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忠绪和沐爱地区知名行伍人员

颜汐。。。

彭忠绪和沐爱地区知名行伍人员

作者：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曹取吴

          彭忠绪是沐爱詹家村碉楼上（今沐爱镇团结村）人，“四川省宜宾市第二师范学校”（即高县师范学校）语文科高级讲师彭良杰的父亲。他最初就读于“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校”（沐爱小学的前身），后来到成都升造。

           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彭忠绪从“中央军校四川分校”毕业后，授予国民革命军中校军衔。并派往泸州专区担任剿匪大队长，进驻川黔交界的叙永县城，负责川黔边境的剿匪工作。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调永川地区江津县、担任“江津县国民兵团”团副（团长由县长兼任，团副实际掌管团务）。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接着爆发伤害“八、一三”淞泸抗战，8月31日，刘湘受命率第七战区5 个军4万人出川抗战，民国27年（公元1938年）1月，刘湘在汉口去世，第七战区建制取消，战区部队一分为二，被蒋介石分化。接着、蒋介石乘机插手川务，他任命王瓒绪（四川军人称他“王老乱”）为四川省代理省主席，王陵基任保安厅厅长兼保安司令。不久，蒋介石又下令命王陵基将留川部队（72军13师、14师；78军15师、16师合计8个旅）组成第30集团军出川抗战。

          当时彭忠绪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军人，他也准备参加出川队伍、到前线去抗击日寇，于是把跟在身边的大儿子彭良杰交给小妾带回沐爱、并顺便就出川抗战一事征求父亲的意见。不久收到他父亲回信：“......我们家几代单传，你何必一定要出川呢？就是在后方好好工作不也是支援抗战吗？......”，彭老太爷的话也很在理——后方搞好工作也是支援了抗战，古往今来独子也是可以免服兵役的。何况当时派系斗争激烈，彭忠绪不是王陵基30集团军的部下，属于杨森系统，假若彭忠绪参加30集团军出川，只让他当一个加强连的连长，也就是说，你虽然是中校，我30集团军只给你一个上尉的差事。彭忠绪自然也不愿意——倒不是官大官小的问题，一个连长在一个军里根本没有什么自主和决策权，何况去带领别人的部队，有的是小鞋穿，对抗日大局来说，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他只好听从父亲的劝告，回乡为抗日做些好事，便于民国28年（公元1939年）离开永川、回到家乡沐爱。

           彭忠绪回到沐爱后，民国33年到35年（公元1944年到1946年），出任高县第三区博爱镇（今沐爱镇）镇长（副镇长李宗於、徐大忠）。民国35年到37年（公元1946年代1948年）改任沐爱警察中队中队长。这镇长和中队长也仅仅相当于上尉一级，但这是为家乡父老服务，就像清末民初的唐绍仪，曾经当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后来回到广东老乡，当了中山县的县长，这叫“能上能下”。

          明清以来直至民国前期，叙南川滇边境历来种植罂粟（鸦片），在民国前期的“防区制”军阀割据时期，这一带是川军24军刘文辉的地盘。为了尽量多的搜刮民财，他派他的五哥刘文彩担任叙南税务总监，规定罂粟种植户按窝数纳税，叫做“烟窝捐”，使罂粟种植变相合法化。蒋介石倡导“新生活运动”以后，虽然派陈明仁率领军队以严厉的手段禁烟，但在边远山区，禁烟真可谓“鞭长莫及”。到程方久出任沐爱设治局局长以后，罂粟种植大有蔓延之势。民国35年至37年，住在川滇边境的业主和佃户都秘密种植罂粟。因为程方久代替李唯乐担任沐爱设治局局长以后，疏于政事，凡是以老党那些老气横秋的官僚马首是瞻。出于党派之争的需要，“新党”骨干们向省政府控告程方久纵容种烟，民国37年（公元1948年）春夏之交，新党骨干通过在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供职的郭士弘，派飞机对川滇边境罂粟种植区进行航拍，只见遍地烟花盛开，繁茂异常。有了照片证据，“四川省政府”和“第六行政督察区”以及“叙南保安司令部”责令沐爱设治局立即派人铲烟，并且点名要彭忠绪率队。虽然铲烟是一项十分棘手的差事，但军人出身的彭忠绪懂得：军令如山。他只好重新穿上军装，率领部队荷枪实弹去川滇边境执行这项棘手的差事。当时的沐爱，从设治局长起，掌权的都是“老党”人物，当权者为了照顾“老党”种植户的利益，授意彭忠绪，打“时间差”这块牌，尽量使老党种植户的利益少受损失。彭忠绪是头脑单纯的军人，不是园滑的政客，出于无奈，他只好按沐爱掌权当局的意图办，在铲烟路线和时间上做文章，一开始就从“新党”种植户下手。当时正值罂粟果熟灌浆期，一两天就可以开刀割烟了，却被铲掉，分文无收。铲到老党种植户地里时，大多已经开刀割烟，有的甚至已经收割完毕。这样以来，“新党”自然群情激愤，大家再度上告省府，说彭忠绪渎职。上级批示不但要罢掉他的官职、还要逮捕法办。“第六行政督查区”专员兼“叙南保安司令”彭焕章深知是党派之争，便私下给彭忠绪透露消息，通知他提前出走，才没有陷身囹圄。

          铲烟时间后，他退出了沐爱军政界，漂泊于江安底篷、泸州蓝田坝一带，从事商业活动。这段时间，王瓒绪曾托熟人捎信给他：“假若在地方上处境不好，还是回到军队吧”。他可能看到内战形式，觉得军队仍然不安全，他谢绝了王瓒绪等人的好意。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他于民国37年（公元1948年）冬天回到沐爱，开始了闲居生活。民国38年（公元1949年）下半年，袁凯臣辞去了“沐爱商会”会长，他被推选为“沐爱商会”会长。

          筠连藉的中共地下党员詹梦瑶来沐爱活动，组织迎解组织“沐爱县解放委员会”时，彭忠绪一“商会会长”身份成为“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委员。得到接收沐爱的“高县人民政府”王子英副县长的接见，并赠送他《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土地法大纲》等书籍。

          1950年上半年田动云发动武装暴乱时，正逢他的父亲去世，当聂晦明（田动云委任的沐爱县县长）、郭元宗（田动云麾下独立第六大队大队长）动员他参加暴乱时，他以“要为家父丁忧、守孝”为借口拒绝。7月23日（农历6月10日）沐爱第二次解放时，为了躲避战火，逃到沐义乡与高坎乡交界处之“官田湾”亲友家隐居。在“四五两区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召开前，李孝治（当时他是四区民政助理员）带信动员他回家。他从官田湾回家时，事先和李孝治约好，他直接到我家，然后李孝治到我家接他去会见区长李挺，然后回家，“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以“开明士绅代表”身份与会（当时，我和翁长清是学生代表）。会后积极配合政府，带头实行减租退押。由于川南行政区和第十军实行极左的政策，所以尽管彭忠绪在地方上没有民愤，更没有参加田动云暴乱，最终他没有逃脱极左路线的制裁而被处决。

比彭忠绪幸运的廖泰安

         廖泰安是沐爱中街人，早年毕业于“叙府联合中学”，后入刘湘“武德学友会”学习军事，继而考入“中央军校四川分校”，毕业后授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并派往江西南昌行营服役。他不愿离乡背境，更不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到红色江西去冒险，便滞留成都。暗地里请求教官和同学斡旋，争取改派。当时松潘有一个保安中队，因为地处寒冷的草地，没有人愿意去那里服役。同学和教官动员先去那里“打一个腰伙”再说，他于是答应了。就这样，他被改派驻松潘的保安中队当中队长。他在松潘服役一年后，很不适应哪里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便辞职回到沐爱。民国34年到35年（公元1945——1946年），被聘任为“博爱中心小学”训育主任。民国36年（公元1947年）起，在沐爱设治局军事科作科员。不久科长武永明去职，他代理军事科科长。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下半年，已经脱党的中共筠连县地下党员詹梦瑶来沐爱、镇州活动组织迎解组织“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川滇边去雪山支队部”后，聊泰安被任命为“雪山支队常备一中队”中队长。“雪山支队”辖两个“常备中队”，一个“模范中队”，其中“模范中队”为镇州乡民众自卫队改编。“常备二中队”为乡警和保警改编，这两个中队都没有多少战斗力，其中“常备一中队”为沐爱县警察中队改编，经过常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为中正式步枪，和少数汤姆孙冲锋枪和德克们（俗称“格蚤龙”）冲锋枪，一挺捷克式轻机关枪。中队长聊泰安是正规军校出身的少校，一分队分队长陈华安是国军某部退役连长，而分队分队长廖泰林曾经在国军79军和黄杰的部队担任少尉，三分队分队长杨伯翱也接受过常规军事训练，是“雪山支队”的主力。

          1950年上半年田动云发动武装暴乱后，沐爱县两个迎解组织独有少数人被卷入这场暴乱中（但绝大多数没有卷入），“镇反运动”中，两个迎接组织和沐爱社会上层人是大多数人都被安上“建立 投机组织‘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和‘投机武装’雪山支队部‘，妄图杀害我王副县长......”的罪名而被“关”、“管”、“杀”、“斗”，廖泰安也不例外、被判刑劳改。刑满释放后一直在家闲居。“中共11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并按月发给生活费。而其他没有参加暴乱的“雪山支队”成员，和“解放委员”（如彭忠绪）都没有一个落实政策和平反，所以廖泰安算是幸运儿。

曾经是中共地下党邻水县委书记的郭野农

        郭野农是落沐柔人，早年在外地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并担任地下中共邻水县委书记。民国24年至27年（公元1935年至1938年）在邻水县组织领导武装暴动、泄密被捕。差点在江津的长江边被处决，后背曾省斋营救出狱，再由郭子新托杨森上层关系，把他安排在杨森的军官训练团受训，毕业后分配担任下川东及黔北地区剿匪大队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彭忠绪一起回到老家，成为沐爱国民党老党中的杰出人物。

        民国36年，经由沐爱县国民党（老党）推荐、并全力运作，被选为沐爱县的“国大代表”。民国37年（公元1948年）3月27日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时，和全国其他300名“民选代表”一样，代表证被没收，成为“退让代表”而软禁于碑亭巷私立中南中学内。他们的代表资格由该省省党部圈定而落选的候选人（沐爱县为“新党”的郭仕弘）顶替，叫“圈定代表”。她们的代表名额分配给了“青年党”和“民社党”。“国民大会”闭会后，当局将他和其他300名“退让代表”送到杭州旅游，然后回到成都，参加民众自卫队干部训练班受训。回沐爱后担任“沐爱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名义上由县长兼任，副总队长操纵实际指挥权）。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下半年，已经脱党的筠连中共地下党员詹梦瑶来沐爱镇州活动，成立迎接组织“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和迎解武装“中共人民解放军川滇边区雪山支队部”，郭野农出任“雪山支队”高级参议“。1950年上半年田动云发动武装暴乱时，两个迎解组织少数人卷入了这场暴乱，因此两个迎解组织的人员都被安上”组织投机组织‘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和投机武装雪山支队部”罪名。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没有参加暴乱的郭野农也因此罪名被处决。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

尊师重道的郭仝武

          郭仝武是沐爱县复兴乡（蒿坝）人，原刘文辉川军24军少校副营长。抗战结束后，因蒋介石的“裁军令”被裁减回乡的军官。他先后担任复兴乡乡长、沐爱县参议会参议员。他得到罗玉葱的支持后，创建“复兴乡中心小学”。学校开办后、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他又鼓励学校聘用外地教师。学校没有教师宿舍，他又让出自己家的碉楼，作为外地教师宿舍，当时沐爱受聘的曹让吴、李廷鑑等人都在他的碉楼住宿过。他还带头尊师，逢时过节和每一个星期填，他都要宴请全校教师。“沐爱县解放委员会”成立后，他是委员。

        1950年上半年，田动云发动武装暴乱，“沐爱县解放委员会”和“雪山支队部”少数人卷入了这场暴乱，于是两个组织的成员都被安航“组织投机组织‘解放委员会’和‘投机武装雪山支队部’，妄图杀害我王副县长”罪名，郭仝武也不列外，“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决。

草根军事家章家声

          章家声是沐爱县棉堡乡五道河（解放后的解放乡）土地坎人，生于清德宗光绪10年（公元 1884年、岁建甲申），是一个草根天才军事家。他只读过六年私塾，从小在家从事农业劳动，种过田、做过纸，成人后背选为“高县定边乡柔九甲甲长（相当于现代的乡长）。他在甲长任上处事公正，深受乡民拥戴。他为了使乡民走出大山进行善品交换方便，积极组织乡民投资投劳，把从田坝头到落沐柔的山路修成青石板大陆。在修路中，他带头苦干，使修路工程进展很快。继而被任命为”高县国民兵团棉堡乡乡队长。为了保卫乡民生命财产安全、未付社会治安历尽艰辛。由于工作认真、为人公正廉明，深受上风新人，被高县团练局伟人为民治乡（沐爱县时期的“沐柔乡”）乡队长。民国后期，被叙南保安司令部任命为、“叙南剿匪大队高县上二乡中队”中队长。

由于他的部队长于山地战和丛林战，以及游击战，士兵不但作战英勇，而且好多是神枪手；他本人就是神枪手、而且善于运筹帷幄，假若有他广大的活动空间和战役锻炼，他就是贺龙元帅一类的人物。他熟悉防区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对川滇边境土匪武装有很大威慑作用。

1950年上半年、田动云发动武装暴乱时，他被郭效周（田动云第二纵队司令）和李自修（田动云二纵队支队长——相当于团长）拉拢、卷入了这场暴乱之中，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决。

中共沐爱地下支部“郝明光”成员潘松培

潘松培是沐爱潘家祠（今沐爱镇兴隆村七组）人，和中共沐爱地下支部“郝明光”支部书记周九波是亲戚。“郝明光”隶属于中共地下军事情报系统，周九波入党时上级布置的任务就是要她他们千方百计打入当地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内部，一遍获取军事情报和对敌上层进行策反、于是潘松培想方设法，当上了安静乡总团上四甲分团队长职务。

民国16年（公元1927年）王陵基在重庆发动屠杀共产党员的“三、三一”惨案后，又发生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川。中共沐爱地下支部“郝明光”书记周九波（宋琦）和他的上级——蕉村基层党委负责人向传熺、高县（雪坝头）县委负责人李孝良均与上级失去联系，从此脱党。而且从此不敢公开身份。民国24年（公元1935年）红军“川南游击队”经过沐爱时，当局命令潘松培带领自己的部队前去望天坡堵击红军，潘松培和他的支部同志虽然和组织脱离关系已经多年，但绝不能打自己组织的同志，问你是既不敢公开地址，有不敢不有所行动。到了望天坡，他以“减少伤亡、不和红军正面交锋，只能秘密坐其堑口”名，让出大路，使红军能够顺利通过，自己却将不对拖到李大路200米的山上，这些团丁本来没有见过真仗，红军真的从大路来了，早已吓得三魂少了二魂，本来手是抖的，大气抢来更是没有准星，让红军得以顺利通过。从此沐 爱人多了一个歇后语——“潘松培打红军——隔山照”（注：现在安葬在烈士陵园哪个红军烈士，是在土地坳被其他团队重伤后、太到沐爱街上因失血过多死亡，起先安葬于沐爱场东水井湾关山路旁，后来嵌入烈士陵园的）。

沐爱与高县分治后，他淡出官场，1950年7月23日沐爱第二次解放，他害怕因为“打过红军”而被清算，便更随聂晦明等人出逃，以后分道扬镳，他逃到云南永善县伍寨地区后偷渡金沙江到达金阳县城，与一群农奴被彝族奴隶主抓了“娃子”、关在一个地窖内。后被解放军解救，他编造绅士，留了下来。因为他能识字，便被安排做县政府收发员。不久，上级安排沐爱搬运工会廖太林、田世荣、田世华肩运鋤头去金阳，田世兄弟将他认出，报告了上级，被押回沐爱处决。

国军团副黄杰

黄杰是沐爱街上黄翰章的儿子，员陈ing仁29军麾下某部少校团副。他的部队被解放军打垮后，重新恢复建制，调永川修整。当局向她们许愿，只要他黄杰能扩军到一个团，就让当团长。他的参谋长是中共地下党员，正在预谋策动黄杰起义；为了起义后壮大解放军队伍，参谋长也积极鼓动扩军。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初，黄杰亲自回到沐爱扩军。沐爱街上及场镇周围许多无业青年如廖太林、胡林亨、李明轩、邸成林......等人都曾应募到他的部队（李明轩当上了连长、廖太林当上了排长）。只在宜宾真武山脚下永兴中学。但给养无法筹集，连饭也吃不饱，大部分人开了小差。

民国38年岁末，黄杰的部队在他的参谋长策动下，在永川起义、投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他也成为解放军的军官。

老一辈行伍人员

万其彬字春帆，沐爱楠家坪万伯淳的父亲，清穆宗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绿营军都司，通病200名，相当于现代的副营级

平宗元，字焕章，后改名玉书字瑞麟，武秀才出身。清德宗光绪13年（公元1887年）大清王朝平定甘孜、巴塘、康定一带藏民暴乱时，是鹿钟麟麾下粮秣督运官。叛平定后受五品蓝翎顶戴，授同知衔（明、请“改土归流”后少数民族地区“厅”的长官，相当于副县级），后来通过文官考试到山东做县官。

罗玉葱名启珩，民国前期叙南剿匪大队长（相当于现代团级），假若他不离开行伍，前途和李宗舫（川军178师师长）、李家钰（川军47军军长兼104师师长）差不多。胡来离开了军队，曾出任南溪县县长，沐爱县参议会参议长。

胡本清是鲤鱼槽人，在罗玉葱任职以前，曾任高县团练局局长。民国4年至5年，北洋军阀政府为了抵抗曹松坡桃园护国军，调云南诏安土匪头子马某某率部进入安静乡地域，胡本清在视学胡卓如帮助下，组训民众，保卫家乡，将马匪驱逐出境。

民国空军范伯超将军

根据范让能整理的范伯超将军自述，范伯超将军生于清朝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原高县绥来乡武德联保，后来的沐爱县武德乡德迈坝，今筠连县巡司镇德面村人，但解放后人员归属都进入高县地方志。

范伯超名范钟宏，乳名木成。1910年农历2月3日生于德迈坝马头岩老房子，到宜宾就读“叙府联合中学”时正式更名范伯超。民国14——19年在中小学读书，厚进入中央军校地九七期。民国21年从中央军校进入筧桥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后到德国和意大利留学，回国后先后担任空军第六、第八、第十一航空大队担任大队长，多次驾机在湖北、湖南与日寇作战，雷利战功。民国33年（公元1944年），受空军总部派遣，与王叔明等人抽检新津航校，出任教务长兼教官。民国35年（公元1946年）出任中共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民国36年（公元1947年）回国任南京国民政府民航局安全处处长。就在这一年，他回乡省亲，携带小学图书仪器各一挑，中学图书仪器各一挑，赠送“沐爱设治局立初级中学“（今沐爱中学）和”博爱中心小学“（今沐爱小学）当时我在”博爱中心小学“读书，亲眼所见，范伯超将军用携带的手像机自拍，在洋楼下面与学校全体老师合影。并在两个学校师生大会作讲演。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到台湾，曾出任空军高射炮部队司令。退役后当选台北市首届议员。从上世纪 九十年代起，多次回乡探亲，并在筠连捐资在德迈坝修建”钟宏小学“”伯超楼“。在高县双河镇还捐资修建了一所农村小学。

2011年回乡探亲时，再次来到沐爱中学，会见学校领导的同时，当面教育他在沐爱中学读高中的侄孙要好好学习，鼓励他在沐爱中学任教的侄孙（廖长宇）好好工作，就在这一年，范伯超将军离开了人世。

范伯超将军虽然是一个职业军人，却念念不忘尊师重道，值得人们尊敬。

因为德迈坝从清朝直至民国，都属于沐爱管辖，而且他和爱中学与沐爱小学有历史性来往，所以我把他也算做沐爱行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