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为什么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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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国为什么覆亡

筠连县沐爱中学退休教师        曹取吴

       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李渊（公元566——635）本是隋朝宗室贵族，靠发动宫廷政变取代隋恭帝杨侑建立政权、国号“唐”，是为唐高祖。

       唐朝建立之初，军阀割据、群雄并起，战乱不休。李渊在位的武德元年至9年，甚至唐太宗贞观初年，大唐帝国的政治生活都是以平定叛乱为主。唐朝初年，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父子先后剿灭西北的薛举和薛仁杲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轨、山西的刘武周、黄河流域的窦建德、河北的刘黑闼、江淮的辅公、北部的梁师都、黄河流域的王世充、江淮的杜伏威、南朝梁代后裔萧铣、岭南的冯盎、招降燕山罗艺等，实现全国的统一。

       唐太宗李世民把隋朝当成一面镜子，吸取经验教训——隋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是因为隋炀帝那种集全部威权于一身，得罪了民众，所以造成农民大起义、和亡国身死的惨剧。他认识到民众的力量——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所以他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养国君，好比割自己身上的肉来充饥，腹饱但身已毁，君富了国也亡了”。为此、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死后，他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公元628——683）继承皇位。这本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它为“开元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高宗李治是唐太宗的第九个儿子，他即位后继续按照其父亲的治国之道行政。后来由于健康原因，由皇后武则天（公元624——705）开始辅助处理朝政，逐步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由于她在唐高宗病逝后先后废唐中宗和唐睿宗，并于唐武周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改国号“周”，自立为皇帝，史学界对她頗多微词——传统史学家批判她 篡夺李唐政权的行为，并指责她 任用酷吏、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兴土木、耗费民力，将她 贬得一无是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武则天执政时期社会并没有停滞不前，更没有倒退，而是继续发展。

       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人率领文武大臣入宫，杀掉武则天的男妾张易之何张昌宗，拥立唐中宗李显复辟，恢复“唐”国号和唐朝一切旧制度。可惜的是唐中宗并不信任这些旧臣，他专宠权利欲极度膨胀的韦皇后和安乐公主。 而为皇后一心效法武则天，准备“临朝称制”。她 虽然野心大，但并没有武则天的政治才能。

       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杀唐中宗后，李隆基发动羽林军攻进宫中，杀尽韦后党羽，李隆基登上皇位，是为唐玄宗（公元685——762）。由于当时有姚崇、宋璟等一大批科举精英重臣掌握朝纲，加以唐玄宗励精图治，使国家出现“开元之治”的太平盛世。但创业难、守成更难。唐太宗和武则天都有“慎终如始”的毅力。武则天执掌政权以后，始终“权不下移”，唐玄宗却不同，在开创盛世局面以后，便不思进取，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骄奢心代替了求治心，在用人方面，不是“亲贤能、远小人”而是“亲小人、远贤能”。到了“天宝”年间，开始重用杨国忠、李林甫等奸臣，并赋予野心勃勃的胡人安禄山很大的权利。李林甫、杨国忠在朝中打击异己、陷害忠良，贿赂公行，朝政日趋腐败；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则集聚力量，力图多去政权。内有奸臣当道，外有叛逆磨刀霍霍，终于导致国家衰微。

       造成大唐帝国覆灭的原因有下面几个原因：

       （一）安史之乱动摇了大唐帝国的根基：

       “安史之乱”爆发于唐玄宗天宝14年（公元755年），这场动乱几乎摧毁了李唐王朝，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成了李唐王朝历史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前世唐朝的鼎盛时期，乱后的唐朝则开始走线衰落、并最终灭亡。这次动乱的祸首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大唐帝国的“节度使”。

      “节度使”制度始于唐睿宗（公元662——716）景云2年（公元711年），相当于现代的“大军区”，目的是以固定的军区设置来加强大唐帝国的防御力量。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已经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剑南、岭南等十个“节度使”，又称为“十镇”。“节度使”最初只具有管理镇内军需调度和营田等事务和权力，后来逐渐集军事、民事财权于一身并监管地方事务，权力极大。唐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兼任几个镇的“节度使”，并将大部分兵力布置在“节度使”地区（当时群国的57万总兵力中，边军占了49万），致使中央兵力空虚。地方武力的扩大，给“节度使”发动武装叛乱创造了有利条件；安禄山正是利用当时的形势，发动了叛乱。

       安禄山是辽宁辽阳的胡人，据说他的祖先是从今伊朗迁来。他能通多种民族语言，年轻时在边境市场充当突厥人与唐朝“互市”的中介，后来得到“幽州节度使”张守的赏识并被认做养子。他贿赂使臣，献媚皇帝，博得唐玄宗的信任，得以不断加官进爵。到天宝10年（公元751年）安禄山已经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掌握了今河北、辽宁西部、及山西一带的军事、民政和财政大权，具备了称霸一方的实力。

       为什么安禄山发动叛乱之前丝毫没有引起唐玄宗怀疑？因为安禄山已经摸透了唐玄宗晚年的癖好——偏信别人阿谀奉承。他投唐玄宗所好，在他面前进行精彩的胡旋舞“效忠”表演；当唐玄宗问他：“你的肚子这么大，装些什么”时，他的回答是：“除了一颗效忠你的心，没有别的东西”；他了解玄宗和太子有矛盾，就故意在唐玄宗面前表现对太子的不敬，借以挑拨玄宗的父子关系；他甚至恳请比自己小16岁的杨贵妃做自己的养母。这些骗术使玄宗对他深信不疑；甚至到了安禄山已经露出叛乱马脚的天宝14年（公元755年），他还表示：“安禄山对我推心置腹、肯定不会谋反”。其实安禄山在安抚唐玄宗的同时，就马不停蹄的做叛乱的准备——大规模修筑城池，豢养同罗、奚、契丹降人8000人、组成自己的亲兵卫队，大量购买军马，囤积粮食，购置武器。天宝14年（公元755年）2月，他又获准在自己的辖区用32名番将代替汉将，完成了叛乱的部署和准备。为了“师出有名”，他利用和宰相杨国忠有矛盾，于同年9月，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动了叛乱。

       因为大唐朝廷对安禄山叛乱没有丝毫准备，所以安禄山进军速度很快，12月12日就占领了东都洛阳，并向长安进军。唐朝军队初战不利，皇帝的御驾亲征也没有成行。天宝15年（公元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即皇帝位、称“大燕皇帝”,放慢了进军速度，使唐朝有了在潼关一线集结军队的机会，但到6月间安禄山还是占领了潼关。

       潼关失守，长安危急。唐玄宗只得携带文武百官及后宫于6月3日向四川逃窜。6月4日唐玄宗一行来到“马嵬驿”时，随性行军队发生哗变。将士们认为这次叛乱是因杨国忠而起，而此时杨国忠正与“吐蕃”使者谈话，当有人喊：“杨国忠与吐蕃人谋反啦”，众将士怒火中烧，遂将杨国忠斩首。而将士们更认为唐玄宗之所以废弛朝政，贪于享乐，根本原因在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杨玉环身上，将士们群情激愤、山呼海啸，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唐玄宗不得不将她缢死、借以平息哗变，使大队人马最终到达成都。同年7月，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公元711——762)，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对这种公开的夺权，逃难在外的唐玄宗十分无奈，只好听之任之，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到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忧郁地病死长安宫中。

       在唐朝宫廷政权更迭的同时，唐肃宗至德2年（公元757年）安禄山被他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唐肃宗乾元2年（公元759年）史思明又将安庆绪杀死后自称“大燕皇帝；唐肃宗上元2年（公元761年），史思明又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叛乱集团的内讧为唐朝军队的平叛创造了条件，唐肃宗一棉任命郭子仪、李光弼率兵平叛和收复失地，又迅速从河西、北庭、安西等“节度使”调兵增员援。另外，唐肃宗还向回纥、于阗、西域等少数民族政权借兵参加战斗.叛军控制区的老百姓因不堪安、史集团的残暴统治而奋起反抗，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叛乱集团已到穷途末路，史朝义逃往范阳、守将拒绝接纳，只好自杀。历史七年的“安史之乱”始告平定。

       大唐王朝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几乎动员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国力。从此以后，唐朝的国力再也无法恢复到天宝年间的水平。战争期间老百姓流离失所，土地打不风荒芜，东都洛阳更是遭受毁灭性破坏，城中居民被屠杀殆尽，建筑物毁于战火。回纥等助剿叛军的少数民族也大肆枪掠。而最大的消极因素是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集权被削弱，“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攻击，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导致大唐王朝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

       （二）藩镇割据造成国家的分裂

       唐朝经历“安史之乱”以后，凡是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都被授予“节度使”之名，在内地也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行。参与叛乱的将领和士兵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朝廷并没有力量去消灭他们，只能进行安抚。战争刚刚结束，唐代宗就分别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薛嵩、李怀仙、田承嗣为“成德节度使”（并赐名“李宝臣”）、相卫节度使、幽州节度使、魏博节度使。与唐朝优崇安抚初衷相佐，使这些已有割据之志的将领提供了成为新的格局这的条件。这些藩镇中，相当数量的存在不同程度的割据，其中尤以“河朔三镇”（平卢、成德、魏博）割据型最强，他们父死子继，自辟僚属、财政自治、掌控军队。各个藩镇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经常爆发战争，是国家处于长期战乱之中。

对于藩镇割据，唐朝政府大多数时候只是忍耐，但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唐朝政府也和藩镇发生高战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平藩战争：

       （1），唐德宗与“二帝”“四王”之战：唐德宗建中2年（公元781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后，其子李惟岳请袭其职；“魏博节度使”田悦亦代为请求，唐德宗予以坚决拒绝。李、田二人于是联合“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起兵反唐。7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纳也请袭其父职位，唐德宗仍然不答应。李纳也因此叛乱。唐德宗只得采用“以藩制藩”的策略，调动其他藩镇的军队进行镇压。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藩镇卷入这场战争，。在战争期间，有四人称王（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二人称帝（李希烈称“楚帝”，朱        称“秦帝”），在平叛过程中，许多藩镇持观望态度、不肯出力，唐德宗只好远调泾原兵参战，可是泾原兵路过长安时，嫌朝廷犒赏不丰，遂拥立朱        。起兵作乱。唐德宗被迫桃李长安，险些丢掉性命。这场战争经历了五年，结果唐德宗只好向藩镇妥协，使藩镇割据局面更进一步的严重。

      （2），唐宪宗的平藩战争：唐宪宗打击藩镇、恢复中央权威的决心是很大的。他一即位，就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决心“平复藩镇、恢复国威”。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起朝廷先后讨平“西川节度使”、“夏绥节度使”、“镇海节度使”，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顺，“成德节度使”王承总也不得不向朝廷“输诚貢赋”，请朝廷委派官吏。唐宪宗打击藩镇最大的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9年（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藩务，随即叛乱。唐宪宗发十六道兵讨伐，最终于元和12年生擒吴元济，平定淮西。不久，唐宪宗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

       唐宪宗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多的胜利，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自己的努力密不可分。唐宪宗时，中央已经有了自己的直辖部队——“神策军”，这是打击藩镇的军事保障。中央的经济实力也明显增强，打击藩镇有了物质保障基础。唐宪宗本人的平藩决心与意志坚定，在满朝文武接呼罢兵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作战方针；元和10年（公元815年）河北“平卢节度使”和“成德节度使”在京师制造刺杀宰相的恐怖事件，并在东都策动暴乱，唐宪宗却果断处置、挫败其阴谋，将平藩继续下去、最终取得胜利。遗憾的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在他死后不久，许多藩镇有纷纷发生叛乱和各自为政。

       （3）唐武宗平泽路之战：“泽路节度使”刘从谏速来不服从中央，会昌3年（公元843年）刘从谏死，唐武宗采取宰相李德裕的建议，发病讨伐。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加之藩镇内部发生内讧，平藩镇战争取得胜利。

       唐武宗以后，唐朝中央已经不具备与藩镇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实力，上方相安无事。倒是藩镇之间和藩镇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导致藩帅的更迭。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是导致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宦官秉政加剧朝政腐败

       唐朝的宦官（太监）走向政治前台成为左右证据的种药角色，从唐寻踪晚年就开始了。唐朝末年更开创了宦官转圈的局面。唐末宰相崔胤说：“建国之初，社会安定，四海升平，没有出现宦官掌政权、军权的情况，唐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宦官势力越来越猖獗。到唐德宗贞元末年，宦官开始通联‘神策军’（中央禁卫军，负责保卫皇帝）。从此，宦官开始掌管机密，削夺百官权利。勾结藩镇，图谋不轨、卖官鬻爵，干尽不法之事，成为国家的一大祸患”。由此可见唐朝末期宦官专权之盛、权利之大、危害之深了。

       唐太宗时规定，宦官的官阶最高只有四品，只负责后宫守卫、清扫、饮食等工作。不准参与政事。唐玄宗时 ，宦官开始统兵，官阶可达到三品以上。如杨思功拜“大将军”，高力士以恩宠亦官拜“大将军”而且两人都官居一品。此外，唐玄宗还任命宦官充任“监军使”。宦官势力真正猖獗环视在“安史之乱”以后。唐肃宗、唐代宗朝的李辅国，由于拥立有功，手握禁军，唐代宗是环尊为“商父”、又加“司空”、“中书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与他商量。他曾经狂妄地对唐代宗将：“皇上只管在殿中难安坐，外面的事都交给老奴我处置”。虽然后来李辅国被唐代宗处死。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尹杀李辅国有功而被唐代宗重用。到唐德宗时 ，宦官掌管宿卫皇帝的中央禁军成为制度。唐宪宗时，正式设立“枢密使”，由宦官充任，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中书省”、“门下省”的权利均被侵夺。这以后，皇帝又不断增加宦官的权力，致使宦官专权成为唐朝后期政治黑暗的代名词。

       唐朝后期，宦官操纵国政，专擅机要，进退朝臣，甚至连皇帝都要由他废立。唐宪宗、唐敬宗死于宦官之手，唐穆宗、唐文宗、唐武宗、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都由宦官拥立；立君、弑君、废君如同儿戏。这种局面如同一直持续到唐末。宦官势力如此猖獗，引起皇帝和大臣们不满，为此，唐末皇帝大臣与宦官之间出现了“南衙北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机构称“南衙”，由宦官操纵的机构称“北司”）后期更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反宦官斗争；最具代表性的是“二王八司马事件”与“甘露之变”。

       （1），“二王八司马事件”：指的是唐顺宗时期主张打击宦官势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伾、王叔文，“八司马”指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他们在改革失败后，都被贬为州司马。他们的改革发生在唐顺宗年间，由于唐顺宗的年号为“永贞”，（公元805年）所以这场改革又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得到了唐顺宗的支持；他刚一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韦执谊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门，控制朝廷的财政和部分军事权力，并欲夺宦官的兵权。颁布了一系列的政令，严明赏罚，停止苛政，八面贪官、提拔贤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积极效果，出现“人情大悦”、“市里欢呼”的局面，但改革的打击面太大，触动的利益过广，遭到许多元老重臣、地方“节度使”的反对，更遭到宦官集团的抵制，而且他们计高一筹，噶各派后盾唐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太子极为、就是唐宪宗，而唐宪宗并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势，“二王”遭到贬逐与杀害，是改革失败。

       （2），甘露之变：唐文宗是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他已登基，就处于宦官的控制之下军国大政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唐文宗想恢复自己的权威，就想办法用物理除掉身边的宦官。为此，他重用有宦官推荐的李训、郑注两人，因为他用两人执行剪除宦官的计划，不容易受到宦官的怀疑。很快、李训就被任命为宰相，郑注出任“凤翔、陇节度使”，开始逐步实行预定计划。大和9年（公元835年）11月21日早朝时分，唐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来到“紫宸殿”议事，“金吾将军”韩约启奏：“左金吾院石榴树上昨晚又甘露降了下来”，“夜降甘露”被古人认为是一种吉祥的预兆 。李训即率百官称贺，请唐文宗前去观看。唐文宗也撞成非常高兴的样。并派李训等人先去看看。李训等人去了很久，回来报告说：“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想歪宣布”。唐文宗此时回头命大宦官仇士良鱼志弘在去看看。二人遵命前往。到这里，没有出现任何意外。但仇士良走到途中，他们却发现了问题。带路的汉约紧张得满头大汗，随着一阵微风吹来，藏在纬幕后的甲兵忽隐忽现，这使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识到对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并将唐文宗抬进宣政门，将大门紧紧关上。之后，仇士良命令五百禁军上殿讨贼，见人就杀，文武大臣600多人死于阉官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骑兵全程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长安城血流成河，参与诛杀宦官计划的许多大臣都被满门抄斩，受株连而死者千多人。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

       士大夫们不畏艰险的精神虽然可嘉，但他们与宦官的实力想去太远，他们为打击宦官、恢复皇权的奴隶都归于失败。更严重的是，这中斗争极大的小号了统治集团的内部力量，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手袋了严重的影响，使地方割据势力更加有恃无恐，促使大唐帝国走向风雨飘摇的地步。

       （四），朋党之争严重破坏正常行政秩序

       士大夫之间的“朋党”之争是中国官场的顽症和癌疾，唐朝后期的“朋党”之争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对唐朝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大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它造成的后果：每一个“朋党”相争时，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事情时所提出的观点、或解决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否定对方，肯定自己、不辨是非、不讲原则。这对一个国家而言，百害而无一，唐朝著名的“朋党之争”就是“牛李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半个世纪，是唐朝晚期本来就不和谐的政治生活平添了几分混乱。

       “牛李党争”的“牛”。就是牛党首领牛僧孺、李宗闵，“李”是指李党的首领李德裕。两党制争源于一场科举考试。在唐宪宗元和3年（公元808年）的科举考试中，牛僧孺、皇甫、李宗闵三人在答题中队时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杨於陵、韦贯之评为上第。触怒了时为宰相的李吉甫，他是“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对唐宪宗陈诉，说翰林学士裴、王涯在审查考卷时有徇私舞弊的行为。唐宪宗勃然大怒，将裴、王、杨、韦四人免职贬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没有受到重用，被外放充当藩镇幕僚。事后很多人为 牛僧孺等人鸣不平，指责李吉甫妒贤嫉能。于是唐宪宗于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节度使”，启用被贬职的出任宰相。河阳、两排在中央就独有了代表人物、出现了初步对立的局面，但这时还属于“牛李党争”的形成时期。在这以后的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两党势力互有进退，一党执政，就将另一党贬至朝外。

       “牛李党争”的特点是政治主张不同：“牛党”主张维护以进士科取士，而“李党”对科举制度不满，要求改革选举制度；“李党”力主削弱藩镇势力，恢复中央权威；而“牛党”则反对用兵藩镇，主张采取妥协政；“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而“牛党”却极力反对。从他们的主张看出其以为否定对方、不讲原则的特点。唐文宗大和5年（公元831年）、镇守西川的李德裕奏请朝廷收复吐蕃占领维州，当时形势对唐朝十分有利，可是再吵的“牛党”首领牛僧孺却坚决反对。到唐玄宗大中3年(849年）“牛”的杜收复了维州，再吵的“牛党”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由此可见，“朋党之争”的特点是对人不对事，哪怕是正确的只要是对方提出的，就要坚决反对。

      “牛李党争”是继“南衙北司之争”后的另一场统治阶级的内耗斗争，而且旷日持久，朝野震惊，破坏了日常的议政施政乘虚，扰乱了皇帝大政方针的制定。加以各党委了一己之私，内连阉官，外结藩镇，使三股势力都深入唐朝政治生活，大臣们只知互相倾扎，置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与不顾，造成唐朝国家衰亡。

       （五），农民暴动彻底瓦解了唐朝的统治

       唐朝后期，由于前棉所述的几个原因，加速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复杂化，于是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农民暴动——王仙芝与黄巢暴动。

唐僖宗乾符2年（公元875年），王仙芝、黄巢先后暴动，他们协同作战，转战山东、河南湖北一带；不久又粉饼作战，唐僖宗乾符5年（公元878年）王仙芝展示，部众尽归黄巢。正当他准备攻取洛阳时，唐朝军队大连了他的计划，遂转战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7月，黄巢利用“淮南节度使”高骈与中央猜疑并畏惧暴乱武装的形势，北杜长江，攻占洛阳，12月攻入长安，唐僖宗南逃成都。是年12月13日， 黄巢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该院“金统”；将原来的唐朝官员三品以上全部革职，四品一下酌情留用；唐朝皇族凡是留在长安的，全部被杀掉，家产被没收。

       唐僖宗中和2年（公元882年），暴乱军将领朱温投向唐朝，沙陀族李克用亦乞降于唐朝，唐朝军队开始反扑。中和3年，黄巢退出长安。在朱温、李克用等军队的包围和狙击下，黄巢退入山东莱芜境内，中和4年（公元884年）战败自杀。

       王仙芝、黄巢的武装暴动彻底摧瓦解了大唐王朝的统。暴乱吾皇的叛将朱温成为左右唐末证据的人物。唐昭宗天复3年（公元903年），朱温将内侍省几百名宦官全部杀掉，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就地正法，宦官转正到此结束。唐哀帝天祐4年（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该过好“梁”、定都开封，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十国”（“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时期。

       唐朝子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后的150多年的历史，是出在动荡中的历史。其证券得以这么长时间的维持，有赖于唐朝前期君主的励精图治打下的坚实基础，也有赖于后期有作为君主的亡羊补牢。唐朝的衰落源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灭亡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严重动摇了唐朝统治的阶级基础，因而政权日趋腐朽、百姓生活日趋悲惨、最终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暴乱武装的沉重打击下，唐朝统治彻底崩溃，统治中国290年、国际威望很高的大唐王朝手中正寝。