介石给以“国民革命军23师”师长的名义,独立于28军系统之外,踞有南充、广安、岳池、邻水、营山、蓬安、等县,应有一个师、一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旅的兵力,当杨森在万县被倒杨军围攻向他求援时,罗立即出兵威慑倒杨军后背,乘虚进占大竹、长寿、垫江等地,对杨未作实际援助、主要是为了趁机抢占地盘。罗泽洲看到杨森失败,吴佩孚失去了靠山,原来对吴佩孚存在的希望逐渐消失,便对吴的两千多人的武器——汉阳造步枪、外国造机关枪、手枪和炮垂涎三尺。罗泽州想到把这一批武器弄过手、既可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又可以充实自己的武力,实属一举两得。于是决定派熊玉璋旅执行此项任务。

            熊玉璋接到命令后,立即调集所部将大竹县城团团围住,并派人知会吴佩孚,说奉上级通缉令、要吴交出武器、方可保证他的安全。吴起初断然拒绝,并命令卫队在大竹城内挖掘战壕,准备抵抗。但固守空城、内无储备、外无应援,有不能坐以待毙。不得已,吴佩孚只好派秘书陈廷杰、交际处长方茂山约请地方士绅与熊玉璋磋商办法,熊借口必须请示罗才能决。于是双反警戒相持一天一夜。与此同时、吴佩孚的“帅夫人张白兰向吴苦劝”百万大军读一瓦解,又如何惜此少数武器、危及自身安全”?吴佩孚坚决不允。第二天中午,熊部城墙上的哨兵不慎失火,子弹恰恰飞入吴佩孚的“大帅府”,大家误认为熊部开始攻城,张白兰携其“少帅”嚎啕大哭,要找吴拼命。吴佩孚素来惧内,自己也感到这样死拼不打核算,只好同意交出武器,并派人与熊谈判。最后熊同意保证吴佩孚及其家属、随从安全,允许酌留少数手枪随身护卫。吴佩孚共交出汉阳兵工厂造新式步枪1301支,手提式机关枪两挺,百克门冲锋枪80支,手枪30支、十连式马枪30支,各种子弹约100000发。

            吴佩孚既已缴械,罗泽洲对于怎样处置他犯了踌躇。他的手下有人力主押送南京请赏,但罗本人又觉得应该留有余地。但夔、万尚在战争中,通行亦有阻碍;但又决不能继续留在大竹,经过与其幕僚商议,决定跑步对护送出境放吴走绥定(今达川)。罗泽洲于6月5日向南京报功:“查吴逆佩孚尚复盛陈兵卫,僭号尤昔,北虏盘踞幽燕,、冀侵我南服,吴氏野心弗戢,尤且密使往来,狡焉思逞。川人频申讨伐之义,横幅累下逮缉之文,乃辗转蹉跎、徜徉大竹,至今无恙......特命熊旅保卫该逆所部,想吃一昼夜,始将逆部武装悉行解除,,吴氏化妆乘乱逃去、不知踪影.......”。

    (3)吴佩孚亡命“绥定王国”:

            刘存厚是四川老牌军人,民国元年即任川军第四师师长,在泸、纳护国之役中,最初与吴佩孚抗衡;吴的军阶 还在刘之下。以后,刘存厚任过四川督军,张勋复辟时还委他为四川巡抚。因几次内战失利,退守川陕之间的绥定(今达川),不但防区狭小而且地方贫瘠。曹锟、吴佩孚当国时,曾委以“川陕边防督办”名义,偏安一隅,只有两个师两个混成旅的兵力 。川军各军易帜(去掉五色旗,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后,刘存厚仍保留原来的名义,悬挂五色旗,所以人们称刘存厚的防区为“绥定王国”。

            对于吴佩孚的到来,刘存厚的部下有人主张迎接,代表人物就是“国家主义分子”廖震,“国家主义”派早已和吴佩孚结下了因缘。他们认为吴佩孚虽然覆灭,余威犹存,南北局势未定,将来犹有可为,应该趁此接纳、共图大举。主拒的人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祸星,走到哪里哪里遭殃。两排争执不休,正在刘存厚也感为难时,前方飞报熊玉璋已率队送吴佩孚前来。刘存厚立即派三团部队陈兵绥、竹边境、严加戒备不许熊、吴进入绥定境内。因为担心熊玉璋借送吴佩孚为名乘机偷袭、不能不采取这样的断然措施。吴佩孚被拒留在绥、竹边界檀木场这段时间几至断粮,就靠熊玉璋馈送的20000元度日,渐渐的才有川军各方送来的圆柱。

            此时,下东倒杨之战已经结束,上东之战正在酝酿之中,四川局势正在浪涛汹涌,吴佩孚又有了回旋余地,所以刘存厚所部怎样对待吴佩孚,一件逐渐区域统一——采取似迎非迎、似拒非拒的折衷办法——由第一混成旅旅长申介屏出面负责,让吴佩孚驻节距绥定城30华里之小镇河市坝,另在绥定城里为他设一行辕,派兵保护如果将来南京国民政府责问则由申介屏一人承担一切责任。

            原来申介屏是川西有名的“清水袍哥”“舵把子”,人称“申大王”。他有点像镇州的罗玉葱,是办团起家,改变成军的旅长,他十分佩服吴佩孚这位以关、岳自命的“武圣”,鼓所以他对吴佩孚图谋再起特别卖力,申介屏首先给吴佩孚推荐其老长官——曾任川军师长的刘斌,充任吴佩孚的参谋长,并介绍四川失意军人李藴山、袁崧生等任高级参谋,并派出多人分头联络各县袍哥组织及地方团队,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先后组成丧警卫旅,委萧奠邦、郭泰安张彦文为旅长。于是,褪了色的“帅”字大旗又在河市坝飘扬起来。

            “国家主义派”分子也想借这一具政治僵尸作为活动的偶像,因刘泗英牵头,如蝇逐臭,陈启天、杨叔明、秦兆、厦华清君来凑热闹,吴佩孚均委以“高级参赞”,为吴佩孚奔走四方、穿针引线。河市坝是他逃川后居留最久的地方,整整在这里呆了两年半的时光。

            由于刘存厚的热心拥戴、和申介屏的忘我努力,民国18年(公元1929年)吴佩孚又在河市坝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大做其寿、报纸传媒甚至公布刘存厚迎吴佩孚到绥定就任“同盟军总司令”的消息,吴佩孚对外联络、妄图东山再起之说甚嚣尘上。南北各方、及四川各军都派代表携重礼前来祝贺,就连曾经翻脸的刘湘也示意驻万县师长王陵基,派傅圣希为代表、携2000元银元寿礼和金字缎寿联一副,对联文字为:

            “龙睇大野、虎啸六合;        鹏搏万里、鹤算千年”。

    (4),吴佩孚酝酿出川

            到了民国19年,(公元1930年)国内形势巨变,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展开,国民党内部亦起分化;汪精卫、谢持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北洋军阀亦有新的酝酿,他们提出由段祺瑞、吴佩孚合组联合政府的纸张,曹锟的代表中崇波、段祺瑞的代表王冠英,冯玉祥的代表柳孟庆等人先后到了河市坝,其他各方代表亦接踵而来,吴佩孚乘此时机积极做东山再起活动。适有“西北回部王公将领”发出拥吴通电,提出:“吴玉公乔岳峻峙,所冀蜀中袍泽,立加翊戴,海内贤达,并起推尊”。吴佩孚旧部于学忠在依附张学良后已升任军长,也来点劝吴乘势出山,申言愿竭诚率部拥护。吴佩孚一面从事部队扩张,将原三个警卫旅扩充成师,原旅、团长迭升一级为师长、旅长;派人四处招兵、收编团队,并 排除代表四方游说;以金殿甲为驻重庆代表,宋斗文为驻成都代表,专负联络责任,一俟部部署就绪,即行率部出川。

            吴佩孚将再起的消息腾载国内各报纸,北洋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重新大团结的传说甚嚣尘上,蒋介石除了给刘湘大量抢弹军饷、阻止吴佩孚出川道路外,密令对黄河流域及与吴有关的杂色部队严行监视外。特派少将参谋刘觉新到河市坝,以征询吴对国事意见为名、探其行迹。

            从民国19年(公元1930年)5月6日起,吴佩孚价廉三通羯鼓,准备出川。6月4日从绥定出发,取道梁山前往万县,刘存厚亲自配送一程而返。先遣人员已先行区梁山接洽布置行馆;秘书长陈廷杰已先期至万县待吴,并于驻万县的王陵基洽谈通行。吴佩孚一行人到达麻柳场歇宿,次日到达绥、梁交界之凉风垭,被王陵基所部第九旅长许绍宗率部阻拦,声称:“奉命只能让吴佩孚个人单独通行,随从人员一律不准通过”,几经交涉,终无结果,不得已只好折还麻柳场。

            吴佩孚既然阻留麻柳场,刘泗英曾以密电专人送陈廷杰,经过开江、被驻军李子猷团长查获,经检验与该军无关才放行。时值天气炎热、吴佩孚忧伤过度,竟至卧床。吴异性人的生活必须,全为百姓供应,几至不能维持这是吴佩孚逃川最困难时期。

            蒋介石虽然曾经通缉吴佩孚,但实际上有信使往来,他既要防止吴佩孚东山再起,又要留以备用。民国20年(公元1931年)3月,刘存厚的代表余绍琴到南京,曾向蒋介石提出担保,请准许吴佩孚转回山东瓶来原藉,并拨款以作路费,蒋介石没有同意。吴佩孚建北行不可能,便电告蒋介石称,欲赴苏杭游览、并顺便倾听教益、并请寄路费蒋介石复电同意,并指定西湖刘庄为休酣场所。吴佩孚接到蒋介石电报后,即扬言积极准备出川,一面垫高刘湘:“奉蒋召,命取道渠、广、渝、万赴京”;并称:“今日已如野鹤闲云,幸勿兹疑”。一面又拍申介屏到成都,以向各将领辞行为词从事联络。此时的吴佩孚心情复杂;“北行既不可能,“帅旗”怎么会重飘于北土?南游并非本意,我吴佩孚岂是甘居人下之人”?现在形势反成被动,但好在由了缝隙可钻,机会大可利用。乃于民国20年(公元1931年)5月9日,不下疑阵,向四川各将领发出告别电文。5月22日到绥定城与刘存厚话别,刘送程仪20000元,23日到三汇镇,24日宿渠县,26日到广安。6月17日赴顺庆(今南充),7月3日离开顺庆赴潼川——4日宿蓬安,6日抵射洪,8日宿潼川。7月16日到成都与邓锡侯、田颂尧聚会(这时24军军长兼四川省主席刘文辉应刘湘之约到重庆开会不在,否则他也会亲自迎候。7月21日,吴佩孚约集29军高级将领在交涉署行馆讲话,田颂尧、孙震、王铭章、罗迺琼、曾宪栋、汤万识希望大家学关羽华容道释放曹操。

            7月27日,吴佩孚一行以游山玩水为名到灌县青城山,然后间关走西北,经松潘、汶川、懋功到达甘南,结束了在四川的逃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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