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爱县域人人尊敬的曹云卿老先生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曹取吴
唐仁义是沐爱县域老一代谨遵传统商业道德的著名的儒商之一、他是徐跃乾小妹的公公。有一次徐跃乾约我去他们做客,谈起沐爱的人情世故时,他说:“做人就要像曹云卿和张彭年一样,什么人都喊‘老师’;这‘老师’的称呼,是对人格的肯定,不管贫贱富贵都没有变化的尊称。什么‘长呀’‘总’呀......只有你的人生处于上升趋势时,才有人称呼你......”。我们翻开《辞源》“师”的注解有九条,其中第(2)条:“老师、教师,《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荀子,性恶》“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辫知,必将求名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第(3)条:有专门知识技艺的人,《孟子,梁惠王下》:“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汉《白石神君碑》有“石师王明”......从《辞源》的两条注释看出,“老师”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为他“传道、授业、解惑”(韩愈《师说》)。1950年代后期我在古蔺县做小学教师时,干部走到群众家里是不受欢迎的,群众说:“干部到你家没好事,不是强迫你卖粮给政府,就是来找你的茬,一句话,是来整人的。老师则不同,不是和你谈孩子的教育就是动员你参加识字班学习,是为你好”......所以我在古蔺那几年,干部到农家找不到饭吃,老师到农家就害怕把肚子胀暴。1985到1990年,我大女儿和大女婿在解放乡水冲坝教书,每一个学生上学时,家长都要叫学生个给老师带菜(这些民众还记得古时候尊师的“释菜礼”)。现代地方干部把民众尊师等同于他们贪腐——实在是有辱圣贤。其实这些人读书时就是反“师道尊严”、反“传统”的急先锋,也难怪他们不学无术,连教师应得的福利也要剥夺;他们不尊师重道,也强迫民众反“尊师重道”;他们就是王莽、贾似道、和珅之流。为什么筠连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全市最差?这与历来不重视文化教育,不尊敬斯文有关。在原五区片的川滇边境地区因为闭塞和离筠连远,所以还保留着原高县和沐爱县时期的朴素民风。
我家祖藉江南徽州府休宁县(今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唐宪宗时入藉),传到十五世出了四个知县——江南徽州府休宁县知县曹天恒,四川重庆府江津县知县曹天常,江南西临青江县知县曹天怀,四川叙州府宜宾县知县曹天福(逝世后葬翠屏山)。到了明成祖永乐3年(公元1405年)曹天福的儿子曹南金选任高县教谕(相当于现代的高县教育局局长)。在当时,“教谕”这种只有“从八品”级别的小官,薪俸是很少的。任满卸任后,有的人可能回原籍的路费都没有。他老人家就在高县渔舟坝三脚湾置产定居下来,这就是子孙遍布叙南各县及川、滇黔边境的“高县曹氏”始祖。
到了清高宗乾隆中期,曹南金的后代长房已经传到第6世曹宸、曹升、曹推三人。曹宸发派曹其一、曹其二、曹其三 三大房(曹其一、曹其三后代主要散居高县渔舟坝一带,曹其二后代后来大部分定居高县平寨斯栗坎一带)。曹升发派曹其四(后代子孙定居高县高石坎走马岭一带),曹推发派曹其五、曹其六。
曹其一的后代中,第十世的曹钰于清高宗乾隆初期,合家迁移高县定边乡祥八甲(今筠连县高坪乡)白蜡坪一带。他的八个儿子先后降生在这里,其中大儿子曹友宽生于清高宗乾隆23年(公元1758年;清宣宗道光13年逝世后葬鱼江口),清高宗乾隆58年(公元1793年)曹友宽独子曹世重(高县世系地十二世)生于撮箕田(清穆宗同治元年逝世后葬白蜡坪)。曹世重的八个儿子先后迁居高县安静乡(治在今沐爱镇,辖沐爱、维新、腾达、大同——大地嘴、礼义、乐义、高石坎)一带。
我的曾祖父曹利元是世重公的第七子。生于清宣宗道光28年(公元1848年,岁建戊申);殁于清德宗光绪31年,(公元1905年、谁建乙巳)。他老人家是一个博学多才,学富五车;但又始终考不上科举而且善于经营的、像施耐庵、罗贯中那样精明的读书人。他精通《十三经》及诸子百家,工、农、医、卜、星象及会计、理财、薄藉和刑名之学,就是不喜欢“八股文”。他当过私塾老师和里、甲长,办过企业,开过矿山。他发派过于老实贤让而且不善言辞、不善经营的祖父曹会贤、和刁顽霸道而又擅长旁门左道,算计不认六亲的叔祖父曹会亨。他发现两个儿子都成不了大器,而且就算有万贯家私,也没有人继承,有些心灰意懒。
他晚年定居高县安静乡上四甲习武坝青杠湾(今属筠连县沐爱镇骑龙村)。自从父亲来到人世,他看到了光明,从此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到了孙子的身上。
家父曹云卿名“从龙”,“云卿”是他的字,取“风从虎、云从龙”之意。清德宗光绪16年(公元1890年,岁建庚寅)农历9月14日生于青杠湾。他天资聪慧,应变能力强,善于观察和思考,无论理解能力还是实践能力都出人头地,而且交际能力强,做事有毅力,很有精敬业精神。父亲的出生给曾祖父带来了希望,他发现后代的兴旺发达就靠这个孙子,他把所有的希望完全放倒了父亲身上。两三岁时就严格训练他待人接物和处世礼仪,四岁时他到风岩沟开炭厂,就把他带在身边,亲自教他《经》、《史》、《子》、《集》和财会、薄藉、理财、文秘、书法和刑名之学。继而送高县《文江书院》(川南高县中学前身)学习新学。十五岁时——清德宗光绪31年(公元1905年)曾祖父利元公逝世(此祖父35岁,父亲15岁)。逝世前,他估计到家庭的变故会影响父亲的学业,便给父亲存了一笔足够三、五年学费和生活费的钱在族人曹阶平处,并当着《文江书院》山长、曹阶平和父亲三家对面叮嘱:三年内不要因为他的去世而影响父亲的学业,假若三年后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此时父亲已经18岁了、“男子十八替父制”付清就要放弃学业,挑起家庭重担。剩余的钱就作为创业的本钱。不出曾祖父的预料,没有他的控制,祖父被叔祖父挟持得没有半点发言权,甚至曾祖父的葬礼都由他一手包办,邻里都不满他的为人,在曾祖父遗体还山安葬是时,没有人认真抬送灵柩,从习武坝青杠湾到墓地富家包只不过十里之遥,却抬了两天才抬拢安葬。曾祖父的丧事结束不久,祖父就被迫搬出租屋,到沐爱河东朱家坪当起了佃农。因为劳动力缺乏(祖父只生父亲和五个姑母,父亲是大哥),有没有流动资金,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到了清德宗光绪34年(公元1908年),春荒一到,家中就断了炊。在这样的困难境地,父亲只好遵从曾祖父的遗嘱,放弃学业。将曾祖父留给他的剩余学费取回,留一半给家中解决燃眉之急,然后携带剩余的有限资金出门经商。经过一年的打拼,解决了温饱;两年以后,家庭经济明显好转;除了接济家庭、还有可观的流动资金。我的三姑母(原沐爱区副区长刘良坤的外婆)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在朱家坪那些日子,我们几姊妹在家饿得慌时,就到门口坐着盼哥哥回来;因为哥哥回来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 到了清朝宣统3年(公元1911年),我家已经彻底脱贫、成为小康之家。为了经营方便,父亲托人租用了习武坝鸭公田李少从的一向五间草房和房屋周围两石租的田地,把家从交通闭塞的朱家坪搬到了这里。我家在鸭公田时期,是我家最鼎盛的时期;在我的记忆力,三四岁时的一天,我突然发现五张床铺的谷草下面,都隐藏着一个床铺大的麻布口袋,里面全是银元;在客房床铺下面的地窖里是满满的一窖黄谷。母亲见我发现了家中秘密,再三叮咛我不能向任何人说破,否则银元被人偷了就不给我衣服穿,黄谷被盗了就不给我饭吃。我家兄弟姐妹儿时都是乖孩子,自然没有人泄密,我家在鸭公田的茅草屋中住了十多年,根本无人知道这间茅草屋的主人是用银元扒铺睡。 由于父亲曹云卿老先生“国学”基础雄厚、魏碑与赵体有机结合的书法出众,财会、审计和薄藉、以及刑名之学精湛,对人诚恳、讲礼、守信、清廉、敬业,处世低调而且刚直不阿,很快进入上层社会。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受聘担任刚开办的“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沐爱小学的前身)书记(相当于现代的校长办公室主任),协助校长聂廷云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管理文牍薄藉和理财。此时的他刚刚22岁。他在“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一干就是8年;八年中他利用工余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使家庭经济更加宽松和富裕;八年的历练,他更成熟、更优秀了。“曹云卿学识渊博”、“曹云卿忠诚敬业”、“曹云卿的为人,当天的事绝对不会拖到明天”、“曹云卿不畏权势,刚直不阿”、“曹云卿来去两袖清风,清廉不贪、受人尊敬”、“曹云卿善于清查和处理烂账,什么烂账都麻不了他”、“要写匾、对和招牌、墓碑,只有找曹云卿”、“要打赢官司,必须找曹云卿写状纸”、“曹云卿不介入党派斗争,不会泄人秘密,信得过”、“曹云卿不会嫌贫爱富,不巴结权贵”......在周围十几个场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民国9年(公元1920年),张重光出任“高县安静乡”团总(相当于后来的区级军政首长)父亲受聘主管团款地方税、和团管所文书薄藉工作。当时是军阀割据的“防区制”时期,叙南属于刘文辉24军的管辖地盘。这里的财政税收由他的五哥刘文彩统管;军阀们为了更多的搜刮民脂民膏,规定罂粟(鸦片)种植户按烟窝和烟株纳税,叫做“烟窝捐”。民国12年(公元1923年)夏天,刘文彩的军法处处长“谢花脸”(谢荣恩字春帆)带领几个警卫来安静乡检查“烟窝捐”征收情况。他住进“安静乡团管所”后,把卫兵安到了“团管所”大门口。那些年老百姓怕兵赛过怕土匪,纳税人前来纳税、看见“团管所”门口有”丘八”立起来”韦陀”,就避而远之。父亲和魏晋丰、袁美权几个师爷坐了半天冷板凳,都没有“生意”(没有人前来那税),父亲感到奇怪,出门一看,是“谢花脸”的卫兵“档着了生意”。他十分气愤,便出门去找团总张重光交涉:“他谢花脸怕老百姓杀他,他就把卫兵按到自己的房门口,诉我了,为什么为安在大门口,妨碍我们开展正常业务?张重光打赢马上去找“谢花脸”交涉。父亲回团管所时,正逢卫兵换岗,新上岗的卫兵不认识父亲。就上前阻拦,父亲本来一肚子火没有发泄,卫兵的行为等于火上浇油,他顺手就给卫兵以及耳光,而且高声骂道:“你几爷子狗仗人势”。卫兵挨了打就和父亲吵了起来。因为当街,吵闹声因老街上的民众,也惊动了“谢花脸”和张重光,他们都急忙向“团管所”跑来。张重光迟了一步,先到的“谢花脸”又挨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时,街上的民众已经把父亲强行拉走。“谢花脸”弄清楚原因后,觉得很丢面子,和张重光打了一个招呼后,立即带领卫兵离开了沐爱。
“谢花脸”离开后张重光立即召开“团管所”紧急会议。为了严防“谢花脸”报复。他决定L(1),全安静乡团处于紧急戒备状态,从沐爱到老林平设立四道岗哨,发生紧急情况以竹梆声为号,以最快速度传达到到团管所,好立即拍团丁进行堵捷。(2),团丁常备中队处于以及战备状态,随叫随道,到即能投入战斗。(3),曹云卿老师放假一个月在家休息,也可以到云南方向做生意,但不准到巡司方向活动,绝对不能让对方抓着。
会后,他立即给宜宾师管区冷寅东(冷熏南)写信,陈述事情经过。写好后叫来可以在沐爱和高县之间一天往返的“飞毛腿”黄癞子,叫他抢在谢花脸前面,与明天中午前 必须把信交到冷寅东手里,并扯好收条。“黄癞子”如期完成了人任务,而此时谢荣恩才进入高县县城。
“谢花脸”果然要想报复,他回到宜宾后去找冷寅东,要求到高县当“知事”(县长),他一开口冷寅东就说:“你不要想到哪里去报复,我是不会同意的”。他没法,只好要求当筠连县的知事。冷寅东不好拒绝,便同意了。“谢花脸”到筠连上任后,专门在巡司和沐爱之间制造矛盾,沐爱有人到巡司赶场,他就指使人把他们捉来关起。张重光也以牙还牙,凡是寻思的人到沐爱赶场,也把他们捉来关起,而且像他们说明原委。结果巡司的人不恨沐爱官方,恨起了谢荣恩。结果是人们把情况反映给冷寅东,“谢花脸”只在“筠连县知事”任上三个月就滚蛋了。“大跃进”后期,平赓钺还用赞许的口气对我谈起“你父亲痛打刘文彩军法处长谢花脸”一事。
民国13年(公元1924年),只比父亲曹云卿大两天的“盟兄”袁凯臣在沐爱开起了第一家正规金融企业(私人银行)“永济钱庄”。特聘“盟弟”曹云卿老先生为他主持钱庄业务。民国16年(公元1927年),罗玉等人在原“文山书院”基础上创办“高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镇州初中和镇州小学的前身),特聘父亲曹云卿老先生担任“书记”(校长办公室主任),所以父亲在原镇州小学墙上、房屋樑柱上留下墨迹较多,而且直到1990年才因改建校舍而消失干净。父亲在这里一直工作到民国20年(公元1931年)。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张重光主持开办“懋和商号”。“懋和商号”是沐爱国民党“新党”(“渝字号国民党”或“川字号国民党”)的大本营,“新党”上层骨干的罗脚点都在这里。父亲曹云卿老先生虽属“老党”(“蓉字号国民党”或“蜀字号国民党”)系统,但大家知道他是一个严守中立的人,所以无论“老党”还是“新党”都把他看做亲密朋友,什么秘密都对他公开,两党上层骨干都尊敬他。张重光邀请他倒“懋和商号”(后改“一诚商号”)主持业务,他没有拒绝,两党高层也一直和他保持亲密关系。
民国24年到33年(公元1935年代1944年)沐爱征收局租用张重光“懋和商号”做局署,主管“高县上二乡”财政收支,父亲曹云卿老先生受聘担任主要业务管理工作。这几年中,他经历了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第一件:安静乡二团团政潘**在潘家山私设厘金(相当于现代的收费站),公开违背国民政府取缔厘金的规定,助长贪腐、毁损沐爱声誉,弄得民怨沸腾,但无人过问。父亲自告奋勇、出面为民请命,通过组织和法律手段干预,迫使当局撤销厘金,二团团政潘**因此被撤换,有李沛然接任二团团政。
第二件:沐爱分治前夕,省政府已经授意,当年沐爱征收局控制的财政税收与高县分开,但高县当局还想以蒙蔽手段抢收当年“上二乡”财税。他们派来一个姓杨的局长,想沐爱当局索取巨额税款和贿赂。虽然官民都十分不满,但他们都胆小怕事,不敢出头。而这个姓杨的局长变现飞扬跋扈、盛气凌人。这惹恼了刚直不阿的父亲,他对姓杨的局长说:“你小子还比谢花脸可恶,来自非要教训你不可”。狠狠卿他吃了一顿全脚,他只好灰溜溜的逃走了,1960年代我客居沐义是,大地三队的杨廷云还对我说起父亲痛打杨局长一事。
第三件:迫使云南彝良“明团暗匪”的栗氏兄弟归还被抢劫财物:
因为“师爷”薪俸有限,父亲曹云卿老先生便利用公余时间联合李宗於(与高县分治前的沐爱镇副镇长,李孝治、李孝服的父亲)、周建成(油坊主,周开金的祖父),张国厚(维新乡商人)合伙经营“南方丝绸之路”的蚕丝买卖。民国30年(公演1941年)初夏,四位股东合伙经营的150 匹马驮运的蚕丝、行进在彝良县猫猫山土司“罗官家”地界时,悉数被彝良县明团暗匪的“保商大队长”栗大统和他的弟弟栗大粟抢劫一空。几个合伙人垂头丧气,没法可想。父亲曹云卿老先生带领他们走访猫猫山土司“罗官家”,因为“罗老太爷”也是“袍哥人”,便向“罗老太爷”出示沐爱“袍哥”最高字辈“仁”字宫口“武惠元”社“公片宝扎”和“三大宪片”(这两样东西要袍哥人员中,已经“出山”——和“龙头大爷”资格相等的元老和前辈才能使用)。亮出证件后向罗官家“发言语”,向他陈述财物被抢劫的底垫和经过,希望得到帮助。罗官家听说栗大统、栗大粟没有给他“打上服”就在他的地界“做生意”、抢劫四川商民,他十分气愤,答应帮助四川商民讨回公道。
为了“双保险”,父亲老云卿老先生以“蓉字号”老国民党员身份,将在云南彝良县猫猫山被抢劫一事上告到蒋介石的“重庆行营”,十多天后,“重庆行营”批转云南省政府和昭通公署,命令他们派军队清剿栗大统、栗大粟。这样一来,栗氏兄弟遭受“袍哥”、政府和“罗官家”三重压力。他们兄弟还怕冷,兄弟二人前往“猫猫山”,请求“罗老太爷”出面调停,归还抢劫的全部赃物。这是四川商民在云南造抢劫后,财物悉数归还的唯一一次,事过多年后,周建成的儿子周天明、周天祥,李宗於的儿子李孝治、李孝服多次和我叹气在彝良造抢劫一时时说:“民国30年在彝良被抢劫,要不是令尊大人,我们大家都出大亏了”。
民国34年(公元1945年)、沐爱与高县分治成功,成立了“沐爱设治局”和“沐爱设治局税捐嵇征处”,宜宾人、川军24军少校军需官出身的何新出任处长,他深知付清的声望和能力,聘请他主持第二课(田赋粮食课)的“公学产”业务。“公学产”是博爱小学前身“高县第二高等小学”成立时,士绅们捐出的大约一千多石田土。国民政府推行新的行政建制后,公教人员工资和公务业务费都由地方财政统一拨发,“公学产”也就交地方财政统管。而租种“公学产”的佃户都是地方上“有头有脸”和有后台的刁民。所以“公学产”很不好管;每年交多少租,全靠管理的人和佃户们讨价还价。因为“公学产”直接支持全设治局公教人原工资和公务业务费,也是“税捐嵇征处”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所以要一个正直无私的,本地威望高的人来管理,因此何处长选中了家父曹云卿老先生。
民国38年(公元1949年),何新奉调“綦江县税捐嵇征处”,因为没有路费,立即打电话回家让家里人给他邮来路费,他才得以离开沐爱。何新临走前几天,
邀请父亲和他一起到綦江,去给他档当第二课课长。沐爱曹氏家族中,“从”字辈的兄弟们听到消息后,他们邀约来到我家,劝他们的“大哥”(家父不要离开沐爱(因为家父不在沐爱,他们就失去靠山了)不要离开沐爱,地方政府和新任处长陈光赞(泸州三青团干部春出身)也出面挽留,父亲才刘了下来。
“税捐嵇征处”新处长上任后,调整了人事部署。父亲安被安排担任会計。兼管公教人员工资。这一年里,全国面临解放,10月底,县长钟家荣以“到成都开会”为幌子逃窜。已经脱党的筠连地下党员詹梦瑶(詹天浩)来沐爱、镇州活动,为沐爱社会上层筹划成立迎解组织“沐爱县解放委员会”,迎解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川滇边区雪山支队部”。这时旧政权已经瘫痪,、“税捐嵇征处”处长陈光赞要想回到家乡,但苦无路费,父亲出面找到几个同事,一个出点,让陈处长得以回到故乡。
1950年2月中旬,高县人民政府王子英副县长(来自18军,张国华的部下,后来离开了叙南,回到18军区了),和解放军10军28师84团何营长率领一个加强连和一些“地干班”成员前来接沐爱。过了正月初三,王副县长和何营长召集各机关法团开会、布置交接事宜。父亲代表“税捐处”向人民政府移交档案。交接事宜结束后,王子英副县长宣布:“曹云卿和平赓泽两个人,人民政府留用了。要求过了‘元宵节’就到高县参加培训,然后到新政府工作”。第二天,“解放委员会”派人给我家送来大米200斤说是父亲的“安家费”。这一年父亲满60岁(当时还没有“退休”制度),他向王子英副县长反映说自己年老多病,害怕辜负领导的新任。当然他还没有说出口的h是:他的“一臣不主”的封建思想。王子英副县长告诉父亲;“我是副职,我没有权利批准你复员,过了元宵节,你和平赓泽一起搞高县,请贾昌县长给你批吧”。
父亲来到高县县城后,县政府的庶务人员接待了他。当他向接待的人,交了王副县长的介绍信和自己请求复员的“签呈”后,接待人原告诉他:“贾县长这一向实在太忙,你就在县城休息几天,他的事情处理完了,会召见你的”。他接着给父亲一副碗筷和一张作息时间表,并叮咛他:“这几天你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只是按时回来吃饭就是,我们也没有时间陪你,很对不起啊”。
父亲在高县成里玩了几天,每天都按时回县政府吃饭,1950年3月5日(农历正月22日晚饭后,庶务人原告诉他:“现在贾县长要接见你,跟过问去吧”。
父亲刚走进贾昌县长的办公室,贾县长热情的接待了父亲,他对父亲说:“本来我们很需要你这种专门人才,但你又的确老了,所以我们研究决定;暂时批准你回家休息,希望今后政府有事需要你帮忙,不要推辞”。他拿出父亲的签呈,在上面批道:“王副县长:该员请假可赞允”。然后将签呈递给父亲,并叮嘱庶务员:“你把要给忘副县长的文件收拾好,请曹老先生带给王副县长。而且要给足曹老先生路费”。庶务员把一包收拾好的文件表册和布告交给父亲,然后给父亲两把棉纱作路费(那是没有货币,以棉纱代替货币:一般半扣纱可以吃一顿晚上包括住宿费和伙食费一扣纱足也)。
1950您3月7日下午,父亲回到沐爱家中,紧接着,街上传来枪声,不一会儿邻居的孩子黄勤书从街上回来告诉我们:“李明轩、刘振邦、被傅老七一群拿枪的人抢杀了,傅老七们一路开枪,一路高喊“杀卖客客......父亲立即把从高县带来的文件表册、布告全部烧掉。第二天我上街看见满街穿便衣的武装人员,几个田动云的政工人员正在刷写反攻标语。从解放军撤离到田动云盘踞沐爱。沐爱人民度过了五天没有政府和军队保护的政权真空时期,却没有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发生。
田动云暴乱时期,”县长“聂晦明曾支使赵会存(聂的”财政科长)前来动员䢋出任他们的“税捐处”处长,父亲严辞拒接,并挖苦赵会存一顿。赵会存想聂会明反应,说父亲不识时务,简易“教训他一顿”。聂晦明说:“算了,他那脾气你有不是不晓得,共产党找他他都不干,怎么会给我们干呢”。因为聂晦明顾及他和父亲的郎酒关系(我的嫡母是聂晦明的二姐),或者考虑他在田动云面前,宋仕仁(我妈的族弟)的话语权要打得多,从此他在没有骚扰付清。
沐爱二次解放后,区公所、粮站、税务所进场找父亲给他们搞临时工作,我入学前,也是村里的儿童团团长,入学后是沐爱的第一批团员,但受李大章极左路线影响,把我家的成分由“小量土地出租”扩大我地主,然后扫地出门,父亲差点气死,我的弟弟和两个妹妹都因此有病无衣夭折。本来父亲是拥护新政权的。却变成了“敌人”“大跃进”前夕,他突然生病不治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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