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那些年驰骋筠连的“师爷”们...

曹瑾瑜

                                                
诠释“师爷”这个群体作者：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曹取吴

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一般拥有中等以上学历；他们不是“官”，也不算普通的“民”，但无论“官”还是“民”都尊敬他们；在（“智者”、“良民”、“愚民”、“刁民”、“豪民”、“贱民”）的分群中，他们属于“智者”；在（“世家”、“权贵人家”、“殷实人家”、“平民”）的分类中，他们大多属于“世家”，少数人属于“平民”；在财富拥有方面，大多属于小康人家，也有一些人属于中产阶级，少数也出身寒微。作为他们这一群体只有三个条件——首先必须饱读圣贤书、精通一门或几门特殊技艺；其次是有突出的书法；再次是处世中庸中正、不趋前、不慕势，不窥人隐私、不泄人机密，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师爷”。
电视剧《绍兴师爷》比较恰当的介绍了这一群体，但也有一些误读；好多小说、戏剧作品则完全歪曲了这一群体的面目和形象。
“师爷”是这一群体的通俗叫法，因为晚清好多著名“师爷”大多出在浙江省绍兴八县，所以“绍兴师爷”比较驰名。实际上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名“师爷”，只是一般人不熟悉而已。比如清代陕西省就出了一个“状元师爷”王杰。王杰是陕西省韩城县一个穷书生，他幼年丧父，为了谋生，以文养母，走上了“师爷”这一道路。
古代读书人生活困难，补贴生活的基本手段离不开文章。最普通的做法就是“半工半读”去“开馆”。那些在私塾任教的夫子们，基本上都是考中“秀才”、取得初级功名的贫寒之士。比如高县蕉村的马绍镶，考中“秀才”后没有生活出路，合家迁徙安静乡上四甲（沐义乡）岩头上，并在沐爱河东及镇州等地农村开馆授徒。乐义的黎希相（黎照）考中了中等功名“贡生”中最高贵的“拔貢”，因没有人缘出仕，也到镇州开设“文山书院”（镇州初中和镇州小学的前身）坐馆授徒；沐爱的秀才周湛如（廪生）、平道生（庠生）虽然小有产业，因不堪“世家”门庭支付，也利用沐爱周氏家庙“廉溪寺”开设“爱莲书院”（沐爱小学的前身），坐馆授徒。
一般知识分子考中中等功名——“举人”以后，“半工半读”的门槛就可以抬高很多、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出任“师爷”。这样既可以熟悉官场，又可以不误学业，真算一举两得。王杰中举后，曾多年在浙江担任尹继善、陈宏谋的“师爷”，这两位多年担任“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是清高宗乾隆年间的政坛大腕，他们给乾隆皇帝的奏章，都由王杰起草和缮写，一来二去，乾隆皇帝也就熟悉了王杰的字体。到王杰参加全国“大比”（相当于现代参加全国高考）“荣登二甲”参加“殿试”后，本来主考官向乾隆皇帝进呈的名额王杰是第三名，乾隆皇帝看了试卷觉得字体很熟，待一 询问，再考虑清代多年的“状元”都出在南方，陕西没有过一人名列“殿试”榜首。于是乾隆皇帝御笔一挥，钦点王杰第一，成了“状元”（事见《清史稿、王杰传》），后来，王杰当了多年的“内阁大学士”。
王杰当了“状元”，山东“举子”（举人）不服气，给他出了一副上联 求对：
孔子圣、孟子贤，自古文章出齐鲁。
王杰稍一思索，对出下联：
文王穆、武王昭，尔今道统在西秦。
人皆折服。当然、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并没有多大意义。不过、这类轶闻正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当然，王杰是“师爷”中的佼佼者，绝大多数“师爷”是达不到这个地步的。
“师爷”的正规名称是“幕友”，是受地方长官聘请、帮助处理各种事务的无官职佐助人员。清朝韩振《幕友论》称：“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邵晋涵也说：“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幕宾、书吏、长随”，在地方整整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幕友”是地方官以个人名义聘用，聘金出自地方官私囊，与官府无关。“幕友”的办公地点在官衙内署或官员私宅，他在官府的工作属于“幕后操作”，一般不会“公开升堂”甚至不会进“签押房”，所以在汉语中才会有“入幕之宾”的成语出现。一些戏剧和小说中，官员升堂，师爷在一旁只收画脚，言三语四，是不符合事实的，也说明这些作者人文知识的欠缺。
“师爷”在官府中不是“主”、是“宾”，但地位尊贵，主官对他不像对属员那样颐指气使，甚至鞭笞责罚，主官对他都是低声下气，虚心求教。甚至主官向“幕友”支付的报酬也只能叫“聘礼”或“束脩”，而不叫“俸禄”，更不叫“薪水”。（“薪水”用现代汉语来解释，应该叫“伙食补助”）逢年过节主官必须给“幕友”送礼，请客吃饭，“幕友”必须坐在“宾”位，所以“幕友”称主官为“东翁”或“大人”，主官称“幕友”为“西”或“先生”。“幕友” 之“友”是非常传神的一个 字眼，“‘友’于义何居？曰以属则僚，以德则师，以礼则宾，僚近乎卑，师过于尊，宾介乎尊与卑之间，故曰‘友’者云”。掌握了“幕友”的含义，就不难理解有的“师爷”（如曾给骆秉璋当过 “幕友”的左宗棠；给张之洞当过 “幕友”的、后来的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鸣）能够趾高气扬，特立独行了。
清代关于“幕友”的著作很多，其中最有名的的是汪辉祖的《学治臆谈》系列和《佐治药言》系列。他是浙江省萧山人，23岁起给自己的舅舅金山知县王坦之“佐书记”，开始了“幕友”生涯。先后侍候过 16位府、州、县官，知道考中“进士”、才结束“幕友”经历。他关于“幕友”的“真知灼见”来自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经验；当官的要从 他的书中了解“幕友”的行为、佐幕这要从他的书中了解官场奥秘，所以他的书被人称为“宦海舟楫”、“佐治津梁”。清代地方官场的“幕友，每一州、县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全国的”幕友超过万人、汪辉租的书几乎人手一册，其发行量直达，可想而知。
“师爷”根据专业分工不同，有：
（1），“刑名师爷”：主要业务是协力司法，比如州、县遇到案件，首先交给“幕友”端详。而“幕友”既不能亲赴现场查堪，又不能登堂参与审讯，全靠推敲案件的相关文书资料提出意见。因此“刑名师爷”就要发挥自己的推理本事，辨析各种词、状的欺诈和疑点，支出其中的矛盾和抵牾、确定办案的方向   和突破口，为主官审理案件提供方案。
（2），“钱粮师爷”：主要业务是协管财政，赋税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这就需要“钱粮师爷”明察秋毫、巧为周旋，审核文件，监督票据，查考记录，发现鼻窦。所以“钱粮师爷”不但要精通业务，还要人品端正、清廉。
（3），“书启师爷”：主要业务是协理通讯文书，文书的遣词造句，甚至语气如何，都同主官的前程紧密相连，更是不能马虎。所以“书启师爷”是主官的心腹兄弟。局说曾国藩在围剿“洪杨之乱” 、起初累败，所以一次他亲拟奏搞有“臣累战累败”之语，“幕友”看见后对他说：“这样你只有受到撤职查办的结果”提笔给他改为“臣累败累战”，结果受到嘉奖。
（4），“征比师爷”：主要业务是建督税务、
（5），“帐房师爷”，主要业务是管理簿记，
（6），“珠墨师爷”：主要掌管红黑两种毛笔誊写，
（7），“挂号师爷”：主要负责登记、收发。
以上各种专业师爷中，以“刑名师爷”、“钱粮师爷”、和“书启师爷”（或“文案师爷”三中历史最长、也最重要。他们通过师徒传承的长期学幕，属于司法、财政、行政文书方面的专业人才，主官对“幕友”以师礼相待，，报酬每年少的几十两银子多的大几千两银子，他们行驶权利的方式比较特殊，因为他们没有“官”的身份，所有举措都是向地方长官建议而已，因此主官是否识才、能否纳谏对她们很关键，所以，不仅主官要选择“幕友”，“幕友”也要选择主官，这纯属一种双向选择，这到符合现代聘用制的原理。正因为如此主官和“幕友”相处久了，大多成为知己。
清代的官员大多科甲出身，虽有文采，缺乏官场经验，只有依靠“幕友”辅佐，才能对付的了那些油条猾吏，“盖官统群吏，而群吏各以其精力，相与乘官之隙。官之为事甚繁，势不可能一一而察之，唯幕友则各有专司，可以察吏之弊”。所以清代“幕友”除为主官提供咨询外，还兼“佐官检吏”（监察）职责，约束书吏群僚成了“幕友”第一要务。
相形之下清朝贪官污吏恶名昭著者多，但“幕友”这个队伍一般比较清廉，因为他们是“聘任制”，受到“人才市场”的制约，而且他们不至于因为“行为不端”而葬送一生清名和前途。
到了民国，尤其是民国后期，由于官场体质有所变化，但任何官员都有一两个自带的心腹“师爷”，但报酬大多是公共财政开支了。而且在县级以下，只长于一种技艺的“师爷”是不大“吃得开”的，兼有“刑名师爷”、“钱粮师爷”、“书启师爷”三种技艺的人不但“吃得开”而且主官争相聘用。在“高县时期”的沐爱，魏晋丰（魏永模父亲）是专职的“钱粮师爷”、袁美权既是“书启师爷”，又是“刑名师爷”，詹维一（詹永生的祖父）是“书启师爷”兼“钱粮师爷”，筠连来沐爱县政府谋职的赵荣华（廉溪人）詹世澄（小南们附近人）两人具备“刑名师爷”、“钱粮师爷”和“书启师爷”的全面功力；詹一兴（廉溪人）既是“书启师爷”、又是“钱粮师爷”。沐爱设治局第二任局长程方久当时秘书晏和君也是“书启师爷”、“刑名师爷”的老官场，解放后在内江专区做中学语文教师。
父亲曹云卿老先生自幼由曾祖父利元公教习 《经》、《史》、《子）、（记》和财会、薄藉、书法和“刑名之学”，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22岁的他就被聘任为“高县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书记。当时的“高等小学”除开设基本文化课程外，还开设《英文》、《代数小识》、《几何小识》、《物理小识》、《化学小识》等学科，实际相当于初中。当时学校的“书记”相当于现代的“校长办公室主任”，辅佐校长聂廷云主管文书、档案、往来文牍、薄藉，告示，文化环境、财会收支及监督；集文秘、外交、理财、法律顾问于一身、一干就是八年。民国9年至38年（公元1920年至1949年）除有几年担任“高县县立第三高等小学”（镇州中学和镇州小学的前身）书记外，在团防局、田赋粮食管理局、税捐嵇征处等地方政府担任“师爷”，集“刑名师爷”、“钱粮师爷”、“书启师爷”于一身。在地方群团组织“袍哥”属于“出山袍哥”（与“龙头大爷”资历相当，据王富明父亲王伯康——沐爱辈分最高的“仁”字袍哥“红旗打五哥”回忆，沐爱的三任设治局局长到任都要专门拜会他老人家），与张德珺的父亲张彭年是沐爱首批“蓉字号”国民党党员，又以处世刚直不阿、清廉公正、不畏强暴，亲近平民，所以在社会上威望很高。他除了担任公职，公余经商，所以我们的家庭食欲经济宽裕的“小康之家。解放初，整个沐爱县政府工作人员只有父亲和平赓泽两人被人民政府留用。
川南行政区主任李大章出身合江的反动大地主家庭，他为了给反革命老子多找出一些垫背的冤魂，在“清匪”、“反霸”、“镇反”、“土改”中执行比川东、川北偏左好多倍的政策，“镇反”时整个“博爱镇”（含后来的“金銮乡”和“沐义乡”、“中心乡”）总人口只有一万人左右，不算在“金銮乡”和“沐义乡”枪毙的万泽厚、李运方等人，光在沐爱公元坝坝枪毙的就有140多人，土改违反政策多划出“地主”上百家。我家所在的“中心乡五村”的两家地主——鱼店子的黄少周和鞍子山的黄二娘（黄天锡家）本来家底薄，“减租”“退押”就已经完全打垮了经济实力成为平民，“土改”时，把我家（7口人、缺劳动力，15石田租，按《土改工作手册》规定，只够划“小量土地出租”）、张建书（张朝均父亲）家（顾工耕种7石田租，开油纺，按《土改动作手册》只应划“富农”）张建普（张朝莲父亲）家（产业和张建是假一样，最多划“富农”）三家划为“地主”，“没收”阶段又不是按《土改工作手册》规定“没收多余生产和生活资料”，而是“扫地出门”。
关于我父亲的身份，解放前属于“师爷”（不是“官”），解放初是人民政府留用人员（统战对象），令人笑掉大牙的是：“土改根子”们“串联”时宣称：“曹云卿要划‘官僚地主’，张建书、张建普要划‘金融地主’”......正如我的师范同学“戴大哥”戴义，是江安县红桥坝人，解放前当过 “保国民学校”（现代的村初小）校长，“土改”时村里的民兵队长开他的“斗争会”，宣称：“你戴义是铁务，比特务还要反动......”。
由此可见，当时在李大章领导的“川南行政区”有多荒唐。也难怪“文革”中他的祖坟会被“造反派”炸掉，全家除他自己外，死的死，亡 的亡，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
多行不义必自毙。





                    

伤感的城

那时候的师爷好吃香哟

星期六

看电视上的大人旁边的师爷，大人都要听师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