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剿共？

为你变乖

蒋介石为什么剿共？

——关于“攘外必先安内”的一些外人不知的历史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曹取吴

蒋介石从1915年至1972年，写了57年的日记。他离开人世后，他的日记储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由宋子安的二儿媳——宋仲虎夫人曹琍璇女士管理。解密并向社会开放后，大陆也有历史学家持手续前去该院查看阅读。我有幸从网友《沉香的空间》阅读到她转载新加坡网友“民族英雄蒋公中正”的日志《蒋中正日记揭露为什么剿共》，结合前几年在《炎黄春秋》读到的有关史料，及2000年的几本《民国春秋》史料，写出这篇短文，供研读中国近、现代历史参考。

“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口号是谁最先提出来的?一般人都认为是蒋介石提出来的。我们中国大陆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上也是这样写的。这个口号的意思是说，在有外敌入侵的时候，首先要消除地方军阀（这是最主要的）和红军的“叛乱”，然后再全力对外。正因为这样，大陆历史课本便堂而皇之的把它戴到蒋介石的头上，成为他打内战和“反共”的“标签”。其实，“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口号并不是蒋介石提出来的，而是军阀石友三首先提出来的；石友三何许人？石友三字汉章，原系西北军悍将——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他作战英勇、累建奇功，但其人生性狡诈，反复无常。民国18年（公元1929年）4月、蒋介石讨伐冯玉祥的战争爆发后，冯玉祥麾下的韩复渠被蒋介石收买，他便联络石友三、马鸿逵共同反冯投蒋。韩复榘被蒋介石委任为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同时，石友三被委任为安徽省主席。

民国18年（公元1929年）5月，爆发了“中东路事件”。起因是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召开“共产宣传大会”，哈尔冰地方当局在领事馆搜出一些“宣传赤化”的文件，东北当局命令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要求苏方铁路局张：“以后局长发布命令，均需由局长和中方局长共同签字，车务、机务、财务、电务各处原设苏方处长均交由中方副处长管理”。7月11日，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吕荣寰命令：“对于中东路进行紧急处置”，停止了苏方正副局长职务，派出中方副局长暂代局长职务。并以反抗命令为理由遣返59名苏方铁路员工出境，中、苏矛盾冲突陡然升级。

7月13日，苏联政府想中国国民政府发出照会，声明愿意以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提出三项建议：（1），从速召开会议解决中东路问题：（2），中国方面应立即取消对改路之专制行为；（3），从速释放被拘捕之苏方人员，停止排苏行动。照会还警告中国必须顾忌拒绝此项提议后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并限三日内答复。

7余16日，中国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告知中东路之处置“纯属阻止骚乱治安事件之突发目的，不得已而有此权宜之处置”。

7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国驻苏联代办夏维菘、宣布与中国绝交：“中国政府否决苏联三条和平建议，用友善态度调解中东铁路争执问题之方法业已磬尽，苏联政府不得已采取下列方法：（1）召回苏联在华全体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办；（2），召回苏联政府任命之中东路全体职员；（3），停止中苏简全部铁路交通；(4).命令驻苏中国外交官、领事即时离开苏联国境。重蹈八国联军侵华时的强硬手段。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告以对中东路事件之方针：务须保我主权、不受其胁迫，惟中俄接壤，面亘万历，狡谋侵占，不可不防”。7月20日，蒋介石致全国将士电：“舍一致对俄以外无路”。

9月7日晨，苏军3000人向绥芬河、马桥河之间的东北军进攻，东北军坦克车队开往绥芬河增援，次日苏军退去。

9月9日苏军猛攻满洲里附近的东北军，激战一天，被中国军队击退。10月5日，苏军骑兵向满洲里发动进攻，至次日凌晨2时，东北军再度击退苏军。11日。苏军在同江与东北军激战；次日，苏军陆。海、空配合，袭击三江口，占领同江，东北舰队“江平”、“江安”、“江泰”三艘军舰被击沉。11月17日晨，苏军大举进攻满洲里及扎兰诺尔，与东北军17旅韩光第部激战，19日苏军攻占扎兰诺尔，旅长韩光第、团长林选青相继阵亡，团长张季英重伤自杀。20日、苏军攻占满洲里，守军梁忠甲旅被包围，梁忠甲被俘，不几天，海拉尔失守。东北军的惨败，震惊了全国上下，柜俄呼声形成一股浪潮。  而此时，国内蒋介石为统一全国而与各派军阀的内战正酣，10月、蒋介石与宋哲元等部大战；11月、蒋介石与桂系和张发奎开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调石友三部从蚌埠南下浦口，转到广东去打张发奎。石友三认为蒋介石“不地道”，很不情愿地调24师纳尼啊浦口，侯船前往广东。这时、唐生智已经接受汪精卫的调遣，暗中联络反蒋。石友三盛行多疑，听了唐生智的使者袁华选的挑拨，大骂蒋介石“不仗义”，随即命令炮兵向南京下关进行炮轰，然后拔寨被逃。一时间谣言四起，南京城一片恐慌，蒋介石身边没有兵力，南京城里只有一个宪兵团和军校的几千学生。他急令驻上海的熊式辉第五师过江追击，并令中央军56师刘和鼎部截击石友三。迫使石友三于民国18年（公元1929年）12月3日在蚌埠发出通电，并在通电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不幸数月以来，兵戈迭见，始而长江，继而西北，，，，，，实足贻我中华民族之奇辱。，，，，，抑有进者，攘外必先安内，而政治修明......”石友三见形势对己不利，便请求西北军旧部长官、时任青岛市师长的马福祥和任清乡督办的李鸣钟出面斡旋，他本人也通电表示支持中央，拥护蒋介石。1930年1月20日蒋介石复任命石友三为河南清乡总指挥，归韩复榘节制，石友三部开往河南，反蒋之事遂告结束。

蒋介石关于“攘外必先安内”的讲话，最早的应该是民国20年（公元1931年）7月23日在南昌行营发出的《告全国同胞书》：“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辱”。同年“九、

一八”事件爆发后，全国要求抗日如大海怒涛，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的宣誓大会上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辱，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当然，石友三提出的“攘外”是指民国18年（公元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安内”是指平息当时的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息争罢战就是“安内”。，蒋介石的“攘外”，是指日本对华的侵略，“安内”是既要平息军阀内战，又要剿灭武装割据的红军。

1920年代，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实施“联俄、容共”策略，实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但是国、共两党很快反目成仇；也正是这个期间，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透过现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能够了解更多国共两党关系的秘密，了解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前后后的复杂情况理出一条清晰的线索。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重要线索；一开始两党是合作兄弟，到后来成为敌人，更因为一系列事件而反目成仇、最后促成两党决裂。其中最早的事件就是“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年轻时候是左派，非常向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常阅读马列的书，和很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民国12年（公元1923年）他率团访问莫斯科，但那次访问对他来说，是很深刻的心灵之旅。他看到的实际情况和书上读到的很不符合，在他的日记里对这次出访有很多反思；他和好友廖仲恺通信中说：“不是说社会主义是工人的天堂吗？但工人的生活并不好；不是说世界各民族都一律平等吗？但在莫斯科杉树民族却受到歧视......”。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孙中山联俄、容共。在国民党内，孙中山信任的人中，懂军事的只有蒋介石和许崇智。许崇智不愿意办军校，想带兵，蒋介石就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这时他是很支持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正因为他在国民党内仅仅是“黄埔军校”校长，在党内的分量和权利是不够的。孙中山去世后，他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进行北伐，可是当时的苏联顾问季山嘉不赞成北伐，他们争执到恶语相加和拍桌子的地步。那时汪精卫是党内名义上的领导人，他是倾向于季山嘉的。在黄埔军校里有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和共产党，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让蒋介石不安和矛盾，有人就利用他的不安和矛盾制造事端和造谣。从“中山舰事件”前两个星期的日记看出，蒋介石非常惶惑、恐惧、忧伤，甚至2月16日的日记看出他想到自杀。

民国15年（公元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对中山舰的调动产生怀疑，认为是共产党要发动兵变，便下令扣押舰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并派兵包围了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机关。扣押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当时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会和国民党中的“左派”携手发动针对他的兵变。我们在中学读过的大陆历史教科书中认定，是蒋介石有意制造的，借机消除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的阴谋事件，几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事实都证明完全是误会。

实际情况是，中山舰当天到了黄埔、又回到广州，一直没有熄火的原因是有外国商队要来参观。但因为事前蒋介石已经有很多疑慮、而且非常不安；偏偏当天汪精卫接联三次给蒋介石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去俄国。蒋介石因为当时在国民党内羽毛未丰，本想退让，所以曾经谁出“到俄国去修养岁了”。在当天的《蒋介石日记》写道：“，，，，，，某人一日三次问我什么时候去俄国，，，，，，”加上当晚中山舰不熄火，所以他觉得奇怪，“是不是想半夜把我虏到海参威去”？他的疑虑进一步加重。实际上12月19日那天，蒋介石、陈立夫和陈立夫的密室一起买好了回汕头的船票，他们的车子已经开往码头。在路上陈立夫问他：“我们为什么要退让？我们为什么要屈服？，，，，，，”后来他想到，既然要革命，难道还怕死？所以有把车子开了回来进行布置，第二天清晨就把中山舰的人都抓起来了，把俄国顾问季山嘉也捡拾起来。第二天汪精卫发现这个事情大怒，但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来蒋介石发现是误会，就把人都放了，“中山舰事件”真相就是如此。

当然、客观的说，经过“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和政府中的地位，这恐怕是中共要说是他发动的的原因，但历史就是历史，不是揣摩推测能够定论的。

关于抗战初期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不放一枪一弹就丢掉东三省，是否蒋介石下的命令？我们解放后读的历史教科书是这样写的。但张学良在任何场合都郑重其事地进行否认。承认是他的责任：他在台湾接受采访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访问时、以及他的回忆录里都很明白地说：“没有这回事”（为什么大陆再三邀请他回大陆定居、他都拒绝）因为“九、一八”事件发生时，蒋介石还不晓得。在9月19日的《蒋介石日记》写道：“昨晚倭寇无事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占领我营房，天灾匪祸，相逼而来，恕我为广乎”。9月20日的日记写道：“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抢占，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我祖宗之子孙，如不受贿东北，则永无人格矣”。

“九、一八”事件后，尽管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蒋介石并没有对日宣战，反而重提石友三的“攘外必先安内”。很多人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政策是在日寇入侵时，置国家民族不顾，才导致东北的沦陷，《蒋介石日记》解开了这个谜。蒋介石是了解日本的，他说：“倭寇三日可亡我也”；他也知道，日本绝非之是占领一些土地，而是要灭亡整个国家和民族。他没有立即抗日，有他的考量。

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和日军比起来有天渊之别，而且只要日本封锁长江口和沿海一带，三天就完蛋了。所以他说：“不能贸然血战”。从他的日记看出，他认为必须抵抗，但不知究竟应该怎么办。9月29日他甚至立下遗嘱：“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打不过人家，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万一不测，当见危授命，特书此为遗嘱”。他认识到“中日之战，必不可免”，他为要争取时间备战，等到民国21年代22年（公元1932年到1933年）。这期间，他跟德国的军事顾问和蒋百里有很多讨论，慢慢地眉目清晰了，就是要进行持久战，争取时间备战。为了自己的理想，他自我鼓励：“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辱”，在当时，只要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仗是没法打的，民间的知识分子、甚至胡适、蔡元培、傅斯年、这些人都认为不能打，所以北京大学的学生抗议，蔡元培就出来解释。面对日本的侵略、在国民党高层意见的分歧很大。以“左派”汪精卫为首的人的口头禅是“这个仗怎么打”？而于佑任、居正、孔祥熙都认为此仗不能打。共产党和左派及一些血性青年骂他“卖国”，这是他最痛苦的。

蒋介石为了准备“持久战”，一方面进行以“剿共”做掩护作收复西南、迁都四川的准备，一方面让蒋廷黼、宋子文，孔祥熙、陈仪到欧。美各国去结交，希望能够得到军事上的支援。其中孔祥熙于民国23年（公元1934年）跟德国签订了你你协定，所以德国派出了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很多兵工厂和武器也给了中国，甚至德国参谋总长塞克特将军肚来到中国出任陆军总顾问，他的副手法肯豪森亲自来中国，帮助训练中国军队（在这之前中国没有国家的军队，只有军阀的军队，而且都缺乏正规训练。唯一进行正规训练的只有黄埔，但那实在很有限）。这以后才有了自己编写的《陆军宝典》和《步兵手册》。蒋介石希望争取到五至六年的时间，以教育掩饰训练，以外交掩护“远交近攻”的军事策略，发展实业以求备战。但问题是他做这些都只能做、不能说。

另外，当时的民国是表面的统一，其实是军阀割据 。国家和政府并没有啥子军队，只有一个黄埔军校和很有限的军队。百分之六七十的军队控制在各省的军阀手里（尤其是西南云、贵、川各省，达到了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地步）。他蒋介石只能控制江、浙、闽、粵等省的大部分地区，其他省的军阀他根本指挥不动，都是各行其是。怎样把军阀的军队控制到中央——控制到蒋介石手里，这就是从民国20年到26年（公元1931年到1937年）这几年中，国民党做了很多只能做不能说的事情——攘外必先安内。

我们在解放后读到的历史教科书里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是针对共产党和红军。当时在蒋介石眼里，红军只有那么25000多人，比起各省军阀的实力来，其实是不值一提的，他认为在适当时机可以把他们解决（但当时他要以围剿他们为借口）。而军阀的势力是红军的几十倍。要达到把军阀们的军队团结起来抗日，就要让中央军的势力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因为抗日是持久战，就必须建立西南抗日基地。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借口“剿共”，把红军包围在“江西苏区”，然后有意在西北方向开一个口子，把红军往湘、鄂、云、贵、川赶，利用这些军阀与红军互相消耗，中央军实力乘势进入这些省去，以便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这才有了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其实就是红军在前面跑，湘、桂、川、黔、滇的地方军阀不得已与红军血战，中央军才趁机进入四川。贺国光的参谋团进驻重庆后，民国24年（1935年）四川才得以用新的行政建制代替军阀的“防区制”；四川军阀对我们四川人民的血腥统治和盘剥（民国十几年，他们征粮就征到民国八十几年；用收“烟窝捐”间接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所以说“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没有盘剥、压迫四川人民，而是是四川军阀盘剥、压迫我们四川人民几十年，蒋介石势力入驻四川只有民国后期短短五六年）。

老实说，当时蒋介石要搞全国统一——没有统一的国家，是不能防御外辱的。就像现在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维稳”；就必须保证党中央的权威领导一个道理。但军阀们要维护他们的封建割据，就要抵制统一；蒋介石为了实现统一，必然使用一些权谋，；这些权谋伤害军阀们的封建割据，军阀们就骂“蒋介石不地道”；共产党为了取得政权，就要利用军阀门反对“蒋介石不地道”来团结反蒋。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县级以下党政干部实施“半供给制”、地方公教人员每月只有100斤到150斤大米的薪酬，“起义”的军阀门每年享受上万斤大米的“特别费”；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群众每个月供应菜油一两，“起义”军阀门每月可以特批黄油一公斤......所以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这些“二臣”受点冲击活该，就算整死，也不冤枉；因为假若辛亥革命后没有军阀割据，中国的事情没有那么糟糕。

日均侵占东北后，成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接着要成立华北的傀儡政权，他知道这个仗不能拖了必须打了，但不单蒋介石，就是民间的智者也看得出，按照中国当时的实力，是不可能战胜日本的，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只有进行持久战（有人说从“持久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实际上在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以前几年，蒋介石就提出来了）。当时的战场上，从东北沦陷到后来的上海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国在这些地方投入的军队都是在适量上超过日本，却节节败退，为什么？因为在正面战场的正规阵地战中，中国军队的训练素质和装备与日均比起来有天渊之别。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国民党内的会议制定了打“持久战”，的方针，为了实现打“持久战”方针就要保证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改变日军由东北到西南的战略轴线（因为日均由东北到西南横扫下来，中国就暗了），要引诱日军南下，所以才有惨烈的民国36年（公元1937年）的“8、13”“淞沪抗战”，硬是引诱日军从北往南打，而且拉大了战场，拉长了日军的战线。蒋介石也知道，我们没有什么跟日本人打，有的只是血和肉，有的是民族的精神。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战不在胜负，而在于民族精神之消长”。“8、13淞沪抗战”战场，中国投入75万军队、阵亡达30万（大部分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日本投入37万军队，死亡4万余。虽然战争失利，接下来是首都沦陷，但争取到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1938年10月武汉才告陷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败而不降，拖垮日本”，日本虽强、但是小国，没有办法把兵力撒便全中国，需要速战速决，由于“持久战”，“地无分东西南北，人部分男女老幼，皆偶守土抗战之则”这是日本所忌讳的。

虽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我才来到人世，但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我完全懂事了，耳闻目睹抗日战争的后方实况。解放后给万我们读的历史课本意识形态味道实在太浓厚了，所以历史课变成了政治课，而且我发现很多历史的真实被歪曲了（这当然是意识形态教育的西药）。我们是知识分子，应该传承正却的历史，正如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在报纸上的长篇论文的教导：“我们应该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蒋介石不是我的亲戚，他在我80年的人生中只有那么短短的十几年，我对他说不上什么好感还是恶感，我是知识分子，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所以写了这篇段文。我不是实处我的观点，因为我仅仅是一个相当平凡的知识分子，没有影响力，也不可能像什么人输出观点，只是写出历史的真是，公大家钻研近代是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