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星星》诗刊二白二河冤案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曹取吴 在“反右派运动”中,四川省文联下属《星星》诗刊编辑部全军复没,四位编辑“二白”(主编白航、编辑白峡)“二河”(执行编辑石天河、编辑流沙河)全部打成“右派分子”、无一幸免,这就是1957年轰动全国的《草木篇》冤案。 1957年初,四川省的《星星》诗刊创刊号发表了年仅25岁的青年诗人流沙河的组诗《草木篇》。诗人以辛辣、尖锐、挖苦和火热的语言,针砭时弊,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的某些人物和不良现象,一时间震动了四川文坛,引起全国的注意。当时的四川,“大跃进”时期与柯庆施等人连周恩来都敢于轰击的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和四川省长李大章主政的四川,文字狱堪比雍乾嘉,酷吏不亚周兴来俊臣。“整人专业户”遍及全省各地、州、市;他们的能量具以制造几个超过“乌台诗案”的冤案。当年的郭沫若、还能经常和“红太阳”唱和,正红得发紫,但在四川,就有人敢摸他的老虎屁股;宜宾“赵一曼纪念馆”落成时,他写了一首“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尤遗良玉踪,世人今歌赵一曼,万民犹忆女先锋......”(镌刻在大堂照壁上,后来被换成了“红太阳”的题词),《宜宾日报》就有一个记者向他发难。因为好比蚍蜉撼树,无人搭手帮助,“最高”也没有表态支持,事情才烟消云散。这些“整人专业户”们胆气冲天,嗅觉比猎犬灵敏,《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公然刊登了《草木篇》这样目标明显的作品,自然会撞到他们的枪口上。《星星》诗刊创刊号一面世,立即招来“整人专业户”们“马列”加梭镖式的如潮批判,最终酿成《星星》诗刊的“二白”、“二河”冤案。 (1),流沙河与《草木篇》组诗: 流沙河,本名余勋垣,1931年生于成都市一个小地主家庭。父亲余营成民国时期担任过金堂县政府军事科科长,土改中被处决。流沙河民国27年(公元1938年)进入小学,开始接触旧体诗,并学作文言文。民国33年(公元1944年)进入中学,读到了江津“白屋诗人”吴芳吉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当时诗人在叙永高中作国文教员)写的《婉容词》。诗中描写一位名叫“婉容”的弱女子,深受封建礼教束缚,被她留学美国的丈夫遗弃,几番伤感徘徊之后,投江自杀。 诗人的笔触委婉凄切,一吟三叹,催人泪下。流沙河自称受此诗影响颇深,以至于几十年后尚能背诵。 民国36年(公元1946年)流沙河考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读高中,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立意探求文学,狂热的阅读巴金小说,鲁迅杂文、曹禺戏剧、特别喜欢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民国37年(公元1948年)开始向成都进步报纸《西方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次年加入“成都青年文艺社”,并在成都《新民报》、《西方日报》发表短篇小说,诗歌、翻译诗、杂文十多篇。是年秋天,以高中五期同等学力、和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考取“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但是他考取后不去听课,整天沉溺于写东西、结交校外文学青年。 成都解放后,他回到金堂县城,在县学联协助宣传工作,接着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因为经常在《川西日报》副刊发表作品,引起该报副刊主编西戎的注意,不久就被邀请到该报社工作。1951年与友人合作发表中篇小说《牛角薄》受到党报批判。幸好西戎关照,写了一篇公开检讨过关。1953年入团(共青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后调入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接着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在批俞平伯和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他也写过一些随大流的文章,1956年出版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和短篇小说集《窗》。同年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并进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结业后登上南下的列车回四川,他自称“心情抑郁”,一路上思绪起伏,挥笔写成五首寓言式散文诗,都是以草木言志。这就是《草木篇》: 草木篇 寄语立身者,勿学柔弱庙(唐,白居易) 白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 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 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找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后,连三岁的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回四川不久,流沙河便参加了《星星》诗歌月刊的筹备工作。《星星》于1957 年元旦创刊,急需稿件,流沙河别把自己的《草木篇》拿来在《星星》创刊号上发表了。 另外,关于“流沙河”这个笔名,著名作家叶永烈曾找余勋垣求证是否出自《西游记》。余勋垣的解释是:他本来笔名“流沙”,1950年他发现1940年代已有诗人用过 ,便在后面添上一个“河”字,与《西游记》无关。 (2),巴蜀内外起风波 《星星》创刊号仅仅面世14天,就在《四川日报》上受到一些整人专业户的严厉批判,批判开始时集中于主编白航的一段话和短诗《吻》。 吻 像捧着盈盈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我捧着你鲜红的颊, 一饮而尽, 醉,醉..... 1957年1月8日,《成都日报》在报道《星星》创刊的新闻时,引述了该刊主编白航对记者所说的一段话:“要是没有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刊物是办不起来的。诗歌的春天来到了,不但是诗,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 “解冻”一词,很快便引来了麻烦。1月14日《四川日报》刊载署名“春生”的《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一文,对《星星》主编白航的谈话进行批判,文章武断的推论:者无异于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件公布之前,文艺是被冻结了的,也即是说根本没有文艺的。 该文指摘《星星》不是“百花齐放”,而是“死鼠乱抛”。作者还例举了《星星》创刊号上的短诗《吻》,认为“与二十年前曾在蒋介石统治区流行过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的货色是差不多的”。 就这样,《星星》诗刊刚刚问世就横遭无情的批判。不过、最初的批判还未涉及《草木篇》,也没有涉及流沙河。率先向《草木篇》发难的是著名作家曦波,1月7日他在《四川日报》发表《“白杨”的抗辩(外一章)》,仿照《草木篇》的笔调,公开批判《草木篇》。文种以“白杨”的口吻写道: “可是你呵,写诗的流沙河,在鲜血绽出花朵、眼泪变成欢笑的今天,却把我当作你笔下的奴仆,曲解我的精神,任意把我作践”。 文中又以“仙人掌”的口气、发出呼号: 我为什么发声,我为什么抗辩,请参看《星星》创刊号,流沙河的草木篇。 如此一来,人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草木篇》。1月24日,《四川日报》三版头条发表了柯岗和曾克的《读了<星星》创刊号》一文。文章开门见山指出“《星星》创刊号里,作为修神之道的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我们觉得是一首不好的诗,因为它寓意含糊,不知所指......”。 在对诗作进行了一番具体分析后,做了总结性的批评:“我们觉得在《草木篇》的短短五段散文中,作者确乎是有所爱憎的,但表现得不明确,叫人从现实生活中无法触摸,不知道他到底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 此后,黎本初、席方蜀、程在华、余辅之等人先后在《四川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火药味越来越浓。余辅之1月27日发表的《草木篇究竟宣扬些什么》一文写道: “草木篇歌颂的是孤高、硬骨头、优越感、颓抗精神等等。这就是《草木篇》宣扬的‘立身之道’的一个方面。 他们的‘立身之道’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是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相容的。 它推销的‘立身之道’原是腐臭的货色。这是什么魑魅魍魉的‘立身之道’,我们不需要。 《草木篇》宣扬的人生哲学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不折不扣货真价实的毒菌,它撒发出仇视人民、仇视现实的毒素。 《草木品》写的不是诗,而是想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 仅仅一个月,《四川日报》《成都日报》和《草地》月刊上共发表了批判《草木篇》的文章24篇,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在今天写这种诗是宣扬了一种不良的思想倾向。 因为《草木篇》受到了批判,流沙河别的文章也受株连。例如洪钟的《斥多妈妈论,批判流沙河在四川省文联创作会议上关于诗歌创作的发言:《重庆日报》批判他发表在《红岩》月刊上的《街灯》。更有甚者,犹如认为《草木篇》有王实味《野百合花》的气味,因而把它与王实味、胡风联系起来大肆批判。 流沙河对这种无理的批判心中不服。他写了一篇抗议批判《草木篇》的文章寄给《四川日报》,该报不予采用,他又把它寄给《人民日报》。 批判逐步升温,不久就开始上纲上线,许多批评者从政治的角度加以拎高。有人说这组诗里“所反映的一套完整的思想,被几首小诗残差错落的排列巧妙地分散开来了”;有人指摘流沙河有“变天思想”,梅花爱冬天的白雪被解释为作者“盼望反革命复辟”;有批评家一口咬定:“流沙河在诗中骂的是共产党和革命同志”;有的文章甚至说《草木篇》“是极少数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感到一股阶级的灭亡、充满了没落的情绪,要吚吚唔唔地为旧社会的灭亡唱挽歌”。这样就把出身地主家庭的流沙河推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3),惊动毛泽东的同时,文艺界出现了反批判之声 当时也有不少人反对这样的政治性批判,勇敢滴站出来为《草木篇》仗义执言。2月8日、12日,四川省文联文艺理论批判组两次召开座谈会。《四川日报》对座谈会的有关观点做了简易的报道:邱乾坤、晓枫、沈镇、华剑等人发言支持《草木篇》和《吻》,认为它们不应该受到人们那样的批评,邱乾坤认为:“《草木篇》的弱点只是立场不明确,在客观上会引起不良的效果”。沈镇说:“《吻》不是黄色的,难道人们在吻的时候也要喊一声共产主义万岁吗?《草木篇》只是有些含糊,从这方面来讲,它并没有错”。晓枫认为:“《四川日报》上对《草木篇》和《吻》的批评文章是用教条框子去套,而不是从生活上看,这些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2月底,批判开始降温,报上不再发表对《草木篇》的批判文章,这是因为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全国范围的“大鸣大放”开始了。 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到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3月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迅速展开。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和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小组会,听取群众意见,欢迎大家“鸣”“放”。 毛泽东也注意到了四川开展对《草木篇》的批判,3月8日,毛泽东继而文艺界代表谈话,在结束时提到《草木篇》。他说:“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就那么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当年我们这些没有社会经验的“少幺八”根本读不懂这段话的真谛,在他老人家的《阳谋论》发表后才看出,其实几乎每句都布满陷阱)。 6月初,四川省文联邀请在成都的部分文艺工作者,就《草木篇》问题举行座谈会。座谈会由四川省文联主席、著名组价沙汀主持,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参加了座谈会。 作家袁珂在发言中说:“我觉得《草木篇》是一首不好的诗,坏诗,情绪不健康,调子低沉,作为‘百花齐放’放出来,是有害的,应该批评,但是批评应该掌握分寸,不能当成敌我矛盾。我不赞成余辅之的批评方式,把流沙河说成是对人民的挑战,是站在反革命立场。批评应抱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还应允许反批评的文章出现。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老作家张默生发言:”流沙河的作品是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半年以后发表的,不管是好是坏,还是响应了党中央的号召的,但也要允许人家反批评,但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把文艺批评硬拉到政治问题上去”。 张默生还说:“‘诗无达诂’,一首诗不可能有一种固定的解释,最好让作者自己去家注释,任何时代的诗也是如此。如《诗经》的‘关关雎鸠’哪一首诗,有人把它当做是赞美贵族爱情的诗,有人又把它赞美平民爱情的诗。他是用‘比’、‘兴’的手法去表达思想感情的,只有他本人才懂。别人看了也可以这样讲。现在流沙河把他的诗加以注解了,前天他已发言,说他只是影射少数人,不是有心反人民、反现实,反社会主义。如果按照这种解释法,群众对这次批评的看法就可能大不相同。对《星星》全面否定,会带来‘寸草不生;的后果”。 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李华飞发言说:“《草木篇》并不全部都是坏诗。为什么流沙河要写这样的诗,应从他所处的周围环境去进行具体分析,不要一棍子打死,更不能涉及人身攻击”。 西南民族学院何间熏教授仗义执言,他说:“我认为,《草木篇》反应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有事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情绪”。 《草木篇》的批判很快受到全国其他地方的关注。上海《新民报》主编赵超枸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言,谈到四川队《草木篇》的批判问题。他说,从《文艺报》上看到四川在批判中有乱扣帽子和人身攻击的现象。他要求市委把这个意见反映到中央去。华东师范大学周煦良教授曾在《文艺报》上发表《从<草木篇>说起》的文章,强调“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认为任何讽刺都应该允许。在《草木篇》受到批判后,安徽《江淮文学》副主编石青说:“流沙河挨了批评,我们支持他,别人不要他的稿子,吗要u想他约稿”。. (4),“阳谋”揭幕、风云突变 在“鸣”“放”过程中,流沙河系统的谈了自己的看法。5月16日《文汇报》刊载了该报记者范琰访问流沙河的一篇通讯,中宣部编印的专门供中央各位领导和省、市以上领导机关党组织参考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于5月21日(1957年底59期)刊登了流沙河的谈话摘要。在摘要中,流沙河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草木篇》会遭到这样严重的批评。他认为《草木篇》有错,错在两点,一是表现手法太隐晦,生活观察又带片面性,没能让读者了解并非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其次,是在自己思想有毛病,加以对周围的某些不良现象或自己认为不良的现象看不惯,因为在作品中也出现了脱离群众的所谓清高思想和偏激而骄傲的情绪,造成错误。他对“向人民发出一纸挑战书”之说不能心腹,不同意有人说这组诗里“所反映的一套完整的思想,被几首小诗残差错落的排列巧妙地分散开来了”等等。 关于对今后文艺批评的看法,流沙河说:对今后的文艺批评只有三点意见: (1),要分清敌人和同志,(2),要判明问题的性质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3),作者与作品要适当地分开。因为作者拿出的是他的好些作品中的一篇,而不是作者的正规人。 6月5日,《四川日报》还刊载流沙河在一个座谈会的发言。流沙河说:“在开展对《草木篇》讨论时,报纸上那样搞,反驳文章不能发表,而且越来越拉到政治边沿上去,我个人并不怕,但却很气愤”。他还以幽默的口吻说:“有时我这个人爱发牢骚,发了就算了,而别人就给你及记着,一朝出了毛病,就零存整付,啥都端出来了。而且这些批评是很缺乏水浮力的”。 然而,三天之后,(6页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由于年初对《草木篇》的一连串批评,再加上前一段时间流沙河等人的反击,《草木篇》理所当然的成了四川省文艺界大批判的头号目标。 大批判的浪潮迅速从四川推向全国,北京各报也纷纷发表文章,批判“大毒草”《草木篇》。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本报记者姚丹的《在<草木篇>的背后》一文,称“《星星》编辑部是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其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流沙河外,还有站在这个‘反党集团’背后的‘赫赫有名的右派将军张默生’”。为《草木篇》说过 公道话的人,也一个个被 点了名。随随着对《草木篇》的批判越来越烈,《星星》诗刊编辑部的“二白”、“二河”四位编辑全部划为“右派分子”。 此后,《草木篇》成为闻名全国的“大毒草”,石天河及从美国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心理学博士,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二级讲师董时光被送大凉山“雷马屏劳改农场”劳改,后来死在哪里。改革开放后,美国一个科学访问团有一个董时光的同学,要求面见董时光。当知道他已经离开人世时,这个同学要求去他的坟墓上祭拜,但根本无人知道他的尸骨在哪里。 流沙河因为认罪态度好,受到宽大处理,被开除团藉,开除公职,留在四川省文联机关监督劳动。他每天的工作使在文联机关扫地、烧水,拉车。1958年7月6日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大跃进”中,送到崇庆县山中大炼钢铁,1959年叫会省文联,在《草地》编辑部打杂,负责登记来搞,修改刊用稿。1960年拍到省文联农场种菜,次年转为看守菜地,夜夜不离菜地,专抓偷菜者。又一次因为恪尽职守反被偷菜者痛打一顿,换被扭送派出所,弄得哭笑不得。 1962年4月摘除“右派分子”帽子,年底调县文化馆工作,1979年9月中国四川省委正式下达文件,给《星星》诗刊四位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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